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性报道的发端

关键词： 调查性报道┊阅读：684次┊

19世纪的新闻事业与公共领域

在19世纪的最初年份，英国报业仍然受到当局通过赋税、诉讼威胁、提供帮助和读家消息以及政府广告津贴的威胁利诱。到1860年，情况有了改观。报业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激进的报界抵挡了企图遏制其发展的种种图谋。常有评论认为，如果说古希腊有市民辩论会场(agora)、有舆论塑造者和决策人碰头形成公众舆论的地方，那么《泰晤士报》(Times)和其他几份报纸就是它们的现代翻版。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

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其中的不同因素有不同的评价。传统的英国史学将政府对新闻业限制的减轻视为进步人士斗争的结果（Williams 1957）；其他人则倾向于将重点放在新的商业阶层的势力发展上，这个阶层抵挡住了政治精英控制信息的企图（Harris 1996：106）。对富兰克林(Franklin) 来说，“无疑最必要的变化就是取消支持者所谓的‘知识税’”，即在1853年至1861年间全部废除的三种税赋——广告税、印花税和纸张税（Franklin 1997:78）。技术革新使印刷发行更多更大的报纸成为可能，并因此满足了需求的增长。而且用现在的说法，报纸股东众多：第一，所需的资本是大量的并得到了分配，因此有许多人都准备保卫他们的利益；广告收入使其他的资金来源诸如政治性补助不再必要；读者在引导办报方针方面具有了影响力；国内报纸运送革命开辟了更广阔的市场，而且报纸的广泛发行赋予撰稿人以一种政客们开始感到害怕并想压制的影响力。

《泰晤士报》早期的辉煌就很明显。在1800年和1860年间，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造就了一个非常大的有影响的布尔乔亚阶层，他们拥有日益增长的国际化意识并且渴求信息，而《泰晤士报》则是他们的讲坛。托马斯•巴恩斯（Thomas Barnes）（1817—1841年间的《泰晤士报》主编）是他们的发言人和消息源，而他通过发起诸如国会改革和声援彼得卢大屠杀(Peterloo Massacre)[3]中的受害者等事业赢得了新的读者。日益增长的收入意味着他可以花费更多的钱用于开展调查，而他和他的继任者们引以自豪的是，他们对信息有接近权和因独立而免于压力。

有这样一个已成为老生常谈的逸闻解释了这种情势：1851年，由约翰•德莱恩（John Delane）主编的《泰晤士报》抨击了法国首席大臣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亲王。一怒之下，路易•拿破仑要求他的驻伦敦大使要么对英国政府施压，处罚《泰晤士报》，要么通过贿赂收买一个更好的报界。他的大使努力向他解释，英国的生活与他的情况并不一样：

有人曾告诉过你，亲王殿下，《泰晤士报》和《纪事晨报》（Morning Chronicle）的敌意是被金钱补贴所激发出来的。没有什么能比这样一个说法更错误的了，请相信我，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没有绝对的把握我是不敢说话的……尽管不如法国，英国的政界人士也因为报纸的批评而焦头烂额，企图收买一份和《泰晤士报》同样销路广大的机关报，但他们从未如愿…… （引自 Cranfield 1978:160）

这位大使正确地注意到，早在1851年，《泰晤士报》就不顺从于他的亲王所设想的那种权势了。

如果说18世纪的很多政治冲突都与人身攻击、结党和腐败有关，那么到这时随着国内经济和帝国海外掠夺的发展以及新兴阶层对上述两者的依赖，政府的政策对于与商业事务（对外条约、贸易政策）相关或是那些有更广泛选区选民（社会状况和税收）的上述两者就变得息息相关了。

主编们欢迎这样的记者：他们能认清并分析时下的问题，将它们的相关性传播给有批判力的公众。这些能力和媒体的新力量在一位名闻遐迩的战地记者的生涯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记者的理念

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开始了，威廉•霍华德•拉塞尔（William Howard Russell）被任命为《泰晤士报》记者。他一到达目的地就报道了关于战争准备不充分、食物短缺和军队缺乏敝身之所的问题。他采取了两种方式，即将所写的文章提供给报纸和为领导人的提供背景资料。

拉塞尔的报道披露：英国海军的效能远远低于法国；法国的医疗服务要好得多；英军伤员遭受着极大的痛苦；军官们由于缺乏训练，无法应对问题；英军统帅部茫然不知；拉格伦（Raglan）[4]和他那些素来勇敢的军官们所无法做到的东西——获得轮换和给养——拉塞尔却能做到。根据某些说法(Snoddy 1992)，这些揭露性报道导致了政府垮台；设立了负责战争事务的国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这个新职位；军队状况得到改善；在伦敦，《泰晤士报》得到一笔用于提供医疗服务的基金；受拉塞尔报道的影响，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等人走向战场并为战地护理这一职业奠定了基础；陆军任命系统的及时改革也得益于他的揭露报道，这项改革将对英国的战争能力产生重要影响。然而，拉塞尔的成功程度却在《第一个伤亡者》（The First Casualty）（Knightley 1975）一书中受到了质疑。

