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调查性报道30年

英国调查性报道30年作者：[英]雨果•德•伯格 李青藜 译
关键词：调查性报道┊阅读：467次┊
1960年代，英国的报纸面临来自电视的竞争，同时，由于消费者激增，广告商需要更多的媒介空间。于是，报纸变得越来越厚，增加的版面由重要的特稿和图片报道填充。多伊格(Doig)指出，当时的社会风气偏向于怀疑论和玩世不恭，这使调查性报道独具魅力（1997）。这些因素或许能解释为什么调查性报道在当时大行其道。
“曝光”通常被理解为对某件不为人知的事实的揭露，不论这揭露是真实的，还是声称的。它一直存在于新闻报道中。比方说，在维多利亚时代，这种调查性传统就曾导致对社会贫困与剥削现象的揭露，但是，在严肃报纸中它已遭遗弃。严肃报纸将此类事情留给以周日报为代表的通俗报纸去做，这些通俗报纸常常揭露卖淫现象，或是将不重要的犯罪分子的姓名曝光。记者在前一类报道中惯用的语言是“我找了个借口，然后便离开了”，在后一类报道中则是“我来披露该罪犯的姓名”（Leapman 1992:19）。如今，类似的技巧将以W•T•斯特德(W. T. Stead)的方式被运用于“对社会负责”的新闻事业中。
1963年出现了两条重要的调查性新闻，后来一直被引为样板：第一条是关于一位政府部长普罗富莫(Profumo)、一位俄国特工和一位应召女郎之间的三角关系的。《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的调查新闻记者彼得•厄尔(Peter Earle)对此事进行了大量调查，他设法将该女孩儿和她的同伴藏在一所乡间小屋中，一直藏到他准备好发稿（Earle 1963）。此事还被写成一本书——《丑闻1963》(Scandal ‘63)，为后来众多的调查性书籍打响了第一炮。第二条是《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调查版的独家新闻。该报记者罗恩•霍尔(Ron Hall)详细描述了罪犯拉奇曼作为一名为房东对房客进行恐吓的手段（Leapman 1992: 23）。1969年，《泰晤士报》(Times)利用防盗报警装置搜集大都会警察的腐败证据（Tompkinson 1982）。这些事件引领了一股潮流，到1960年代末，除了反对调查性报道的地方报刊外，全国出现了许多专事调查性报道的新媒介。[1]三家最著名的媒介是《星期日泰晤士报》调查版、《私家侦探》(Private Eye)和《世界在行动》(World in Action)。
《私家侦探》于1961年面世，和今天一样，其资金主要来自发行额，由一群出身名门的年轻人经营，他们成分复杂，有极端的保守派奥伯伦•沃（Auberon Waugh），浪漫保守派克里斯托弗•布克尔（Christopher Booker），还有激进的左派保罗•富特（Paul Foot）。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怀疑主义者，不愿服从，并都具有讽刺的智慧；他们在一起制作了一份始终令人难以预测、大胆泼辣、以打破旧习俗为己任的杂志。结果，该杂志遭到了极端的轻蔑与仇视；有钱人――尤其是商界大亨和一些编辑――花费了大量金钱和精力企图将其消灭。考虑到它所具备的卓越的讽刺风格，以及以受其审查的富人为主要读者的事实，理查德•基布尔指出，《私家侦探》与其说是宫廷小丑，不如说是调查性媒介；但是，对法院的调查也是它报道的一部分。
《私家侦探》声称，它所取得的成就包括：揭露了詹姆斯•卡拉汉 (James Callaghan)首相不可告人的关系网和他对其的操纵；万兹沃思市镇委员会(Wandsworth Council)在签发建筑合同中存在的腐败；鲍尔森（Poulson）事件；心脏科医生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大夫(Dr. Christian Barnard)的虚假声明；英国的重要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在罗得西亚（即今天的津巴布韦）实施的制裁；后来成为首相的爱尔兰政治家查尔斯•豪伊(Charles Haughey)卷入对爱尔兰共和军的军火走私；ＢＢＣ的音乐节目主持人收受贿赂；还有其他许多财政及商业方面的丑闻。事实上，得益于迈克尔•吉拉德(Michael Gillard)的专家意见和精确计算，《私家侦探》在财界拥有最多的追随者（Marnham 1982: 134-7），尽管1990年代，它的“腐烂市镇”专栏被认为是所有地方权力机构决策者的必读之物。
众所周知，拥有英国电视特许经营权的电视台均为“独立电视台” (ITV)，其中具有领袖地位的格拉纳达电视台(Granada Television)在1963年开办了《世界在行动》节目。《世界在行动》（简称WiA）是英国电视界第一个每周播出一次的时事系列纪录片。
对于《世界在行动》来说，时事意味着从政府到罪犯、从政治到流行的所有事件。它是一个目的严肃的系列节目…第一任编辑休厄特(Hewat)的运作方针建立在这样的假想上：没有多少观众乐意忠实地收看３０分钟的“时事”，除非这些时事能紧紧抓住他们的注意力…休厄特取得的成就是他为从当时看起来就是专为精英分子而设的节目造就了一批受众。 （Granada 1993）
