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读书杂志19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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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公布畅销书目
近年来，广大群众读书的风气一天天浓厚起来了。书籍已经比较大量地出版，辅导读书的刊物也陆续涌现，北京出版了《读书》，上海即将出版《书林》……，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过程，也必定是群众读书风气日益浓厚的过程。
出版事业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象美国、日本等，他们加强社会读书活动的做法(尽管这种做法也反映了出版商追逐利润的要求)，有一些是我们很可以借鉴的。他们用这种办法推广资产阶级的出版物以加强他们的社会体制，我们也可以运用这种办法推广无产阶级的出版物以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广泛的革命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别人的做法常常大有可供我们借鉴之处。
这些做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广泛、大量地出版书籍，普设销售点，大出普及本，树立某些报刊书评的权威，奖励新人的优秀之作，定期公布全国畅销书目，努力扩大影响，等等。
这里想来谈谈定期公布全国畅销书目的活动，我觉得这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从美国的通讯中，我们知道《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出版商周刊》等每周都登载“最佳畅销书目”，长期畅销不衰的书，名字也就不断在这些书目栏里出现。一年终了，又再统计刊登“全年最佳畅销书目”。这种做法，在若干程度上反映了广大读者对书籍的评价，可以引起其他人们的关心，促进书籍的销行，也在若干程度上鼓励了优秀之作。
资本主义世界受人欢迎的书，不管它是好是坏，我们一般总可以大体知道它的销行数字。象美国出版的《教父》，总计销行了一千多万册，《爱情故事》销行了八百万册；《荆棘岛》，销行了五六百万册。日本的小说《日本沉没》，销行了八百万册。各种畅销书籍的销行数，人们一般总是知道的。
销行数比印制数更能够真正反映一本书在读者中产生影响的程度。书印好了，如果有大量积压，长期躺在仓库和书架上睡大觉，那么，印数尽管多，实际上并不能说明它的真正影响。销行数就不同了，不是由公家购买赠送，而是由读者自己掏钱购买的书籍，如果畅销了，是真正反映了它在读者之间影响的程度的。
我国的出版物，有不少是在扉页或书末登出了印数或汇计印数的。但近年来，好些书籍，因为种种原因(例如纸张缺乏，印数较少，或者以前的印数没有准确统计，等等)，这项数字有时竟被省去了。这就造成了一种状况，人们对于好些书籍的印数，影影绰绰，而对于它的真正的销行量，就更是模模糊糊了。
我觉得这种状况不够好，不但书籍一般都应该标明它们的初版印数或汇计印数，而且，最好还能够在影响广泛的报刊上，定期公布畅销书目。(虽然不需要每周，每月都这样做，但半年，一年公布一次该是可以的吧？)这样做有许多好处。
也许有人说，现在由于纸张供应比较紧张，好些优秀书籍并不能大量印刷，充分供应，为了保证以有限的纸张出版多种的书籍，常常不得不削减畅销书的印数，腾出纸张来印其他的书。因此，从发行数字上有时已经看不出一本书真正受欢迎的程度了。这是有相当道理的。但是，即使如此，公布畅销书目的意义并不致因此就完全消失。受到读者热烈欢迎的书，在这种情形下，有不少仍然能够“脱颖而出”。再说，纸张供应紧张毕竟是一时现象，迟早总是要克服的。而且，目前的这种做法，已经引起了不少读者的批评。如果大量削减畅销书的印数腾出纸张来印有相当价值的书，那还有若干道理，如果印的是质量平庸、可有可无的书，那就等于不顾读者的迫切要求而去印刷滥竽充数的滞销的书籍了。就是在纸张供应偏紧的情形下，这种做法也是大有可以商讨改进之处的。
定期公布畅销书目，有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帮助广大读者，知彼知己，把自己的状况和一些资本主义工业国进行比较，既知道我们已经达到的成就，也知道我们和某些国家之间存在的距离。
和解放前比较，我国的出版事业有了长足的进展。旧上海一般新书只印两千本左右，象茅盾的《子夜》，算是畅销书了，在旧时代也不过先后印行了一万册的样子。我们现在已经把这样的纪录远远抛在后头，初版的文学书籍印行一二十万本毫不稀奇了。从书籍的初版印数来说，我们已经超过了好些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印行一二十万本的书就算是畅销书，可以列入每年的畅销书目。一九七八年美国名列第一的畅销小说《契沙比克》，销行了八十五万多册。这样的数字，我们看起来，并不稀奇。日本许多书的初版印数，也大抵只是几千本。两相比较，我们有我们进展很快的一面。但是在出书种数上，在最畅销书的历年汇计印数方面(美、日都达到千万上下的纪录)，我们仍然远远落在她们后面；如果加上人口比例来计算，我们的差距就更大。定期公布我国的畅销书目，逐年和自己比较，也逐年和人家比较，有利于我们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既增强信心，也努力缩短和人家的差距。
定期公布畅销书目，还可以帮助读者注意选择优秀书籍。广大读者的眼光是锐利的。一本优秀著作出版了，总是很快就能够为读者所发现，并且因而一传十，十传百，不胫而走，以至于传遍遐迩。但是，尽管这样，住在较偏僻地方的人，因为种种原因不容易买到书籍的人，和“读书界”较少接触的人，对于一本很受欢迎的好书，茫然不知的难免依旧大有人在。公布畅销书目，再加上增强书评工作，就可以帮助这部分读者多知道几本好书，从而，也就可以扩大优秀读物的影响。
这样做，也可以给优秀读物的作者以精神的鼓励。对于著述工作者，适当的物质鼓励是需要的但是总应该以精神鼓励为主。一个作者辛勤劳动，写成的书受到社会的欢迎，列名畅销书目之内；这对于他自己以至其他的作者，都有相当的激励作用。
这样做，也还可以推进出版社之间的社会主义竞赛。如果定期公布各类书籍的畅销书目，榜上有名的出版社自然光彩些，而对于年复一年，总是榜上无名的出版社，也是一种批判和刺激。对于若干老气横秋的出版社(如果它存在的话)，批判和刺激它一下，不是很好么！
这样做，也还可以帮助批评界了解读者的心理和觉察出版的问题。如果最畅销的书目都反映了读者严肃认真的选择，这自然很好。如果除了反映这一方面的状况以外，也还反映了某一部分读者在选择读物时存在的缺陷，批评界不是很可以就此展开批评和讨论，进而帮助某一部分的读者和作者么！
…………
因此，定期公布各类读物的畅销书目，我以为是一种可以试行的办法。解放以来，平均主义思想常常在各个领域作祟，“干不干，一斤半”。“干得好干得坏一个样”的事情常常出现，甚而还有人因而滋长了“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怪观念。这很打击了某些认真做事的人的情绪，也很鼓励了懒汉和善于混日子的人。反正一有什么鼓励，就难免有什么单位和个人要突出一些，提到物质和精神鼓励，就总有一些人要跳出来反对，以为突出了什么什么个人。这种冒充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思想，“干不干，一斤半”思想，是我们各方面事业前进途中的拦路虎，在拨乱反正的今天，得把这样的拦路虎轰跑才行。因此，奖勤罚懒，扬优抑劣的精神，应该贯彻到各个领域去。在出版事业方面，也应该贯彻这种精神，并且认真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才好。
1979，6，17，北京
编者附记：我们支持秦牧同志的建议。怎样做，当然还可以商讨。规定的学习文件，销售量大，但恐不宜列入畅销书目。高级的学术著作，读者面狭，应另有畅销标准。秦牧
这样的提法不恰当编辑同志：
你刊第一期刊登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是一篇思想解放的文章。但我总觉得“读书无禁区”的提法不尽恰当。
李洪林同志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话：“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但是毛泽东同志还说过这样的话：“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蒋介石的书，我们的出版社不见出版，新华书店不见出售，图书馆不见借阅。这类书大概属于“禁书”吧。李洪林同志的文章也写着：“对于那种玷污人类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我们总不能心安理得地去读这种书吧。
其次是禁书的必要。从古到今，从秦始皇到蒋介石，他们都禁过书。他们为什么要禁书？概括的说，就是为了巩固其政权。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岂可不分书的好坏，给一切坏书也大开绿灯，让错误的思想、让毒草自由泛滥？打倒了四人帮，我们把四人帮禁锢的书开放了，这是为了拨乱反正，为了拯救和发展我国的文化，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对于不利于四个现代化，不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坏书，必须禁止。这是理所当然的，只不过我们的禁止对象与蒋介石、四人帮不同，禁止的范围也缩小得多。
禁书如禁鸦片。尽管鸦片有其药用价值，也不能开禁。坏书尽管能起反面教员的作用，也不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所以我认为“读书无禁区”的提法是不尽恰当的。
读者来信
白先才
读书不能“无禁区”
《读书》第一期的《读书无禁区》一文，我看了题目就有气，很别扭，认为是不能接受的。
“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我是反对的。但我们不能把正确的东西也反对掉。
我们反对没收《莎士比亚全集》，反对因读《茶花女》而送到公安局去，反对把《瞿秋白文集》打成毒草，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坚决反对。
我们反对把书店和图书馆的书统统封存起来，反对随便到别人家里去查抄图书，反对海关和邮局不问青红皂白地检扣图书，反对把书放到火里去烧，放到水里去煮；但是读书如果没有禁区，天下必定大乱！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禁止过反动的黄色的书刊。这种禁止是对的。
反动的东西能不禁止么？
我们常说，书刊是我们的精神粮食。既然是粮食，当然不是毒药。反动书刊是什么呢？难道是精神粮食么？不，它们是毒药。我们不能把毒药当做粮食。象《中国之命运》这类东西，是毒药，不是粮食。我们能够把这类东西当做粮食，让大家去吃么？
