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桃花扇

泰州·桃花扇

祝勇

一

泰州与一个人的名字息息相关：孔尚任。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一六八六年），这位孔子第六十四代孙，以水利官员的身份抵达泰州。他或许没有想到，这座水城修改了他的身份——当他离开这里时，他的官职已经无足轻重，而他在这里完成的戏剧却使他名噪天下，他为这出戏起了一个动人魂魄的名字——《桃花扇》。

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回顾了《桃花扇》的写作过程。他说：“（这出剧）凡三易稿而成书”，初稿写于未仕前，因见闻不广，只是画出一幅草稿，并未真正写成；三稿写于康熙三十八年六月，由于田纶霞索览，不得已，只好“挑灯填词，以塞其求”。对于最重要的写作阶段——在江苏泰州的写作，孔尚任讳莫如深，即使在《湖海集》这些诗文信札里，也对此守口如瓶，这表明了他对官场潜规则的深深忌惮——浑浊的官场，从来都不需要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只需要审时度势的经营者。苏州知府吴绮、荆州知府袁于令，都由于他们的文学成就而被弹劾罢官，成为官场的反面典型。个人才能的发挥通常被视为对整体秩序的挑战，而遭到官场的断然否定。

悖论也正是在此时出现——孔尚任最初是带着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来到泰州的，他来的时候，没有任何从事业余文学创作的打算，而是一心一意地，试图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邓孝威在《湖海集序》中描述孔尚任的状况：“先生以疏浚海口之役，浚黄河、越射阳、下萸湾、入海陵（即泰州）。继移昭阳，驻草堰，遍历诸场亭。”但是，他的书生意气很快就失了锋芒，官场以强大的韧性不动声色地对付这位钦差的雄心勃勃。十万火急的治水方略，在进入结构复杂的官场程序之后就再也不见了踪影，只有没完没了的勾心斗角、阴谋暗算，像成群结队的苍蝇，不请自来，挥之不去。中国官场有着比蛛网更加复杂的结构，任何一个有志之士，都会在其中迷失自己，不知何去何从。孔在康熙二十七年（公元一六八八年）给内弟信中，表达了他的无奈：“下河一案，千变万化，虽智者不能测其端倪。弟沉浮于中，莫知柢止，盖宦海中之幻海也。”（《答秦孟岷》）所谓的立德立功，似乎成为官场的圈套，或者说，一个巨大的骗局，引诱它的信奉者，以飞蛾扑火的动人姿态前仆后继。中国官僚系统最大的敌人就是它自己，它标谤的所有信条都会无一例外地在它的内部粉身碎骨。

孔尚任显然不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政客，他的远大志向在现实政治面前很快一败涂地。不仅治水的专款去向不明，连他的工资，都成了问题。失去了对权力和金钱双重依仗，这位钦差大臣势必一钱不值。这个世界早就制定了一套严谨的实用主义法则，每个人都对这套法则深信不疑并且不折不扣地执行；贯彻起来，远比那些虚无缥缈的政治理想更加严肃和坚决。如同一位朋友所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长生不老丹、后悔药等少数几种不幸被证明为不存在的事物外，几乎没有花钱买不到的东西：花容月貌、来自无能者隐蔽部位的快乐、爱情、机遇、官衔、荣誉直至性命，都明码实价，在货币定义过的市场上随处兜售；相反，一个人如果没有钱，基本上就被解除了生存的权力，也基本上被认为是死定了。以清明仁德自居的官僚体统，非但没有让金钱的威风更加隐蔽和含蓄，相反，使它变得更加嚣张。在这些权力和金钱的双重强迫症患者眼里，一介书生的道德理想不值一提。于是，这样的场景不会令人们感到奇怪：钦差大臣无处居住，只好栖身于一座破庙中，一日三餐难以为继，只好把羊裘葛袍一一送到典当铺，甚至，向人们伸出他高傲的手……