1967年，戴维•普洛莱特(David Plowright)创办“调查局”，同年，WiA也开始明确地制作调查性节目。在1970年暴光鲍尔森地方政府腐败丑闻、揭露了乌干达总统阿明的大屠杀、英国石棉行业工人的疾病、英国在福克兰群岛与阿根廷打仗时还向该国出口武器的行为、爱尔兰牛肉加工行业的腐败、使监狱里的年轻人受到约束的压制政策，以及臭名昭著的司法错误事件——伯明翰６号（Fitzwalter 1998）。《世界在行动》声称，它在最早对核动力安全问题进行的调查报道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对该工业的衰落产生了影响；它还是最早审视英国皇室及其纳税问题的新闻节目，并因此导致“女王同意和她的祖先一样纳税”（Granada 1993）。《世界在行动》影响了英国的公众生活，这一点已得到广泛认可。1993年格兰纳达电视台停播此节目时，许多人都感到难过，认为此举表明为服务公众的承诺在消失，而贪欲在增加，同时英国的公共领域在缩减。
在此期间出现了很多独特的调查报道，其中三个被视为此类型的经典：鲍尔森事件、镇静剂事件和DC10。所有这些事件在一些非常优秀的书籍中都有详细记载，此处简单一提即可。
1970年，一位年轻的英国记者雷•菲兹沃尔特(Ray Fitzwalter)就建筑师兼公共建设承包人鲍尔森破产一事为自己所在的地方报纸《布雷德福百目神》（Bradford Argus）撰写了一篇文章。《私家侦探》的保罗•富特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就此主题作了两页的整版文章。此事引发了大量调查，催生了许多文章和广播电视节目，对1974年“皇家公共生活标准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into Standards in Public Life)”的设立起了重要作用。这些记者取得的成果是揭露了公共管理机构中的腐败，从最小的地方权力机构到全国政治家中的领袖人物，巨细无遗，尤其是雷•菲兹沃尔特，他在第二部片子中展示了政客们与鲍尔森相互利用，以不道德的手段获取公共建设合同，粗制滥造地完工，从中获取巨额利润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步骤。
1972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展开了一项长期的运动，为镇静剂受害者争取获得承认和适当的赔偿。1960年前后，一家大型制药公司迪斯蒂勒(Distillers)曾向孕妇提供镇静剂，导致451名婴儿出生时有畸形。虽然此事广为人知，但是10年过去了，受害者没有得到任何赔偿，迪斯蒂勒企图强行令受害家庭的索赔代表接受一个解决办法。《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哈罗德•艾文斯(Harold Evans)及其同事决定调查此案。正如法官丹宁勋爵(Lord Denning)在拒绝迪斯蒂勒公司以此案正在审理，尚未裁决为由要求禁止《星期日泰晤士报》对此案的报道时所说的那样：
1972年9月24日，《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镇静剂儿童：国家的耻辱》的文章。它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法律程序上，并说：“看上去很明显，在新一轮开庭期内，迪斯蒂勒的辩护律师将与代表孩子们的律师一起现身，为在过去几个月私下制定的解决方案寻求法庭认可。糟糕的是，这个解决方案与镇静剂儿童所遭受的令人震惊的伤害相比…太不成比例。镇静剂事件发生以来的十年间，该公司只作出了１％的经济赔偿。” （cit. In Smith 1974: 133）
《星期日泰晤士报》进行的调查报道以及在此基础上发起的持续多年的运动使许多受害者得到了比原来预期的最好的结果还高的赔偿，此外，法院还同意，在法庭上就公共利益问题进行的辩论不算藐视法庭（Evans 1983: chap. 4）。但是，奈特利（Knightley 1997: chap.10）写道，该调查暴露出英国新闻事业的弱点，而且，该调查本身除了使人们持续关注此事之外，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他认为是被告公司迪斯蒂勒的持股人发起的运动使该公司董事会胆战心惊，从而达成了目前的解决方案。佩奇（Page,1998）和奈特利（同上：第十章）都讨论过调查性报道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这个问题。奈特利还指出，调查小组需要进行艰辛的研究工作，认真对待报道主题，这一点很有用。
当时另外一个重要的调查性报道也是由《星期日泰晤士报》进行的，其内容是关于1974年DC10飞机的空难事件的，。这类重大报道给该职业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既有利益集团及其政治代表则没有必要以同样的方法在这一职业中留下印象。当新闻工作者审查以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为核心的集团所拥有的私利时，这个1970年代的工党政府感到气愤、恼怒。它给新闻工作者设置了一系列障碍，并于1977年成立了皇家新闻调查委员会，批评记者企图“寻找可用以损害工党内阁成员名誉的可耻材料”。（Doig 1997: 196）。
