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破四旧”的文化与政治(另存）_

红卫兵“破四旧”的文化与政治
2007-1-17 12: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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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8月至9月间，红卫兵掀起了名为“破四旧”运动的狂潮，猛烈地冲击了整个社会，对社会文化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巨大破坏。所谓“破四旧”运动，以破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祸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这个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内容，由北京的中学生红卫兵首创，在官方传媒的鼓动下，几天之内席卷全国。中共中央对破四旧运动予以支持并努力引导，在表面的一片赞许之声的背后，隐藏着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本文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破四旧”运动的内容，以及领导层之中围绕这一运动展开的矛盾。
一、“破四旧”运动的源起和经过
“四旧”的概念来源于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文献。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改组以后的第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传达了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5月16日《通知》的精神。社论把破除“四旧”、倡导“四新”作为文化革命的重要政治任务。社论说：“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另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的第一条，强调了破除“四旧”的政治意义：“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8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十六条”，随后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解放军报》8月12日社论《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提出：要“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彻底清除，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十六条”在群众中人人皆知，是红卫兵发起“破四旧”运动的直接思想来源和依据，但是这两个文件里所说的破除“四旧”的概念，泛指与移风易俗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领域的批判和革命，并不等同于后来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
1966年8月12日，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作简短讲话，提到了“破‘四旧’、立‘四新’”，但未做详细阐述。8月13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到“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思想革命，就是大破一切旧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我们应当大破旧思想、旧道德，大立新思想、新道德。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措施。[1]”林彪的这两次讲话是重申中共中央“十六条”的精神，作为内部讲话，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公开，其对群众的影响与“十六条”不可同日而语。
清华附中红卫兵7月4日写的《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7月27日写的《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都提到要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或者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造反，但是都是与《人民日报》社论的概念一样，是泛指意识形态和文化习俗的革命。只是到北京二中红卫兵的文告和行动，“破四旧”才成了具有特定内容的运动。
破四旧运动是北京的红卫兵根据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而发起的。1966年8月17日晚，北京二中红卫兵的几个头头聚在一起议论，决定采取行动，破除北京市服务行业的“四旧”，为此，他起草了《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8月18日凌晨0时50分，这份首倡破四旧的文告起草完毕[2]。8月18日这一天，北京举行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代表，戴上了红卫兵献上的袖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现场直播大会实况，第一次正式向全国人民介绍红卫兵，这个“首都大中学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林彪在这次大会上讲话，再次提到：“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我们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3]”林彪这次讲话中的“破四旧”，仍然是泛指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
毛泽东的接见给了红卫兵极大的鼓励。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的当天和次日，北京二中红卫兵印刷、散发了他们的传单。20日北京的许多红卫兵走上街头，开始强行实施他们破旧立新的要求。22日新华社发出消息，报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破四旧的活动由此推向全国。
上述事实说明，通常所说林彪8月18日讲话煽动起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并不确切。红卫兵的倡议在先，林彪的讲话在后。红卫兵不可能事先知道林彪讲话的内容，林彪也不可能了解红卫兵正在“破四旧”的口号下酝酿新的活动。红卫兵的第一个破四旧文告《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称：“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不甘心他们的死亡，他们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和我们争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阵地，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这里的思想和文字显然来自上文引述的“十六条”第一条。林彪在中央领导人当中比较多地讲破“四旧”、立“四新”，但是客观地说，红卫兵发起破四旧活动，主要是受“十六条”和当时宣传的影响，后来在毛泽东接见、林彪讲话和传媒的鼓舞下形成大规模运动。毛泽东的接见和林彪的讲话，恐怕也对官方宣传媒介起了直接的影响，使他们对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特别看重，予以积极报道，把北京红卫兵的破四旧活动推广为一场全国的运动。