克里米亚战争对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场战争中，新闻事业显示出它作为一种专业正在赢得尊敬，外出找寻有何事件发生的记者职业形成了。正如斯蒂芬斯（Stephens）（1988）所写的那样，第一个知道要出去找线索而不只是坐等天上掉馅饼下来的人是泰亚斯(Tyas)，他的关于彼得卢大屠杀的报道很有影响。斯蒂芬斯指出，泰亚斯和他的后继者的有趣的区别就在于，他认为，见到并讯问后来演变成了1819年的彼得卢大屠杀的那次公众集会的组织者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他仅仅是作为旁观者到场的（Stephens 1988：243）。而到了拉塞尔的时代，记者们在向将军和大臣发起挑战——更不用说那些容易接近的决策者了——并要求他们澄清他们的意图或至少加以充分遮掩。

怜悯与道德

成为小说家以前的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是新闻记者查尔斯•狄更斯，他发起了改善他的虚构人物奥利弗•特威斯特们（Oliver Twists）和小内尔[5]们(Little Nells)的状况的运动（Philip, 1986:6）。1852年，他自己的杂志《家常话》(Household Words)刊登了一份特稿体倡议书，它具有典型的狄更斯风格：

伞要修理，椅子要修理，钟要修理——我们所在的街道和四周每天有人叫唤。（但是）谁来数一数在同样这些街道上那成百上千需要接济的孩子？他们那没人理睬的声音高亢如往昔的智慧之声，但同样无人搭理；是谁因为缺乏帮助而身心交瘁，死于无人接济！（狄更斯：“孩子要接济”，载1852年9月1日《家常话》）

狄更斯的文学界前辈们将小说立足于在18世纪的英国出现的社会生活，而为普通人而非上流人士代言的小说或多或少是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的创造。他对前辈们的观察和社会知识所做的补充就是意识到了穷人的家庭生活和工作环境。他将这些观点与他的欧洲大陆同行们如曼佐尼（Manzoni）[6]、巴尔扎克（Balzac）和左拉（Zola）等人分享。埃米尔•左拉（1840—1902）则走的更远；他用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会学的观察技巧影响了狄更斯的意识和感情。象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一样，左拉走进贫民窟，对那里的情况进行了仔细观察，并写进了他的作品里。纪实性现实主义运动由此而生（Keating 1991）。如果根据方法来界定谁是调查性新闻工作者，那么可以说纪实性现实主义者就是最初的调查性新闻工作者；他们也对穷人的生存状态耿耿于怀，这是对工业革命所导致不幸的强烈认识。旧的社会形态已经被颠覆，但是旋即发生的事情又把他们抛向城市，在那里他们既没有知识又缺乏足以谋生的一技之长，负担不起干净的饮用水、卫生设施或零售的食物，更不用说受教育和一份现成的工作以及免受剥削和免于犯罪了。

分担了分类学的任务并对这些现象加以揭露的是早期的社会科学家；最有名的成果可能要数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7]的17卷著作《伦敦人的生活与劳作》（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of London），它们出版于1889年到1891年间。基廷（Keating）提醒我们（1991：305），在对科学和科学方法日益恭敬的同时，新闻记者和学者都提出了客观性的概念，但在他们的目标方面，几乎没有人说是客观的；而是指一种从科学上说的超然的方法。以下这种理念是有趣的：可以在主观选择和这种方法之间划线，而前者中的感情投入和有所偏倚与后者中的不偏不倚是一致的，这与调查性新闻事业有明显的关联。

发现并讲述苦难和剥削的动力并不仅仅来源于探究精神；科学主义提供了工具，但是动机则形形色色，它来自以下种种的结合体：做善事就是敬神的狂热信念；激励人们相信乌托邦可以为人人建立的乐观主义；鼓舞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以否定自己的快乐来积极参加建设一个更美好社会的伟大斗争的热忱；对下层民众苦难的一种乐善好施的敏感、天生的浪漫主义以及一种类似于《米德尔马奇》（Middlemarch）[8]中多萝西亚•布鲁克（Dorothea Brooke）的多愁善感的东西。

在19世纪下半叶，许多作家身兼小说家和新闻记者双重身份。但到1880年代左右，这种情况开始逐渐分化。H•G•威尔斯（H. G. Wells）宣称，他宁愿被视为新闻记者（Parrinder 1972：297），而他和其他纪实性现实主义者的小说都用类似于新闻作品的形式写成。其他那些我们或许会称作“艺术室”（art house）小说的小说则出自“艺术家”之手，一种熟悉的分野出现了；而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只有美国作家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和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等人在着两者之间穿行。

