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分子：不是有“知识”就能叫“知识分子” http://view.QQ.com 　 2006年08月28日18:49 　 《粤海风》 　 邵建 第 1 2 页 随着市场经济的跟进和意识形态的淡

随着市场经济的跟进和意识形态的淡化，知识分子逐步转变为专家、学者、教授和顾问。这一形象原有的批判职能萎缩了，相反，它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却得到了空前突出。

当我们试图让自己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时，俄国知识阶层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对公共事务的关怀；而法国知识分子留给我们的遗产，则是它对权威体制的批判。

“知识分子”是一个比较容易产生歧义的词，到底什么叫知识分子，不同的人显然会有不尽相同的指认。到今天为止，恐怕也没有谁给它作出一个严格的定义，或者说，已经有一个满意的说法为人们普遍接受。也正因此，知识分子问题有着较为丰富的阐释空间，而本文所欲阐释的问题是：一、“知识分子”源起；二、“知识分子”的中国化；三、何为“知识分子”。下面分而述之。

一、“知识分子”源起

对汉语知识界来说，“知识分子”是一个舶来词，它不出自中土而是欧洲；转从时间一维，又是近代以来形成的词，与古代和中世纪无涉。通常认为，“知识分子”一词有两个源头，其一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另一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法国。

源于俄国的“知识分子”概念，其英文为“Intelligentsia”，但该词通常被译为“知识阶层”。作为特定的内涵，它是指由沙俄派到西欧去学习先进文化而后回国的那批青年贵族。在彼得大帝时代，针对俄罗斯社会文化的蛮荒状况，彼得改革心切，近代以来的欧洲文化。这些贵族青年应召回国后，成了以赛亚·伯林所谓的“半个俄国人、半个外国人”。由于他们所带回的西欧科学文化、思想观念、社会秩序乃至生活方式和当时的俄罗斯格格不入，而他们又欲以此改变之，因而，这一群与众不同的新人就被称为“知识阶层”。当然，这个概念最初是描述性的，但它逐步向规范性发展。比如，至70年代，那些在哲学、政治、社会见解上抱持激进态度的年轻人，声称他们才有资格叫做“Intelligentsia”。90年代更进一步，一个人仅仅受过良好教育并在公众中扮演一定角色，已经不够“Intelligentsia”了，它还必须从政治经济上反对整个旧体制才行（据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

关于俄国“知识阶层”，由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先生所转述的五个特征值得注意：“一、深切地关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二、对于国家及一切公益之事，知识分子都视之为他们个人的责任；三、倾向于把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四、有一种义务感，要不顾一切代价追求终极的逻辑结论；五、深信事物不合理，须努力加以改正。”[1]在余英时看来，“以上特征是研究俄国知识阶层的专家所共同承认的”。其实这五点除去道德感和求真本性外，最重要的是第一、二条的并类：关怀公共事务，并视之为个人责任。

源于法国的“知识分子”概念，其英文为“intellectual”，它的出现，与1898年的“德雷福斯事件”有关，与作家左拉等人对这个事件的介入有关。德雷福斯是法国军队中有犹太血统的上尉军官，1894年他因被指控向德国出卖军事情报，因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事实证明，这是一起错案，但军方和政府却拒绝对此重新审理，因为这会影响国家包括军方的名誉和秩序。1898年1月13日，左拉率先在巴黎《曙光报》上发表檄文性质的信，即直接写给共和国总统的《我控诉》。次日，该报又跟进一篇有众人签名的宣言书《抗议》，抗议军事法庭对德雷福斯的判决违反法律程序。在该宣言书上签名的，是一大批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教师（以作家为例，除左拉外，还有我们所熟悉的法郎士、纪德、普鲁斯特）。这个宣言被称为“知识分子宣言”，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知识分子，同时又被称为“德雷福斯派”。正是作为“德雷福斯派”的知识分子对该事件的介入，才使这一冤狱得以重审并以平反终了。