运动最初重点在破除某些旧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如更改商店、街道的名称，禁止某些服装和头发式样等等，但是短短两三天之内就发展到大范围的破坏文物古迹、打人、抄家、驱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五类分子”回原籍等暴力行动，造成巨大的社会混乱和血腥的“红色恐怖”。8月底，中共中央感到暴力问题的严重性，发表社论，由领导人出面劝说红卫兵，或者通过一部分红卫兵发布文告宣传中央的政策，制止打人等暴力行为。林彪和周恩来在8月31日群众大会上都强调“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4]”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破四旧运动中迅速升级的严重暴力行为在9月初开始受到抑制。到9月下旬，“破四旧”运动逐渐平息，然而短短一个多月的运动对人民生命财产、文物古迹等造成的浩劫是永远难以挽回的[5]。
二、破除与提倡：从移风易俗到文化扫荡
红卫兵在破四旧运动中散发了数不胜数的传单、倡议、通令、通牒，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要求，其中一些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还有很多没有形成文字而直接付诸行动。以下依据现有的文字资料，将他们关于社会文化领域破旧立新的主张归纳为以下几类。
1．对市民生活方式，包括流行时尚的革命化、政治化要求。红卫兵的第一个破四旧文告，北京二中红卫兵的《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主要针对不符合革命化标准的流行时尚。红卫兵谴责“飞机头”、“无缝青年式”、“螺旋宝塔式”等港式发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种港式衣裙，“火箭鞋”（即尖头皮鞋），“下流低级的照片”，以及“香水、雪花膏、口红、项链等奢侈品”。红卫兵限令：“一星期内销毁你们的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掉你们的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6]”8月26日《人民日报》稍加修改，刊登了这份《向旧世界宣战》。这里要说明的是，所谓“黄色书籍”无非是指言情小说或故事，而“低级下流的照片”，至多是照相馆橱窗里稍稍展示女子妩媚神态的人物照。在经过了多次政治运动清洗之后的1966年的北京，公共场合哪里会有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被禁止的东西只是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化”和“无产阶级化”的要求。红卫兵要求“古书店必须马上停止营业，小人书店要立即消（销）毁一切黄色小人书，一切书店、图书馆必须清理内部，清除一切毒草，不许这些东西再向青年灌输资产阶级思想。[7]”这个要求的实行，很快升级为焚烧“四旧”书籍的活动。这些看来幼稚荒唐的要求，经官方的赞扬，就有了不可抗拒的权威性，各地红卫兵纷纷追随潮流，竞相提出越来越多、越来越苛刻的要求。北京“毛泽东主义学校（原26中）红卫兵（卫旗）”1966年9月1日整理的《破旧立新一百例》，汇集了100条破旧立新的要求，其中很多属于这类对生活方式的禁令，如：“禁止戴手蚀（似应为首饰——引用者注）、耳环、长命锁等封建的东西”、“走亲戚，串门、买点心、水果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一律废除”、“凡是不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日用品（香水、雪花膏）等，立即停止出售，商品商标图案必须改革”、“照相馆要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取消照歪脖像，各种怪象，橱窗应摆出工农兵朴素大方的相片”、“停止生产扑克牌、军棋等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切东西”、“一律不许养蛐蛐斗蛐蛐、养鱼、养猫、养狗，这些资产阶级的习惯不能在中国人民中间存在”、“儿童要唱革命歌曲，那些猫狗之类的坏歌谣再也不能缭绕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上空，在我们伟大的国家决不许任何人玩赌博游戏”[8]。红卫兵对服装款式和头发式样的限令起初还能获得一些群众的响应，而红卫兵为实行他们的禁令，上街督促、检查，强行剪掉“奇装异服”，挨户到居民家要求清理“四旧”，要商店停止销售或销毁“四旧”商品，烧毁“坏”图书的举动，则很快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恐慌。官方媒体起初报道红卫兵对发式服装的要求，后来只笼统地称赞红卫兵破除旧习俗，而回避具体内容，大概是考虑到红卫兵的要求越来越离谱，难于被群众接受。
红卫兵文化习俗方面破旧立新的某几项要求并非完全没有积极意义，但是红卫兵使用了完全错误的强制推行的手段，如《红卫兵破旧立新一百例》的最后一条，“提倡简化字，以后各报纸刊物标题一律用简化字”，以及禁止赌博、“结婚不许要彩礼，不得铺张浪费，要提倡新风俗，新习惯”、“不许打骂孩子”、不许虐待非亲生子、“破除家长制，孩子可以给大人提意见”等[9]。
2．要求商店、街道、学校改名，使之带有革命的含义。红卫兵认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于是倡议把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把近代史上曾经不准中国人通行的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把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的“光华路”改为“援越路”。在红卫兵的倡议下，“王府井百货大楼”的“王府井”三个字被革除，改为“北京市百货大楼”，“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老字号“全聚德”烤鸭店职工在红卫兵的要求下，把店名改为“北京烤鸭店”[10]。官方媒体予以赞赏性的报道以后，其他城市的红卫兵也纷纷仿效。上海红卫兵表示要在南京路“彻底闹革命，用我们的铁扫帚彻底扫除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在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之一的永安公司的橱窗上，张贴了许多由红卫兵和这个商店的职工写的大字报，建议改名为‘永红’、‘永斗’、‘红卫’等。”天津最大的商场‘劝业场’被改为“人民商场[11]。广州三大酒家之一的“陶陶居”的职工，把康有为题写的“陶陶居”三个招牌字铲掉，换上自己书写的新招牌“东风楼”[12]。一些红卫兵还更改了自己学校的名称，如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一些红卫兵还要求人们更改姓名，“凡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主动去派出所改名。[13]”几天之内，大批的商店、街道换了名称字号，以致人们不知所指，不得不在新名字后加注原名称。红卫兵更改地名、商店招牌的倡议多是一阵风似的形式主义主张，对社会没有太多实质性的破坏，官方传媒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赞许性的报道，各地的领导和群众也多顺从青少年的要求。