解放以前的旧书刊，固然有一部分是比较好的，但大量的是宣传反动的东西。对于这类东西，我们不能让它随便扩散。所以过去以至现在，要向图书馆借阅这类东西，不加限制是不行的。图书馆对于借阅这类东西，有审查和批准的手续，不能随便借阅，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读书无禁区”，取消了这种手续，象借其他图书那样随便借阅，那就是害人！
对于外国的书刊，也应当这样看。资本主义世界的出版物，不少是低毁我们的政策的，不少是歪曲我们的政策的，如果让它在我们国内传播，该有多少人中毒！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让反动的东西随便流传，随便害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到哪里去了？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
是的，毛主席主张我们读一些反动的东西，“不要封锁起来”。他老人家的意思，是要我们有领导地去读，不是搞自由化，不是“读书无禁区”，不是要我们去中毒。
黄色的东西能不禁止么？
要知道，黄色的东西也是毒药，不过裹上了一层糖衣。好多青年，血气方刚，迷醉于黄色的东西，读着读着，革命意志没有了，生活的道路走歪了，甚至连生存的愿望也丢失了。你能看着这些人沉沦下去而不思挽救么？挽救第一着，就是要禁止黄色书刊，不让人们接触黄色的书刊。
《读书无禁区》不是也说么：“对于那种玷污人类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不管你说它“根本不是文化”，“极其肮脏”，“好象粪便或鼻涕”，你既然要“严加取缔”，就书而言，就不是“无禁区”了。你这个“无禁区”，就行不通了。
这样看来，“读书无禁区”是不通之论，为害甚大。正当的办法应该是：读书有指导。我们应该指导人们去读书，特别对于青年是这样。
我们应该指导人们去读马克思主义的书。
我们应该指导人们去读有益于四个现代化的书。
我们应该指导人们去读有助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书。张守白
禁锢不好，完全开放也行不通
“四人帮”已被打倒的今天，《读书》杂志还要大声疾呼“读书无禁区”，确实不是没有原因的。
首先，有些极有参考价值的书，都是内部发行。买这些书，要单位的介绍信，有一定的级别限制，普通老百姓根本买不到。例如中华书局重印的二十四史，全部都是公开发行的，但是《清史稿》，却在内部发行。这部书，早在1927年就曾经公开发行过，这次重印，改为内部发行的原因，就很难解释。要说保密，早已公开；要说书中有错，则二十四史均在所不免，何以独独厚彼而薄此？书按级别发行，实际上并不是严格地按级别去看，这中间很有一些人能阅读这一类的禁书，有门路的仍能钻进禁区之内。被禁的只不过是小小老百姓而已。
按照宪法的规定，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政治上是一律平等的。这种平等，反映在文化生活上，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小百姓的读书难，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平等呢？
专家学者，固然大都从高等学府或研究机关中培养出来，但是古今中外，平民百姓通过自己刻苦钻研而成长起来的大学问家，也确实不在少数。细考这些学者的成长过程，又有几个不是三更灯火五更鸡，熬夜苦读学出来的呢？但在今天，禁区重重，借书也很难，能不碰壁么？
今天中国不单读书难，写书更难。先不要说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在主题、形式等等方面横加限制，粗暴干涉，单就参考资料一项，其难找的程度，若非过来之人，实在无法想象。以我自己为例：近十几年来，我利用仅有的业余时间，创作了一部以清末农民起义为主题的长篇历史小说。要写书，尤其是有关历史的书，当然得先读书。但是大部分史料包括清人笔记和地方志在内都列为禁书被“保存”起来，不再公开借阅了。我所在的单位，对我的写作，又看作是“不务正业”，并不支持，介绍信也就无法取到，以致一些极为寻常的历史资料，都无法查对。一直到了最近，这部小说得到了出版社的认可，方才取得了介绍信，查对了史料。这种文化禁锢政策，到底是利多还是弊多，不是很明白吗？
写到这里，不由人想起列宁在流放期间，在避居国外期间，都能够从图书馆里借到书籍这一事实。列宁还特别赞许瑞士的图书馆通过邮寄为外地读者提供参考书的办法。一生最爱“啃书本”的马克思，为了写作《资本论》，在伦敦的图书馆一坐就是二十多年，查阅了千数种图书资料。如果当时英国的图书馆也象今天中国的图书馆一样，这也不开放，那也不许借，或者伸手向马克思索取单位介绍信，请问《资本论》这部书能够完成么？
由于读书难而发出“读书无禁区”的呼声，其所以能得到许多人的赞同，真正的原因也就在此。
文化既然是一种服务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作为文化战线阵地之一的图书出版发行部门，应当不出、不卖反动的书刊。但是对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某种影响的著作，而且早就已经证明其为错的，则又应当另作别论。象《胡适文存》、《我的奋斗》、《中国之命运》等等这一类书，至少在图书馆里应当允许公开阅读，不列为禁书。对于敌人营垒中据以自卫和借以攻击的种种高论，我们只有熟悉它，才能够驳倒它。“四人帮”及其走卒们当年发动人们批“毒草”，却又不敢让“毒草炮制者”站出来公开辩论的做法，只能说是他们做贼心虚，完全是一种以势压人、以力服人的学阀学霸作风。头脑清醒、神经健全的人，绝不会害怕接触错误的东西甚至敌人的宣传和诬蔑。如果一个受过十几年几十年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人，看了一本敌人的书，马上就让敌人给拉了过去，倒向了敌人的一边，那只能怪咱们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太浅薄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是跟形形色色错误的理论在激烈的辩论和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不能上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用来做装饰品，吓吓胆小鬼而已，用它去战斗，是注定要失败的。
咱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咱们的国家里，不许代表帝修反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自由泛滥，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脱胎于旧社会，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用辩证的观点看，没有旧的，也就没有新的；没有错的，也就没有对的。如果我们不了解不熟悉旧的错的东西，还会把旧的错的东西当作新的对的东西加以赞扬并强迫别人去接受。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其中的一项，正是敌人利用了一些人的幼稚与无知，分不清是非真假，就把封建的、法西斯的破烂货当作革命的真理塞给他们，唆使他们去冲击去毁灭进步的、正确的东西。如果联系到读书问题上来，症结所在，恰恰正是旧的错的书籍读得太少，而不是读得太多所致。接受这一惨痛教训，政府、学校、家长们不单不应该完全禁止青年们去接触旧的错的书籍，要紧的，倒是应该考虑如何有计划有步骤地指导青年们去阅读这些书，才是正理。
咱们这个世界，还存在着敌对的阵营和阶级，还存在着形形色色丑恶的现象，是与非，美与丑之间的界线，总应该有的。作为政府的首脑，学校的师长和家庭的父兄，他们当然只能拿正确的、美好的东西去教育、去影响自己的人民、学生和子女，而不许他们去接触错误的、丑恶的东西。对咱们这个国家说来，过去有种种读书禁区的形成，出发点应该说是好的，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良好的愿望，不一定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人民群众对于这种禁锢政策，是不满意的。他们要求撤销防线，开放禁区，以便扩大视野，读到更多的书，得到更多的知识，使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能够提高起来。
两种愿望都是好的，但却互相矛盾着，而且实行起来，也都有弊病。禁锢固然不好，完全开放呢？恐怕也行不通。
不能否认，书的内容，有好有坏；人的思想水平，也有高有低。如果不加选择，允许一切书籍任意流通，咱们的读书界，就会变成一个是非不分、美丑并存的无政府世界，免疫力弱的读者，从书中得到的毒素，就会多于养料，象《曼娜回忆录》那样的坏书，就将把大批单纯的青少年，引导到流氓集团中去了。
如此看来，完全禁锢固然不好，完全开放也行不通，折中的办法，只能区别对待，该禁锢的，就坚决禁锢，该开放的，就大胆开放。有一些书，还可以作为反面教材有限制地开放。一方面既要坚决贯彻人民政府取缔黄色反动书刊的禁令，一方面又要让那些能为新中国服务的旧书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中间，当然也有模棱两可一时难于判明它是非好坏的作品，无法决定它是禁是放。这种困难，我想在相信群众相信党的前提下认真加以鉴定甄别，总不难分期分批地作出结论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对一切受迫害的同志都重新作了审查，同样道理，对被封存的书，也必须重新审查。这样做，虽然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但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想避免也是避免不了的。
有人把书籍比作是人类的精神食粮，如果说，食粮可以因人而异分成婴儿食用、病人食用和成人食用等多种，那么，把书籍分成少年阅读、青年阅读与成人阅读等多种，也是合理的事情。有毒的食物，既然谁都吃不得，取缔一批不起任何好作用的坏书，为什么又不可以呢！
1979年，6月6日，北京吴越
对台戏的连想
旧时北京前门一带戏院颇多，大栅栏里的三庆、庆乐、广德楼，粮食店里的中和，鲜鱼口里的华乐(大众)，还有肉市的广和。要是碰上演对台戏，那真热闹。曾记得，谭富英、杨宝森争相媲美“失、空、斩”；李万春、李少春同时上演《闹天宫》；至于你贴《艳阳楼》，我演《拿高登》，你演《战马超》，我演《两将军》，你演《打渔杀家》，我演《庆顶珠》，更是常事。说是对台戏，有时隔条马路，分庭抗礼，有时就真是斜对门。戏虽相同，演法各异；也大大促进了京剧的丰富和发展。现在也还在演对台戏，比如一台白蛇传，就有赵燕侠、刘秀荣、吴纪敏等同时上演。
连想到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好象是不怎么提倡演对台戏的。国外名家，一经谁人翻译，似乎就成了定局，不再准别人问津了。这样也就失去了比较和鉴别，只好由一个人或几个人唱单台戏，好坏就是它，爱看不看！其实这并不一定是译者的意思，出版社更要负些责任。前几天见报载，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张万里译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我举双手表示欢迎。因为前一段曾出版了张友松、张振先二位合译的此书，这对台戏就算是唱上了。读者可以对照原文，学习比较两种译本的长处。尽管有人说张万里的译本，北方口语味儿太浓，尽管振先先生又是我的恩师，可我还是觉得张万里的译法，更能传马克·吐温之神。