1970年代中到末期，英国经历了一个经济萧条时期；由于印刷媒介面临财政问题和人员动荡，所以报纸的调查性报道数量有所下降。用《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即今天的《镜报》(Mirror)迷的话来说就是，面对大众商业竞争，报纸放弃了其作为发表不同意见的重要载体的角色（Pilger 1997, Molloy 1997）。到1980年代，看上去电视进行了更多的调查性报道。对报道日程和内容有所规定的全国性规范要求电视台偏向于调查性报道，独立电视台公司争相对这种转变表示钟爱（Gibbons 1998: 72）。BBC开办了《4点档案》(File on Four)节目，而广播的调查性系列节目则出现得相当晚。
调查性新闻和撒切尔主义，1979－1997：恐惧的年代，闹剧的年代
英国政客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是其他书籍的主题；但是，要对1979—1997年保守党执政期间英国的调查性新闻状况进行概述，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这个问题。大致说来，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许多进行调查性报道的记者都感到受到了威胁。而在约翰•梅杰(John Major)代替了撒切尔夫人执政的3年间，有15名部长不得不辞职，因为新闻界没完没了地报道他们调戏妇女、为人贪婪和小额受贿的可笑细节。闹剧代替了恐惧（至少从记者的角度来看是这样）。
总的说来，小报热衷于报道黄色故事，对这些事件的大篇幅报道无视新闻事业的公共服务功能。不重要的王室成员的风流情事是典型的小报追逐对象（《世界新闻报》，1985年7月7日）；[2]1986年，保守党代理主席和成功的小说家杰弗里•阿彻(Jeffrey Archer)被揭发付给一名妓女2000英镑，让她出国，更严重的是，据1988年《世界新闻》揭露，一个臭名昭著的应召女郎和她的“朋友”——其中包括许多政客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编辑——得到了一张议会的通行证。那些对淫乱之事特别感兴趣的报道是没有理由得到辩护的，这样的报道包括对足球经理鲍比•罗伯逊(Bobby Robson)与人私通的揭发和对当时的著名电视记者弗兰克•博夫(Frank Bough)的长达3个月的调查（Bainbridge and Stockdill 1993: 319）；此外，一位女士租住了当时的财政大臣诺尔曼•拉蒙特(Norman Lamont)的公寓，而拉蒙特竟不知情的荒唐事、商界人士与肥皂剧明星之间的各种通奸细节等等充斥着版面。
能够以公众利益为理由为之辩护的报道有《世界新闻》1984年揭露的政府房地产服务代理处的腐败——正如其名，该代理处管理着这个王国中最大的房地产投资项目（Macaskill 1984）。《世界新闻报》进行的其他调查揭露出很多丑闻，例如下院雇用了一名爱尔兰共和军的爆破手；有些非法移民付钱给当地妇女，与她们结婚（其中一些妇女已婚），在“交换金戒指”的典礼上他们遭到敲诈（1990）；一家导致求治者毁容并使其痛苦不堪的手术整容所仍在营业（Bainbridge 1993: 331）。此外，加里•琼斯(Gary Jones)发现一个陪审团用灵应盘进行裁决，对一桩谋杀案作出了错误判决；他对娈童癖者所作的广泛调查是任何一家媒体都乐于归入自己名下的（Jones 1999）。或许最令公众感兴趣的报道是《足球队长与坏女孩》（Mahmoud 1998），在这篇报道里，一家英国顶级足球俱乐部的两位老板的表现、态度和欺诈行为被他们的副手，碰巧是《世界新闻报》调查部头头的梅泽尔•马默德(Mazher Mahmoud)忠实地记录下来。马默德是英国当代新闻界最富个性的人之一，尤以冒充阿拉伯酋长著称。
这个阶段调查性报道的主旋律是核动力，以及核动力的倡导人用以证明自己有理的诡辩（Foot 1990: 57—63）。约克郡电视台(Yorkshire Television)的系列节目和詹姆斯•卡特勒(James Cutler)与罗布•爱德华兹(Rob Edwards)合著的《英国的核噩梦》一书（1988）在众多揭露核动力的欺骗性和危险性的作品中引人注目。约克郡的调查第一个注意到居住在核装置周围的人群中癌症的发病率居高不下，从而引发了一场持续至今的科学论争。1983年11月1日，节目播出的当天，撒切尔首相就在下院作出了反应，并承诺对节目中提到的问题进行紧急调查。“黑幕调查”成立起来并发起了至今还在进行的一系列研究，最后导致“放射环境下的医学问题委员会”（作为政府的顾问）成立。对于坚韧不拔的记者来说，不幸的是，他们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被战争、爱尔兰和媒介与政府间没完没了的斗争削弱了。
就报纸而言，政府与媒介的关系在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开始极度恶化，当时，甚至不偏不倚地分析形势的日常工作都被视为叛国（Meyer 1998）。哈里斯（Harris 1994）和亚当斯（Adams 1986）对政府对冷静的分析所作出的反应进行了有力的描述。媒介试图钻研萦绕在阿根廷军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General Belgrano)周围的谜题，但是遭到疯狂的阻挠，政府还对一名公务员克莱夫•庞廷(Clive Ponting)提出起诉，因为他将内阁在此事上欺骗议会的证据交给了记者（Thornton 1982: 15）。政府在此案中败诉，但是在1983年萨拉•蒂斯德尔(Sarah Tisdall)一案中政府胜诉。萨拉是因为将有关巡航导弹到达英国的信息透露出去而遭起诉的。几乎可以肯定，是此事促使1988年产生了一项新法案——《官方保密法》。[3]
