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世界一流大学

http://y.sina.com.cn 2005年02月23日 16:04
东亚经贸新闻 　　李 晓
近一两年来，关于中国大学管理制度改革的议论不绝于耳。尤其是在2003年5月底至6月初北京大学推出教师人事制度改革草案之后，更加引起了国内各界的高度关注。在此过程中，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博士的关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讨论格外令人瞩目，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有关“世界一流大学”的辩论热潮。
丁博士自诩为“国际非盲流”，多年来一直在世界各地进行学术访问、教学工作，对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大学制度及其历史沿革颇有研究。近年来则更是“抱着宗教般的热忱”，将推进中国大陆的大学改革作为自己的“志业”，以“在中国土地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传教士”为己任，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和浙江大学等高等学府做过多次有关“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和关于大学改革问题的学术报告，并就此多次接受《21世纪世界经济报道》等知名媒体的采访。近日，北京大学出版社将这些报告和采访汇集成书，以《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为题出版。
这是一本少有的让人必须一口气读完且仍需反复玩味的书。读完这本书后产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世界一流大学？这本书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所大学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物质实力，二是制度，三是精神气质。中国的大学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概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找到原由。
关于物质实力也就是资金或经费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包括今天在内，中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的确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将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不足(事实上政府对少数几所国内顶尖级大学的投入是相当可观的)作为我们无法搞出世界一流大学的理由，是对社会的一种严重误导，它无法解释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中国引进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一百多年来，高等教育界人才辈出的时期有两个，一个是“五四”前后，一个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华人诺贝尔奖的两位得主李政道、杨振宁就出自这里)，那是国难当头、中国最为贫穷的时期。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界的资源状况一定不会比现在好，为什么会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中国的大学办得不好，问题不是缺钱，而是出在制度上。起码可以说，目前中国的大学在学术规范方面远未恢复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水平。
另一方面，现阶段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动员社会力量办学方面大大地落后于现实需求。这是目前中国大学经费不足或资源配置不当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的大学办得好，得益于办学的多样性，它的大学体系不是以公立大学为主，而是以多元的社会财源办学。这不仅使大学的数量足够多，使更多的人能够上大学，也使得好的大学可以在全国统一考试的硬指标之上，推出自己的附加标准，而且大学的收费水平也会拉开档次，形成一个多层次的、竞争的大学教育市场。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接近或达到2000美元时，国民对大学教育的需求将会急剧增长，以民间资源办大学的物质条件也会相应成熟。日本在1970年代以后私立大学的迅猛增加证明了这一点。丁博士认为，中国应当尽快开放动员社会力量办私立大学这条道路，因为就目前中国民间社会的各种资源来看，办私立大学的条件是相当充分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套独立、透明、公正的高等院校评鉴规则。为此，中国需要建立一个严格的大学资格的审查委员会——大学资格评鉴委员会。它应该有政府参与，但绝对不能成为政府的附属部门。它应当是一个具有公信力的、着重专业资格和水平的审查机构。
丁博士在这本书中笔墨着重的是大学的体制或制度。他有句让中国的大学领导们坐不住的话，听起来十分尖刻但并非离谱：“中国大学是本科生比研究生好，研究生比教员好，食堂比图书馆和实验室好——中国大学里的那些好食堂跟国外大学的食堂相比，办的还是挺不错的。最不能跟别的国家好大学相比的，是领导方式、是大学管理体制，那不是量的差别，是质的差别。主要就是因为这种管理体制不合理，才导致大学里的真正出色的人很难发挥全部潜力，越想发展，越有阻力；甚至于越是出色，日子越是难过。”所以，“这就造成了北大、清华等中国的名牌大学变成了美国和西方大学的‘预科生院’”。
中国大学制度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大学管理由行政主导向学术主导的演变。这里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确保大学运作的独立性，二是如何形成一套相对透明、公正合理且严格的聘请教员和对教员学术水平进行评鉴的规则。
197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使人们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自主权，当中国的企业是“衙门”或者是“衙门”的附属品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没有希望的；同样道理，如果中国的大学仍然是“衙门”或者“衙门”的附属品的话，中国的大学也没有希望。大学自主运作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学的教员制度设计。其核心就是教授参与治校。
如果一所大学的管理权主要是在专职行政人员手里，让行政人员来左右教员的升迁、把握大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大学是决然没有未来的。因此，大学的学术评审制度是否科学、程序是否公正是大学能否独立运作、能否提高学术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关键。我们知道，孔宪铎先生领导下的香港科技大学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个中缘由，就在于它在教员制度设计上一开始就以美国一些知名大学的学术评审制度为标准，在大学运作的制度层面上，实现了全球化的设计。对此，丁博士在书中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
University(大学)的词根是universus，是普遍、整个、世界、宇宙的意思。因此，当现代大学的鼻祖在公元1100年前后出现于意大利中部的时候，它的精神气质首先就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所谓普遍主义的精神，针对大学而言就是真正的科学精神，它是抱着对宇宙中未知的一切的好奇精神，是基于纯粹的好奇心而诞生的一种系统的思想，它不带有任何功利主义性质，去关心一切、怀疑一切和探索一切。要做到这一点，大学必须进行开放的独立研究。
这种开放或者说普遍主义的精神，按照丁博士的说法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你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你的教员必须来自五湖四海，不能仅仅来自本校、来自本地区、来自本国，因为知识无疆，教员的近亲繁殖必然导致衰败，这是生物学的基本常识；二是你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你的学生整体必须是广泛和多样化的，学生的来源不能只从一个地区招生，不能用一个标准来筛选学生，更不能用一种模式来塑造学生；三是你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你的教学体系、课程和研究项目也必须是普遍主义的，世界标准的。总之，按照丁博士的说法，就是“人要来自五湖四海，派要出于三教九流”。反思起来，现阶段中国的大学缺乏的正是这种大学精神。
这种叫做大学精神的东西力量巨大，它不仅可以消灭无知和愚昧，甚至可以战胜或抵制邪恶。在二战期间，法西斯德国在对伦敦进行狂轰滥炸时，惟独没有轰炸牛津和剑桥，盟军在轰炸德国时，同样避开了德国的大学城海德堡。大学在现时代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创新的最重要的源头，其大学精神的主要产品是产生伟大的思想，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伟大的影响，于是才可以产生伟大的国家。丁博士断言：如果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仅有众多的大学还不够，还必须要有伟大的大学，即具有真正的大学精神的大学。
综观世界历史，大学兴衰关乎国家兴衰。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英国“工业革命”，再到“美国世纪”的兴起，无不佐证了一个道理：哪里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兴起，哪里就有民族的兴旺，就会有世界一流国家的崛起。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要看二十一世纪究竟是谁的世纪，不看别的，就看谁拥有更多的世界水平的大学。
丁学良博士简介：
丁学良博士1984年赴美国求学，1992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在国际知名学者丹尼尔·贝尔教授的古典式教育下获取了博士学位，随后在环太平洋地区从事比较现代化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现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任教授，从事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全球化和大学制度等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