有比较，才有鉴别，才有发展。出版界是否也可多唱几出必要的对台戏呢？嵩生
古旧书摊何处寻？
古旧书摊何处寻？新店屹立冷森森。柜内店员自笑语，“城外”读者空高音。文化胜地购书难，武将长镜辨名真。惟愿华
以上是我最近在北京逛了仅有的几个旧书店以后写的一首打油诗。现在买新书不易，买旧书更难。诗中提到的“武将长镜”，指军用望远镜。
北京的旧书店减少得太多了。过去，琉璃厂、东安市场、西单商场、隆福寺(恕我这里沿用旧名，因写的是过去)，出售旧书的店、摊鳞次栉比，细逛，半天也逛不完；现在呢，仅琉璃厂、东风市场、西单商场和前门大街各有一家旧书店，其余全都转业。
仅存的四家旧书店出售之书，品种极少。过去的旧书店、摊，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应有尽有；现在大多是过时很久的科技用书，文史哲经空前的少。过去，不少书对卖主来说，是不需要了，而另一些人则十分需要，有的甚至是出版不久的；现在则一般都不是人们所很需要的。过去，旧书店、摊出售各种过期不久的期刊；现在则很少，琉璃厂、东风市场一本也没有。
过去，旧书店、摊都是公开的，现在有几家不公开的“内部发行”的旧书店(机关服务部)，书的品种稍多，但似也不如过去。
提出以下四点建议(理由不必说了)：
一、旧书店一律公开，废除“内部发行”。机关服务部可以作为附设的部分。
二、增加出售旧书的网点。
三、尽可能扩大收购旧书和过期期刊的业务，以增加上市旧书刊的品种和数量。
四、旧书店一律保持开架，包括附设的新书代售部分。
外地也存在类似问题。我最近去成都、重庆，那里的旧书店情况就和北京大致相同。韦芜
从售单脚鞋想起的
有一天与朋友来到商场鞋柜前，他要买一只鞋。售货员满足了他的要求。我很有感慨。成双配套的东西丢了一部分，带来的麻烦是可以想象的。书籍又何尝不是这样？去年初，我在书店买得《宋史纪事本末》第一册，后虽多方联系，至今未买到第二，三等册。前不久，承蒙北京市新华书店邮购部关照(我非常感激他们)，千里迢迢给我邮寄来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但只有上册二分册、下册一分册，“头”和“尾”都没有。
成套的书应该成套卖，可避免不易配套等问题。但希望成套的书也能分册拆卖，象单脚鞋零售一样，帮助急需补齐配套的同志解决困难。为了有计划地供应，是否在全国能指定几家书店承办这项业务(包括邮寄)，并出广告告诉大家。耿燕鹏
“文明棍子”论
现在，“四人帮”粉碎已二年多，棍子和打棍子这一类事应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但是，由于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还仍然存在，习惯势力还仍然存在，特别是“四人帮”造成的后遗症更为严重，比如无限上纲，乱扣帽子，简单粗暴，影射比附，至今还束缚着相当一部分同志的精神。有的同志对学术理论问题爱作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结论。“四人帮”肯定了的一概都是坏的，“四人帮”否定了的一概都是好的；而且说好就是十全十美，无可挑剔，说坏则一无是处，不可救药。因此，在思想学术界，对理论问题的探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对文艺创作的争议，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打棍子的现象。尽管这种棍子和打棍子的表现形式既不同于封建专制时代，又区别于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可以说，棍子是“文明棍子”，打棍子也巧妙得多。
第一，往往借“高举”为名，以维护“旗帜”为理由，给人扣上“砍旗”的帽子，打人棍子。这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表现尤为明显。最近，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讨论，有人又使出这一招，说什么给合二而一翻案是要否定一分为二，是“砍旗”。
第二，盗用“四项基本原则”和“安定团结”，作为打人的棍子。有人煞有介事，指责解放思想搞乱了、背弃了马列主义，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某高校一位理论干部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言谈了一些看法，回校后竞让他在总支书记会上检查，理由是违背了四项基本原则。此类例子各地甚多。
第三，手法上，以“尖锐”为盾牌，挥舞棍子，攻击对方。我们有些同志，抓住人家的一个漏洞，大做文章，上纲上线，名为尖锐，实质打人。也有出于成见，互不服气，互相抓辫子、打棍子。文章是要尖锐泼辣，要敢于批评，我们赞成理论的尖锐，赞成有分析的批评。但是扣帽子、打棍子，不是尖锐，不是正确的批评态度。
这几种情况和社会上出现的右倾和极左两种思潮，尤其是极左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极左思潮貌似革命，摆出一副公允的面孔，挑剔、指责，动辄扣帽子、打棍子。毫无疑问，它来自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有的甚至就是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余孽。他们就是要把“四个坚持”拉回到林彪、“四人帮”所歪曲篡改的道路上去。从这一点看，极左思潮也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产生棍子和打棍子的现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某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用行政方法处理理论问题。理论问题是不能靠行政命令来解决的。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不能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应当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学术论争。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简单、粗暴的态度；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允许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允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于在学术问题上犯了错误的人，经过批评和讨论后，不要他写检讨文章，更不可一棍子打死。在学术界，对于某一学术问题已经做了结论之后，如果又发生不同的意见，仍然允许讨论。所有这些，并非个人见解，而是中共中央三令五申的原则。可是我们一些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却置若罔闻，以行政手段对理论问题进行粗暴干预，有时竟不听分辩，施以棍子。举一个例子：去年某大学学报发了两位教师的一篇文章，据各方面分析，文章从观点到内容都没有什么政治问题。可是上级党委、宣传部门在接到一封读者来信反映有“砍旗”之嫌后，不作分析研究，下令追查责任，要学报停刊检查，并调查作者及文章写作背景。所幸有人顶住，作者才免受其害。象这样对报刊发表的某些文章，读者有不同意见(甚至有个别从派性、成见出发写的读者来信)的情况很多，有的报刊就转至作者所在单位处理，如果单位领导不加分析，作为整人材料，派作打棍子的用场，作者岂非天大冤枉，又要出现新的冤、假、错案！
为使棍子和打棍子一类事情不再发生，必须真正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坚持三不主义，发扬学术民主。这就是说，一要有自由争鸣的风气，养成争鸣的风度。注重于学术研究的论争，严禁打棍子，发现诬陷、造谣、恐吓、辱骂者，应严肃批评，个别严重者应绳之以法律，告他诽谤罪。二要反对以行政命令干预理论讨论。不能以行政的方法来处理学术问题、管理学术工作，而要代之以符合学术理论发展的方法，以有利于学术理论的发展为前提。这就要严格区分政治问题和学术理论问题，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三要领导带头，支持学术理论的自由讨论，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四要正确对待对立面。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事物、任何社会现象都有对立面，有的社会上本来就存在，有的虽然暂时还不存在，但既然具备存在的物质条件，对立面终究会出现的。必须承认对立面，允许他们发表各种意见，甚至是错误的意见。我们要宣传唯物主义，但也允许宣传唯心主义；我们要批判唯心主义，但也允许反批评。马克思主义不是在同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吗！汉楚
1979年第6期,总第6期 - 书讯
《中国自然地理纲要》，任美锷、杨纫章(已故)、包浩生编著，商务印书馆将出。
本书包括总论和区域分论两大部分。总论部分介绍我国的地貌、气候、陆地水、植被、土壤的基本特征和形成因素，以及各个自然要素在我国自然景观形成中的作用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它还以专门篇幅论述了综合自然区划的内容和意义，自然区划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我国综合自然区划的方案。
区域分论部分着重介绍我国八大自然区、二十八个自然亚区的主要特征和各自然区之间的景观差异，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情况(主要是农业生产)，提出了各自然区自然条件的利用和改造的主要方面和存在的问题。
书中还附有插图和照片，共一百三十幅。
编著者不是单纯地对我国各种自然条件进行描述，而是有分析地总结各自然要素的基本特征、规律及其相互关系。根据编著者多年的研究成果所提出的一套综合自然区划原则和具体方案，是值得重视的。就自然条件对国民经济，特别是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和改造、利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自然条件的途径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也是积极的。