来自官僚系统的围追堵截，把孔尚任逼回到书案前。他在一个凄寒冻饿的除夕之夜写道：“宦冷偏留湖冻处，家贫还累母残年。人情薄厚今宵见，仕路逢迎几处全？”（《除夕夜感怀》）此时，他的官宦生涯已经具有十足的流浪或者说放逐的意味。他在纸页间保留了内心的火种，以书写的形式，表达与世界对抗的决心。

二

泰州在一次旅行中浮现出来的时候，桃花刚好开始肆无忌惮地开放。粉红的桃花，以它不可置疑的坚决，封锁了春天远遁的道路，使我们关于泰州的所有回忆，都在那个春天里被完整封存。二十一世纪的泰州是幸运的，无须再像三个半世纪以前那样，同时面对爱情的寂灭与信仰的死亡。我们在三百年前的桃花里穿行，心情早已与那段惨痛的历史了然无关。我们顺着凤城河，沿踩菱榭、桃花岛、渔壮园、清风阁、藕花洲、浮香亭、来凤楼、关帝庙、望海楼，一路走下来。泰州以一种淡雅的气质透露了这个时代的真相——从容、端庄、静穆、清朗，不再有撕心裂肺的内心纠缠和生死契阔的命运抉择，当然，也不会再有《桃花扇》。

我们目睹的陈庵，自然与孔尚任不同。在经过修复之后，它呈现出极盛时代的完美造型。它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厚待的，它的清风绿波、曲径长廊，把我们的进入变成一种仪式。空间的变幻像音乐的节奏一样，与我们的步伐遥相呼应。我们在灯火灿然的厅堂内畅饮，窗扇全部打开，看得见夜幕中的飞檐正以倒影的形式潜伏在池塘深处，像一只躲在暗处的船。对孔尚任而言，这有些不公平，因为在他的凄寒夜晚中，他只能在想象中走入这座华丽的寺庙。那时的陈庵已破败不堪，只剩下一座藏经楼与两侧的厢楼，连围墙都没有。因而，陈庵留给他的记忆，绝对与享乐无关，繁华，只能在他的想象中出现：“当日之规模虽不可见，每周行于楼傍之隙地，时得所为故井遣灶，及瓴瓦朽柱，与夫破碎之什器，故知当日者，必极其宏丽，极其周至。”从残余的细节出发，以考古工作者的耐心和细致，对它昔日的雄壮进行推测。昔日的陈庵像一个巨大的幻影笼罩在他的头上，像他心里的梦想——破碎永远是现实，完美则遥不可及。

三

泰州在宋明两季，迎来它的全盛期。 徐一清先生在《泰州赋》中描述泰州：“泰州江北水乡地，有异江南。其间大河开阔，风帆远近；港汊曲折，芦荡幽深。城皆环河，村必抱水。……万篙齐举，千舟竞发……麦风秧雨，此唱彼和……”在沧海、河流、风帆、芦苇之间，穿插着城垣、桥涵、街衢、老屋、鹅鸭、藕菱、清风、明月、玉箫、优伶……最常见的当然是贫家的女子，像秋冬两季的薄雪，清新彻骨中，透着一种无法描述的温存，保佑自己的家园。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梦境，充满水、植物与诗歌的芳香，以及人间烟火的迷人气息。

然而，这两个繁花似锦的朝代，不约而同地在血腥鏖战中告终。来自北方的两股势力先后席卷了南方的江山，轻灵秀逸的南方，无法与金戈铁马的北方对峙和抗衡，在这样的较量中，南方宛如所有的艺术品一样变成易碎品，被突如其来的马蹄毫不迟疑地踏碎，变成血泊里的粉末与残片。在“快乐”一词中，“乐”表明感受，而“快”，则是一种时间上的限定，它注明了欢乐的时间段落——对于它所有的时间承诺都是谎言。上帝通过严格的限制，实现对欢乐的定量分配。南方这种周期性的劫难，不知是否使人们意识到，在享乐与苦难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隐约的线索？难道毁灭的咒语永远尾随在快乐之后，而极乐世界的尽头，必然是死亡的深谷？