3．要求以各种形式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要求：“由居民委员会负责，每条街道都要设立语录板。家家户户都要挂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公园里要多设立主席语录，汽车售票员，火车列车员应把宣传毛泽东主义，读毛主席语录当做自己的首要任务”；“印刷社大量出版主席语录，并在各书店出售，做到全国人手一册”；“现有自行车，三轮车，要挂主席语录牌，汽车，火车要挂上主席像和漆上毛主席语录”；“信封，邮票一律不许印资产阶级的东西，如（猫，狗，美术等之类的东西），一定要突出政治，每个信封要印上毛主席语录或英雄人物的豪言壮语[14]”。红卫兵的倡议很多被接受。例如红卫兵要求改变警察制服。当时大檐帽、白色和深蓝色的警察制服，被视为仿照苏联式样。国务院决定接受这个建议，9月1日起警察制服改为类似解放军军装的解放帽、草绿上衣、蓝裤[16]。但是一些影响重大或者实在荒谬的倡议没有被采纳。例如有的红卫兵提出：“旧国歌一定要由工农兵改成歌颂党和毛主席的内容，铲除田汉的这株大毒草。[15]”这条倡议当时没有被中央接受，但是由于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作者被定文艺黑线代表人物，在群众集会等场合也不唱国歌，而唱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必要时只演奏而不唱国歌，国歌成了国曲。正式为国歌填新词是文革结束后，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决定，当然不久就宣布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再如北京女十五中红卫兵提出要改变交通信号灯，红色为通行信号，绿灯为停止信号。另一份署名“北京市半工半读市政工程学校”8月24日散发的传单说：“红色象征着前进、象征着□□（此处有两字不清楚——引者注）、象征着革命。……而交通信号灯却与此背道而驰。红灯却成了停止车辆的信号，阻止我们前进，这实际上是阻止我们革命”。国务院没有接受改变交通信号灯颜色的无知和荒谬的倡议，为此，周恩来向红卫兵作了解释[17]。
4．要求在经济领域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或者个体经济的残余，反对物质刺激。红卫兵提出：“在无产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准私营存在，我们建议把大街上一切公私合营字样都改成国营，把公私合营企业改成国营企业。”红卫兵勒令：资本家“立即停止拿定息股息”；不许资产阶级占有大量房屋，“以三人一间为限，多余房间一律交房管局处理”；私有房产主要把私房全部交给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决不许可你们这些吸血鬼存在。”；一律不准资产阶级雇佣保姆[18]……应红卫兵和一些群众的强烈要求，政府停止向资本家支付定息，接收私有房产业主不得不交出的房产。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收私房52万间，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间[19]。上海市12个区在“文化大革命”中共没收124万平方米的私房[20]。从8月27日到9月9日，到天津市房管部门主动申请交出私有住房者计11，525户，共交私房49，776间[21]。红卫兵不仅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个体经济：“大街小巷修鞋的，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营业，由有关部门组织修鞋社，修鞋价钱必须减少。[22]”天津市人民委员会9月作出决定，支持红卫兵8月23日提出的要求，取缔个体商贩和修配服务行业的经营[23]。其他大城市残存的个体经济也基本停业。
红卫兵还反对奖金制度，建议“各工厂企业一律废除资产阶级的奖金制度，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广大工农兵群众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而武装起来的，用不着物质刺激。[24]”对物质刺激政策的批判在文革前就开始，文革期间政府在大部分行业取消了奖金制度。
在经济收入方面，红卫兵反对资产阶级拿高薪和存款利息，并且有平均主义的倾向。红卫兵要求“资产阶级”：“从九月份起令你们把高薪降低于人民的水平，银行有存款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不许取走一厘一毫，如违此令，自己负责，毫不客气。”　红卫兵“建议有关部门考虑，废除银行的利息制度，让人们本着节约爱国精神储蓄，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各报纸今后一律不许给过多的稿费，堵住这个黑风口。”“工厂里，一律不给地富反坏右分子退休金，取消一切待遇，要监督他们劳动。”“建议国家考虑工人普遍长工资，资产阶级权威降工资。[25]”
红卫兵提出定息、房产等方面的经济要求，不仅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资本家在政治上被列入剥削阶级，已经失去资本，却仍然享有定息，经济收入高于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和普通市民，住房相对宽敞，生活比较富裕，因而招致一些市民的不满。对私有房产的剥夺，也反映了当时城市居民的住房紧张问题。官方传媒对于红卫兵经济方面的要求基本没有报道，政府采纳了停发定息[26]、接受私有房产等建议，而对于工资问题则十分慎重，基本没有改变原有的工资制度。
5．红卫兵提出了一些社会生活方面的要求，反映了当时青少年的主流概念。当时政府为解决城市就业等问题，安置城市青年到农村去从事农业生产，而有些青年不愿下乡。红卫兵说，“游手好闲的社会青年们：命令你们马上到办事处去登记，到边疆去参加劳动生产！[27]”红卫兵还提出一些意在减轻工人体力劳动强度的要求，反映了当时崇尚体力劳动者的风气，如红卫兵建议：“有关部门要尽力想方设法在各胡同建立公厕，减少清洁工人的繁重劳动。”“邮递员今后一律不管往楼上、大院里送信，楼里自备信箱，大院找专人负责。减少邮递员同志的劳动。[28]”红卫兵改革医院某些制度的建议反映了当时普通市民子女的视角，如：“医院住院、急诊一律不许先收费（五类分子除外），烦琐制度要废除。具体的由医务工作者自己起来革命，打破旧框框，洋框框，一切为人民服务。[29]”而值得一提的是，在红卫兵的破四旧要求中，还有从青少年角度对成人的要求，用革命的词句，表达了对传统家长制的反抗，如“家长一律不许用资产阶级思想教育孩子，废除封建家长制，不许打骂孩子，如不是亲生子不许虐待，一律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孩子。”“破除家长制，孩子可以给大人提意见。[30]”
在破四旧运动当中，少数红卫兵和群众的平均主义的通令或者行动触及了在位的领导干部，引起红卫兵主流派的反击。例如8月24日沈阳31中的学生给辽宁省委贴出通牒：“你们各级高干宿舍太奢侈腐化，……更不合理的是，有的还雇用保姆、佣人。……我们通牒你们，限令你们一天答复，三天之内采取行动。[31]”红卫兵的主流派对危及领导干部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红卫兵8月27日发布《告全市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十万火急！！——彻底粉碎反革命的复辟阴谋》，传单列举“一批阴险毒辣的狗崽子”冲击老干部，“进行疯狂阶级报复”的行为：“他们闯进革命老干部家里，横行霸道，大打出手，揭下房瓦，扔出沙发，搬走橱柜，拆除电话，将文件乱翻一气，说这是‘特殊化’，将勤务人民（似应为：勤务人员——引者注）赶出大门，扬言要老干部自己做饭，说这是‘劳动化’。他们像一群疯狗，横在马路上，拦住革命老干部的小汽车，将他们赶下车，说这是‘脱离群众’，而他们自己却坐上汽车扬长而去。他们像一批杀红了眼的屠夫，冲进医院，‘勒令’取消高干生活待遇和看病优先权，让他们耗费宝贵的时间去排队挂号，企图让他们去等死！他们这群洋奴，强行封闭高干病房，却改之为‘外宾病室’。他们打着平等的招牌，干着强盗的勾当，假借工人的名义，叫喊什么‘房子应当平均分配’。更恶毒的是，为实现他们篡党篡政篡军的野心，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各级干部应民主产生’、‘文件不许分等级看’等等，等等。这完全是放屁！……红卫兵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向全市狗崽子下最后通牒：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不许动我们的革命老干部一根毫毛[32]”！这些红卫兵的言论反映了作为红卫兵核心的领导干部子女的利益和立场。发起和参与破四旧活动的，是最早成立的红卫兵，即后来被称作“老红卫兵”或者“保守派”的学生，其基本成员是所谓“红五类”子弟，即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子女，后三类子女为其政治核心。他们的破四旧是向“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传统意义的阶级敌人出击，而决不允许冲击当权的领导干部，后者是他们优越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依靠。
