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亚当斯密

　　当前这个令人心悸、深不见底的金融危机，让很多人质疑资本主义。

　　改革、创新“新资本主义”的呼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

　　今年1月，法国总统萨科齐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巴黎主持了一个“新世界，新资本主义”的座谈会，力陈改革的必要。

　　诺贝尔经济学得奨人阿马迪亚·森（Amartya Sen），最近撰写了一篇长文《危机之后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Beyond the Crisis），回应这个问题。

　　他指出，与其奢谈改革创新，不如好好的温习一下市场经济倡导者亚当斯密的学说。

依赖其他社会机制支持配合

　　当今资本主义出问题，皆因那些自称亚当斯密的信徒，或学艺不精，或者是因为某些原因，有意无意的扭曲了亚当斯密的原旨。

　　前此，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经济学家白维文(Vivienne Brown)以及备受知识界崇敬的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也都曾对西方知识与媒体界的“放任主义”者（laissez-faire）作出同样的指责。　　“放任主义”者口口声声亚当斯密，对他推崇有加。不过，放任主义这个名词并非亚当斯密所创。他也没有主张政府对社会经济应该完全放手，毫不干涉，更没有把“自利动机”当成社会经济顺利运作的唯一原则。
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指出，通过了生产专门化与劳力分工，以及规模经济效应的良好发挥，自由市场将能带来经济繁荣。230年后的今日，他这方面的理论依然高度有效。

　　不过，就算在当年，除了正面的好处，亚当斯密也看到了纯粹依靠市场与自利动机的资本主义所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社会治安与公共服务

　　市场与资本如果要顺利运作，还须要依赖其他社会机制的支持与配合（例如公费学校）以及“利润追求”以外的道德价值。此外，还须要对其机制作制约与修正（例如完善的财务条例与监管以及对贫困民众的辅助 ）以防止社会不稳定、不平等与不公正。

　　亚当斯密是一个充满道德关怀的学者，在《囯富论》之前他写了一本他自己认为是比较满意的著作《道德情操论》。在这本著作里，他强调的是道德、人类的同情心。

　　他非常关注贫穷民众的命运与艰困。乔姆斯基就认为，他之所以支持自由市场是因为他相信市场经济会带来社会平等。

　　市场机制的最大的错失在于它没有涵盖的事务。亚当斯密的经济分析肯定超越了“让那只看不见的手操控一切”的说法。他主张国家提供公共服务与贫困救助。

　　资本主义的历史实践，也印证了亚当斯密的洞见。

　　市场交易以及基于私有制的利润动机，确实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两个特色。但是，阿马迪亚·森指出：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一个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是仅仅依赖这两个原则而运作的。　　所有富裕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以及在欧洲各国，长久以来，都存在着市场之外的社会支出。这包括了失业救济、养老金、各种社会保障以及教育、医药保健与各式各样的民众服务。这种种项目都是通过非市场的安排而分配给民众。这些权益并不基于私有制和财产权。
加以市场经济若要顺利运作，不仅要利润极大化，同时还需依赖其他社会作业，例如维持社会治安以及提供公共服务——这其中有很多活动都在为利润所驱动的经济之外。

要靠商业道德支撑

　　显而易见，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运作，必须建立在各种机制的组合之上：如国家资助的教育、医药保健、公共交通等。这一切都逾越了只求利润极大化的市场经济，以及建立于私有权的个人权益。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的出现，一直要等到新的法律系统与经济实践有能力保护财产权之后。商业交易无从有效进行，除非商业道德水平能够支撑合同行为同时不会太过昂贵（例如，需要不停的起诉拖欠承包商）。

　　源源不绝的生产企业投资也不会来，除非贪污行为受到抑制。利润取向的资本主义向来都须要法律与道德价值的支持。

　　可是，阿马迪亚·森说，近几年来，由于美国衍生性金融商品充斥的第二市场（secondary markets）的发展，使到交易的道德与法律的义务与责任越来越难追溯。

　　一个误导他人去承担不明智风险的次优借贷机构，现在能够把金融资产丟给一个不知实情的第三者。责任承担被严重破坏，而监管的需要也愈加迫切。

　　就正在这个时候，美国政府却因为对市场经济的自律能力愈来愈有信心，而对金融的监管大幅度的放松。正当需要国家严密监视的时候，监管政策却背道而驰。结果一场祸延全球的災难爆发了。

　　亚当斯密早就注意到高风险投机的破坏力，并称那些冒高风險图取暴利的投资者为“不负责任的浪荡子”（prodigals）。

　　美国政府对这些金融界“不负责任的浪荡子”的轻信程度，相信会把亚当斯密嚇坏！

　　亚当斯密泉下有知，必当啼笑皆非。

作者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