“德雷福斯事件”实际上是一场“正义与秩序的冲突”，冲突的双方，一边是握有国家权力的体制，一边是来自各种职业的知识人。后者所以走到一起，把这个案件变为一个事件，是出于他们胸中的正义理念和道德责任感。就左拉个人而言，他是放下手中正在写作的小说进入这场斗争的，甚至一开始时他并不想参与这件事，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小说被与己无关的事打断。然而，不与罪恶合作，沉默意味着合谋，是这样的价值信念使左拉放下了小说而拿起《我控诉》的笔。这一事件，严格地说，虽然不是“知识分子”这一称谓的诞生，但却使它第一次在这样的价值内涵上被广为使用并流传开来：即知识分子在社会公共舞台上是体制的反对者或批判者。

无论俄式的“Intelligentsia”，还是法式的“intellectual”，作为“知识分子”概念的两个源头，都有各自的历史渊源。俄国的“知识阶层”不妨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贵族阶级，法国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的“文人”(就像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可以前溯到中国古代的“士”)。比较之下，法式“知识分子”的传统渊源更久，它甚至可以追踪到古希腊时代的苏格拉底。但就它们作为两个新词而言，伯林反对把它们混为一谈，虽然伯林没有具出原因，但原因是显然的。如果说俄国的“知识阶层”出身贵族，因而是一个“身份”概念；那么，参与“德雷福斯事件”的法国“知识分子”因其吃的是不同的知识饭——比如有作家，有教师，有律师，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它首先是一个“职业”概念（当然，此概念的含义并不仅仅在于职业，它还有更为重要的内容）。

本文语境中所谈论的知识分子，与当年法国的“德雷福斯派”血缘更近、谱系也更直接。但无论俄国的“知识阶层”，还是法国的“知识分子”，在我们讨论我们的问题时，都可以成为我们从中汲取的有效的精神资源。概括而言，当我们试图让自己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时，俄国知识阶层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对公共事务的关怀；而法国知识分子留给我们的遗产，则是它对权威体制的批判。

二、“知识分子”的中国化

按照美国华人学者林毓生教授广有影响的划分，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是19世纪末活动于中国社会舞台上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笔者认为不是他们，而是后于他们并活动于20世纪前期的胡适等方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在林毓生那里，他们已是第二代）。重要的问题不是谁是第一代，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到底什么时候形成。由于康、梁等人都是科举出身，因此，他们的身份是“士”，是中国士传统中的最后一代。如果把他们称为知识分子，则无以区分“士”与“知识分子”的界线。按照学术界的看法，中国士传统的终结是1905年科举制的取消。因此，后于康、梁的胡适等已经没有科举背景，他们的背景则是海外留洋。就像当年俄国把西洋归来的那批“新人”称为知识阶层，我们也不妨把胡适等留洋归来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诞生。所不同者，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虽然也是官费派出，但却通过考试，且没有贵族身份。至于康、梁，笔者倾向于视他们为“前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正处在传统之“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过渡中，或者说，他们是士与知识分子的混合形态。

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和俄国“知识阶层”的相似处倒并不仅仅在于他们的留学背景，更在于他们都试图以新获取的价值理念改变他们所身处的社会与文明。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陈独秀先发起“文学革命”，后又标举“科学”、“民主”，这可视为中国知识分子以他们的新思想改变中国传统文明的第一次大规模运作。进而至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新月”知识分子在上海发起“人权运动”，其锋矛直指当时力推“一党专制”的国民党。这已不仅仅是俄式知识阶层要改变社会文明的愿望，而且同时具备了法国知识分子挑战国家权力的批判品质。至此，中国知识分子已是比较成熟的一群，他们有自己的明确的价值指向，在各自的职业外，热心关怀公共事务，关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并不断以批判姿态介入实际的社会政治活动。比如，如果说胡适30年代主办《独立评论》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正面关怀，那么，40年代储安平的《观察》显然是以对当局的批判显示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因此，可以这样说，20世纪前期胡适们的所作所为，是俄国“知识阶层”和法国“知识分子”的中国化，这一中国化过程又和本土的“现代化”运动同步。很难想象，没有知识分子在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价值传播、观念启蒙、文化追求和问题批判，中国现代化运动会是一副什么模样。