本书原稿在一九六六年即已完成，因受林彪、四人帮干扰，一直未能出版。现在绝大多数章节均经改写，增补了大量新资料，篇幅也增加三分之一以上。但由于种种限制，本书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有关我国的海洋和动物的基本特征没有写出；某些最新资料也未及引用。 (周舜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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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的逻辑》，平田喜久雄著，日本法律文化社1978年出版，306页。
这是一部研究《资本论》的著作。作者认为，马克思从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入手，精辟地透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资本论》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而唯物史观通过《资本论》更加具体化了。作者在阐明《资本论》的方法论时，批驳了宇野弘藏及其一派割裂“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的统一性，否定唯物史观的错误观点。此书在正篇分“商品论”、“货币论”、“市场价值论”、“现代资本主义论”、“现代中小企业论”等五章，阐述《资本论》的基本内容，论证《资本论》的原理仍然反映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作者说，现在有些人借口资本主义发生了变化，宣扬什么“人民资本主义”、“经营者革命”、“福利国家”、“结构改革”等谬论，并认为《资本论》的原理已经过时，不再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了。作者严肃地批判这种错误思潮，并指出资本主义的本质未变，它仍然建立在剥削工人劳动的基础之上，因此《资本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继续证明着它的科学内容的真理性，继续发挥着它的强大威力。
作者平田喜久雄现任日本福冈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已有《现代中小企业论》、《<资本论>研究入门》、《<资本论>解说》、《<剩余价值学说史>解说》等著作。 (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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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场上的反战士兵》，秋山良照著，日本现代史出版会1978年出版，287页。
这是曾在中国的日本朋友秋山良照写的回忆录。日本军国主义为了称霸亚洲，侵略中国，把无数日本工农群众和青年推到战争的火坑里。秋山良照于1939年被征入伍，不久到了我国河北省，于1940年9月在郑家屯被我军俘虏。在我军教育下，他很快提高觉悟，投入反战运动，先后在反战同盟晋察鲁豫支部和延安八路军参谋部等处工作，后在马列学院学习。当时，有几百名日本朋友和中国人民一道参加了抗日斗争，作了很多工作，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作者回忆了亲身投入抗日斗争的五年生活，回顾参加延安整风学习和大生产运动的历史情景，怀念和中国同志在战斗的岁月里建立的友谊。秋山良照另有《中国土地改革体验记》等著作。
(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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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的大学》，日本时事通信社1978年出版，223页。
在欧美日本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旧的教育体制已不适应新的情况，矛盾百出，因此纷纷研究未来的高等教育，寻找出路。此书详细介绍了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对未来高等教育的设想等。
根据美国加州大学马丁·托罗尔教授的理论，高等教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8岁至约23岁适龄青年中升入大学的比率不到百分之15时为优材教育阶段；超过百分之15而不到百分之50时为大众化阶段；超过百分之50时为普及阶段。据1970年统计，进学率突破百分之15的国家有美国、加拿大、瑞典、日本、奥地利、法国、比利时等；到1974年又有英国、西德、芬兰、意大利等国家跨入大众化阶段。其中美国已达百分之48.4，80年代就将进入普及阶段；日本1977年达到百分之37.7，预料80年后半期也要突破百分之50的大关。
由于升学率的迅速上升，大学的压力日益加重，因此近年来采取扩充规模、增设新校、发展通信教育、实行开放制度等措施，增加招生人数。但是，问题依然存在着：学习时间长，教育与生产脱节；进学受年龄限制，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均等；人材教育无计划，造成极大浪费；学费高昂，低收入阶级的子弟要上学而不能。更为严重的是，因社会重文凭，很多无心进学的子弟却升学混文凭，一味追求享乐，不愿听课，这些冒牌学生约占大学生人数的半数，大有荒废教育之危险。
在这种严峻的现实面前，很多人开始对现存的教育制度采取否定的态度，探索一种新的途径。近来人们经常提到“循环教育”(recur-rent education)一词，就是一种改革方案。按照这种制度，上大学不受年龄限制，也不必经过严格的考核招生，毕业时也不必考学士、硕士等学位；可从职业到大学，从大学再回到职业，学习期限可长可短，长者达五、六年，短者只有几个月，学用可以结合起来。这种制度既能减轻学校的压力，又能满足多数人求学的要求。瑞典近年来中学毕业就业者多，直接升学者减少。由于实行工作四年以上者可免试进学的制度，因此斯德哥尔摩大学有百分之20的学生是年龄在55岁以上，更为奇者竟有86岁老妇人上大学读书。日本尚处研究阶段，未见诸实践。卷末附关东连络协议会第四专门委员会的试行方案，内有取消大学院、大学、短期大学以及专科学校的等级区分，通称中等以上教育；免试或简单的考核方法招生；加强中等教育，在中学结束全面的普通教育等项建议。
(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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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本主义》，格·普·阿波斯托尔主编，罗马尼亚教育出版社出版，陆象淦等译，三联书店将出，476页。
本书是罗马尼亚一九七三年由教育部组织部分大学教授和社会政治科学院院士集体撰写的，旨在联系二次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的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来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它突破了一些旧的条条框框，敢于面对现实，以科学态度而不是教条主义地阐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课题。正是由于这一特点，本书给人以清新畅快的感受，而这却是一般同类书籍所难得做到的。
本书共十四章，题名如下：1.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理论是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武器；2.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学技术革命；3.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当前存在形式；4.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时期的农业；5.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状况；6.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积累和再生产；7.资本主义跨国公司；8.帝国主义之间的经济差距及其社会后果；9.资本主义国际贸易；10.资本主义国际货币体系及其矛盾；11.垄断一体化；12.现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描述下的资本主义；13.不发达经济；14.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
附录七篇：大事记，国际组织，军事条约，经济学小辞典，缩写名称表，统计表格，图表。
马克思的理论不是“提供一劳永逸的答案的教条”，而只是“提出了探索新现象的观点和方法论”。它绝非“不开放的和僵化的理论”；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绝非“感性的、空想的批判”。马克思是在不同于今天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创立经济概念体系的，而由于近年来“具体总和的各种因素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还在继续发生着”，所以“许多旧的概念已经不够用了”。我们的著作中，如果对一些问题，“过去和现在存在着争论和不同观点，那末，丝毫不足为怪，这乃是以各种观点的原则争论及其同生活的结合为前提的经济科学发展的正常过程”。
