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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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生命   2010-06-30 回归生命   2010-03-13          ——刘再复在“返回古典与走向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摘要)        议对兄一定要我讲一讲,只好从命。我不善於拒绝朋友。过去在故国被视为异端,是因为对於政治权力的指令,我常不顺从;但是天真、天籟的命令和朋友的命令,却不能不从,所以只好讲一讲。      我出国已有十二年,走了二十多个国家。走了以后,找到许多参照物,更看清故国文化的一些弱点,但也更看清它的优点。可以说,我是愈走愈认识故国文化的精华,感情愈来愈深,甚至发生一个“回归”的问题。议对兄说可以讲一讲故事,讲一讲思索。我按照这个题目要求,讲讲放逐与回归的心灵故事。这个故事也许跟这个会议的主题有一点关係。      我们伟大的先贤,伟大的诗人,包括屈原,他们可能没有体会到流亡包含自我回归。屈原想的是国家,不是个体。因此他没想到通过流亡的形式,可以返回到个体生命尊严、个体生命自由、个体生命活力这些点上。换句话说,他没想到,流亡恰恰为“回归”创造了前提与可能。我一直讲,文化形态,最精彩应表现为生命形态。文化、文学是通过人通过生命表现的,没有生命的解放,没有心灵的解放,哪有文学的解放呢?而正是流亡带给个体生命的解放。我觉得这是自己对流亡意义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界定。有了这种观念以后,第二步就要寻找回归的道路。怎么回归?我又找到了自我回归的内在道路,这就是我在很多散文里面写到的﹕回归童心,回归生命的本真。更具体地说,它包括两个向度。第一个是回归刚到人世的瞬间,就是从母腹中诞生的那一瞬间,重新用纯真的孩子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第二个向度是回到我们中华文化包括整个世界文化最本真、最本源的那种生命文化的原点。自从一九九三年给高行健的《山海经传》作序,我不断讲《山海经》就是讲这个意思。《山海经》不是历史,是神话故事,然而它恰恰是最本真、最本然的历史,恰恰是最本真、最本然的中国文化精神。回归古典,首先就是回到这个点。      回归童心,回归生命,两者是一个意思,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下,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要放逐概念。谈起这个题目,就要想起我们的老乡李卓吾。他提出“童心说”,是被逼出来的。当时宋明理学的教条太沉重。儒家学说发展到宋明,已变成严酷的行为规范,道德法庭,人性被扼杀,生命被压抑,这个时候,李卓吾讲童心,就是要放逐理学概念,重新向生命靠近,向活泼的人性靠近。他的意义就在这里。朱熹在我们家乡做过官,但我始终不喜欢朱熹,我喜欢王阳明。我们现在的历史语境,很像李卓吾时代的语境,概念太多,主义太多,几代人都在概念的包围中迷失,灵魂失去应有的活力。以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我在很长的时间就不是靠生命本身去过活,不是靠心灵去过日子,而是靠概念去讨生活。对世界的阅读,不是用生命去阅读,而是用概念去阅读。我跟很多作家朋友聊天,我说用头脑写作,还是用心灵写作,或是用全生命写作,这是不一样的,头脑如果不能和生命联繫起来,那就只能产生教条。从概念中解放出来,貌似平常,实际上是很大的问题。胡塞尔的现象学,讲的就是在审美的时候,首先应把概念悬搁,然后回到事物的本身,回到生活的本身。他建立了一套学说,对我们很有帮助。高行健所说的“没有主义”,也是放下主义而向生命真实靠近的意思。      回归古典是一个过程,是寻找那些有利於重建个体生命活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将重新发现中华文化跟世界文化里,哪些是可以吸取的生命资源,哪些是具有灵魂活力的资源。“回归古典”与“回归生命”的意思相通。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也是一种回归古典(古希腊),其主旨也是冲破宗教统治而回归到生命自由与生命尊严。当今世界文化的发展线路是不是一定要“从现代走向后现代”?