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我对他的认知是模糊的，尽管从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网站阅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也了解一些他参加的活动，但就他的价值追求和政治立场而言，我还没有准确的把握，因为从他的文章看，大部分都显现了左的特色，但也有少部分文章在观点上又有明显右的痕迹，特别是与右翼精英打着火热，一起频繁地出入公众场合，使人很难将他同左派联系起来。虽然我在前面博客介绍新左派著名人物时加上了他，但那是更多地出于左翼网站对他的认可。这次听了他的演讲，有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基本判断。
仲大军先生演讲的题目是《改革开放的进与退》，题目确实很吸引人，可内容并不精彩，没有突出的亮点，特别是在阐述“怎么进”、“怎么退”的问题上，存在诸多逻辑矛盾，比如一方面肯定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效率，另一方面又认为是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如果是这样，公有经济和计划经济效率从哪儿来？），又如一方面批判右派权贵精英，另一方面又否定“一党执政”，鼓吹政治多元化（他所否定的东西不正是右派所推崇的吗？），如此等等，使听众不清楚他到底要说什么？由于某些话语上的不投机，加上一些右的言论刺激，会场出现躁动，一部分人忿然退场。随着一个80后小伙子喊出“反对”，会场秩序彻底打乱，要求质问的声音此起彼伏，会议主持人郭松民被迫中断仲大军的演讲，早早进入互动环节。由于发言者提出的问题大多很尖锐，而且主要针对仲大军演讲中的漏洞发问，仲先生非常尴尬，只好避实就虚作出一些回应，最后草草收场（准确地说，是狼狈立场）。
仲大军这次讲演失败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有三点：
一是立场不鲜明。从大军中心网站记录的言行看，仲大军只是在反对过度自由化，反对过度开放问题上表现得很彻底，其他方面特别是对待右派倡导的西式民主改革态度是暧昧的，在某些场合还表现出对“自由”“民主””的偏好，这有点像有点革命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不满意现状，又怕失去既有利益。正是左翼立场不坚决，才产生了某些观点上与左派的冲突。因为无论是极左派，还是新左派，政治立场都旗帜鲜明，前者在经济上虽不反对适度市场化改革，但坚决反对过度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过度开放（仲大军在这一点上与新左派相近），在政治上虽不反对推进政治民主化，但坚决反对西式民主，坚定支持共产党一党执政，在文化上虽不反对吸收外来文化，但坚决抵制资本主义价值观，坚定捍卫马克思主义；后者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以毛时代作为标准，价值追求的鲜明性自然不必说了。面对这些新作和极左听众，仲大军的演讲自然无法对上点。
二是内容安排不当，仲大军在改革问题上，正如自己所言，思考是不深入的，“中国向何处去”还很“迷茫”。而在“开放进退”方面，分析思考相对系统，而且主要观点都已被左派认可，既然如此，他应策略地避谈或少谈“改革”的进退问题，即便要讲，也应在一些取得共识方面谈谈自己的体会，而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讲“开放的进退”，这样能够获得更多的共鸣。不幸的是，他那天正好反过来，在自己薄弱环节反复折腾，矛盾错误也就在所难免，遭遇“炮击”也就是成为必然。
三是理论功底不足，仲大军只是一个经济观察家，不是一个经济学家，在经济理论上造诣不是很深，这也决定了他对经济现象的考察很难深入本质，很难像经济学家那样用理论支撑自己的观点，他只能用例证分析，而这种方法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既可以证实，也可以证伪，用99个例子印证都是正确的道理，只要用一个反例就可以证伪。没有严密的理论逻辑分析，观点很容易被驳倒。去年“普世价值”的争论中，司马南也就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陷入困境，为什么肯定普世价值的人把矛头不对准侯慧勤教授而集中“围剿”司马南呢？不就是因为侯作为一个学术名家，其观点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精深的理论分析基础之上，一般人不敢也无功力与其对话吗。当然，司马南和仲大军在论辩中的角色是不同的，仲大军受到的质疑来自左派，这一点与司马南正好相反。撇开观点对错，仲大军和司马南相似——理论装备不足以应对反击。
由此看来，乌有之乡以后举办此类活动，一要和讲演者有一个沟通（内容上）二要和听众有一个沟通。劝导听众尊重演讲者，在某些方面演讲者有不同看法，应该予以谅解，不要轻易地的进行攻击。拿仲大军来说，思想是总体上看是左倾的，起码是左翼朋友，在目前左派力量还很薄弱的情况下，只要能够支持左派，哪怕支持很有限，都应当抱着欢迎态度。三要多请一些在理论观点上比较成熟的学术名家（比如韩德强、左大培），逐渐提高活动的层次和影响。其实左派现在不缺思想，也不缺口号，缺的是这些思想的理论论证，如果取得一些学术名家的支持，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知识分子进入，而且也能尽快实现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统一，改变目前的弱势地位。
4月27日晚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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