1984年，一名高级警官约翰•斯托克(John Stalker)被北爱尔兰警方派去调查未被证实的犯罪行为，后被解职；与他的遭遇一样，科林•华莱士(Colin Wallace)显然是政府在北爱尔兰所做肮脏行径的另一个牺牲者，这两件事都受到保罗•富特穷追不舍的调查（Foot 1990: 191; Pincher 1991:178）。1980年代，有关北爱尔兰的节目可列出一张长长的名单，这些节目要么受到压制，要么受到暗中破坏（Thornton 1989: 9）。1985年，《真实生活》(Real Life)节目遭禁，泰晤士电视台由于在调查性节目《死于岩石之上》(Death on the Rock)中，对政府未经审判便枪杀了爱尔兰共和军恐怖分子一事提出质询而受到政府的审查（Bolton 1990）。贝利(Bailey)等人这样谈到这个臭名昭著的案件：
1988年，泰晤士电视台的《本周》(This Week)纪录片栏目播出了《死于岩石之上》，对当年早些时候，三名据透露没有武装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在直布罗陀遭枪杀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政府对此事的解释是，被杀的三人是爱尔兰共和军一个活跃的小组的成员，当时正打算在岛上安放炸弹，英国特种航空队成员为了自卫而将他们射杀。但是，这部纪录片中有一段来自一位“新的”现场目击者的证词，声称那些被杀者是在举起双手，没有受到事先警告的情况下被射杀的。这部纪录片重新引发了对警戒部队应付恐怖分子时采取的“当场击毙”政策的争论。首相撒切尔夫人对该纪录片提出强烈谴责。 （贝利等，１９９５年）
单是这些事件就能表明新闻记者与政府之间的仇视；事实上，泛泛地针对新闻工作者或特别地针对BBC的精确性提出质疑的侮辱性指责几乎每天都会出自老资格的政客之口。更严重的是，1987年，政府获得一项禁令，禁止 BBC第四电台（Radio 4）的安全服务类系列节目《我的国家是对是错》(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播出，并让警方搜查了BBC在苏格兰的办事处，而且竟然闯入邓肯•坎贝尔(Duncan Campbell)和其他两名记者的家中，查封了邓肯•坎贝尔为BBC所作的包括６个节目的系列片《秘密社会》(Secret Society)。此事是政府偏执狂的生动表现，它导致了暴力行为，即著名的“锆石事件(Zircon Affair)”发生，尤因(Ewing)和吉尔蒂(Gearty)合著的书中对此事进行了详细的描写（1990）。
1980年代末期，女王政府企图阻止一位前英国特工出版他的回忆录（Peter Wright: Spycatcher），可是此书因此而出名，从而确保它立刻成为抢手货，并吸引了大量读者，而如果没有政府的这一行为，读者本来不会对一部相当专业的回忆录产生丝毫兴趣。当时的新闻界因女王政府的这件丢人事而颇不平静。这种异常出轨的行为确实进一步表明，保守党政府沿用了其工党前任的政策，企图用日益严厉的保密和审查制度使外界对其活动的监视更加困难。这方面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Ewing and Gearty 1990），但是其中一件必须一提。1991年10月，由保守党政府在1982年创立的第４频道电视台在《新闻电讯》(Dispatches)栏目中播出了《委员会》(The committee)节目，指控恐怖分子和警方在北爱尔兰合作清理其他恐怖分子，这激起了警方的怒火，为了找到这项指控的新闻来源，警方借助1974年的反恐怖主义法获得一项强制令，使该电视台交出了所有的摄制资料。第二年，第４频道电视台因为拒绝透露在《委员会》中揭露事实的新闻来源的姓名而被罚款75,000英镑（合124，000美元）。
实际上任何赞成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都可能始终讨厌新闻工作者，尤其是做调查性报道的新闻工作者，它们想摧毁BBC（没有成功），并使广播媒介越来越商业化（已经取得了部分成功）（Goodwin 1998: 166; Gibbons 1998）。有些迫切要求解除管制的保守党政治家本人曾在1986年的纪录片《马吉的好战倾向(Maggie’s Militant Tendency)》中受到过调查。
1990年代的繁荣
无论如何，虽然可能看上去有矛盾，但是我在上文中所描述的冲突不断的气氛实际上已经促使调查性报道或准调查性报道东山再起，尤其是在电视上。对1995年的数据库（Programme Reports 1995）进行的一次不系统的搜索表明，仅在当年，英国大陆的电视中就有300个相互没有联系的节目可以被纳入调查性报道之列，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有调查性因素的电视杂志节目。至于媒体为调查性新闻所做的贡献则在于1990年代诞生了若干新的时事系列节目，所有这些节目都时不时地进行调查性工作： ?
