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0:50:43
关于多难兴邦的思考：
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一）
１９４５年黄炎培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畅谈未来中国。
辛亥革命在形式上推翻了肮脏的满清政权，但是孙中山所抱定的源自于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并没有得到中国社会大众的认同――关键原因的在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如何把握决定中国命运的命脉，黄炎培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提出的“黄宗羲定律”引出“兴衰周期率”。
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都是中国史上大震荡的时期。黄炎培作为清末民初的一个思想家，以“黄宗羲定律”作为思维蓝本，是在彻底否定满清政治的意义而返回中华文化自身发展进程的思考，事实上在那一个时代，这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虽然笔者厌恶满清政治，但是并不讳言满清政治，尽管那里是中华文化的坟墓。因为这两次社会大震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中国仕文化达到宋朝之后的另一个高潮，而逐渐衰落，并且导致了满清时期的彻底沦亡。明清史是理解现代中国很重要的内容，把社会看成一个自然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社会是它自己历史的必然延伸，任何企图割裂历史、文化的主张都注定成为社会的灾难。
笔者注意到，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特质性的一个王朝，实际上有别于以前的皇朝，特质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农民政权。这个政权的建立在思想上受到当时人类较为先进的、产生于中亚的、以民权张扬为特征的伊斯兰教和摩尼教以及南亚佛教的影响。在这一类文化思想中，社会是王权、宗教和民权的组合。它区别于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国的传统社会皇权、仕权和民权的组合。
观察人类社会形态，最根本的结构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组合，或者说它是动物性的羊群、斑马群模式。但是当人类逐步摆脱动物性，出现了联系和调解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关系的中间形态，即各种宗教，而只有中国是以仕文化来完成此类联系。宗教或仕文化都是以人民性发生而逐渐成为王权的奴仆，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都是因为发生时间上的交错，而能够形成具有生命力的影响的只能是人民性。
考察中国社会的演变，是不能不重视仕文化。如同研究西方文化重要的是研究基督教。明王朝建立之后，迅速摆脱了中亚宗教的模式，返回中国传统社会的模式，其中的仕权体现为以崇奉理学的仕子组成的官僚体制。这一时期仕文化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仕权强烈的独立性，甚至强烈到迫使皇权逐渐畏缩而又强烈反弹，终于导致仕权与皇权一次又一次的强对抗。这一过程如同西方宗教权的堕落，中国的仕权在明代逐渐与皇权产生隔阂，与民权背道而驰，终于导致国破家亡，最典型地表现为“亡天下”，即中华文化沉沦。中华文化的沉沦固然是蛮族入主中原促成的，但是内在的原因则在于仕文化自身的分崩离析，这一过程的起讫点可以追溯至明嘉靖年间，在明崇祯年间彻底崩溃，而在满清治下已经丧失了中国仕文化的基本品格。
黄炎培对即将获得政权的毛泽东直言：“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黄炎培显然是在描述明代的仕文化，他说：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黄炎培是在讨论仕权――中国官僚政治的致命缺陷：“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笔者注意到，人民领袖毛泽东是这样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这里，虽然“政府”已经区别于朝廷，它的理想状态是皇权、仕权和民权的高度统一。因为人民“政府”――这种统一的基础是民权，而皇权的影迹体现于为人民认可的领导者的权威，而没有皇权依附的仕权只有融合于民权。如何处理仕权，也就是如何消除官僚体制自身的缺陷，毛泽东对黄炎培的承诺显然不是空话，因为早在三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就有一个影响深远的讲话。
关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生在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１００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等出席了会议。一般认为，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但是从毛泽东当时的一系列文章、言论看，这个即将掌握中国政权的关键性的人物已经把握了中国社会的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仕权――官僚体制。而毛泽东更将这个问题落实到作为官僚体制的基本构成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上。
观察毛泽东的行为，他的思维路径是通畅的，他承认仕权――官僚体制在一个时期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始终以促进仕权――官僚体制的消亡为目的，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作出废除仕权――官僚体制的尝试。尽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一个伟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极其透彻的认识以及他的强烈的使命感。
我们今天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后来的中国不仅仅没有坚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没有把握仕权――官僚体制的转化，而是迁就知识分子的思想缺陷，强化仕权――官僚体制对民权的压迫，因此“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也就司空见惯了。回顾明朝及其后中国仕文化沉沦的过程，重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发的思考如波涌浪翻。
