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发明不了拖拉机

[一种声音]中国人为什么发明不了拖拉机  

我国古代有一句格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器”就包括我们在这本书里所说的各种各样的生产工具。历史上每一次“民富国强”局面的出现，都是从发明和推广先进、高效的生产工具开始的。我们今天特别强调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因为只有创新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是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我国的传统农具不仅在本国文明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其中有一些还流传到了周边国家甚至远传西欧，对世界农业文明进步做出了贡献。

在古代农具史上，影响最大的是犁具和牛耕的发明。传统农业中使用的犁是由原始社会的耒耜逐步演变而来的，因此古代文化常以耒耜来称犁。犁的发展历程是先有木石犁，而后有金属犁，后者又分为青铜犁和铁犁。《山海经》里有一段记载说，远古时代的“农神”后稷降百谷，后稷的侄儿叔钧“始作耕”。但是传说中的“耕”还不是今天所说的用犁耕地。更有意思的是，甲骨文里有一个“勿”字，有人把它解释为犁，而将“物”解释为牛拉犁的象形字，因此主张商代已经有了耕犁和牛耕。但是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无论在文献上和文物上都找不到殷商时代已有牛耕的证据，而认为甲骨文中的“物”字的右半部“勿”是一把沾有血点的刀，所以“物”应该是用刀宰牛的象形字。不过，到了春秋时代，牛耕就有了确实的文献记载。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在当时大概还不很普遍，还比较新奇，因此喜欢赶时髦的知识分子就用“牛”和“耕”来取名字。例如，孔子的弟子里，有人称“冉耕字伯牛”，也有人称“司马耕字子牛”，等等。

牛耕这种生产方式代表了一个新的生产力时代的到来。从单纯依靠人力耕作转变为利用畜力拉犁，是一次革命性技术进步。它在农业发明史上的地位，一点也不亚于近代发明的拖拉机。另外，制作牛耕所用的犁需要掌握一定的力学原理，表明当时已具备制造复杂农具的工艺技术。

继耕犁之后，我国又发明了播种用的耧车。它是一种用畜力牵引的播种器。东汉人崔寔的《政论》中记载这种耧车的用途和其功效。作为专用的播种器具，它已具有当代播种机的某些原理和雏形。用耧车播种，能做到行距一致，深度一致，疏密均匀，并且在播种时，将开沟、下种、覆土等作业环节合并进行，既提高了播种质量，又提高了工作效率。我们的祖先不仅驯化了庞然大兽如牛马驴骡来挽犁、拉车、骑射，还利用水力、风力来推磨践碓，提水灌溉，做到“延身借力，其利百倍”。我国在汉代就已有了畜力碓和水力碓，用来加工粮食，脱壳磨面。到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更多的精巧的发明和创新。例如，魏晋南北朝时的崔亮发明了用一个水轮推动八个磨盘的“八磨”机，使粮食加工的功效提高了八倍。西晋时有人对“八磨”做了改进，将水轮转动改为用牛推拉，史书上说是“策一牛之任，转八磨之重”，这样就可以在没有河流的地方也能用上高效的“八磨”了。元代的农学家王祯称八磨为“连磨”，并为我们绘出了一幅一目了然的立体结构图。

还有一种极尽机巧之能事的磨车，是由南北朝的发明家石虎制作的。

它的工作原理是，利用马车前进的动力，通过一定的连动装置带动石磨的转动机械，使马车在前进中同时可以加工粮食。这可能是为了在流动性强的特定环境中（比如运动中的军队）使用。这种机械装置肯定比较复杂，后世未见推广。但是，石虎的发明思路，十分值得赞赏。还有，南朝著名数学家祖冲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正确计算出“圆周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祖冲之同时也是一个农具发明家，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据史书记载，祖冲之曾经发明、制造了结构很复杂而且很实用的水碓和水磨。

大致地说，我国古代关于农具的重大发明，到魏晋南北朝时，已经基本齐备了。传统的人力操作的小件农具自不必说，即使是后世习见的畜力农具以至借助水力的比较复杂机巧的谷物加工成套装置，到此时也相继发明了。