客观性

在19世纪初期到1853年间，《泰晤士报》形成了如此巨大的独立的政治影响力，以至于它能够宣称它客观地从事报道，而不考虑权势者的利益。1853年这个年份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就是这个时候拉塞尔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报道在《泰晤士报》刊登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使这成为可能呢？

探究客观性的出现有四个主要的方法：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和制度的，而它们又是互补的。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认为，不偏不倚的或客观的信息是随着需要不偏不倚新闻的英美公众舆论的兴起而出现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早期高度政治性的和带有偏向性的新闻。这种“公共领域”由对当前事务的开展争论的相互竞争的集团所组成，这些集团希望能得到相同的信息，以此为依据就他们的利益和他们所在社群的利益进行常常是不同的分析。公共领域本身在媒体的滋养和帮助下成长，变得更加见多识广，从而创造了一个在现代民主政体中达到顶点的政治发展过程（Dahlgren and Sparks 1991）。

席勒（Schiller）（1981）认为，客观性之所以能发展出来，是为了回应商业的需要，比如将商品出售给尽可能多的顾客并尽可能少冒犯别人的需要；他也强调说，经验主义的科学态度在整个19世纪逐渐建立起来，并影响到传播，如同它影响到知识上的探究一样。

德斯蒙德（Desmond）（1978）在很大程度上把不偏不倚归因于对写作、电报产生了直接影响的技术进步和新闻通讯社的出现这一商业发展。用现代的标准来看，在电报诞生前，写作篇幅冗长，充斥着主观的评论和细节。毕竟，驻外记者写的文章是在等待轮船的好几天时间里写成的。美国内战（1862—1865）吸引了比先前的任何一场战争更多的新闻记者，而他们是第一批使用电报的人。这个传输方式收费高昂；每个字都得付费。因此报道越简短，花费就越少。记者们不得不将材料压缩到最精练并能表述清楚的程度，以使各要点能马上得到理解。负责接收的编辑再对它进行扩展，补充那些说明性和主观性的材料。

这种新的报道方式立即带来了其他变革，尤其是“倒金字塔”的出现。稿件必须从一个或多个关键事实开始写起，而不作铺垫。延伸性的内容按重要性程度倒序排列，这样助理编辑就可以删除靠后的段落而不减损原意，这就是“倒金字塔”结构。而讲故事的方式则与之相反，从开头相互关系不明确的细节开始，再渐入高潮。那个金字塔的内容组成是“五个W加一个H”，它是构成故事的基本要素的代码，而这是每一个新闻专业的学生都学过的：发生何事；何地发生；何时发生；涉及何人；为何发生；如何发生。电报而对记者施加的这些要求导致了更大的精确性，更适于读者理解；新闻写作的一个既成事实是，这类客观的信息和新闻与那些层次较散漫、较主观色彩浓重的材料迥然有异。

下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新闻通讯社的出现。正如德斯蒙德所说：“一个记者写的一篇报道也许会被他所属的报社采用，而一个新闻通讯社如果将相同题材的报道提供给几十家报社，也许会遭到某些报社的完全拒绝”（Desmond 1978：217）。因此通讯社不得不提供可被普遍接受的稿件。它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检验报社记者工作的参照系。这让人更加看重新闻中的准确性和未经修饰的事实，以及这类新闻和可以允许主观性存在的报纸那些部分以及广播电视节目的区别。它也鼓励将目击者的理念作为认识的关键，这造就了更多的特派记者，并为他们增加了证明性的采访这一武器。与上述发展差不多同时，纪实摄影在1850年代出现，它可能增强了一种认为存在一种可以由新闻记者捕捉到的现实的看法。

证据的理念

在将客观性作为新闻工作规范的同时，那种认为记者利用其对事件的观察和对消息来源探究的专门性职业技巧的观点也在发展。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在吹嘘他们的准确性，因为他们认为这不仅能保障他们拥有一批拥护者，而且可以为他们确立作为专家和专业人士的社会地位。

这有助于改变以往将新闻记者视为惟利是图之人和不可靠的油嘴滑舌之徒的看法，记者开始接受王室晋见和咨询，这不仅因为他们有影响舆论的能力，而且也因为他们常常比所谓的专家见识更广博。这些知识也受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好辩的商业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他们越来越拥护提供证据的方法、对过时制度的剖析和公共利益的概念。

在报社撰写社论的人和那些在现场采集新闻的人之间出现了分野。正像今天一样，报道开始与分析分离；特稿文章开始出现，并与上述两者有别，它带有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情味”（human interest）；‘硬’新闻与‘软’新闻有了界限；文学新闻事业（literary journalism）诞生了；记者访谈也被发明出来；报纸开始发起社会运动。