孔尚任似乎从一开始就觉察到欢乐中埋伏的危险，扬州的官筵不加节制的奢华令他目瞪口呆。他在《有事维扬，诸开府大僚招宴观剧》中，有如下描写：

“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绮。朱橘黄橙香者橼，蔗仙糖狮如茨比。一客已开十丈筵，客客对列成肆市。钧天鼓乐何震骇，絮语热言须附耳。须臾礼成各举觞，一箸一匕听侑史。江瑶施乳曾耳闻，讶紫疑红试舌齿。酒味法传太尉厨，雪水书生愧欲死。一樽未尽两部齐，双声叠作异宫徵。座客总厌清商歌，院本斟酌点凤纸。曲曲盛事太平春，乌帽牙笏杂剑履。亦有侏儒嬉谐多，粉墨威仪博众喜。无情哭难笑不易，人欢亦欢乃绝技！”

一些资深的享乐主义者，借助佳肴、美酒、鼓乐、歌舞、器皿、锦帛的声援，展示他们对于生活的全部设想。这样的奢华，不仅超出了孔尚任的预期，而且远远超出了他的承受力。享乐并非堕落，而过度则是罪恶。这是历史反复发出的警告。泰、扬（泰州与扬州相距仅一箭之遥）的生民，学会了以最妥贴的方式安置他们的生活，致力于打造一个世俗的天堂，让诸多道貌岸然的历史哲学和各种型号的乌托邦幻想深感难堪。但他们或许不会想到，他们对于生活的独创性正被肮脏的官场利用——雕梁画栋，锦衣玉食，在权力的庇护下，他们的欲望与日俱增。人民的勤劳智慧，反而助长了权力者的欲望，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限制他们，只有灭亡，能够让这些无耻之徒心服口服。

官场的奢华让孔尚任厌恶，而陈庵的贫寒更让他悲愤。现实生活的说服力，有时会超越任何书本。或许，在这种情况下，在孔尚任看来，似乎没有比表达这种愤懑更重要的事情了。

于是，一个血淋淋的故事，被孔尚任挖掘出来，尽管它采用了才子佳人的传统格式，但它却被纳入一个国破家亡的悲剧性主题中。难道醉生梦死，就是人生的全部愿望，而那个醉生梦死、被龙袍覆盖着的怪物，就是他们效忠的对象和赴死的理由？《入道》一场，孔尚任便借用张道士之口，对李香君与侯朝宗的爱情提出质疑：“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他对那种严丝合缝的大团圆结构充满鄙夷，它在结构上是破坏性的，一切都被撕碎了，包括那把鲜艳的桃花扇，每个人都按自己的节奏一步步走向幻灭和死亡。鲜血桃花，对于那些习惯了歌舞升平的眼睛来说，是那么的惊世骇俗。

孔尚任穿透现世的浮华看穿了它溃烂的核心。没有什么，比借用一双妓女的目光更加恶毒的了，而更加恶毒之处在于，他笔下的妓女比所有自命不凡的官场寄生虫和学院派知识分子更加圣洁，气节在那个底线崩盘的年代里可以成吨出售，而妓女柔弱的肩膀，却承担着业已生锈的道义。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写道：

“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馀孽也；馀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帝基不存，权奸安在？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人面耶？桃花耶？虽历千百春，艳红相映，问种桃之道士，且不知归何处矣。”