6．红卫兵涉及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要求不多，但是有一条不能不提，那就是勒令民主党派解散。1966年8月23日夜到24日晨，北京有红卫兵发出致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内自行解散并登报声明。从8月25日起，北京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停止办公，并贴出内容大致相同的通告，表示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党中央处理。据回忆，发出最后通牒的是北京八中红卫兵。经中共中央统战部讨论，周恩来指示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中央暂时停止办公，向红卫兵交出印章，由红卫兵在大门贴上封条，避免冲突。于是，几个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主动与北京八中红卫兵联系，先后交出了本党中央机关的印章。据回忆交给北京八中红卫兵的各民主党派印章有10个之多[33]。9月3日，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纺机《红卫兵》、《革命造反队》散发传单：《最后通牒——命令上海市民盟、民建、农工、民进等72小时内解散》传单同时附注：“台盟、民革两民主党派因故暂不解散。”大概是考虑对台湾工作的需要，不清楚中共中央当时对此有没有具体指示。周恩来在给红卫兵的讲话中说：“有人提出要封闭民主党派，要政协停止办公，我们没有答应。……你们占了民主党派的办公地点作司令部。可以停止办公一些时候，长了就不行了。”毛泽东10月24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听取汇报时说道：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34]。民主党派没有被取消，也没有恢复活动。
据回忆，北京八中红卫兵还提议修改宪法，理由是，现行宪法没有突出阶级斗争。[35]8月23日，“东方红一中（原北京25中）部分革命同学”散发传单，《最强烈呼吁——坚决要求重新改选北京市、区人民代表》，原因是原代表中有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的人物。从现有的资料看，修改宪法和改选人民代表的倡议没有被采纳。
三、强制和暴力行动：“红色恐怖”
红卫兵的破四旧不仅仅是散发传单和通牒，更换街道标牌和商店的招牌，也不仅仅是在大街上宣传毛泽东思想，破四旧是充斥强制和暴力的活动。红卫兵的文告很少明示其暴力。官方传媒对红卫兵的报道回避了红卫兵的暴力，对于他们的强制性的行为，也只作有选择的、笼统含糊的报道，例如当时报刊中所说阶级敌人“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就是暗指红卫兵的抄家。尽管如此，红卫兵的强制和暴力行动是在光天化日下进行、有目共睹的事实，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1．砸毁文物、焚烧图书、捣毁寺院教堂等破坏性活动。
1966年8月23日，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教职工和家属273人，到颐和园佛香阁砸碎了佛像。这只是全国各地难以数计的破坏事件中的一起，破四旧中遭毁坏的文物古迹比比皆是，例如，几天之内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圣安寺、昌平汉城遗址、延寿寺铜佛被毁殆尽[36]。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在文革期间被毁，大多数毁于1966年8－9月即破四旧期间。另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仅从各个炼铜厂就抢救出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资料320多万吨，古旧图书235.7万册，其他各类杂项文物53.8万件[37]。在红卫兵抄家的过程中，大批私人收藏的文物遭到毁坏。很多居民在红卫兵的暴力查抄活动中，因惧怕遭遇不测而丢弃或者自毁私家珍贵收藏。大批私人和图书馆的藏书被焚毁。
在破四旧中，各类宗教也被列入革命的对象，宗教活动被迫停止，许多寺庙教遭到破坏。1966年8月24日，北京10多所学校的红卫兵冲进天主教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要求驱逐外国修女。26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宣称，接受红卫兵和群众的要求，取缔这个修女会，接管这个修女会所办的圣心学校。28日北京公安局宣布驱逐8名“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外国修女出境[38]。北京有些红卫兵提出“消灭伊斯兰教”，立即引起中央领导的警觉。周恩来闻讯后，马上召开宗教事务和统战部门负责人会议，指示不能这样做，又在接见红卫兵时指出这一点[39]。但是各类宗教活动均不得不停止。在其他一些城市，发生了砸毁寺庙的事件。上海的玉佛寺、静安寺、法藏寺、徐家汇天主教堂均被砸[40]。著名的佛教圣地湖南南岳遭到严重破坏，15座寺庙中自唐朝以来铸塑的479尊佛像、395尊菩萨、649尊罗汉和珍藏了千年之久的54部藏经书、503副贝叶象和大量佛事设施都被砸毁，被焚烧，仅从山上拉下来作为废旧物资处理的铜、铁碎片就达60余吨[41]。在回族聚集的宁夏海原县，在三四天内就有67座清真寺、17座寺庙被拆毁[42]。全国各地此类文化和文物破坏事件罄竹难书。
2．对“五类分子”、“黑帮”、“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以及范围十分宽泛的政治边缘人群，进行侮辱和迫害，对他们的住所实行搜查，没收私人财产，俗称“抄家”。
文化习俗层面的破四旧活动开始不久就迅速发展到对一切“牛鬼蛇神”的残酷斗争，斗争的对象不断扩大，范围十分宽泛，除了早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外，通常还有资本家、部分小业主、被批判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如学校的校长、老师）、“学术权威”、共产 党外的“民主人士”、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如国民党的党、政、军、警人员）、“流氓”（按照当时标准行为不端者）等。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的行为有非常大的随意性，即使按照当时的政策，打击面也严重扩大化，许多教师被打，许多人仅仅因为出身不好被迫害。红卫兵发布了对这些人实行侮辱和迫害的勒令，如：“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们，出门必须带（戴）牛鬼蛇神牌，由群众监督，如有违者，严加处理。”“一切牛鬼蛇神，黑帮狗崽子们不经群众通过，不许领薪，我们要降老王八蛋们的薪，只给混蛋们活命钱！[43]”