调查的理念

1885年，新闻工作者W•T•斯蒂德(W. T. Stead)在伦敦东区出于色情目的寻找“女郎”。他找到了一个12岁的，并把她买了下来。为此斯蒂德被捕了，他受到审讯并被判入狱。然而他的动机只是为了吸引公众注意而非从他的买卖中获益，他的刑期很短，而他利用这件事做足了文章，最终刺激了禁止儿童卖淫运动的成功（Crossland 1996）。

威廉•斯蒂德14岁时就开始在纽卡斯尔当教堂执事谋生。他给达林顿（Darlington）[9]的《北方回声报》（Northern Echo）当自由撰稿人。1871年他22岁时成了该报主编（Griffiths 1992）。他由一个热心于行善的新教团体抚养成人，并且认为新闻事业给了他一个自我拯救的机会。他因在揭露土耳其人涉嫌在保加利亚犯下暴行的报刊运动中表现活跃而在全国初露头角。他应邀担任当时非常有影响的《派尔—麦尔公报》（Pall Mall Gazette）的助理主编，1883年时他成了该报主编。他在任内发起了争取对苏丹采取怀柔政策（以拯救愚昧无知的苏丹人）、为伦敦穷人呐喊和鼓吹海军现代化的多次运动。很久以后，他又发起了在布尔战争（Boer War）中争取和平和支持布尔人的运动。

斯蒂德最让人铭记的独家报道是《现代巴比伦的处女贡品》（The Maiden Tribute of Modern Babylon）。这篇报道的背景是这样的：在斯蒂德关于这一题材的第一篇文章刊载一年多以前，因为一桩贩卖英国年轻女孩的奴隶贸易，为布鲁塞尔妓院供货的贸易商人们向英国贵格会人权活动家约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透露了消息。巴特勒设法找到了一个比利时警方目击证人，但英国警方和外交官对此都不感兴趣。这种贸易证据确凿，而且令人发指；巴特勒将这些都详细记录下来了，然而她的提高合法年龄和促使警方开展行动的努力却没有进展。

事情只有在斯蒂德这位当时的《派尔—麦尔公报》主编参与其中时，才受到当局的关注。在他买下那个女孩后，他于1885年7月6日发表了《强暴处女：我们委托的秘密调查报告》一文，其中包括在小标题 “捆绑女孩”和“为何受害者的哭喊无人听见”之下长达5页的细节描写。文章内容包括他的亲身调查所见。

屋子中的女人多少有些疑心，因为有陌生人在场；但是聊了一阵以后，她说她手头有一名刚来的女孩，如果他们肯答应条件，她马上就会把那个女孩收过来。女孩是被人送来的，到时候就会露面。她被告知她在伦敦走几英里路就会有好的境况……（但是）当她听到这么多的询问和谈论将它带到这个国家时似乎感到某种紧张。然而，事情已经搞定了。如果证明该女为处女，拐卖者就要收2英镑加上1沙弗林[10]。（《派尔—麦尔公报》1885年7月6日第4版）

关于斯蒂德的新闻作品，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他那十分新颖的明晰性。我们看到两个世纪以前的单张报纸是如何迎合人们的性和暴力口味的，而这类故事现在也继续制作出来，但是经过了某种包装，见诸《珍珠》（The Pearl）一类的专门期刊。在斯蒂德之前，这类材料不会出现在有声望的报纸上，它们刊登的都是道德方面的严肃文章。斯蒂德通过将道德上的高姿态与煽情性描写熔于一炉而改变了写作风格，今天英国的不少报纸仍采用这种颇受欢迎的风格。

斯蒂德赢得关注靠的不仅是色情，还有揭露曝光。对他的大多数读者来说，这种交易的存在几乎肯定是新闻。他的这种暗访式、调查式的风格是有前兆的。在专家约瑟芬•巴特勒的帮助下，斯蒂德开展了详细的初步调查并精心设了一个圈套，其方式颇受现代调查性报道记者垂青。对这一故事的处理助长了煽情主义。斯蒂德将它分好几个星期连载，用设悬念卖关子来吸引消费者的忠诚。到处都在谈论他的故事，引起了无数其他报纸的评论。发行量上升了，黑市将报纸价格炒到了定价的200倍。

正如新闻事业需要重大变革一样，调查性新闻事业就这样诞生了。

大众传媒发轫

正如斯蒂德所写的，新闻事业的环境将要经历一个根本性的发展。尽管用他们自己的标准来看，他们的销量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是斯蒂德和他的崇拜者却没有注意到社会上正在发生的相关变化，或者至少没有利用他们讨伐社会弊端的热情。同其他那些文化修养很高的主编一样，斯蒂德也有崇高的理想和极强的能力，但他却把它们仅仅提供给一个受到限制的社会阶层。他们的语言仍然暴露了这一点，正如弥漫于报界的文化、知识和兴趣上的自负一样。如果他们是更优秀的生意人，他们本来会注意到市场正在急剧扩张的。但他们没有，因此尽管如此煽情，他们仍然败给了另一类的新闻工作者。