BBC，《内幕报道》(Inside Story) ?
BBC，《公众观点》(Public Eye) ?
独立电视台，《重大报道》(Big Story) ?
独立电视台，《电视网优先》(Network First) ?
第４频道，《刀刃》(Cutting Edge) ?
独立电视台，《第一个星期二》(First Tuesday) ?
BBC，《40分钟》(40 Minutes) ?
第４频道，《街头法律》(Street Legal) BBC的历史系列节目《时钟》(Timewatch)和第４频道开办的《秘史》(Secret History)，以及第４频道的《目击者》(Witness)有时也对历史事件进行调查，例如对爱尔兰民族主义政党新芬党与纳粹主义之间的关系所做的调查（C4 1997）。
1990年代开办的纯调查性系列节目有： ?
独立电视台，《库克报道》（The Cook Report）?
４频道，《乡村探秘》(Countryside Undercover) ?
BBC，《冒昧》(Taking Liberties) ?
独立电视台，《比姆和达•席尔瓦》(Beam and Da Silva) ?
独立电视台，《伪装》(Disguises) ?
４频道，《英国探秘》(Undercover Britain) ?
BBC，《此时此地》(Here and Now) ?
BBC，《粗糙的公正》(Rough Justice) ?
BBC， 《私人调查》(Private Investigations)
1990年有人预测，调查性新闻在日益商业化的社会中无法生存，1995年，这一预言并没有得到验证，事实上，调查性新闻正如日中天。调查性新闻遭受过一些挫折——《全景(Panorama)》节目收回了对威斯特敏斯特（地方政府Westminster）市政会腐败现象的调查报道，直到涉及到的选举结束后该报道才得以播出；可能是迫于受到调查的说客的压力，独立电视台取消了一次关于政治游说的《库克报道》节目[但是却将这个领域留给了《卫报》(Guardian)]；《世界在行动》提高了人们的认识，最终使伯明翰的爆破手从监狱获释，卡尔顿电视台的执行主任保罗•杰克逊（Paul Jackson）对此事的评论臭名狼籍，他说：“助人获释不是电视的功能，电视的功能是制作人们愿意收看的节目（Fitzwalter 1999）。”尽管如此，调查性新闻记者对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和著名的机构卷入其中的腐败事件（“丑行”）进行的系列调查还是逐渐吸引了公众的注意。
丑 行
从1994年到1997年，“付费提问” (Cash for Questions)事件使公众一直关注“丑行”，而且，由于严重伤害了保守党政府，人们还普遍地认为是此事导致保守党在１９９７年大选中失败。从一名新闻专业的学生眼里看来，此事的要点就是这些了。《星期日泰晤士报》创办后不久，一家伦敦大商店——哈罗德商店的老板、商人穆罕默德•阿尔•法耶德（Mohamed al Fayed）向《卫报》揭露[4]，在一次法律诉讼中，为了让职责范围与他的利益相关的议会成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为他申诉，他曾直接地、或通过当时著名的说客伊恩•格里尔(Ian Greer)间接地向他们行贿。他认为，那些议员享用了他的金钱，却没能保卫他的利益，他为此感到愤恨。他掏腰包购买的服务包括议会向内阁部长提出质疑和以部长责任制为正当理由对他们进行攻击。这种做法似乎很公平，以致于那些担任游说工作的议员瞒过了他们在议会和政府中的所有同事。在对该说客本人以及他长期雇用政客的事实进行的漫长的调查过程中，记者进一步发现，在其他许多游说活动中也存在令人厌恶的问题，其中尤以格里尔试图代表想在年轻人中开辟药品市场的商人（Leigh and Wulliamy 1997: 126）和当时其军队正在前南斯拉夫犯下残暴罪行的塞族领导人、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利益影响政府政策的行为为最（ibid.: chap. 8）。
这项调查中有许多细节都得到了确认，这得感谢议会成员尼尔•汉密尔顿(Neil Hamilton)，他试图提起诽谤诉讼，但后来放弃了。汉密尔顿属于政府内阁中的第二阶层，负责国内事务，暗地里，他是伊恩•格里尔的忠实说客。《卫报》的调查和法律大战的细节无疑使新闻专业的学生颇感兴趣；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付费提问”一事所揭露出的问题如下：英国法律体系有缺陷；英国议会没有能力规范自身，达不到与它的美国同行一样的透明度； 英国记者进行调查性报道的自由有限；政客无法抗拒政党压力，即便在面对明显的谎言甚至罪行时也是如此（Leigh and Wulliamy 1997: 244）。另一方面，此事取得的成就相当重要：汉密尔顿和格里尔撤销了诉讼，他们虽然不承认自己的责任，但是不久就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这使新闻工作者认为，普遍被视为有恶意的调查性报道得到了平反。1994年10月20日，《卫报》披露了第一批重大的腐败事件；此后不久，政府指定成立了一个独立委员会——诺兰公众生活规则委员会(Nolan Committee on Standards in Public Life)。随后，该委员会制定了新的规则，对议会行为进行规范；它实施的第一项调查就是针对汉密尔顿的，调查报告由议会的第一任规则专员戈登•唐尼(Gordon Downey)发表（Leigh 1999）。