红卫兵对所谓五类分子、“黑帮”、“牛鬼蛇神”的住所实行搜查，没收私人财产，即“抄家”。红卫兵的通告中很少正面阐述抄家的目的，从实行的情况看，最初大概是要搜查所谓“变天帐”和没收私人的财产，后来成为惩罚“阶级敌人”，炫耀威风的例行手段。文革前的阶级斗争教育反复宣传：地主、反革命分子把地契、旧政府的委任状藏匿起来，盼望国民党复辟“变天”。于是红卫兵要搜查反革命的证据。另外，阶级斗争教育也告诉青年，地主、资本家的财产是剥削所得的不义之财，所以红卫兵要将其没收。文革开始时，共产 党取得政权只有17年，被打倒、被专政的人当中不是没有人怀恋旧社会，或者怀着对共产 党的仇恨和变天的愿望，红卫兵也确实搜查出一些地契、委任状、枪支等物品，但是这完全不能作为红卫兵私自侵犯居民住宅，公然践踏居民合法权利的理由。至于说到私人财物，红卫兵更是无权没收。很多人仅仅是因为家中的旧物件中留有旧政权或者旧政治人物的遗迹，如国民党旗、中华民国国旗或者蒋介石的头像之类，而被当作反革命批斗。例如上海的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被抄家，因为红卫兵听说傅雷夫妇在自家的小花园里埋过“变天帐”，其实那是傅雷夫妇夜间打着手电筒在自家的小花园进行嫁接实验。红卫兵掘地三尺，一无所获之后，在傅家的房间里翻出一只箱子。那是傅雷的姑母寄存在傅家的，而傅雷从未打开过。红卫兵从箱子里查出一个老旧的小镜子，镜子的背面嵌着蒋介石的像，又在一本旧画报上，发现一张宋美龄的图片。傅雷夫妇因此被批斗，继而不堪凌辱，双双自尽[44]。据当时统计，8、9月期间，北京市有33，695户被抄家[45]，被没收的物品包括“枪支268支；弹药11，056发；凶器19，676件；地契、变天帐41，294件；反动旗子1，048面；反动日记、诗文6，820本（篇）；反动证章、证件14，398件；反动官服902件；黄金103，131两；白银345，212两；现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46]”很难相信所谓“凶器”、“反动旗子”、“反动日记”之类统计的真实性，但是仍然可以从中看到红卫兵要查抄些什么。另据统计，北京市查抄没收了大量的金银、金银制品，以及现金、存款、公债、外币4，478万元；由各区、县收存的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实物330.51万多件；各区、县收存的财物变价达1，867万元[47]。据上海市当时的统计，从8月23日到9月25日止，全市共抄家157，700户占全市总户数241万户的6.5%。其中市区114，500户，占市区139户的8.2%，全市6万多工商业者遭抄家，几乎无一幸免。抄家中，全市共抄出黄金64.9万余两，各种金银首饰90.7万件，钻戒、钻石4万多只，珠宝、玉器、古玩27万余件，美钞334万元，其他外币330余万元，银元239万元，现金、存款、公债3.76亿元[48]。天津市红卫兵组织从8月下旬至9月下旬共查抄了1.2万户人家，共抄出1.3万辆汽车的财物，装满了约6万平方米的52座临时仓库[49]。其中现金556万元、存款4050万元、公债261万元、黄金4万多两、金银饰品6万多件、银元60多万元[50]。据不完全统计，武汉市红卫兵查抄2.1万人家，抄出黄金1，110斤，白银1，800斤，银元26.7万块，现金和存款440万元，查抄和揪斗中发生自杀事件112起，死亡62人，游斗折磨致死32人[51]。触目惊心的庞大数字说明了破四旧造成的全民族的浩劫。
3．驱逐所谓“四类分子”等人员离开城市，遣返回乡。破四旧运动中，北京的红卫兵首先发布通令，驱逐被认定为“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市民离开北京市，后来逐步扩大到“五类分子”（即再加上“右派分子”），“六类分子”（再加上资本家）以及其他一些被认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水利电力部北京勘测设计院东方红战斗组1966年8月23日发出《最后通牒——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立即滚蛋！》，“勒令职工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狗崽子们限八月底前离京返乡，接受当地革命群众管制，进行劳动改造，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耍花招。”这个“最后通牒”应当是对此前红卫兵倡议的响应，没有见到资料。目前保留下来可供引用的另一个倡议是8月24日“北京四中革命师生”发出的传单《通令——关于驱逐四类分子的五项命令》。通令要求：“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以前，一切钻进北京的地、富、反、坏分子必须滚出北京。滚回老家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如不老实，立即镇压。”“各派出所把所有地、富、反、坏分子名单用大字报公布，走一个销一个，便于群众监督、检查。”被驱逐的居民，包括很多随子女在北京料理家务，照看孙辈的老者，由红卫兵押送回原籍，其中不少人被剃了光头、“阴阳头”，沿路遭受凌辱、殴打，一些人惨死于遣返途中的毒打和虐待[52]。许多北京居民为了躲避红卫兵的暴虐，赶在红卫兵搜查之前送阶级成分不好的老人或者亲属逃离北京。在8月下旬至9月约40天，北京市全市有8.5万人被驱赶回原籍[53]。另有统计，8月13日至9月15日，北京9个城区和近郊区共迁出77，000余人[54]。北京红卫兵的作法很快传到上海等其他城市。据当时统计，至10月10日止，上海全市已有9，260余人被遣送回乡[55]。广西南宁市数千户居民被当作“四类分子”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56]。据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的参考资料之四，《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全国各城市至10月3日为止，从城市赶走的地、富、反、坏分子141，700名，资本家和房产主11，100名，其他牛鬼蛇神62，300名，上述人员的家属182，300名，赶走人口总数397，400名。此外，据称“破获反革命案件”1，788起，没收黄金118.8万两[57]。
中共中央及各地党政部门原则上认可红卫兵对“四类分子”等阶级敌人的抄家和驱逐活动，要求基层派出所予以配合，同时中央又劝告红卫兵要进行调查，要遵循一定的政策界限，区分人民内部和敌我两类矛盾。周恩来等领导人对红卫兵讲：搜查也必须搜查，但是最好与解放军、派出所三方面商量，要调查研究；一般的地主，如果到北京已经落户了，原籍也没有家的，不需要把他们马上赶走；右派分子已经摘了帽子的就不算右派分子了；一般资产阶级分子，如果老老实实奉公守法，有选举权，不一定马上打倒，不要搜查、抄家[58]。正因为有中央的支持，大规模的驱逐才有可能成为事实。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具体政策要求口气缓和，多属于劝说，不是严厉的批评，红卫兵的激烈作法通常得不到有效的制止。当时的官方传媒没有报道红卫兵大规模驱赶“四类分子”的行动，高层领导恐怕对报道此类情况所产生的国际国内影响有所顾及。
4．打人、关押、人身折磨等疯狂的暴力。破四旧运动期间打人成风，全国各地都发生对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们进行殴打、监禁、强迫劳动等非人的摧残，而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北京最为严重。在大大小小的批判斗争会上，在抄家的过程中打人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8月23日，北京的红卫兵在孔庙大院烧毁市文化局收存的戏曲道具和戏装，并把北京文化界知名的作家、艺术家分别挂上“牛鬼蛇神”、“反动权威”等牌子进行批斗。著名作家老舍被毒打，次日投湖自尽[59]。8月25日，在抄家的高潮中，北京发生两三起被抄家者、被批斗者反抗的事件，其中崇文区揽杆市一个市民用菜刀砍伤了来抄他家、对他和家人实行暴力批斗的红卫兵。红卫兵认为这是严重的阶级报复事件，由此变本加厉地疯狂实施暴力，成批的无辜市民被毒打致死，北京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据北京市的统计，1966年8、9月期间，北京市被打死的人竟有1，772名之多[60]。另据当时统计，自9月1日至25日，上海市区489所中学当中，有361所中学的红卫兵有打人行动，被打的人达1万余人，打死11人[61]。破四旧过程中，红卫兵还把学校和社会上的很多“五类分子”、“黑帮”、“牛鬼蛇神”抓到学校，关押起来，实行“劳动改造”，进行折磨。许多学校私设各种名目的刑堂、关押场所。后来揭露出来的北京六中劳改所是其中的一例。该校红卫兵设立“劳改所”，关押本校的教职员工、学生和从校外抓来的所谓“牛鬼蛇神”，实行惨无人道的毒打和折磨。该校高中学生王光华和86岁高龄的老校工徐霈田在劳改所中被折磨致死[62]。六中红卫兵在这个劳改所的墙壁上涂写了“红色恐怖万岁！”几个字。北京航空工业学校“井岗山”战斗队印发题为《伟大的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说：“红色恐怖笼罩着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革命人民欢呼好得很！”上海中学高二（6）班红卫兵于1966年9月1日翻印这份，在上海散发。哈尔滨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编印的《造反有理》报1966年9月23日创刊号发表社论《鬼见愁——红色恐怖万岁！》宣称：“只要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存在，我们就要造反，就要搞红色恐怖！”然而，由于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了“要用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群众也反感打人，所以公然鼓吹打人的文告并不多见。
