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让人敬重？

前不久我用将近十万字篇幅写了三篇文章：《焚书：惩治知识分子的律外之律》、《禁锢：戮害知识分子的刑外之刑》和《文祸：诛杀知识分子的法外之法》，最后归拢在《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三叹》标题下，形成一个系列，借助于历史事件讲述专制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惩治、戮害与诛杀，为他们的悲剧性命运鸣不平。文章发出以后，接到很多朋友来信，在某些聚会场合也引起大家讨论，大部分对我的观点表示支持，也有的提出了质疑，认为历史和现实当中很多社会罪恶都是知识分子所为，如此笼统地把知识分子描述为专制主义受害者有为他们脱罪之嫌。支持和赞扬的话看一看、听一听也就过去了，而对于这种批评，我却沉思良久，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我当然不能辩解我所有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对知识分子的剖析与抨击远比对专制主义更为直接和深刻，朋友们的批评其实正是我孜孜以求要达到的地方，但是朋友们不可能阅读我的全部作品，而《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三叹》的确在抨击专制主义之时没有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罪恶，所以我只能认为朋友们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必须感谢他们的这个提醒。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搞什么一分为二的“两分法”,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这个群体的特征，该怎样说呢？我觉得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学术平庸、道德堕落、思想消极、人格扭曲、政治反动的群体，是一个非常不让人敬重乃至于鄙视的群体。他们游走于统治集团边缘，由于坐稳了奴隶宝座而颐指气使，抑止不住想要炫耀自己的奴隶地位；他们丧失了自由思想能力，精神上出现了严重的阳痿徵状，萎靡而疲软，稍有正义之举就大汗淋漓，惊恐万状，逃避男人的责任，蜷缩到角落里瑟瑟发抖；他们的精神被极度扭曲，性格变得刁钻而古怪，对强者极尽奴颜婢膝逢迎拍马之能事，对弱者绝无同情怜悯之心充满不屑之色；遇到统治集团向民众和自己的同类施展淫威，他们总是情不自禁想做一些卑鄙下流的伤害人的勾当，试图得到主子的进一步赏识，以此获得更多的恩宠；在没有主子的场合他们就想当所有人的主子，对社会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欲望丝毫不亚于主子，其攫取和占有的手段比主子们更加卑鄙无耻更加残忍粗暴。

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看。

纵观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固然有人“重道义，轻王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杀不可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疾首砭时弊，挥泪书民情”，然而它的主流部分却无一例外成为了统治集团的帮凶，有的甚至成为了统治机器中关键部位的零件。中国古代典籍中充斥着给统治者提供的驭民之术，正是知识分子所为，很多时候你甚至无法在知识分子与统治集团人物之间做明确划分。王国维感叹中国的文学家、思想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孔子大政治家也，墨子大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大志者也。”（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并非空穴来风，他概括出的正是我上面所说的那种情形。“大政治家”还是知识分子吗？我认为不是了，至少不完全是了。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知识分子孜孜于“食王爵禄报王恩”、“忠君报国”、“君尊臣卑”、“君命臣随”，构成了绵延数千年的独到一景——先秦诸子百家普遍信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殊途同归地加入到了为皇权专制主义出谋划策并进而得到“王”“君”庇护的人的行列。孟子所言“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孟子·万章上》），“君臣，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孟子·王制》），老子主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二十五章》）,划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疆域，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故事都发生在这个范围以内。

现实又如何呢？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黑暗腐朽的专制主义统治，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革命不彻底性，社会陷入到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然而也正是这种无政府主义状态，不仅给中国共产党人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良机，也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提供了难得的历史空间。正是在这短暂的历史空间内，中国才得以出现一大批思想文化巨匠，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