从18世纪开始的人口爆炸仍在继续，出生率指数在上升，生活在城市的人口比例急剧提高。金融经济大行其道，零售商店到遍地开花；公路、运河和铁路运输获得了巨大发展。出现了更优良的印刷机、更便宜的纸张和插图。广告获得蓬勃发展，以至于报纸减少了对其他收入方式的依赖，降低了报纸的定价，并因此进一步扩大了潜在的市场。

对读者来说，普选权和工会运动使大众政治华了；公共教育出现了，识字率快速上升；从1870年代开始发展的足球为报纸提供了一个聚焦点，更进一步扩大了市场。没有几个记者能借助选择和职业分化来利用这些发展所带来的机遇。然而，职业新闻工作和它赋予报纸的重要性与大众市场共同导致了商业上的成功，媒体随之成为大商业，并因此吸引了那些首先并且主要是企业家而不是新闻工作者的人。以艾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斯（Alfred Harmsworth）（Taylor 1996）为代表的第二代“信息企业家”出现了。

1881年一份名叫《趣闻》（Titbits） 的杂志问世，它由乔治•纽恩斯（George Newnes）创办，他本人不是一名新闻工作者而是一个企业家。《趣闻》是一份摘录其他出版物上短小有趣的故事的期刊，也刊登一些由特约记者原创的故事；它特别适合那些有阅读能力但对高雅文化和冗长的精英报纸不耐烦的年轻人。16岁的哈姆斯沃斯是《趣闻》的忠实读者，他是一个敏捷的自行车爱好者，曾与其他同道中人骑车周游全国，他们大多都是年轻人，做书记员或店员，可能也看《趣闻》。哈姆斯沃斯成了最早给《趣闻》投稿的人之一，后来他去给一份自行车爱好者的报纸《车轮生涯》（Wheel Life）工作过（Williams 1957：136）。

21岁的时候，他成了《自行车运动新闻》的主编并打算创办自己的报纸，它几乎是《趣闻》的翻版，名叫《答案》(Answers)。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又创办了11种出版物，包括给家庭妇女看的《家中聊天》（Home Chat），给供差遣的童仆看的《按键与弹拨器》(Chips and Pluck)，给工厂女工看的《勿忘我》（Forget-me-not），以及《英国国旗》(Union Jack)，《半便士奇观》(Halfpenny Marvel)和《连环漫画》（Comic Cuts）（Taylor 1996：19）。

1896年5月，哈姆斯沃斯有了100万英镑的资金。他打算用来创办几份日报。到这个时候他已经证明，商业上的成功使他知道大众想看些什么。而且他也知道如何通过噱头和竞争来吸引读者，像卖其他文章一样卖出他的报刊。当有人要以低价向他出售失败了的《新闻晚报》（Evening News）时，他买下了它，将那些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期刊发行人的那些招数用在这份报纸上。哈姆斯沃斯及时地借鉴许多其他赢利报纸的经验，成为第一个现代传媒大亨。

有几个报刊企业家打算在1870年代形成的大众市场上建立自己的媒体帝国。他们纷纷作为专职君主来统治报纸。但是，他们首先考虑的总是商业上的成功，尽管作为个人而言他们有着强烈的政治观点，而且他们有时也会加以推销。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 就是这种人。当1986年《星期日泰晤士报》 (Sunday Times)在《希特勒日记》骗局的基础上又造假时，新闻工作者都感到脸面无光甚至羞辱。默多克说：“发行量上升了，而且持续增长。我们并没有损失金钱或出现类似的事情”（引自 Harris 1996：567）。考虑到他说“我们是娱乐业中人，而且其他业主也这样想，比如快报集团的马修斯勋爵（Lord Matthews）就说：“我就是那么看待报纸的……它就是钱”。（引自Porter 1984：153）

在哈姆斯沃斯于1920年代为数量增长的各新近识字阶层提供读物的时候，发行量成了最重要的因素。大开报纸需要精选的小众化读者，并且由于采集高水准新闻成本的上升，它们也越来越获得广告的支持；尽管相比于政治新闻，某些特稿材料的数量有了增长，但是最初广告客户并不怎么影响大开报纸的内容。