这是大可怀疑的。后现代主义是针对现代主义而产生的。现代理性讲了一两个世纪,结果到了二十世纪却产生最没有理性的两次世界大战,产生疯狂的希特勒与斯大林,这就使一些思想者站出来解构现代理性传统,颠覆西方啟蒙理性以来的形而上体系。但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致命弱点是只有解构,没有建构;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只有颠覆,没有创作实绩。实际上是一种造反性的革命思潮。另外,“后现代”的概念太大,大到难以定义,也大到没有意义,但有一点可以把握的是后现代主义并没有肯定人的生命本体,反对啟蒙理性最终只能推动人的商品化、市场化、“异化”。所谓“异化”,就是人被自身的创造物所控制。现代人正在被自己所创造的机器、商品所控制,从而使生命发生贬值甚至失落。在这种历史语境下我们就不一定要跟从“现代↓后现代”的线路走,而要提出另一种大思路,这就是从“现代↓古典”的线路,也就是回归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的思路。老子的“复归於婴儿”与“复归於朴”的意思相通,无论是返回童心和返回古典都是返回生命自由与生命尊严。      在这一思路下,我们要从人类已有的文化中寻找肯定生命价值的资源。无论是世界文化还是中国文化,其精神指向,都可以宏观地分为两大脉络。一种是“个体生命优先”指向,一种是“群体秩序优先”指向。两者的冲突形成文化发展的二律背反。两者都有其理由。在中国,儒家伦理强调的是“群体秩序优先”,老庄强调的是“个体生命优先”。《红楼梦》中林黛玉与薛宝釵的冲突正是这两种文化的冲突。曹雪芹支持的是林黛玉的生命自由诉求,但并不认为薛宝釵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把林、薛之争视为曹雪芹灵魂的悖论。中国的文化、文学也可以大体上划分为强调“秩序优先”的历史文化与强调“生命优先”的生命文化。周作人讲中国文学有“载道派”和“言志派”的两大流向,也是这个意思。前一条线从《尚书》开始,后有先秦儒、法,宋明理学,一直到曾国藩这最后的一个大家。后一条线则是从《山海经》到《红楼梦》,中间的魏晋风度与明末性情及各代许多诗词,都有生命自由的呼唤。我讲的“回归古典”,强调的是回归到生命文化的“典”,回到《山海经》,回到《红楼梦》。但不仅是这两个“典”,还有许多点,要我们去寻找,去开掘。在寻找生命文化的过程当中,我常用中医的思路,就是讲究血脉,把中国文化的血脉与西方文化的血脉打通。然后找文化穴位,即抓住要点、要害。比如说历史文化,关键是哪些穴位,抓住它,在生命文化里面,哪些重大的穴位。所以我就把《山海经》当成是非常重要的穴位,《红楼梦》是最重要的穴位。那么在这之间还有很多,比如说我常常开玩笑说过去读老三篇。出国以后,整个生命转变以后,我又读老三经。老三经是《山海经》、《道德经》、《六祖坛经》。读了以后真的是受益无穷,昨天我跟钟少华先生说及钟敬文老先生过去对我很爱护,我对他非常崇敬。但像钟先生还有其他一些老先生,对《山海经》主要是考证,我则多做些文化阐释。所以我在培凯兄他们那个中国文化中心第一课就讲中国文化的原始精神,就讲《山海经》,讲《山海经》的精神,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讲英雄观念,存在观念,时间观念。《道德经》也讲了一课。今天我还要特别讲一下《六祖坛经》。那天我跟议对兄说,要不我就谈谈这个禪性吧。禪性是我最近使用的一个概念。禪宗其实不是一种典型的宗教,但可以说是一种半哲学、半宗教的文化。大家怎么定义可以研究,但是在我看来,禪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审美的态度,一种看待宇宙、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态度。我在一九八六年就写过一篇文章《散文与悟道》,说写每一篇散文都要有所悟。有悟就有发现,就有文眼。严羽《沧浪诗话》把禪引入文论,对作家起了很大作用。比刘勰的《文心雕龙》有意思,尽管《文心雕龙》形成了体系。现在我不迷信体系,我过去很喜欢构造体系,刘勰《文心雕龙》里真正精彩的并不多,但《沧浪诗话》非常精彩。谈顿悟,谈妙悟,非常精彩抓住了创作与生命的连接点,抓住了禪性这个审美中介,很了不起。我过去讲文学的主体性,把它定义为文学的超越性。就是说作家不能用现实主体的资格去参加文学艺术活动,而应该用艺术主体去参加文学艺术活动。可是我当时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怎么从现实主体变成超越主体。