然而，风流云散，随着历史与时代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从整体上也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我们不难从当时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指认中看出。比如，《现代汉语词典》对“知识分子”的解释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从这样的释义中，不要说已然看不见俄国“知识阶层”和法国“知识分子”的身影，就连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也被这一释义所掏空，它剩下的只是一个“文化”和“脑力”的躯壳。对知识分子如此理解，应该说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社会共识。如果把这种共识也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中国化”，无疑是一种带有历史隐痛的“化约”。它仅仅留下了当然应该留下的“文化”与“知识”的公分母，但却化约了本不应该约去的知识分子自初始形成就具有的某种社会品质，或者说，它有意识把这种品质挡在了这一概念的应有内涵之外。本来，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双重内涵的概念，假如一个社会对它的认同仅限于“职业”一维，那么，知识分子所以为知识分子的更重要的价值维度就缺席了（从“名／实”角度，它不仅缺席于概念，更缺席于历史）。因此，由《现代汉语词典》所体现的这种长达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共识，对“知识分子”而言，与其说是概念上的不完整，毋宁说是知识分子自身的一种历史性的退步。

这种退步，如果是一个沉降型曲线，20个世纪40年代末开始下行，到60年代和70年代已至谷底。反弹的开始，应是“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80年代以前，按当时体制的说法，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而是附着于统治主体的“毛”——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皮毛”之喻形象地揭示了知识分子之于体制的依附性和御用性（相反，德国学者曼海姆恰恰将“自由漂浮”和“非依附性”视为知识分子的两大特点）。作为一个贱民阶层，知识分子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每次都是牺牲品。在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重压下，知识分子在20世纪前半期所形成的文化职能和社会职能丧失殆尽。直到70年代末，原有的社会状况已经无以维持，政治体制为重新获得统治合法性进行大规模改革，知识分子的命运才有了新的转机。当知识分子一旦重返社会广场，人们立即就听到了它的声音——启蒙与批判的声音。整个80年代几乎就是在知识分子的声音中度过的。饱受劫难的知识分子以高涨的广场热情，自觉承继起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未竟之业。他们的作为，使停滞已久的现代化运动得以赓续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问题是，历史不是直通车，它经常走错房间。19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出现了新的蜕变。它大幅度地从广场向学院退缩，学院成了知识分子的避身之堡。随着市场经济的跟进和意识形态的淡化，知识分子逐步转变为专家、学者、教授和顾问。这一形象原有的批判职能萎缩了，相反，它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却得到了空前突出。学界有人指出，90年代是“思想淡出，学问凸显”，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工作重心与80年代已有很大不同。如果我们把视线拓开的话，不难发现，知识分子的“学院化”和“专业化”不独是本土现象，作为趋势，它在更早的时候，即60年代以来，就成为欧美知识界的一种转型。尽管原因各有不同，甚至大相径庭（西方社会的后工业时代的因素远大于东方社会的政治因素），但现象却如此趋一：知识分子被体制收编，甚至自己就变成体制了（等级森严的学术体制），他们被聚拢在教授、导师、院士等各级学术职位上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衡量。于是，本来清晰的知识分子形象反而模糊了，知识分子的含义也变得暧昧不清了。

三、何为“知识分子”

美国学者布鲁斯·罗宾斯在他的《知识分子的根基》一文中说：“‘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在‘德雷福斯事件’时期便被广泛使用，并具有政治和职业两层色彩。”[2]这“两层色彩”就是我们理解知识分子的两条基本路径。本文以上也说，知识分子概念具有双重性，所谓双重，就是指职业和职业之外。因此，谈论知识分子，既不能忽视职业，更不能离开职业以外，否则，都将造成知识分子概念上的偏差。

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职业，这从这个词在法国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如此。左拉是一个小说家，是一个以卖文为生的人，因此，他的职业就是写小说。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的概念不同于俄国的“知识阶层”，贵族不是职业，是身份，它不需要以职业谋生，而是靠世袭吃饭。仅从职业一维，中国知识分子承袭的是法国传统而非俄国。比如，胡适作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受聘于北大，拿的是教授薪水，吃的是教书饭，从职业上讲，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了。