本书就通过不少生动事例，表明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实事求是，因为只有这样，所得出的结论才能较好地符合客观实际，才有较大的说服力。例如，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人阶级状况的看法一向分歧很大。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有它腐朽阴暗的一面，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给决定的，也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但它的经济总的来说究竟是怎样的呢？书中表明，由于当代的科技革命使科学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不是“停滞不前”，而是有了相当大的增长。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则具有“具体的历史性”，并受“文明的环境，社会拥有的财富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制约。书中摈弃有关工人阶级贫困化的简单化说法和其他形而上学的解释，根据事实材料表述了如下论点，即由于劳动群众在不断斗争中取得某些成果，他们的“实际工资已经有了一定的增加”。与此相结合，还进一步阐释了劳动力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指出随着“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物质生产的条件发生了迅速的、实质性的改变”和“科学之变为直接生产力”，“脑力劳动在整个生产性劳动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工程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和经济管理人员，也同工人一样，参加剩余价值的生产。他们同样受到资本的剥削。在此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广大知识分子和职员群众日益成为集体性生产工人的一个组成部分”。结果，“高度熟练水平的集体性工人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他们具有比过去的熟练水平低的集体性工人生产更多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能力”。由此，也就说明了在加剧对工人阶级剥削程度的同时，工资仍有可能获得一定提高的主要原因。
本书提到应该正确地对待某些科学学科，不能简单粗暴地否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笼统地把某些科学学科例如社会学、控制论和遗传学等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但是这些学科，在其后来的发展中，作为前提，对某些众所周知的成果的取得曾作出实质性的贡献，或者是显得日益重要。”控制论对“科学技术进步来说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但过去“竟然对它采取不信任甚至批判的态度，以致严重阻碍了发展，造成了令人担忧的落后状态”。
本书着重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包含有丰富的内容，诸如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与积聚、兼并和跨国公司问题、国家决策中心的多样化、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在科技革命刺激下发生的改变，以及其他许多新的经济过程和现象。如果不对之“进行现实主义的分析”，就很难认清它的特点，也“无法理解它的发展的主要倾向”。
《当代资本主义》原著的出版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今天看来，引用的材料虽稍旧，但立论依然较新。书中论述的问题，有些我们也正在进行研究，惟尚处于探索阶段。书中鲜明表现出来的那么一种解放思想、紧密联系实际、生动活泼地从事科研的学风，我们当前不是很需要的吗？ (翟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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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尔·左拉书信集》，亨利·密特朗主编，法国将陆续出版。
1865年4月11日，一个青年在给《费加罗报》的一封信的结尾写道：“我承认，我年轻，但是我有自信心。我知道，你们喜欢考验人，喜欢发现新的编辑人员。考验我吧！篮中之花，你们唾手可得。”写这封信的就是十九世纪下半叶誉满文坛的法国著名作家、自然主义派首领埃米尔·左拉，当年他才二十五岁。他的这封信已收在法国的《埃米尔·左拉书信集》第一卷里。
左拉的书信集准备共出十卷，由曾编辑、出版《埃米尔·左拉全集》的亨利·密特朗所组织领导的、设在法国和加拿大的两个小组收集、编辑。计划每一年半出版一集，到1993年出齐。收信约四千封(据估计，左拉的信有一万五千至一万六千封，但显然不可能收集齐全)。
第一卷共收信二百二十封，是左拉在1858年至1867年间写的，这个时期正是左拉开始文学生涯的时期。
亨利·密特朗说：“左拉的信富有思想性，文风简洁朴实，信中情节很少涉及到他自己，而是更多地谈他的工作，谈他参加的战斗。因此，信件所描写的是一幅真正内心的画像。”
《埃米尔·左拉书信集》每一卷都有一篇序言，并附有传记注释、编年表和索引等。 (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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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庵、罗贯中的《水浒传》的法译本，雅克·达尔译，法国“七星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日法国《世界报》刊出巨幅广告：中国文学杰作《水浒传》法译本出版了。
法国大学教授、作家兼《东方知识》杂志负责人埃蒂安布尔专为这个译本写了序言。书分上下两册，有明代绣像插图。用经久耐磨、不变质、不透明的圣经纸印刷，封皮是用镶金边的皮革制成。
广告说，“七星出版社”出版《水浒传》的目的是要使读者读到世界上最美的文章。“它是六百年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戏剧保留节目的源泉，卓越的文学典范，同时也是民众起义的伟大教科书。”广告还说，书中以宋江为首的众多的传奇人物构成了中世纪中国的一幅光彩夺目的画幅。 (王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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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代价》(The Price of Pe-ace)，泰尔福·泰勒著，美国双日书店出版，17.50美元。
1938年9月英法德三国在慕尼黑举行会议，会中英法二国同意希特勒德国占领捷克德语区。这件震动世界舆论的大事，以及尔后在史学界所引起的注意，一直到现在还余波未息。尽管对慕尼黑会议有多种多样的看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英法二强国出卖弱小的同盟国，以换得虚假和平的那种儒怯行为，是永远被人们所谴责的。慕尼黑会议是屈从强权的典型例子，是一种惨痛的历史教训，对于英法那种言而无信，出卖朋友的背叛行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得到报应，真是罪有应得。
当年外交史上的主角，英国首相张伯伦虽然有的历史家只认为他是彻底的和平主义政治家，但这个“美名”也掩盖不了他是个吓破了胆而不惜背信弃义的资产阶级典型人物。他不择手段，以“挽救”和平，而事实则适得其反，挽救不成，反而把和平的世界推向战争，使人类又一次面临浩劫。“慕尼黑”三字在今天已成为一个不体面的用语，“绥靖”二字更为当前世界上的政治家所避不敢用的名词。
关于慕尼黑会议的史料及评述，过去已有不少著作，其中比较受到重视的，有1948年英国约翰·威勒－白奈特，1958年德国波里斯·塞罗苻斯基和1968年青年历史家凯塞·鲁平斯等人的著作。泰尔福·泰勒此书长达17084页，费时十年，是本空前的巨著。作者曾参加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纳粹战犯，是公诉集团的成员之一，因此具有丰富的亲身经验，加之他长时期从事近代史的研究，擅长整理文稿、审查和提供证据的律师的才能，从而保证了本书对慕尼黑会议的前后经过作出详尽无遗的记述。此书出版，颇受到欧美史学界的重视。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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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如金》(Good As Gold)，约塞夫·海勒著，美国西蒙与修斯特公司出版，12.65美元。
美国畅销书之一，在纽约时报书评专刊畅销书栏中名列前茅。
约塞夫·海勒是美国文学中荒诞派大师之一，他的名作《军规第22条》，对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所作所为，有荒诞的暴露，有黑色幽默的讽刺，小说出版后，在国内外风行，我国的译本，不久亦将出版。
《纯真如金》是写美国官僚统治内幕的政治小说，用大胆的手法描绘华盛顿的领导人物，如影射总统约翰逊和尼克松的作为，说有一位总统终日无所事事，埋头写回忆录，预备卸职后赚钱。又以书中主人公模拟和中伤基辛格，说他是一个所谓犹太知识分子获得了有权势的非犹太人的信任，而打入权势圈子中去；并把他写成是个虚张声势、贪婪无餍、欺诈和冷酷无情的人等等，正象是海勒平日对基辛格的攻击一样。《纽约书评》说这本书“正由于在痛骂基辛格中给予这部作品以喜剧性的结构”，并说“海勒过去的作品，往往信手写来，难以收束，而且幽默与胡闹不分，但是《纯真如金》却收束到合理的轨道上来，顶得起二十年来名小说家的称号”。
本书首次印刷二十万册，这个印数在美国也是少见的。(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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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欧·亨利奖短篇小说》(Pri-ze Stories 1979：The O.Henry Awards)，威廉·阿伯拉罕编辑及作序文，美国双日书店出版，10.00美元。
本书为欧·亨利奖金获得者短篇小说集第五十九卷。编者在序文中指出一喜一忧的两种现象。喜的是本集中所选短篇小说“代表了相当规模的成就”；忧的是“很少读者会欢迎这些短篇小说”。
本书共选短篇小说二十一篇，其中十六篇都在发行数量极少的“小”杂志中发表，其它五篇，则自《大西洋》、《哈泼斯》及《纽约客》三种杂志中选出。被选作家中，亚当姆斯，哥尔德，欧茨，谢尔弗，夏芝五人系成名作家，其它均为新进作家，包括得奖者：戈登·维弗尔(《一本正经》原载《斯华尼评论》)，亨利·勃罗米尔(《旅行故事》原载《纽约客》)，及裘莉·海契特(《我想你，要你，爱你》原载《哈泼斯》杂志)。若干短篇中，显示复现幽默的传统，如安尼·李顿的《马可·Z－的激情》，帕特列西亚·谢尔弗的《我父亲的笑话》，和李·史密斯的《达茜太太在海滩上邂逅蓝眼的陌生人。》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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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犹新》(In Memory Yet Gre-en)，艾萨克·阿西莫夫著，美国双日书店出版。
本书副题是“艾萨克·阿西莫夫自传，1920—1954”。