它要有一个中介,一个精神之桥。那么,今天可以说,禪性,就是非常好的精神中介。它可以帮助你超越,帮助你放下,帮助你提升,帮助你跟现实拉开距离,帮助你赢得一双慧眼。      有意思的是禪宗六祖慧能不是搞文学的,是个宗教领袖,可是他整个的人生态度,整个人生的行为模式,却是非常文学的。他的生命状态,他的思维状态都很文学,非常文学。很奇怪,很多从事文学的作家学者,其行为、思想、精神状态很不文学,也就是说,很功利,很功名,很世故,与慧能正相反。高行健的《八月雪》写的就是慧能的故事。我读了《八月雪》以后,彻夜不眠。有些朋友说这是一齣宗教戏,其实它只是一个宗教题材,跟宗教没有太大关係。他写这慧能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却不迷信菩萨,认为菩萨就在你心中,天堂地狱就在你心中,一切都取决於你自己,所以他没有偶像崇拜,也拒绝宫廷皇帝给他树碑造庙,什么桂冠,什么大师封号,他统统不要。连传宗接代的衣也不要,看得很透。他这种状态,恰恰是很文学。其实作为作家,只有像慧能这样才能获得心灵的大自由,这就是禪性。除了读“老三经”之外,我还喜欢读《金刚经》。《金刚经》发现人的身体是人本身的终极地狱。所谓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等,都可能成为地狱。《六祖坛经》则告诉我们,语言是另一种终极地狱。这一发现非常厉害。二十世纪是语言学的世纪。语言学充分发展了,从索绪尔到维德根斯坦到拉康,他们强调语言学强调到了极端,说语言是人的精神本体,语言不仅仅是工具,是精神本体。不仅上帝死了,而且主体也死了,人也死了。把语言凌驾於人之上,人在语言中消失了。回归古典,把文艺复兴的口号借用过来,是要重新肯定人的价值,就是说我们要摆脱语言的统治,概念的统治。只承认人是最后的实在,不承认语言是最后的实在。禪宗对语言非常警惕,所以它不立文字。禪宗这点给我们很大的啟示,它放逐概念,直指心性,抓住生命本身。高行健把禪引入文学,引入戏剧,恰恰是给西方戏剧界送了一股清风,完全走出自己的路。很多西方的作家和学者,搞一辈子都搞不通什么是禪宗,禪是什么意思,我们中国作家掌握这个东西非常厉害。高行健正是返回禪性返回古典返回生命的胜利者。      “回归古典”原来是六、七年前我和李泽厚先生在《告别革命》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在最后的一部分提到了。我们本来计划在《告别革命》后,接写作一本对话录,就是《回归古典》。那是我们看到了二十世纪的一个大现象,这就是从西方艺术界发端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潮,愈来愈厉害,愈来愈离谱。从毕加索以后,艺术不断革命,不断颠覆,造成艺术本身的一些基本规范,基本准则都快要消失掉了,所以必须有一个回归。在谈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几乎是同时,或者稍微晚一点,高行健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另一种美学》,最近刚出版的,放入《文学的理由》,明报出版社出的,我作了个序。真的不约而同,他就在批评西方的这种不断颠覆、不断革命的时代病,呼吁要回归到绘画的原点,回归到二度空间,回归到绘画的文学性。《告别革命》还看到在现实的层面上,人慢慢丧失自己原来的地位,变成机器的奴隶,变成电脑的附件,也必须有一个回归。而从形而上的层面,语言学的发展否定了主体,也有主体的回归问题。所以我们在《告别革命》中说,二十世纪是个语言学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应该是教育学的世纪。这是个比喻,所谓教育学的世纪就是重新塑造人性的世纪,学校不仅应培养生存技能,还要提高生命质量。应把教育的总目标确定为塑造人,塑造美好人性,回归到孔夫子的“学为人”的古典命题。所以回归古典是很广义的,不仅在中国,应该说整个世界都应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谈论回归古典,研究从故国文化里面寻找有利於提升人的尊严、人的质量的资源,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学术会议的题目非常好,我就来讲几句,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澳门,何晓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