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通俗报纸中，但是基于不同的原因。广告不是那么重要——广告商针对比较穷的人投入比较少的广告费用——但是发行量又事关重大，因为通俗报纸需要在商品和服务之间有更高比例的交换率(cover price)，并且只有发行量高才能得到广告。为了赢取广告，报纸变得通俗、煽情和简洁了。对稿件进行简化，将故事压缩成几个要点，这一过程始于电报应用之时，但随着新平民主义的发展而加快了进程。政治性的内容随着对人情味的偏好而急剧减少了(Curran和Seaton1997)。这个时期的激烈竞争加速了这种趋势，市场研究被用来检验提供的信息中哪些是大众想要看的。它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激进报刊的死亡。政治性大众市场报纸既无法在价格上具有竞争力——当广告客户不愿意在上面登广告时尤其是如此——又无力与煽情主义抗衡。

曼彻斯特《卫报》(Guardian)则是一个例外，它得到了这样一个曼彻斯特商业和职业共同体的支持：其成员与该报有相同的宗教和自由派政治观点。它以不对大众化报纸开放的方式，得以保持其高品位和独立性。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报纸，尽管在1930年代和1950年代的兼并中其中大多数都消亡了。

简言之，报业大王时代给英国新闻事业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读到报纸的人更多了，但是通俗报纸和大开报纸在风格和关注点上都出现了鲜明的差别。信息媒介可以被打造成赢利的大企业，这在当时已是明摆着的事实了，如果说这个观点使媒体首先并主要被看作是一种企业，那么它也影响到其中的内容。当广告比报纸销售更重要的时候，内容也受到了影响。科伦（Curran）和西顿（Seaton）认为，商业驱动的媒体不同于新闻驱动的媒体（1997）。他们相信，报业大王将普通民众可以听到的声音缩小到几个自私的商人乐于接受的范围。因此1930年代的经济萧条没有得到正确的分析，人民被容许把它看作上帝的安排；罢工者受到了谴责，他们的观点像那些少数民族一样被忽视；恶魔的形象在公众的头脑中被创造出来——俄国和犹太人——不一定健康的热情滋生出来了，例如军国主义（Spurr 1994）以及《每日邮报》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鉴于对新闻事业听命于商业主义以及对那些只以利润作为成功标准的经理人的权力的普遍担心，科伦和西顿的观察在今天尤其是一种空谷足音。

商品化

我们已经意识到这样的新闻事业是如何在19世纪末形成的；查拉比（Chalaby）（1998）的观点是建立在哈贝马斯见解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随着传媒的产业化，新闻事业走到了尽头。

对查拉比来说，在大众市场形成之前的数十年中，新闻选择是有其道德基础的。报刊曾经是论战性的，受制于特定的政党和观点；印花税的废除将媒体从这些束缚中解放出来，一种相对独立和不偏不倚的新闻事业因而有可能产生。报刊不必再对狭隘的派别利益卑躬屈膝，例如无论它是曼彻斯特的工业资本家的还是工人阶级的——查拉比详细查阅过后者的报刊，而去寻求为更广大的选民服务。然而，随着选区越来越大，随着它成一个大众市场，获利的机会显然就出现了，而且实际上要进入这个市场就需要有更高的资本化。

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受到驱使去从事激烈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又推动它们去修改极大地改变了新闻事业性质的准则和技巧。新闻事业的职能从提供开展辩论的论坛和作为据以辩论的无偏向的事实性信息，变成了制造吸引受众的产品，变成了根据价值随吸引力而定的商品。新闻工作者的工作不再是提升讨论的高度或教育读者参与国家事务（res publica）而是生产此类产品；未经媒体传播的议会辩论一类政治性文件消失了；随着对更为广泛活动的报道面的扩大，严肃事件的地位下降了。

换句话说，查拉比的理论解释了如下问题：随着大众市场报刊变得有利可图，吸引加深了媒介的商业化和媒介产品的商品化程度的企业家，新闻事业是如何与之相适应的。他将19世纪末视为新闻事业琐碎化的这一长期发展过程的开端，而我们今天看到，它的结果经常遭到谴责。波斯曼（Postman）在恰当地定名为《我们自娱自乐到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1987）的一本书中说，那些娱乐性的、品质不高的、转瞬即逝的东西正在吸引使我们离开重要的问题或是干脆将它们排挤出去。

迈克马纳斯（McManus）（1994）详细列举他所说的“垃圾新闻事业”(“junk journalism”)取代信息性新闻事业的例子。他解释说，与常规新闻事业相比，琐碎化是市场取向的新闻事业发展的结果；他认为，同劣等食物一样，这种“消遣作品”制造了不健康的期望，驱逐了较高的品质。

自从150年前企业家取代政党成为报业的经营者以来，追逐利润的交易就一直是新闻事业的有力基础；即便如此，它通常被关在了地下室里。如今，售卖新闻的交易居然应邀上了楼，登上大雅之堂了。