阿西莫夫是世界上享有盛名的作家。他写作的范围极广，从莎士比亚到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从圣经到冥王星，几于无所不写。他的科学幻想小说被认为是当今世界第一流的作品。他的著作已被译成三十种文字，包括塞尔维亚—克罗底亚语及世界语。阿西莫夫平均每日写六千字，有时写到一万字。
《记忆犹新》是他第二百部作品，是他的自传，叙述他随父母自俄国移民美国，成长为科学家，以及他如何写作《基础三部曲》和《夜幕》。他头三十年的成就等于几个人的一生作为。他显得有不平凡的思想，因此被称为“国家资源”和“大自然的奇迹”。
双日书店为纪念阿西莫夫第二百部作品的出版，将陆续重印他早期的科学幻想小说。第一卷《时间与土地的极限》，包括长篇小说《天空中的砾石》、《永恒的终极》和短篇小说集《广阔的土地》。第二卷《星球的囚徒》，包括长篇小说《如尘的繁星》、《空间的潮流》和短篇小说集《火星人的风尚及其它故事》。另外还将出版一种普及本，《艾萨克·阿西莫夫小说集》，内容包括科学小说及神秘小说。
荷顿·密夫林公司同时又出版了一本阿西莫夫的《作品第二百号》，内容包括为读者所欢迎的小说选集。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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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Great Days)，唐纳德·巴塞尔姆著，美国法雷、斯特劳斯及吉劳书店出版，7.95美元。
这是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第六本短篇佳作选集。巴塞尔姆在美国，有的批评家认为他受法国新小说派的影响，是美国的新小说派，但也有批评家认为他是实验派。总之，他的作品一变传统的写作手法，而有他一己特有的风格。当前美国有许多新起的作家都想学巴塞尔姆的写法，据说他是从海明威以来，有最多模仿者的一位作家。但是小说家狄安·约翰逊评巴塞尔姆此书为“精采得无法模拟，带着泰然自信、对事物题材予以新的深度，而且不加插图。我们希望他的模仿者从此落入茫然失措的混乱之中，因为现在人人该清楚，谁也不能象巴塞尔姆那样写作巴塞尔姆式的故事了”。
约翰逊还说，对巴塞尔姆的故事，你怎么理解都行，他也不在乎。本来写双关性寓言没有什么不对，只是令人有混乱之感，尤其一般人都认为寓言是不该引起混乱的。好处就在于巴塞尔姆所写故事，既使那些专在《纽约客》杂志中找寻可以逗乐的寓言、笑料和双关语等等的轻松读者，念来津津有味，也吸引那些爱思索、反复诵读和进行猜测联系等等的读者们。
约翰逊指出巴塞尔姆的对话，有其独创性，说起话来如梦呓，而且语带双关。这些话音代表男的，女的，充满希望或是默想的，既滑稽、悲惨，又俏皮，各个搭配得很紧凑。这说明巴塞尔姆的故事，都能相互配合，很象一箱精心选择的道具，由读者搭配使用，可以比全盘陈列起来要发挥更大的效果。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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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眠夜》(Sleepless Nights)，伊丽莎白·哈威克(Elizabeth Har-wick)著，纽约兰登书屋(Random House)1979年出版。
哈威克在美国文坛很有声望。她以文学评论著名，是美国有权威的书评杂志《纽约书评》(请注意，与《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不同)的编辑顾问，曾与已故诗人劳勃·洛威尔结婚。
哈威克新著小说《不眠夜》，只短短151页，但出版后，很受人注意。因她难得写小说，而这书女主角也名伊丽莎白，有点自传性，特别引起读者注意。
哈威克出生于南方肯塔基州，自幼即爱写作，后来到纽约哥仑比亚大学就读，也住过欧洲。现住纽约城西区，坐镇纽约文化界，因纽约西区是纽约文化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她的早年创作是1945年的《鬼样的爱人》，1955年的《简单的真理》。1962年她出了一本散文集《我自己的看法》。1974年出了散文集《诱惑与背叛：女人与文学》。
在这本自传性的小说中，情节不一定有头有尾，曲折引人兴趣。但她在书中介绍各种人物，性格刻划很深切，有男有女，背景不同。她显然是用生活经验，来写这部作品。她否认这是自传，但承认无论那个作家，免不了以本人生活经验做材料。《不眠夜》情节的线索与哈威克本人生涯相同：女主角出生于肯塔基，到纽约、波士顿、欧洲写文为生，现住纽约西区等。(鼎)
《苏菲的选择》(Sophie’s Choice)，威廉·斯代朗(William Styron)著，兰登书屋1979年5月出版。
美国南方小说家威廉·斯代朗自从于1967年出版了惊动文艺界与社会人士的《奈德·透纳的招供》(The Confessions of Nat Torner)后，有十二年没有出版重要小说。这次的《苏菲的选择》的出书，又是美国文艺界一件大事。斯代朗于1925年出生于南方的弗吉尼亚州，于二十六岁时写了第一部小说《躺在黑暗中》(Lie Down in Dark-ness)，一举成名。此后写过1953年的《长征》(The Long March)，1960年的《将此屋放火》(Set This House on Fire)。《奈德·透纳的招供》是关于一个内战时代黑人叛徒的故事，曾获1967年普列兹奖(Pulitzer Prize)。
《苏菲的选择》化五年心血而写成。故事带自传性，有三个主角：一是年轻的叙述者(显然是作者本人)，在所租住的屋中，遇到一个美丽的波兰妇女苏菲。苏菲是纳粹德国集中营的生还者，久经沧桑。第三个主角是一个纽约犹太人。这三个人——一个是美国南方高贵门第出身，基督教为背景的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一个是曾受纳粹迫害的波兰天主教徒妇女，一个是纽约的才华卓越的犹太人——所发生的三角关系悲剧，便成为本书的主要情节。
此书受到相当佳评，也将在英国出版，并已被选入《每月读书俱乐部》的本年七月推荐书目。本书又已由一电影制片商以五十余万元购得制片权。 (鼎)
书讯
周舜武/益民/翟松年/王永红/姜/容/鼎
马克思很喜欢的一本书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随着祖国科学的春天的来临，社会学也回到了百花盛开的社会主义学术园地。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九年这门学科停顿了近三十年，人们对它都已陌生，希望了解一些社会学的情况。但是这多年来它是一个禁区，过去的早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需要，新近的以及外国的也无人问津，都接不上头了。让我们就借一部有名的著作——《古代社会》来谈谈，通过它所提供的社会学的材料、观点、方法等等，来逐步了解这门学科吧。
《古代社会》是十九世纪美国社会人类学家摩尔根(1818—1881)的一部名著。恩格斯在一八八四年二月十六日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马克思“很喜欢这本书”。的确，马克思在一八八一年五月到一八八二年二月，曾对《古代社会》做了“十分详细的摘录”，还加上一些评语和说明，补充了有关著作的材料和论点，计划写一部关于原始社会的书，“联系他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可惜，马克思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个计划，就于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逝世了。
恩格斯执行了马克思的遗言，依据马克思对《古代社会》所作的详细摘要和摩尔根原著提供的材料和观点，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于一八八四年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不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列宁也称道摩尔根唯物地解释了氏族起源的贡献。毛主席也曾指出马恩都很喜欢摩尔根的著作，并且认为摩尔根关于印第安人的研究支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观念。
革命导师们对《古代社会》及其作者的推重，是对探讨社会现象、从事社会调查的研究工作者最大的鼓舞。
摩尔根象许多社会学家一样，都是从社会调查入手，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他以毕生精力从事美国印第安人的社会关系、生活及历史的研究，对古代希腊、罗马的社会情况，以及他当时还残存的一些部落社会也作过长期的考察。恩格斯认为他“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
摩尔根的著述很多，一八七七年出版的《古代社会》是他的影响最大的著作。如今，一般非专业的读者对其中探讨的问题和大量调查、考证的材料，可能不会有很大的兴趣了。一百多年来，随着时代和科学的发展，正如恩格斯说的，“摩尔根的某些假说便被动摇，或甚至被推翻了”。因此，一般不一定逐章逐节地去研钻，但他的研究精神、调查方法和基本观点，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且“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他的原理来代替他的基本观点。他给原始历史研究所建立的系统，在基本的要点上，迄今仍是有效的。”这是恩格斯八十多年前说的话，这多年来无疑地情况有了更大的变化，摩尔根的好些见解以至创用的名词术语都嫌陈旧了，不过他的贡献仍然应受到尊重，特别是在肃清“四害”在理论上制造的混乱这场斗争中，这部名著又象当年反对资产阶级唯心的以及神学的谬论一样地闪灼着战斗的光芒。
摩尔根善于把社会学人类学的社区调查、个案调查等方法结合运用，也非常重视把实地的调查材料和历史资料相互配合相互印证。他抓住氏族这个原始社会中最主要的经济的与社会的单位，深入调查，旁征博引，触类旁通，探索出了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他是第一个系统地论述氏族组织在原始社会中的真实意义的学者。所谓氏族“就是以共通的祖先、以氏族名称相区分、以血缘关系相结合而成的一个血族团体。”摩尔根论定氏族组织是全体人类都曾经经历过的阶段。恩格斯特别指出：“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摩尔根“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从这个评价中，我们看出在一个社区中进行的缜密细致的社会调查，经过严谨的科学分析研究后，可以提升为很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可以成为革命的战斗武器。