进入1949年，随着大一统国家政权的建立，知识分子在混乱年代偶然得到的自由空间顿时被一种并不陌生的强制力量所侵占，知识分子的健康人格和自由灵魂被锋利的国家意志所切割，变得七零八碎，精神创造力随之萎缩。以文学界为例，不要说更无耻的作家，就是在我们心目中占有很高地位的茅盾（除了作为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人贯彻国家意志以及和青年人谈创作之外几乎没有创作任何值得谈论的作品）、巴金（《忏悔录》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没有超出民众一般见解的水平）、曹禺（我们已经认不出这个写作了《雷雨》、《日出》的戏剧大师了）、冰心（一盏儿童文学小品《小橘灯》让这个人荣耀了几十个春秋）、周扬（很难认为这个人还是文艺理论家了，他在履行国家职责时犯下的罪恶并不比国家机器本身来得温柔，尽管他晚年有了某种程度的忏悔）、丁玲（晚年成为了坚定的国家意志维护者和捍卫者）等著名作家又怎么样？哪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没有被侵扰？哪一个人的灵魂没有留下污渍？所有这些人在被国家抬爱的同时创造力全部衰竭，几乎没有写出任何有价值的文字，而他们不是傻瓜，不是庸才，他们是真正有才华的人，曾经代表这个民族文化创造力最高点的人！是真正的大师！就连他们都被国家意志犬儒化、家禽化成了如此猥琐的模样，你还不能想象更大面积的作家之处境，他们会怎样言、怎样行，会有怎样的嘴脸吗？

所有这些，盖因于国家对他们的豢养、纵容和鼓励，就像中国历史上如同过江之鲫风光在“利出一孔”的专制主义通道上的人一样。毛泽东著名的“皮毛之说”，非常形象生动准确地概括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状况。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仅仅是“改朝换代”，一个专制朝廷替代另一个专制朝廷，不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比这个要深刻得多。一个专制朝廷替代另一个专制朝廷的“革命”并不改变社会结构和民间社会的基础，并不改变几乎所有人类在所有历史时期内都在实行的私有制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在“消灭私有制”的大纛下不仅改变了社会结构，同时也改变了民间社会结构，彻底摧毁了几千年来发展起来的民间社会基础，一切民间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宗族、宗教、学校、商会、行会、会馆、同乡会等所谓“中间团体”）都被解散了，这就是说，除了中国共产党这个超级存在之外，没有任何政治的或者非政治的团体存在；社会肌体不是由无数细胞组成，它成为了一个超级细胞；在这片皇天后土之上，除了中国共产党这棵大树，任何树木杂草都不能再生长。有了这样彻底的“革命”，处在正常位置的事物必将发生位移，改变其存在方式，或者干脆消失为无，于是，我们赖以存在的这个世界就进入到一种奇境，我们看到和感觉到的东西都有了一种梦幻般的色彩。

知识分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在奇境之中，耐人寻味的问题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的惯常事物，所以，知识分子变化问题也就变得简单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这个本应秉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群体，大面积地成为了依附在统治集团皮上的毛。

在皇权专制主义特别坚固的地方，皮当然极为坚韧，皮上的毛也随之油光发亮，好不滋润，历经六十年，中国知识分子用虚弱、妥协、卑鄙和堕落为自己书写了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成为了虚伪和不义的象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犯下了许许多多不容宽宥的罪恶，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知识分子就没有专制主义的延续和辉煌，这个暧昧猥琐的群体构成了统治集团脚下的特殊砖石，他们由于被踩到而发出幸福的呻吟，就像被皇上宠幸的宫娥由于精神和肉体的极度舒适发出叫床的颤音。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当正义与良知审视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人们注目于统治集团脚下那个幸福群体的时候，当所有正派人都听到精神卖淫的人在专制主义淫威下发出寡廉鲜耻的呻吟的时候，历史审判事实上已经开始了。

不说远古，只说眼前。

你现在再看上个世纪30年代那些用热血书写思想史的知识分子，还能够找得出几个进入1949年以后还没有精神失贞的人？依附在皮上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宴会大厅、在无知民众面前炫耀他们油光发亮的毛色的时候，你还能够找到没有被专制主义精斑污染的哲学、史学和文学吗？换一句话说，整整一个甲子，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为人类贡献了几个够格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我们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哲学、史学和文学著作？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滚滚洪流中，中国知识分子是高扬在潮头的浪花还是潜沉在河底的污泥？在无可遏止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是道义责任的担当者还是蝇营狗苟追名逐利之徒？哪些人在用良知低语？哪些人在用伪善自鸣？

此不能不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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