斯帕克斯（Sparks）（1991）发现，在消息灵通的精英和被娱乐化的大众之间的鸿沟加大了；其他人(Golding1998)则认为，包括精英媒体在内的所有媒体正在越来越以娱乐化为取向。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研究早就表明，对“硬”新闻的各种偏向都是流行性的，例如有利于权威或选择偏好刻版成见新闻的偏向。曾经逐渐取代了硬新闻的“软”新闻或那些娱乐性内容的地位下降了。然而，一旦研究者发现软性（也被称为“人情味”）新闻的优势地位上升，他们也会试图去理解它们。布伦森（Brundson）和莫利（Morely）（1978）、拉瑟福德•史密斯（Rutherford Smith）（1979）、范波克（Van Poecke）（1988）等人都发现，事件常常被归入某些现存的类别，并且被迫去履行某些功能，例如让我们信任权威，或给我们提供娱乐，或迎合我们的偏见；查尔斯•斯图尔特（Charles Stuart）案件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这个案件里，杀人凶手由记者作了包装，与传统的刻版成见（年轻的黑人男子、汽车偷盗、白人女子、交通）完全吻合；虽然与现实没有关系，但是与期待息息相关。

为什么会这样？新闻是新闻事业的一种样式；每一种样式都有一个被生产者和消费者认识的身份，两者都要求新闻作品遵从结构、语法、词汇的常规，并且符合注定适应该样式主题的全部功能 (Mcquail 1994)。包括马佐利尼（Mazzolini）和贝尔（Bell）在内的不同学者的研究都普遍达成了一个结论，即新闻工作者获得事件并根据样式的种种需要为它们定型，他们本身也根植于文化假设和商业需要。

如果发展到极端，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新闻工作是在重构这个世界，以保证它是它的读者想听到的世界，而不是现实，并且它带有各种社会含义。布尔迪厄（Bourdieu）在他的批判（特别针对电视新闻事业的）中走得更远，他认为电视新闻事业远不是在丰富公共领域，而是产生了很多危险的影响。他相信，电视新闻事业既含有又限制了观点和争论；将人们加以分类并强迫我们根据它的分类来看待这个世界（Bourdieu 1998：22）。基于制度学、技术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原因，电视新闻工作者能够而且的确将他们自己的特殊建构和框架强加给人们和议题中：“新闻场是以一套假设和信念为基础的，它超越了地位与意见之间的差异……其效果相当于新闻检查制度”（Bourdieu 1998：47）。

查拉比参考以上的观点写成的大部头论文似乎由研究新闻工作中的特殊案例催生的，例如：基布尔（Keeble）对媒体据以“制造” 海湾战争的方式的研究（Keeble 1998）、对地方电视新闻的某些研究（de Burgh 1998和Langer 1998）、曹（Cao）对中国和英国在香港回归等内容报道的比较研究（Cao 1997）。凡此种种是不是说就不存在事实真相这回事了呢，或者是不是说新闻报道与事实真相不沾边呢？不是，但是在商品化了的新闻事业中，存在着使人天真地以为新闻反映了“现实”的倾向。

调查性报道在何处与此相契合呢？由道德冲动驱策的调查性新闻事业也许与上述作者们力图解释的条件苛刻的新闻报道事业处在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前者受到模式的要求的限制，而这种要求本身又是市场营销方法的要求；有着不同价值观的调查性新闻事业也许是查拉比和哈贝马斯笔下的19世纪的遗迹；另一方面，它也许只是一个产品（满足人们痛快泄愤的欲望），或者干脆就是一种售卖主产品的市场营销技巧，就像其他传媒产品一样。

注释：

[1]雨果•德•伯格（1949— ，中文名戴雨果），英国新闻教育工作者。曾任苏格兰电视台记者、BBC电视制片人和第4频道新闻与时事节目承包人。后在诺丁汉特伦特大学任主讲电视新闻的高级讲师，并主持中国传媒研究项目。现任教于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著有《调查性新闻事业：理论与语境》（2000年）等书。

[2]姬琳（1979— ），湖北沙市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毕业生。

[3]1819年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发生的惨案。当时数万人在广场举行集会要求实现议会改革，当局派出义勇骑兵队和轻骑兵驱散集会群众，造成11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事件引起普遍义愤，从而推动了改革运动——译注。

[4]（1788—1855），英国将军、男爵。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任英国远征军司令——译注。

[5]狄更斯小说《老古玩店》中的主人公——译注。

[6]即亚历桑德罗•曼佐尼（1785—1873），意大利作家、诗人、剧作家。19世纪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因浪漫主义小说《约婚夫妇》（1827）而知名。他的死激发威尔第创作出《安魂曲》——译注。

[7]（1840—1916），英国船主、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译注。

[8]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1819—1980）的代表作。这部长篇小说描写了两个想为社会造福的年轻人在婚姻和事业上的挫折——译注。

[9]英格兰东北部城市——译注。

[10]英国旧时面值1英镑的金币——译注。

参考文献：

Andrews, A. (1859) The History of British Journalism. London: Richard Bentley.