摩尔根还较早地提出了按生产技术的发展程度，作为原始社会分期的标志。在《古代社会》中，他按生活资料生产技能的水平，把原始社会分为野蛮的、开化的和文明的三个时代。过去学术界曾经采用过他的分期法。自然，由于时代、科学资料和认识水平的限制，这个分期法和他的其他一些看法都有缺点，现在一般都不沿用了。而且，如原始社会发展的规律问题，也不象他所认为的只是取决于技术的发明，而是决定于整个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他的思想毕竟是符合唯物主义观点的。马克思也很重视他的看法。在关于《古代社会》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一章的“摘要”中，马克思很强调的摘下这一段话：“人类在地球上获得统治地位的问题完全依附于他们(即人们)在这个领域一一生活资料的生产——中的技术。人类可以说是在食物生产这一领域达到绝对支配地步(？！)的唯一的生物。人类进步的伟大时代多少和食物来源的扩大直接相符。”由此也就可以想见，那种胡说什么只要“革命”搞“好”了，“颗粒无收也没关系”的谬论是何等反动而又无知！
摩尔根能在学术上取得很高的经得住检验的成就，因为他在科学研究中始终如一地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学风，严肃认真，深入实际，深入社会，从事艰苦的社会调查，尽力取得第一手的资料。他付出了自己的全副精力，而且对研究对象又一直怀着深厚的感情，投身印第安人部落，坚持四十年之久，作为义子把自己化为部落成员，因此他能全面地深入细致地洞悉这一濒于灭亡的民族的各种情况。恩格斯说：“他的著作决不是一朝一夕的劳动。他研究自己所得的材料，到完全掌握为止，前后大约有四十年。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本书才成为今日划时代的少数著作之一”。
由此也可看出，从事科学研究的艰苦性，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呵！而对于探究社会现象、研究社会问题来说，社会这个研究对象，复杂而多变动，不似自然科学的实验室那样比较稳定和比较便于控制。从事这种工作，需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社会与组织的支持，还必需有摩尔根那样的毅力，要有比较长期的有持续性的工作时间，比较稳定的工作条件和细致的作风，从事反复的观察调查研究，才有可能搜集比较真实的资料，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分析，得出比较可信的结论。当我们正面对着纷繁的社会问题需要研究时，更要学习摩尔根的严谨学风，和为学术研究献身的精神。
摩尔根是位十分忠于学术事业的学者，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恩格斯说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进行研究的。这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从事科研还不可能直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只能靠自己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上摸索。正如在旧中国白色恐怖下，有些知识分子冒着危险追求马列主义真理，走上革命或倾向进步，还有些人则是怀着爱国主义思想，在不同岗位上包括科研事业多少为国家做了些有益的事情，却大多是走过曲折的道路。
现在，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有党的关怀，直接受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比起摩尔根只能靠个人摸索幸运多了，比起摩尔根只身进入印第安人部落，或如解放前一些社会学工作者深入农村、兄弟民族地区去的条件，更是优越多了，也就可能也应该取得更大的成就。
毛主席历来很重视关于社会现象的探究，并在社会调查方面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典范。我们要不断改造世界观，认真钻研业务，象摩尔根那样的勤奋，专心致志为祖国服务，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有计划地开展社会调查，重视社会问题的研究，让这门重新恢复的学科——社会学为发展团结安定的局面，进行四化这伟大的新长征而努力吧！
＊《古代社会》中译本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译本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王康
征订预告
本刊明年起改交邮局发行。全年出版十二期，每期定价0.37元，预订全年4.44元，半年2.22元，一季1.11元。各地邮局将在十一月份办理1980年度的预订。
广告以价值规律为依据的计划调节及其他
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邓力群同志的《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一书。它从我们和苏联经验的对比、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经验的对比、我们自己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对比，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其中包括价值规律在什么范围内起作用，起什么样的作用，经济计划同价值规律究竟是什么关系，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究竟是不是商品，是纳入商品流通好还是继续实行调拨制度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回答。
我们现在的经济是商品经济。以全国的情况来说，我们的商品经济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但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少，甚至比印度还落后。我们至今还是生活在自然经济仍占重要地位的国家里。因此，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是一种客观的需要。有的人害怕商品经济，实际上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对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畏惧心理。当商品经济发展起来的时候，他们不是去努力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想方设法去限制它的发展，甚至企图恢复和巩固自然经济。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我们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呢？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么？社会主义不是以计划经济为其特点的么？发展商品经济又如何能与计划经济相容呢？——有些同志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过去我们经常背诵一种现成的答案，这种答案来自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著作说，当社会主义生产还存在着两种基本形式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仍然是必要的。“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这个说法，看来是颇有局限性的。正是由于这个说法，便否认了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中的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实际结果，国营企业中的官僚主义是与此有关的。
本书作者虽然没有直接谈这个问题，但他作了另一种回答。他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计划性谈起，谈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新趋势：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与计划的调节作用结合起来。虽然现代资本主义依然无法摆脱其无政府状态，但这个趋势是应予重视的。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实际工作中把价值规律与计划调节结合起来，正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然而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立即实行全社会的统一计划而必须保留甚至发展商品经济呢？作者说，实行全社会的统一计划要有两个条件，一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二是整个生产资料为社会所有。没有这两个条件，我们就不能废除商品，就得好好利用商品。列宁说过，“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这话有很长时期的现实意义。
至于我国，固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离开全社会的统一计划却更是很远很远的哩。