看到这里，读者不禁要问：我国古代有如此众多而且先进的农具发明，为什么近代那么多划时代的科技发明创造，总是远离我们拥有五千年文明积淀的祖国？为什么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拖拉机等等竟没有一件是在充满智慧的中华大地上首先制造出来？要回答这个沉重的问题，我们还得回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我国过去几千年都处于农业社会，其主要特征是以农养生、以农养政。人要生存靠农业提供衣食之源，国家政权要正常运转靠农业提供财政来源。历代君王都深知“国之大事在农”，不得不以农为本，实行重农政策。但是，历朝历代封建朝廷差不多都实行以重税为前提的重农政策。为推行这些重农、重税的政策，他们把土地、户籍的赋税制度捆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封建制度。虽然有过几次农业税费改革，但只是在纳税对象、方式、时间等方面加以调整，征税总量却总是有增无减，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重税的本质。显然，传统的重农思想在于重视农业生产、重视农业税收和重视农民力量的利用。这些重农政策的结果总是损害农民的利益。可以说，封建社会的重农实质上是重民力而轻民利。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农民即使生产再多的农产品，也不能品尝自己劳动成果的喜悦，甚至有“苛政猛于虎”的惊叹。

由此可以看出，重农思想的核心在于重“民”。但“民”从来都不是权力的主体，“君”才是主宰。重农的结果只能培育出对“皇权”和“官”的顺从和服从。皇权专制和官本位的存在，使得以农民为主体的我国封建社会缺乏民主意识，农民从来都不能平等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农民的利益和权益常常被侵犯和剥夺，因此造成了无数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都是在“治乱交替”中发展演进。封建统治者提出的“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吏为民役”等等“重农”思想，只不过是为缓和阶级矛盾的政治话语。一个不能维护大多数社会成员利益的社会不可能做到“长治久安”。而社会周期性动荡不安，自然就会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公元6世纪后期，隋朝创设了科举考试制度来选拔官员，而考试的内容主要来自“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从此，“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更加根深蒂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终日埋头于儒家经典的诵读，陶醉于摇头晃脑的“入仕当官”的憧憬之中。由于“官本位”的影响，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对行政权力有着很强的依附性。如果一个民族的精英们都一心只想着去当官，这个民族就会失去发明创造的动力和灵气，甚至会把科技发明贬为“雕虫小技”而不屑一顾。然而，在地球的另一边，欧洲各国在14世纪兴起了文艺复兴运动，大批知识精英开始为科学实验穷思竭虑，甚至不惜为科技发明而英勇献身。有两件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里的事情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和回味。一件是，1665年，牛顿（1642-1727）在剑桥大学数学系接受毕业论文答辩时，我们的一代明君康熙皇帝却以“子击磬于卫”（语出《论语·宪问》）之类的题目举行科举考试。后来，牛顿成为经典力学三大定律的发现者，而康熙皇帝当年录取的进士们大都成了鱼肉百姓的官员。还有一件是，当著名生物遗传学家孟德尔在19世纪中期进行植物杂交试验发现了生物遗传变异定律，从而使生物育种产生划时代变革时，清朝政府却在颁行以千百年经验农学为基础的《授时通考》，以此作为地方官员推广农业技术的依据。

看了上面的两个事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华民族在强盛了几千年之后，竟在“历史的一瞬间”就落后到挨打的地步。本书中已经提到，我国传统的农学思想很注重农业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治国安邦的实用性。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制定的农业政策，有效地调控了农业社会的运行，创造了高度的农业文明。但是我国传统文化缺少独立于政治功利之外的求真求知、追求科学的精神。我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归根到底是科学技术的落后，是农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落后。

 封建社会的全部制度安排都是为了巩固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它总是把工商业的发展困囿于小农经济的范围之内，由此形成了闭关自守、安土重迁的民族性格。我国拥有广阔的领海和绵长的海岸线，自古就拥有堪称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航海中必不可少的指南针是我们的祖先发明的。可是几千年来，我们几乎没有从海洋交通中得到好处。明朝著名航海家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还早了将近100年。可是郑和七下西洋，却没有引领我国走向世界，没有促使我国走向开放。在郑和下西洋400多年后，西方列强的远洋船队把我国推进了半殖民地的深渊。同样，我国在明朝晚期就通过来华传教士接触了西方近代科学，著名农学家徐光启还与传教士们成了好朋友，得益于传教士的介绍而写成了《泰西水法》。我们接触西方近代科学的时间远比东邻日本早得多。然而后起的日本在学习西方近代文明后很快强大起来，公然武力侵略我国，给我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历史灾难。这段沉痛的历史，永远值得中华民族炎黄子孙铭记和反思。

如果对公元纪年两千年来的人类文明积累作一个粗略的回顾，那么可以这么表述：前一个千年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独领风骚一千年”；后一个千年的前半期中国与西方国家共同发展，不分高下雌雄，后半期中国逐渐落后，最终发生列强入侵、落后挨打的历史悲剧。从古代的农具发明推广史来看，历史的脉络也基本如此。中国没有最先发明拖拉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中国创造过辉煌，中国正在崛起和复兴。中国有能力在人类的第三个千年里再创辉煌！作为本书的结语，我们借用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与读者共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来源：学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