乔纳森•艾特肯(Jonathan Aitken)事件开启了揭露报销单内幕详情的风潮，通过为隐藏这些详情而作出的努力和花费的精力，我们推断，此事可能会使某些更为严重和更令人吃惊的事情暴露出来，所以必须遭到阻挠。对国防采购大臣艾特肯的详细调查证实了此事。[5]艾特肯与沙特阿拉伯王室的王子长期保持着商业关系，这种关系使他成为那些王子的仆从。哈丁(Harding)等人在1997年出版的书中对那种奴役状态的肮脏细节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描述。与汉密尔顿事件一样，调查对象的形势因诉讼而进一步恶化：诉讼使记者团结一心，并使其他问题浮出水面，包括与此案无关但具有伤害性的有关艾特肯生活细节的问题。1999年，哪些公司在进行何种交易，付给艾特肯的合伙人多少钱，以及谁在利用艾特肯在英国政府中负责这类事务的部长地位等等这些问题最终得到了确认（Pallister et al. 1999）。
戴维•利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项调查，他这样总结他对此事、以及此事取得的成就的看法：“永恒的讽刺是，在这件事中没有一桩交易得到实现，没有一个同谋者赚到了一文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艾特肯偷偷前往巴黎里兹饭店的行径遭到《卫报》揭露的缘故”（Leigh 1999）。但是艾特肯还是进了监狱，因为他在企图否认自己的行为时作了伪证。
调查性新闻的范围
从上文中或许能看出，英国的调查性新闻记者对以下问题投入了大量精力：（１）安全事务；（２）丑行。公共权力机关的这两个领域被触及到了要害，但是调查性报道还监督社会的其他领域，这些领域大致上可分为集体腐败、公共行政管理、社会政策、司法错误、历史、环境、重大政治活动和外交事务。
集体腐败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例如房东靠敲住房福利制度的竹杠赚钱（ITV: Beam and Da Silva 18 January 1994），或是房东骚扰房客、非法驱赶房客（C4: Living in Fear 25 January 1994）。私人安全公司被发现具有潜在危险（ITV: The Wrong Arm of the Law 31 October 1994: BBC1: Out of Order 21 October 1997）。有些节目以金融欺诈为主题，如第４频道关于国际信托与商业银行的纪录片（13 August 1991）和关于巴洛•克洛斯(Barlow Clowes)事件的报道（27 February 1992），以及BBC2对新形式的会计工作和定价事宜的报道（1 March 1992）。以迈克尔•吉拉德(Michael Gillard)为主要记者的《观察家(Observer)》报调查了存在于国内税收（税务机关）中的腐败问题（Gillard 1997）和发生在多伊奇•摩根•格伦费尔(Deitsche Morgan Grenfell)的银行丑闻（Gillard 1997）；他还在《卫报》上发表文章，对石油巨头——英国石油公司如何在哥伦比亚协助以侵犯人权著称的该国警方进行了考察。
许多节目都对公共行政管理问题进行了调查，这些调查集中在教育问题上，其中有一些非常全面和深刻，如《学校是否使孩子失望？》（BBC2 16 November 1993）到《监督监察员》（C4 1998）。警方因可卡因一事受到严厉指控（WiA 23 November 1992），我们还发现了罪犯获得新身份的方法（WiA 11 March 1996）。
记者时常扮作不幸的人，这种做法开始于1992年3月9日的《世界在行动》节目，在那次节目中，一名记者冒充了一个无家可归者。在第４频道的《英国探秘》和独立电视台的《伪装》系列节目中，这种做法引人注目。[6]
还有许多媒体以不同的形式关注健康问题。这期间最引人注目的现状调查或许要算对一家英国医院的病人在接受手术的过程中大量死亡的调查，后来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遭到起诉；手术室助手的低水平工作（BBC1: TV Eye 21 March 1995）；还有一些节目的主题是老年人（C4: Dispatches 21 January 1992）和精神病人（C4: Cutting Edge 7 December 1992）受到肉体虐待的情况。很多调查性报道对避孕药的危害（WiA: ‘Safe Sex?’ 10 July 1995）和军事基地附近的癌症高发病率（WiA: ‘Shadow of the Bomb’，9 September 1996）进行了探讨。第４频道的《新闻电讯》节目声称自己是第一家揭露疯牛病对人类的影响的媒介（Lloyd 1998）。