Ayerst, D. (1971) The Guardian: Biography of a Newspaper. London: Collins: 285.

Barthes, R. (1977) Structure of the faits divers. In R. Barthes (1977) Critical Essay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Bell, A. (1991) The Language of News Media. Oxford: Blackwell.

Berkowitz, D. (1997) Social Meanings of News: A Text Reader. Thousand Oaks: Sage.

Bourdieu, P. (1998) On Television and Journalism. London: Pluto.

Brundson, C. and Morley, D. (1978) Everyday Television: ‘Nationwid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Cao, Q. (1997) Ideological versus cultural perspectives: the reporting of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in the British printed media. Lecture to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7th World Congress, August 1997 Seoul, Korea.

Chalaby, J. (1998) The Invention of Journalism. London: Macmillan.

Cranfield, J. (1978) The Press and Society. London: Longman.

Crossland, J. Belgium’s first child sex scandal. Sunday Times, 25 August 1996.

Curran, J. and Seaton, J. (1997)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Press and Broadcasting in Britain, 5th edn. London: Routledge.

Dahlgren, P. and Sparks, C. (1991)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London: Routledge.

de Burgh, H. (1998) Audience, journalist and text in television news. Paper deliver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27 July 1998.

Deny, J. (ed.) (1968) Cobbett’s England. London: The Folio Society.

Desmond, R. (1978) The Information Process: World News Reporting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Iowa: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Fiske, J. and Hartley, J. (1978) Reading Television. London: Methuen.

Franklin, B. (1997) Newszak and News Media. London: Edward Arnold.

Fussell, P. (1975)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itlin, T.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The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lding, P. (1977) Media profess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the transfer of an ideology. In J. Curran, M. Gurevitch and J.

Woollacott (eds) (1977)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Golding, P. (1998) The political and the popular: getting the message of tabloidisation. Paper deliver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Media,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ons Studies, Sheffield. 12 December 1998.

Green, D. (1983) Great Cobbett.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Griffiths, D. (1992) Encyclopaedia of the British Press. London: Macmillan: 532.

Hapgood, L. (1990) Circe among cities: images of London and the languages of social concern 1880-1900. 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 University of Warwick.

Harris, B. (1996)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the Press. London: Routledge.

Hartley, J. (1992) The Politics of Pictures: The Creation of the Public in the Age of Popular Media. London: Routledge.

Houghton, W. (1957) 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ughes, H. (1968) News and the Human Interest Story. New York: Greenwood.

Keating, P. (1991) The Haunted Study. London: Fontana.

Keeble, R. (1998) Secret State, Silent Press: the New Militarism, the Gulf and the Modern Image of Warfare. Luton: John Libbey.

Knightley, P. (1975) The First Casualty.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Langer, P. (1998) Tabloid Television. London: Routledge.

McManus, J. H. (1994) Market-Driven Journalism: Let the Citizen Beware? London: Sage.

McQuail, D. (1994)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London: Sage.

Mazzolini, G. (1987) Media logic and party logic in campaign coverage: the Italian general election of 1983.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 (1): 55-80.

Oliner, S. (1992) The Altruistic Person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Parrinder, P. (1972) H. G. Wells: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KP.

Philip, N. (1986) Charles Dickens: A December Vision. London: Collins.

Porter, H. (1984) Lies, Damned Lies and Some Exclusive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Postman, N. (1987)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London: Methuen.

Reader, W. J. (1988) At Duty’s Call, a Study in Obsolete Patrioti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Rutherford Smith’s R. (1979) Mythic elements of TV news. In D. Berkowitz (1997) Social Meanings of News: A Text Reader. Thousand Oaks: Sage.

Schiller, D. (1981) Objectivity and the New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Sgard, J. (1976) Dictionnaire des Journalists 1600-1789. Grenob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Smith, A. (1979) The Newspape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Snoddy, R. (1992)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nacceptabl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Sparks, C. (1991) Goodbye, Hildy Johnson: the vanishing ‘serious press’. In P. Dahlgren and C. Sparks (1991)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London: Routledge.

Spurr, D. (1994) The Rhetoric of Empi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Stearn, R. T. (1992) War correspondents and colonial war. In J. M. Mackenzie (ed.) Popular Imperialism and the Milita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Stephens, M. (1988) A History of News. New York: Viking.

Stocking, H. (1989) How Do Journalists Think?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Tylor, S. (1996) The Great Outsiders: Northcliffe, Rothermere and the Daily Mail.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Todd, E. (1987) The Causes of Progress. Oxford: Blackwell.

van Poecke, L. (1988) The myths and rites of newsmaking.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 (14):23-54.

Walker, M. (1982) Powers of the Press. London: Quartet: 116-20.

Wilkinson-Latham, R. (1979) From Our Special Correspondent.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Williams, F. (1957) Dangerous Estate. London: Long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