壶公评论写于08－06
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一）
１９４５年黄炎培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畅谈未来中国。
辛亥革命在形式上推翻了肮脏的满清政权，但是孙中山所抱定的源自于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并没有得到中国社会大众的认同――关键原因的在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如何把握决定中国命运的命脉，黄炎培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提出的“黄宗羲定律”引出“兴衰周期率”。
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都是中国史上大震荡的时期。黄炎培作为清末民初的一个思想家，以“黄宗羲定律”作为思维蓝本，是在彻底否定满清政治的意义而返回中华文化自身发展进程的思考，事实上在那一个时代，这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虽然笔者厌恶满清政治，但是并不讳言满清政治，尽管那里是中华文化的坟墓。因为这两次社会大震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中国仕文化达到宋朝之后的另一个高潮，而逐渐衰落，并且导致了满清时期的彻底沦亡。明清史是理解现代中国很重要的内容，把社会看成一个自然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社会是它自己历史的必然延伸，任何企图割裂历史、文化的主张都注定成为社会的灾难。
笔者注意到，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特质性的一个王朝，实际上有别于以前的皇朝，特质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农民政权。这个政权的建立在思想上受到当时人类较为先进的、产生于中亚的、以民权张扬为特征的伊斯兰教和摩尼教以及南亚佛教的影响。在这一类文化思想中，社会是王权、宗教和民权的组合。它区别于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国的传统社会皇权、仕权和民权的组合。
观察人类社会形态，最根本的结构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组合，或者说它是动物性的羊群、斑马群模式。但是当人类逐步摆脱动物性，出现了联系和调解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关系的中间形态，即各种宗教，而只有中国是以仕文化来完成此类联系。宗教或仕文化都是以人民性发生而逐渐成为王权的奴仆，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都是因为发生时间上的交错，而能够形成具有生命力的影响的只能是人民性。
考察中国社会的演变，是不能不重视仕文化。如同研究西方文化重要的是研究基督教。明王朝建立之后，迅速摆脱了中亚宗教的模式，返回中国传统社会的模式，其中的仕权体现为以崇奉理学的仕子组成的官僚体制。这一时期仕文化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仕权强烈的独立性，甚至强烈到迫使皇权逐渐畏缩而又强烈反弹，终于导致仕权与皇权一次又一次的强对抗。这一过程如同西方宗教权的堕落，中国的仕权在明代逐渐与皇权产生隔阂，与民权背道而驰，终于导致国破家亡，最典型地表现为“亡天下”，即中华文化沉沦。中华文化的沉沦固然是蛮族入主中原促成的，但是内在的原因则在于仕文化自身的分崩离析，这一过程的起讫点可以追溯至明嘉靖年间，在明崇祯年间彻底崩溃，而在满清治下已经丧失了中国仕文化的基本品格。
黄炎培对即将获得政权的毛泽东直言：“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黄炎培显然是在描述明代的仕文化，他说：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黄炎培是在讨论仕权――中国官僚政治的致命缺陷：“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笔者注意到，人民领袖毛泽东是这样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这里，虽然“政府”已经区别于朝廷，它的理想状态是皇权、仕权和民权的高度统一。因为人民“政府”――这种统一的基础是民权，而皇权的影迹体现于为人民认可的领导者的权威，而没有皇权依附的仕权只有融合于民权。如何处理仕权，也就是如何消除官僚体制自身的缺陷，毛泽东对黄炎培的承诺显然不是空话，因为早在三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就有一个影响深远的讲话。
关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生在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１００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等出席了会议。一般认为，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但是从毛泽东当时的一系列文章、言论看，这个即将掌握中国政权的关键性的人物已经把握了中国社会的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仕权――官僚体制。而毛泽东更将这个问题落实到作为官僚体制的基本构成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上。
观察毛泽东的行为，他的思维路径是通畅的，他承认仕权――官僚体制在一个时期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始终以促进仕权――官僚体制的消亡为目的，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作出废除仕权――官僚体制的尝试。尽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一个伟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极其透彻的认识以及他的强烈的使命感。
我们今天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后来的中国不仅仅没有坚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没有把握仕权――官僚体制的转化，而是迁就知识分子的思想缺陷，强化仕权――官僚体制对民权的压迫，因此“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也就司空见惯了。回顾明朝及其后中国仕文化沉沦的过程，重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发的思考如波涌浪翻。
壶公评论写于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