揭露娈童癖者潜入以青年人为对象的东欧慈善团体的报道引起了轰动（WiA:’In the Name of Charity’ 3 April 1995）；卡尔顿电视台播出了由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采编的关于印度尼西亚如何对待东帝汶（其实是它的殖民地）和澳大利亚卷入种族灭绝罪行的系列节目（for example on 26 January 1999）。调查性新闻记者常常以不易报道的、很多人都不关心的问题为主题，《世界在行动》制作的一期有关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吉普赛难民的节目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１９９５年第４频道的《新闻电讯》栏目所作的两期节目——凯•毕晓普(Kay Bishop)和格兰•艾里森(Glenn Alison)的《训练场》(The Drilling Fields)和马丁•格雷戈里(Martin Gregory)的《拷打的痕迹》(Torture Trail)——受到了同行的大力赞美；虽然只有一小部分专家（他们往往对与淫秽无关的外交事务感兴趣）热衷于这类节目，但是它体现了这一行当中的民间智慧。瑞士记者奥斯卡•沙伊本(Oskar Scheiben)发起了对1930到1950年代遭到瑞士银行和德国工业界迫害的少数人所受待遇的调查，上面提到的那一小部分人还对这类历史调查感兴趣。在1990年代的英国记者所作的大量历史调查中，《泰晤士报》记者贾斯帕•贝克尔(Jaspar Becker)在自己的《饿鬼(Hungry Ghost)》一书中对中国1958-1961年间的大饥荒所作的研究无疑最为著名。
要研究调查性新闻，就不能不提《大全景》(Panorama)。它是英国播出历史最长的时事电视节目，BBC的“旗舰”，但是可能并没有被大多数人看作主要的调查性栏目。它提供新闻报道、大量分析和部分调查；它的决策人总是小心翼翼，因为他们不能忘记它的节目在政客眼中代表了BBC的意见。因此代理编辑克莱夫•爱德华兹(Clive Edwards)这样描写该栏目：
《大全景》或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时事节目，也是BBC的旗舰节目。它受到提高收视率的压力，这有助于说明它在BBC１的位置，但是同时，它还是BBC的新闻与时事部门的核心，所以我们不得不、而且也希望报道全世界的重大新闻。因此，我们要做“欧元(the euro)”节目，即便许多观众不会为此而激动；我们要做，因为这样的节目有助于完成BBC的“解释任务”——解释将严重影响人们生活的重要问题。你得非常努力地工作才能使一些问题变得有趣，而且，不管你在这方面做得多好，它们都可能只能吸引一小部分观众。在苏格兰选举中是如此，在卢旺达是如此，在欧元上也同样如此。 （爱德华兹，１９９９年）
不论何时，只要某事成为公众关心的重大事件，成为“公众视野中有争议的问题”，《大全景》就会对其进行报道，如移动电话（‘The Mobile Mystery’，24 May 1999）；转基因食品（‘Frankenstein Foods’ 17 May 1999）；就业母亲（‘Missing Mum’ 3 February 1997）或脑膜炎（‘Every Parent’s Nightmare’ 22 February 1999）等；但是，正如爱德华兹指出的那样，《大全景》还要承担虽然也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但是并未引起广泛兴趣的事件的报道任务，例如苏格兰的选举（‘The Battle for Britain’26 April 1999），生物战（‘Plague Wars’13 and 14 July 1998）和卢旺达等（‘When Good Men Do Nothing’ 7 December 1998）。
最近10年的调查性新闻包括对政府滥用公共信息条例的揭露（‘Getting the Message Across’ BBC 1989）。记者维维安•怀特(Vivian White)调查了一个对青年失业人员进行再训练的电视公益广告运动，发现广告的预订播出时间段不是年轻的失业人员习惯收看电视的时间段，而是ABC1的决策人习惯收看电视的时间段，这些人对政府如何解决青年失业人员的方法所持的看法和他们的选票都可能受到这场运动的左右。
在《养老金大赌博》(The Great Pensions Gamble) (1996年10月14日)节目中，为了了解哪些公司在进行不恰当的推销，报道组将一架摄像机偷偷地放在一所公寓里，一名报道组成员假扮成顾客（每次的身份背景都相同），让不同公司的推销员向他推销。1997年，工党政府执政之初，《大全景》就伦敦地铁系统的状况做了一期节目，认为地铁需要新的投资（’Down the Tube’ 16 June 1997）。工党政府的收入要承担前任政府的花销，还要负担地铁的现代化。“合乎逻辑地说，只有一个解决办法——私人化。”（White 1999）但是，说此话的政府部长和他的同事反对私人化。按惯例，这样的分析类节目需要对内阁进行采访，采访完那位仇恨私有化的部长后，《大全景》摄制组的一名成员发现，在进行采访的办公室地板上有一份标注着“全景”字样的文件。记者打开文件时发觉那都是该部长的简报笔记，其内容证明当局确实在考虑私有化。这一有用的文献证据在节目中公布并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尽管偶然，但是从此该节目就被描述成调查性新闻。虽然对涉外事务的兴趣有限，《大全景》还是进行了不少外事报道。其中，汤姆•曼戈尔德调查联合国伊拉克武器核查人员和中央情报局是否打入了该小组的节目（’Secrets, Spies and Videotape’ 22 March 1999）深受评论家好评。