四

清康熙三十八年（公元一六九九年），《桃花扇》始以手抄本，继而以舞台剧的形式广泛流行。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记载，在首都北京，《桃花扇》的演出，几乎占据了所有的文艺阵地，其中，在北京下斜街、清初权臣李wei（上“雨”+下“尉”）的府邸——寄园的演出，场面最为宏大，来路各异的上流社会人士踊跃参加，“骈集者座不容膝”，而东道主，更是“诗酒风流”，被称为“今时王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一项文娱活动，《桃花扇》正在成为新的官场润滑剂。他们来自五湖四海，经历过不同项目的残酷决斗，在付出了无数条人命之后，居然和颜悦色地坐在一起，共同欣赏艺术家们的表演绝技。寄园的演出，“张施则锦天绣地，胪列则珠海珍山”，奢靡的生活，是这群不共戴天的政治敌人们中间的最大公约数，是他们的共同信仰，只有它，能够成为他们的共同语言，并把他们从山南水北纠结在一起。《桃花扇》丝毫没有起到针砭时弊的作用，在觥筹交错与众声喧哗中，李香君、侯朝宗的忧怨愤懑显得孤苦无援——习惯了靡丽笙歌的官场对此已经无动于衷。孔尚任的精神起义，在强大的官场生态面前显得那么力不从心。他手中的那把解剖刀无法穿透中国官场这个坚硬的固体，尽管它是那么的锐利。在李香君眼中，台下的一切都那么似曾相识，几乎是南明深宫的现实翻版。从第一出第一段开始，这出戏就这样唱下去：“偏是江山胜处，酒卖斜阳，勾引游人醉赏，学金粉南朝模样……”朝代无论怎样更迭，本质上却如出一辙，中国人似乎失去了从历史中汲取有价值东西的能力，人们对昔日的咒语置若罔闻，于是，台上与台下，形成了一种神奇的呼应关系，肉香飘溢的殿堂中层层叠叠的肥硕面孔，刚好给孔尚任的唇枪舌剑提供了靶心。从一个更大的视角看，这是一种多么罕见的配合，现实中昏噩的享乐，没有浪费他笔下的每一个字。二百多年后，另一出名声显赫的戏剧《等待戈多》里，有一位波卓老爷说出一句名言，大意是，这个世界上的眼泪是一个常量，有人哭，就一定有人不哭。这是一个关于眼泪的守恒定律，而这个定律，在此时此刻得到了最准确的验证。我们可以从一个场合里看到事物的两面，而厅堂中那些辉煌艳丽的灯火，则刚好照鉴了现实的无穷黑暗。

自泰州陈庵，《桃花扇》开始了它的成名之旅，洛阳纸贵，清康熙四十七年，（公元一七O八年），在朋友佟蔗村的资助下，《桃花扇》更得以大量刻印，流布更广；相比之下，现实中的孔尚任，则是一败涂地，康熙二十八年（公元一六八九年），他结束了尴尬的水利官员生涯，由泰州返回北京，尽管一六九九年，康熙三十八年，《桃花扇》剧本被呈递入宫，但这并没给他带来好运，这样一部作品显然无法博得帝王的欢心，不久，被罢官，继而深陷贫困无法自拔。他在《谢阮亭先生送米炭》诗中写道：

此时归计思千回，三旬九食不及算。

披衣开户犬乞怜，皴手才汲冻井盥。

早餐大于军国谋，獠奴画策予决断。

负手犹豫日亭午，饿腹雷鸣从者散。

此时，除了归乡（山东曲阜），他已别无选择。在严苛的现实面前，只有故乡，对他的宽容一如既往。康熙四十一年（公元一七O二年），孔尚任离开北京，黯然还乡。康熙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一八年），孔尚任在故乡度过了十六年宁静的时光之后，在南方正月的薄雪中长逝。孔传铎说：“从此风流歇绝，竟为《广陵散》矣”。

孔尚任仕途的阻遏刚好可以成为对《桃花扇》的最佳注解，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官运亨通的人如何能够保持这种警醒的目光。现实的道路四通八达，只要有胆拿灵魂作成本，对潜规则言听计从，就一定会得到现实的犒赏，惟有像孔尚任这样不识时务的老愤青无路可走，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可能得到现实的眷顾，即使他的作品曾经引起最高领袖的关注，他的出路也只有一条，就是摘掉乌纱，回归乡野。他在北京逗留期间，曾经把宣武门外他的居所命名为“岸堂”，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他的岸，在宦海中无法找到，它只存在于他的出生之地。这是人生的一次逆向之旅，故乡不仅是他的来路也必将成为他的去处。墓穴犹如大地的子宫，他胎儿般蜷伏其中，倍觉温暖。

                                                  二OO八年五月十日、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