仲大军：我们为什么学不了陈寅恪？

当代中国学者状况：我们为什么学不了？

----中国事业部门的下一步改革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7年7月12日

    陆一先生发来易中天教授的一篇文章《劝君莫谈陈寅恪》，既写出了陈寅恪先生独立自由的人品性格，又写出了今天随波逐流、与陈寅恪品格大相径庭的社会风气。易先生感叹说今人学不了陈寅恪。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今人学不了陈寅恪呢？主要是建国后形成的国有制体制。

一、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可用唐太宗的一句话来描述：“天下人才皆入我彀中。”可以说在封建政治时期，历代帝王无不延揽人才，科举制成了统治者延揽人才的主要体制。

    而到了近代中国，由于西方文化和政体的引进，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出现了新变化，那就是由政府包揽到淡出政府势力之外。

    应当说陈寅恪这代学者是辛亥革命后出现的一代学者，民国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思想最自由开放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诞生了一批最有独立自由精神的学者，如陈独秀、毛泽东、陈寅恪、胡适等，尽管他们的思想观点不同，但他们百花齐放，尽显独立而自由，他们是中国历史夹缝中的一代学人。也正是这一批人，创造出了中国近代的第二次革命。

    1949年建国之后，思想禁锢再次形成，特别是计划经济和单位国有制使独立人格的经济基础完全丧失，学者和知识分子都要按政府的一种意志和思想去做事，去思考。久而久之，中国的独立品格、自由精神逐渐消失净尽，依附性、单一性、机械性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

二、改革开放后的新气象

    但自改革开放之后，又有了思想自由的新气象。知识分子的僵硬板块出现分裂，极少数学者脱离体制进入了市场，从而获得了相对大一点的思想自由。譬如仲大军、茅于轼、曹思源、温元凯、盛洪、陈丹青等先生，他们都转变了身份，成为市场中人，成为体制外的学者。这种身份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使他们脱离了依附性，从而有了相对独立和自由的性格。

    与此同时，大批仍然呆在体制内的学者身在曹营心在汉，既是官方学者，又具有市场情怀，一心二用，也为中国改革的鼓与呼和思想创新做出了不少贡献。应当说20多年来，中国绝大多数的思想创新来自体制内。体制内学者的自我突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改革的不彻底使知识界出现畸形化

    但中国的改革又如此不彻底，20多年间，市场化的部门只是商业和企业，而不是教育、医疗、新闻、文化和社科部门，大批学者仍然滞留在国有的事业单位，属于国有学者，这些学者仍然要仰仗财政开支，吃国财政饭，同时又享受着市场外快。因此，中国体制内学者在仍然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的情况下，成了左右逢源的市场新宠。

    更可怕的是，这些计划经济时期延续下来的教育、医疗、新闻和科研部门，仗着名牌和无形资产的优势，逐渐演变成官僚垄断部门。如中央电视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还有医院、社科院等等院所，由于他们头上有着政府部门的炫耀光环，在一个半市场、半政府的市场经济中，这些部门享尽了权力加市场的好处，使这些部门的知识群体大部分成了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独立性与客观性。

    前些时候出现的北大教授邹恒甫与张维迎之争，便暴露了体制内学者的问题。这种特权与垄断地位，使一些学者已经成为社会的新贵和暴富群体。在对北京一些豪宅高档住区的调查中，教授学者已经成了豪宅重要的购买者，有些学者年收入高达几百万元，而那些中央电视台的大牌主持人和制片人，也大多成为富人群体的成员。

    象易中天教授，借着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一举成名，出一本书稿费就赚到几百万，到武汉参加一个活动的出场费就达到13万元。象这样的学者怎么能不屈从于市场和特权的诱惑。

四、中国事业部门的下一步改革

    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可能只有权力、垄断和特权的利益。他们能真正为社会大众思考吗？能设身处地发现下层社会的疾苦和问题吗？能成为中国平等目标改革的真正动力吗？假如当今的知识产业体制不进一步改革，中国的社会就会继续扭曲下去，中国知识群体就会仍然是一个特权阶层和政府的依附体，中国改革就会充满精英色彩。

    很明显，下一步改革的目标越来越逼近新闻、教育、医疗、文化、研究部门这些特权垄断的事业单位，如果这些部门再不改革，它们必然与大型国有垄断企业一样，成为中国不平等竞争的一个个新堡垒，成为中国新的垄断部门。

    而改革的具体措施只有一个，那就是打破垄断，公平竞争，政府放开对教育、医疗、新闻和科研的垄断，让民间自由办校、办报、办医院。只有展开公平竞争，打破垄断，中国的教育、医疗、信息成本才会下降，中国才会有独立的精神、平等的社会风气和自由的人格出现。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还是要谈陈寅恪，学习他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