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领导感到了红卫兵打死人现象的严重，林彪、周恩来等领导人讲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北京市委发《紧急通知》进行劝说，这才在9月上旬，逐渐遏制了暴力现象急剧蔓延的势头。
在破四旧过程中，一些红卫兵也依据当时中央的政策，提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在红卫兵中具有很高权威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和清华附中红卫兵都散发过含有这样内容的通令、传单。他们的这些文告是在响应当时中央的政策宣传，或者得到了有关领导的指点，对限制和遏制暴力的发展都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是也必须指出，他们的文告与行动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他们对于制止武斗并不是很认真的。9月5日之后，“西纠”多次发布通令，要求“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及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63]，但就是这个西纠的主要发起组织和主力之一，北京六中红卫兵并没有因为西纠自己的通令而停止打人，9月27日至28日他们将本校学生王光华抓到“劳改所”毒打致死；10月初又残酷折磨本校职工徐霈田致死。两起命案的主要责任人都是西纠队员。直到11月19日和21日，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等人直接到现场过问，北京六中红卫兵的劳改所才得以解散。为了对抗人们对红卫兵暴力的指责，西纠在发出反对武斗的通令之后不久，又发布通令声称：“我们要严厉警告那些妄图反攻倒算，变天复辟的混蛋们：以前，我们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出于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抄了你们的家，打了你们的人，给你们戴了高帽子，牵你们去游街示众，赶你们回原籍劳动改造。我们认为：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戴了就戴了，赶了就赶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想利用群众运动中的一些缺点，猖狂反扑，进行阶级报复。告诉你们，这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每一个纠察队员完全有权力、有义务协助革命群众，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64]”清华附中红卫兵8月27日发表《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提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打人“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他们（指斗争对象——引者注）的灵魂”。但是，就在这个传单发表的前一天，清华附中红卫兵还在本校召开的斗争会上疯狂打人[65]。
中共中央当时的政策是引导红卫兵用文斗，不用武斗，但是不能打击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不准对打人的红卫兵实行法律制裁。公安部长谢富治8月下旬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8月下旬他在甘肃、陕西、湖北省和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插话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66]”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不是谢富治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中央的政策[67]。
四、破四旧并非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
红卫兵破四旧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声势，动员了成千上万的青少年，波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触及到广泛的社会阶层，但是事态的发展逐渐显露出破四旧运动隐蔽的问题——它偏离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是什么？这个问题在运动最初的两个月内并不清晰。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对此只作了原则的阐述。7月下旬以前，主持中央工作并领导运动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运动主要限于文化教育界；领导群众运动的是党委或者工作组。因此人们多不清楚：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文化教育界的革命，还是以党内斗争为中心的全面的政治革命？主要的斗争或者审查对象是文化教育界的领导人、知识分子，一般党员、基层干部，还是党内各级直至中央的领导人、当权派？运动由党的各级组织领导，还是脱离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体系，在中央领导下，放手让群众自己去进行？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中共高层领导开始明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图。8月8日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十六条”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运动如何领导，如何推进仍然不甚明了。大部分领导人对运动很不理解。
8月1日毛泽东给与工作组发生冲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其意图应当是鼓励青年学生与工作组斗争，突破党的组织体制的限制开展运动。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与百万群众见面，接见红卫兵，同时新闻媒介披露了中央领导人事的变动，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的第二位领导人，刘少奇的地位下降。就在运动的主要目标逐渐揭示出来的时候，8月20日红卫兵开始了破四旧的行动，并且迅速抢占了群众运动的风头，盖过了同一时期各地学生批判工作组、冲击党政领导机关的活动。