职业之所谓，乃谋生之方式。以谋生论知识分子，似乎缺乏“左拉”式的亮点。但，不必小看这一点，至少，知识分子则必须从这一点谈起。因为，正是出于谋生，知识分子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社群而存在。只要将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仕”和现代读书人的多种选择稍作比较，职业化知识分子的独立意义也就浮现出来。在现代知识分子职业分流以前，“士”作为古代知识分子与皇权体制没有分流，只有合流，他们统统被整合到皇权体制的网络中。当年唐太宗看到应举士子在考场上鱼贯出入，情不自禁地说“天下之士入吾彀矣”。“入彀”说白了就是知识分子为体制所收编、豢养和御用。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除了应试及第，卖身体制，实在也没有其他的社会空间可供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与体制是依附性的“毛皮”关系，并没有错。50年代以后，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统统下乡，并风趣地说：不下乡就不“开饭”。这一细节很“生动”地表明了50年代后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关系又回到了现代以前。

现代知识分子的职业分化，尽管首先是一种谋生方式，但意义却在于它启动了知识分子对于体制的脱离，或者说它为知识分子摆脱体制而独立提供了某种可能。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不同，就在于现代以来的社会空间大于体制空间，而传统社会则是体制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完全重合。当体制空间缩小自己的权力范围，从而腾出一个不受权力制约和干涉的社会空间时（用形象的说法就叫“小政府，大社会”），知识分子就可以在体制空间外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当然，它也可以自由地选择进入体制。只有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才可能具有曼海姆所谓“自由漂浮”和“非依附性”的特点。就像当年左拉们向体制挑战时是完全独立于它一样，20年代末，胡适、罗隆基在上海批判国民党，也是外在于当时的党权体制（胡时为私立性质的中国公学校长，罗则是私立光华大学教授）。那时他们是自由的，说他们自由，首先就是因为他们可以不吃国民党的饭，因而也不（直接）受其牵制。知识分子没有职业上的独立则不足以言其他，正是在职业生成的意义上，笔者才倾向于把胡适等视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而把康、梁还原为中国古代的士，尽管是末代之士。

“五四”时期，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面对的大都是处于文盲状态的社会大众，对比之下，它的文化面貌是很清楚的。可是，随着时代发展和大学教育的普及，社会大众一旦摆脱无文化状况，情况就变得微妙起来。今天，像《现代汉语词典》用“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来解释知识分子，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明问题了。假如今天有一个大学生，读完了商学院，又在银行的电脑前谋得一份文职，他同时满足了上述两个条件，但你能说他是知识分子？90年代，一位当时影响很大的作家（王朔）在谈论知识分子时，说：“知识分子的概念不应该只局限于过去的内涵上。这个社会必将出现新型的知识分子。”什么是这位作家的新型的知识分子呢？他没有直说，却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许多从商的人都受到高等教育，也有研究生毕业的，硕士博士的。”言下之义，这样的人就是新型的知识分子。可是，这种新型却不通。读过大学的人去做生意，从职业上讲，应该是商人，而不是知识分子，哪怕他是硕士或博士。按照以上逻辑，在一个知识有所普及的社会，我们面临的尴尬可能是，不是“谁是知识分子”，而是“谁不是知识分子”。

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即“以知识为业（包括文化）”。所谓以知识为业，主要不是指一个人拥有知识和运用知识，而是指一个人以教授知识、传播知识、研究知识、生产知识乃至创造知识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因此，以上例举的银行职员所以不是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没有（专业）知识，而是因为他只是将他所掌握的知识纯粹向实用方向发展，他之运用知识，仅仅是对知识的消费。如果以研究知识、传播知识、教授知识为职业衡量，那么，知识分子的职业取向，大体上可以分为这样几种形态：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或工程技术研究的泛属“科技型知识分子”，在各种新闻传播媒体中就业的则为“传媒型知识分子”，从事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并长期据守学院和研究院的又叫做“人文型知识分子”。比较难以称谓的可能是作为“精神生产者”的作家、艺术家了，是不是可以权宜性地称为“文人型知识分子”？