克莱夫•爱德华兹并不完全接受将调查性新闻和《大全景》的其他新闻区别开的看法。他说：
我们所作的每一个节目都具有调查性因素。我们做过历时漫长、思想深刻的调查性报道，如我们的一流调查性报道记者之一约翰•韦尔 (John Ware)对罗丝玛利•尼尔森案件（Rosemary Nelson case, 21 June 1999）所做的一次经典调查。他花费了数月时间研究此事，查阅了各种各样的文献，因为此事涉及的法律问题很难 。这一节目所揭示的问题是你通过其他途径绝无可能了解的。还有一些节目不是那种１００％的深度调查报道，但是也包含着重要的调查性因素。在《移动的神秘事物》(The Mobile Mystery)中，我们揭露，美资企业的研究集团所进行的研究足以令其改变立场……，但是无人知晓此事，我们的揭露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弗兰肯斯坦食品》(Frankenstein Foods)中，我们证明，本来应当保护我们的委员会中如何充斥着对任何提案都会点头同意的委员。《抓警察》(To Catch a Cop)（1998年10月19日）和《印度头号案件》(The Case of India One)（1998年2月12日）都揭发了警方的腐败……我们一直在努力告诉人们他们不知道、而有些人特别不想让他们知道的事情。 （Edwards 1999）
BBC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需要顺应市场，吸引受众，1990年代通过的《广播电视法》使这种竞争压力变得更加残酷。有鉴于此，《大全景》获准用多长时间完成爱德华兹在上文中描述的任务这一问题受到热烈讨论。不过，1999年，BBC的主管（他们非常支持时事节目）作出了承诺，《大全景》可以信心十足地继续进行调查性报道了。
但是，考虑到收看时事电视节目的观众数量相对较少，所以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调查性新闻或许就意味着“丑行”。从1992年开始，《世界在行动》一个接一个地对部长们进行调查，其中6人因风流情事而被迫辞职。然而，正如我试图在上文中揭示的，调查性新闻的范围相当广阔。1990年代，调查性报道对英国的公众生活做出了出色的描述。正如本文开头指出的，是新闻界、受众需要和广播规范的进步才使其成为可能。基于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识，新闻工作者以此方式对这些机会作出了反应。
注释：
[1]1960年代，拥有致力于调查性报道的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性媒介包括：报纸：《星期日泰晤士报》（调查版），《观察家报》，《卫报》，《每日电讯》，《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平均主义者（Leveller）》，《私家侦探》，《世界新闻》，《每日镜报》电视：《世界在行动》，《全景》，《电视监督》（TV Eye），《活跃的人》（Man Alive），《伦敦节目》（The London Programme）
[2]这位成员是肯特的迈克尔公主。我责备《世界新闻报》的责任编辑鲍伯•沃伦（Bob Warren）为这种侵犯隐私的行为辩解（公主和她的情人受到没完没了的跟踪、欺骗和拍摄），他回答说，因为她是“享受王室经费的人”，也就是说，她接受公共资金，所以她的表现应当白璧无瑕，要么她就得预料到自己会被曝光（沃伦，1999年）。
[3]哈罗德•艾文斯在对比罗伯特•麦克法兰先生在伊朗的反政府人员丑闻中的经历和克莱夫•庞廷先生在贝尔格拉诺事件（Belgrano affair）中的经历时，对美国和英国的不同之处作出了有效的区分。在美国，里根总统的国内安全顾问麦克法兰因为欺骗国会而遭到起诉。在英国，庞廷不是因为欺骗了国王的内阁，而是因为揭发了欺骗议会的行为而遭到起诉。
[4]当然，法耶德没有马上就交待所有的事。记者如何推动此案并为其而战的动人故事见利与乌里亚米在1997年的合著。由于该书详细描述了新闻从业人员的方法、当今英国的政体和新闻事业的合法框架，所以成为所有英国新闻专业学生的必读书。
[5]回顾过去，令人震惊的是，1994年，甚至在有关艾特肯所作所为的信息已浮现出来之后，他还被提拔进内阁。
[6]此处没有篇幅来讨论这位德国伪装大师沃尔拉夫（Wallraff）的技巧，但是他的方法和大致的步骤在他的《不受欢迎的新闻工作者》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