破四旧运动所以得到迅猛发展，除了红卫兵自身的原因之外，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者的支持起了关键的作用。综观中央的基本政策，第一是支持红卫兵和群众的破四旧运动，第二是要求注意执行党的政策。在官方的传媒和公开的报道中，偏重对红卫兵的赞扬和支持，而不见诸报端的中央领导对红卫兵的讲话，则偏重讲问题，讲政策，纠正偏差。在这样原则下，领导层的态度有微妙的差别。林彪的讲话偏重赞扬红卫兵的破四旧。他在8月31天安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高度赞扬红卫兵的破四旧，当时也针对暴力的泛滥，指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周恩来则偏重讲政策，同时也支持红卫兵的行动。周恩来在群众大会和接见红卫兵的场合反复讲党的政策，纠正运动中的极端行为，对制止和减轻红卫兵暴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的基本前提仍是肯定而不是否定破四旧。中央领导人讲话的这种差别，合乎情理地被普遍理解为宣传中央精神的一种分工配合，而不是矛盾或者对立。公安部长谢富治曾经在公安系统内部讲话，要求民警支持红卫兵。他的讲话束缚了公安部门的手脚，助长了红卫兵的违法行为，作用恶劣，但是这也是贯彻当时的中央政策，并非另搞一套。
对红卫兵破四旧运动起突出作用的是中央的新闻媒体。从现有资料看，首先热烈报道、支持破四旧活动，并且把它推向全国的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中央的传媒。8月20日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行动，22日新华社即予以报道，以后连续几天《人民日报》等报刊都做了大版面的赞赏性的介绍和评论。接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机关报纷纷跟进，发表赞赏性的社论、报道，英雄模范、先进人物也争相在报刊亮相，表示支持。有组织的宣传声势一如批判“右派”、批判“三家村”等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但是红卫兵的破四旧与以往的群众运动不同，它不受基层党团组织的指挥，因而吹捧容易，管束难，恶性事件层出不穷。
现在还不清楚支持破四旧的具体决策过程。只知道当时一切重大的决策必须经过毛泽东的同意，而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周恩来，负责宣传工作的是陶铸，《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是陈伯达。
地方和基层党委的基本态度是支持破四旧，虽然对红卫兵破四旧中公然违背政策的暴力行为存在疑虑，但是仍然视其为革命小将的过火行为，如同对待土地改革运动中贫苦农民对地主的暴力行为一样。其重要原因是：首先，破四旧所打击的是共产 党革命中传统意义的阶级敌人。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资本家、学术权威，大多要么是过去的斗争对象，要么是改造对象，对这些人的打击无非是把已经打倒的人再打倒一遍，把已经批判的人再批判一遍，即使政策上有过头，有扩大化，政治方向上也没有问题。
其次，参加红卫兵的学生是一向被认为政治可靠的“红五类”子女，其中的核心往往是领导干部自己的子女。领导干部对这些青少年是信任的，认为即使出现偏差也不难纠正，并且作为群众运动核心的干部子女红卫兵也明确地反对破四旧波及领导干部。例如，在北京红卫兵中具有很高权威，由高级干部子女出任头头，并且得到国务院领导人支持的“西纠”，就多次明令：“一切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拦截首长汽车，不得搜查首长宿舍。”“绝不允许任何人无理勒令革命老首长搬家，辞退保姆，交出电视、沙发、汽车等，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阶级报复，坚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68]”　8月30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和北京化工学院红卫兵针对运动波及领导干部的事态，发布《告工农革干子弟书》，呼吁：“工农革干子弟：赶快行动起来，保卫我们的革命前辈！”
再次，当时很多领导人面临压力，处境被动。中央和基层都有人指责他们压制群众，他们不愿冒政治风险，为保护那些政治有问题的人，去开罪红卫兵，而宁愿表态拥护破四旧。“宁左勿右”被许多人当作行之有效的“护身符”。按照常规，中央传媒代表了中央的态度，紧跟中央传媒就不会犯错误。真正令他们反感和恼怒的，不是在社会上抄家打人的红卫兵，而是揪住工作组和当权派不放的造反学生。破四旧的基本政治方向对领导干部当权派无害，能够被他们接受甚至接过来予以利用。然而，问题就出在这个政治“大方向”上。
与领导层对破四旧的普遍态度不同，文化大革命的决策核心恰恰不满意它的政治方向。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红卫兵破四旧活动态度低调，这与很多人的想象相反，但确是笔者接触的资料所显示的事实。在破四旧的高潮时期，江青对红卫兵讲话不多，8月27日她只笼统地说：“最近你们干了很多好事，干得好！”接着谈到红卫兵要协助解放军保卫机要部门[69]。王力和关锋9月3日接见山东红卫兵时讲强调不要打人[70]。关锋、戚本禹8月26日给江青一份报告，其中谈到，当前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缺点，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例如捉人、打人的现象很多，特别是捉了、打了一些好人和中间群众；抄家的范围宽了一些；对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干预得多了一点。这里谈到的缺点，基本是破四旧中的问题。报告特别提出了另一方面的问题：个别人利用某些学校的红卫兵对抗“十六条”，破坏文化大革命；有些院校红卫兵的领导权落到了保皇派手里，他们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北京新市委应当站到第一线去领导运动，对工作组的路线进行批判。8月27日江青把这个报告转送毛泽东，8月28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委以及薄一波、陶鲁笳各同志。此事应当讨论一下。”[71]
为了理解中央的政策，有必要回顾1966年8月至9月的群众运动情况。当时除了被报刊热烈颂扬的破四旧运动之外，还有另一类学生的运动——批判工作组、冲击地方或者部门党委的活动，例如从8月23日起，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先后四次到地质部静坐，要求工作组长回地质学院接受批判。又如8月25日开始，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在国防科委门口静坐，要求工作组长回航空学院接受批判。8月至9月，破四旧运动轰轰烈烈，备受赞扬；造反派冲击党内领导当权派的活动，则阻力重重。中央文革小组真正关心、真正要支持的是后一类运动。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反映了毛泽东的意向。
破四旧运动不那么符合毛泽东的意图。目前没有见到毛泽东有言论或指示直接赞赏破四旧。8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72]。这是指出“社会上斗批改”包括破四旧运动存在的问题。8月30日，毛泽东接到章士钊诉说被抄家情况的来信，并作批语：“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拟就了一份应予以保护的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的名单[73]。这也是在给破四旧纠偏。毛泽东8月31日对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作批语：“这样修改很好。”这里的“修改”指林彪在送审稿中加写的两句话，即在送审稿中“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这段话后面，加写了“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74]”不难推想，毛泽东赞成的是“坚决反对压制你们”，当时受到“压制”的主要是冲击领导的学生，而不是破四旧的学生。8月下旬，毛泽东就支持了揪工作组长的北京航空学院学生[75]。9月7日毛泽东又批示，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并且指示要为此再写一篇社论[76]。调动工农所要对付的同样是冲击党政领导的学生，不是破四旧的学生。在此之前，8月21日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8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和8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都是反对压制向当权派造反的学生，而不是向“四类分子”造反的红卫兵，尽管这些规定也可以被引用来维护破四旧的学生。