从职业谈知识分子，仅仅是问题的一半，而且，是并非重要的那一半。知识分子所以为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指它职业以外。依然从这个词的诞生说起，左拉及其盟友被称为“知识分子”，肯定不是因为他们是作家和教授，而是因为，作为作家和教授的他们承担了另外的角色。这一角色，并非人人认同，反对者也大有人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这一称谓在它诞生的那个时代其实是贬义的，并为另一拨知识人所拒绝。比如，当时一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这样批评左拉：“这位小说家干扰军事审判，在我看来，比一个宪兵队队长打断一个句法学或是诗韵学方面的提问更为愚蠢和放肆……这份请愿书正在‘知识分子’中流行。‘知识分子’这个词最近被杜撰出来，目的是抬举那些在实验室和图书馆打发日子的人，这个事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荒唐可笑的怪病之一。”[3]可见，“知识分子”一词在这位同样是“以知识为业”的人眼中却甚不以为然，它甚至是扰乱秩序的一个词。

这种反感是一重要提示，因为这种反感并非缘于职业；反过来，仅仅就职业而职业已不足言知识分子。根据左拉个案，知识分子在职业这一必要条件外，还须对社会事务有所担当，尽管有人反对这种担当。假如左拉始终埋首书斋，是不必称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的称呼是指他对“德雷福斯事件”的介入。这种介入不但与职业无关，而且不计个人利害。正是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概念方才呈现它应有的亮点。不妨听听余英时先生的看法：“在现代社会中，一个知识分子必须靠他的知识技能而生活，因此他同时必须是一个知识从业员。相反地，一个知识从业员（无论他是教授、编辑、律师或其他知识专业）却不必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他的兴趣始终不出乎职业范围以外的话。”[4]那么，什么叫“职业范围以外”？针对20世纪末世界性的知识分子“学院化”和“专业化”倾向，美国学者萨义德“坚持主张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他那一行的能干成员。”[5]显然，在社会中出任“公共角色”，在萨义德看来，就是“职业范围以外”，具言之，除了专业或职业，“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 (for) ’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同上）。请注意萨氏话语中的“向（to）公众以及为(for) 公众”，这就是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的表现。如果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层面上的表现，不妨就是谋生意义上的“知识从业员”。

也许，需要修改一下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了，或者说，仅仅就职业谈论知识分子，还不如称其为“知识者”。当然，“知识者”只是余英时先生“知识从业员”的便当说法。它与“知识分子”的不同在于，知识者外延大于知识分子，后者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且更多还是“可能存在”的部分。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是出于知识者个人的自我选择。可见，这两个词是有区别的：一是“者”，一是“分子”。“者”者，“人”也，人人都可以成为知识者，这可能并不困难。难的是那个“分子”。试想，人人都可以成为“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左拉吗？人人都愿意像左拉一样把社会事务视为个人责任吗？须知，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付出的代价不小，他被法庭宣判有罪，只好离乡背井，逃亡英伦；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因此，正是在职业以外的层面上，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说：“‘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并非是对于一个业已存在的种类的描述，而是‘一种广泛开放式的邀请’”。[6]

如果说“知识者”和“知识分子”，前者的重心是在“知识”上，它可以和职业形成一种对应，亦即不同的专业知识可以获得不同的知识职业，由此形成知识人的不同的职业分流；那么，“知识分子”的重心则显然不在“知识”而在“分子”，作为一个功能型概念，“分子”已使我们不能用职业眼光去看，而要超越职业。那么，超越职业的又是什么呢？能否给它一个对应词？这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他说：“在德语的Beruf（职业、天职）一词中，以及或许更明确地在英语的Calling（职业、神召）一词中，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7]这个任务，与职业无关，更高于职业。就像左拉介入“德雷福斯事件”，非但不是出于职业需要，甚至反过来形成了妨碍；但在左拉心中，他未必没有一种来自上帝般的神圣感召。由于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国家，缺乏宗教背景的我们不必把“职业”中超越世俗的层面视为“神召”，因此，它不妨是一种“志业”。“职业”与“志业”彼此因应，前者如果是为谋生，后者则更多是为了信念。

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双重性：职业与志业。虽然，本文并不企图给知识分子下一个严格定义，这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但，如果我们试图解释何为知识分子，则不妨从这两个维度分别展开。这里，“志业”之维显然更重要，它是知识分子所以为知识分子的关键所在。这个“志”，不是别的，也正是上述俄国“知识阶层”和法国“知识分子”留给我们的风范：对公共领域的深切关怀和对政治事务的批判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