文革初期担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在1991年的回忆中谈到毛泽东对红卫兵破四旧的态度，他说：“破四旧不是毛主席的思想，同毛主席的思想相违背，不一致，不合拍”。“红卫兵搞得天翻地覆的，首先是破四旧的运动。有些历史学家不知道毛主席对破四旧的作法实际态度是什么。据我和毛主席接触中的了解，他是不赞成破四旧的。……林彪讲话有这提法，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社论中也这样提了。林彪接见红卫兵的讲话号召破四旧，这讲话稿毛主席也看过，当时也不知道会产生这样大的后果。毛主席对当时的中央领导不满意，认为他们没有集中目标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搞破四旧这些东西，毛主席对此并没有欣赏。林彪、陈伯达也没有号召这样去搞。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具体工作的同志对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够，新华社提倡这样搞。红卫兵八月二十日第一次上街，砸招牌，改路名，人民日报就说好得很，新华社作了详细的歌颂性的报道。在这一点上，毛主席对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陶铸不满意。但群众行动也不好去制止。也没有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一出现打人，毛主席就说不行，要文斗不要武斗。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讲话就提出要武斗不要武斗，说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这是毛主席的思想。[77]”这个回忆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大体与现有的资料吻合。
毛泽东没有特别赞扬破四旧，也没有反对中央新闻媒介对破四旧的报道，应当说他是认可和支持破四旧活动的，同时有所保留。没有他的认可，任何群众活动都不可能形成规模。毛泽东最初未尝没有放任红卫兵冲击正常社会秩序，借以发动群众，造成“革命声势”的意图，然而破四旧运动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意料，偏离了斗争党内走资派的方向，并且在传媒和当权派的支持下俨然群众运动的主潮，偏离了斗争党内走资派的大方向。
9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大专院校少数派红卫兵的座谈汇报，会上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少数派代表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周恩来搞调和。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决定采取新的重要步骤，将运动的方向引向冲击党内走资派。10月初毛泽东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破四旧运动就此完结。此后，破四旧虽然继续作为红卫兵的伟大功绩受到赞扬，但是群众运动的主要方向从矛头向下，攻击社会底层的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转向矛头向上，冲击党内当权派。破四旧的主力老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陷于被动，他们因为保护当权派，打击造反派和出身不好的学生而被批判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红卫兵的破四旧活动中被株连打击的一些群众得到了平反。在破四旧中曾经以支持红卫兵求自保的很多当权派和追随当权派的群众受到批判斗争。文革运动真正开始了它的核心内容——斗争党内所谓“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司令部”。
1966年就开始筹备的红卫兵破四旧展览会，后来因为造反派的兴起而被搁置，到1967年6月开幕时索性改为革命造反展览会，以造反派斗争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主线，破四旧运动只作为其中一小部分，表现了文化大革命决策者的文革观。[78]
结论
从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在短短40余天里。破四旧运动给中国社会文化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千千万万的红卫兵、青少年被鼓动起来搜寻“四旧”，即所谓“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社会生活中凡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甚至俄苏文化色彩的事物统统在破除之列，从服装款式、发型、街道的名称、化装用品，到图书、唱片、文物、古迹；从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的残余到民主党派，少有幸免。取“四旧”而代之的“四新”是以种种形式宣传对毛泽东个人及其思想的崇拜，歌颂文化大革命。
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不顾“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界限，普遍使用超法律的强制和暴力手段，从强制剪掉路人的瘦腿裤，到批斗会上的体罚和拳打脚踢；从强制劳动，到私设劳改所、非刑折磨；从抄家、没收私人财物，到驱逐出城市，遣送原籍。“文化大革命”成了吞噬千万人生命财产的“红色恐怖”的“武化”革命。
大批青少年自以为最革命的言论和行动，暴露出文革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教育的严重弊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崇拜，无条件地崇尚革命暴力，排斥人道、人权、自由、法治，对民主概念的扭曲，以贴阶级斗争标签取代对人类文明和优秀文化遗产的尊重和珍惜，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虚骄等等。青少年的偏激、狂躁被推到政治运动的前台；社会良知、理性对青少年的正常指导被剥夺；青少年简单化、极端化、形式化的思维和行动受到鼓励和纵容，泛滥成灾。最激进的“革命”行动的实质，是落后、反动的社会文化的沉渣泛起。
破四旧运动以极端的方式进行传统意义的阶级斗争，其打击的对象主要是被以往革命和政治运动打倒、改造、边缘化，以及被初期文革运动抛出来的人们，而不是当权的领导干部。它的矛头指向社会的下层和政治的边缘人物，而不是上层，不是领导干部“当权派”。这在许多干部看来是革命和群众运动的天经地义，而恰恰不符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斗争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方向”。党内一些领导人，特别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没有准确把握毛泽东的意图，将破四旧的星星之火煽成燎原之势。毛泽东则在破四旧的强大冲击波过去之后，将群众斗争的矛头扭转到文化大革命的核心目标——斗争党内“走资派”。
□　原载石刚编著：《现代中国的制度与文化》，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来源：《现代中国的制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