因此，现在以至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并且把价值规律与计划调节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是取决于我们的愿望，而是客观的现实的趋势，因为在我们的条件下，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必然导致商品经济的发展。如果硬要反对这个趋势，就必然破坏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这叫做受历史的惩罚。“四人帮”正是这样做的。我们又不能不学会把价值规律与计划调节结合起来，不然的话，我们的商品经济也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那末，价值规律与计划调节怎样结合呢？这里就要说到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问题。所谓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就是要分配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分配物质生产劳动与精神劳动。它们之间是存在着客观的比例关系的，但过去人们往往不能认识，或者虽然有所认识而不可能按着那个客观的比例关系去实现。于是他们只能受动荡变化、不断摇摆的规律所支配，经历着浪费、损失、破产，而那个客观的比例关系才又显露出来。这就是说，在过去，社会劳动的按比例分配，是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的。而在现代资本主义，不独在单个企业内，这种分配的计划性加强了，而且在社会上，企业主也密切注视着市场的变化，进行行情的预测，估计供求关系的变化，以求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而实现着某种意味的计划化。社会主义下没有私人的企业主，理应不存在计划性的障碍，可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还缺乏生产高度社会化的基础，主观上也还缺乏科学技术的先进手段，可以去进行预计。我们现在还无法制订一个统一的分配社会劳动的计划。因此，我们现在(以至可以预见的将来)只能：1.对于全社会所必需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域，实行严格的计划，调节其生产；2.对于其他的经济领域，通过市场来进行调节。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所谓严格的计划，决不象过去我们从苏联接受的那种所谓计划。那种计划，在理论上说，是倾向于和价值规律相对立的(固然它承认价值规律在流通领域中的决定作用)，在实际上是倾向于唯意志论的。那种计划，虽然说要依据科学事实，但指导思想却是倾向于违背这一点的。
社会主义经济既然还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就必然存在，而且调节生产。我们所说的计划，必须是正确反映和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的。在各个时期，我们都有某些政策上的要求，这些要求可能不尽符合于价值规律的要求；我们也不可能一下子做到正确反映和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但我们的计划应当尽力去做到这一点。
明确了这个，随之而来的就是生产单位(包括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是否有权和权有多大的问题。我们这里主要谈国营企业。
一切生产关系都是人们经济利益的关系。人们结合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就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实际上是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而存在的(它们的生产资料之所谓调拨，实际上也是一种买卖。所有权终究要归结为经济利益，所谓“调拨”实际上也是一种所有权的转移或让渡)，等价交换的原则仍是必要的。但是在过去，由于我们否认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是商品，否认在国营企业内部也进行商品生产，否认国营企业在国家计划框框内的自主权，否认它们各自的经济利益，统得太死、太笨，以致许多企业的生产，不是以真正的交换为目的，不是以满足交易对方的需要为目的，从而也是不以满足社会的需要为目的(这是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相违背的)，往往成为为生产而生产，不了解社会上销售的情况和用户的需要，一方面是货不对路，产品积压，另一方面是产品脱销，谁也不管。这样，更难谈到节约劳动时间，用最少的劳动时间去生产出最好的使用价值。同时，企业的经营好坏，同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和职工个人的经济利益也没有任何关联。总之，一切都违背价值规律，抛弃价值规律。结果自然是严重地束缚了企业的主动性，严重地挫伤了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了纠正和避免这些缺点，我们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必须在国家计划的框框内有充分的自主权，能够独立地使用和管理其生产基金，对产品方向、生产规模、人员和机构等等有支配权，并对企业的经营效果负全部责任。总之，要使它能够充分反映和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
当然，这样做，存在着一个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防止它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的问题。
我们要发展的商品经济，并不是随便哪一种的商品经济。在我们的城乡，还存在着一部分简单商品经济，它们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补充。从理论上说，它们是可以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我们还将允许一部分国家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存在。我们不能否认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有复活的可能性。不能认为，我们有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劳动力已经不再成为商品，就万事大吉了。
过去把是否离开计划作为判断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据，是不对的。这样会把企业框死。一种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要看劳动力是否成为商品，以及生产资料是否属于资本家。我们为了防止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必须采取立法手段和社会手段来解决劳动力的买卖问题和劳动者当企业主人的问题，以及生产资料的买卖、租赁等问题。
本书作者提出了以价值规律为依据的计划调节的思想、企业应当拥有充分自主权的思想，等等，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董薇园
本刊告白
本刊第一期出版以来，不少读者来信说很难买到。为此，从第三期起本刊增加了印数，并且再版了第一、二期。除仍然委托各地新华书店发行外，特自办函购服务。零售平寄每份三角七分。凡个人需要，可以来信。不收公款，不供应单位。函购处：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读书》服务组。邮局汇款请注明“东四邮局”。
为名作家立传,好!
读《外国名作家传》(上) 一
“五一”逛书店，一本厚厚的六百多页的新书吸引了许多读者，我也赶紧买了一本，这本新书就是《外国名作家传》(上)。
就我的印象，这样的书，建国后还是首次编辑出版。从国内来说，可算是一个创举吧。为什么多年以来，一直没有出版这样的书呢？不是读者、尤其是文学艺术工作者没有这种需要，而是各种顾虑呀，感到难写呀，怕犯错误挨批判呀，种种原因在作怪。现今，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些同志，终于解放思想，写了这本书，并且出版了。这是令人高兴的。
这本书分上、下两册。介绍的外国著名作家近三百名，起自希腊罗马，下至当代各种流派。各篇篇幅至多二、三千字。编写工作的难度，是可以想见的。
多年以来，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缺乏起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往往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任意地、片面地去肯定或否定一个作家。到了“四人帮”时期，更发展到横扫一切、乱打棍子的野蛮地步，许多外国作家也难幸免。这本《外国名作家传》(上)，对许多作家的评价比较注重科学性，对作家们的思想和艺术，都采取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以对两个苏联作家爱伦堡和柯切托夫为例，处理上就比较恰当。在这本书中，把这两个作家列为条目，就需要一定的勇气，因为确实涉及到一些较为“难办”的问题。前些年里，似乎一谈苏联作家，全部都成了“反面教员”、“批判材料”，在公开出版物上根本没有应有的位置。这当然是不正常的。爱伦堡的晚期，在苏联变修后，固然有反动和恶毒反华的一面，必须明确指出和予以批判，但在他的早期、中期，究竟还是写过一些较好的作品的。柯切托夫情况更为不同，即使在苏联变修后，他仍以自己的创作表明：对修正主义现状是有不满的，他揭露了一些东西，以至受到冷遇和打击。尽管他的作品，有些也反映了一些错误观点，而从主要方面看，和爱伦堡是不同的。编写者的实事求是和具体分析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树立了一种良好的风气，包括学风和文风。我联想到：在编辑出版这类作家传时，还可以思想再解放一点，凡是真正有代表性的、著名的外国作家——即使是反动的、修正主义的，情况比较复杂的，都应酌情列入。这对开拓我们的眼界，丰富我们的文学素养，是会有好处的。从这一点上看，本书在介绍爱伦堡时，一句也没有提及他的文艺性政论，是个不足。多年以来，在我国的出版工作上，“因人废言”和“因人废书”的现象确实太严重了，太根深蒂固了，凡是一个人出了什么政治问题，那么，他的一切书、一切言论，似乎都要全部否定和封闭起来。这种形而上学的态度，是没有好处的。
高莽的作家肖画像，的确为这本书生色不少。本书不是杂志性质，但有许多补白文字，选录了与作家、作品有关的短文或谈话摘录。如在大仲马的介绍之后，附了他谈自己和小仲马创作方法的区别；在勃朗特姐妹的介绍之后，补了介绍艾米莉·勃朗特这位勤奋的女作家的短文。这些不过二、三百字的短篇，读来别有风味，思想上很有启发。只是有的补白，和正文配合不紧，甚至选了些无关的谚语之类，似乎还可以改进。此外，小传本身大都还不够生动活泼，是否用文学性强一些的语言和笔调为好？
从这本《外国名作家传》，我还想到，中外的美术家、音乐家、电影艺术家……，不正也十分需要有传吗？再广泛一些说，编集其他方面的名人传记，不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吗？
为名人立传，尤其为一些情况复杂的名人立传，可能会在有些人的头脑里产生疑虑。我以为是大可不必的。因为既是名人、包括情况复杂的名人，总是在某一方面有突出的表现和广泛的影响，那就有必要介绍。不能搞“不承认主义”，也不必要“作茧自缚”“坐井观天”。编的书有缺点有错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可以逐步改正，完全不必“因噎废食”。
何况，一本好书，其意义不仅仅在它本身，它会是一个标志，一个榜样，推动和影响我们的出版工作。
王云缦
二
《外国名作家传》的出版，是令人高兴的。
此书上册共收作家一百四十八人。就我仔细阅读的四十多篇来说，绝大部分简洁明了、分析透辟。如《拜仑》篇的作者，把这位被普希金誉为“我们思想上的另一个王者”的英国大诗人放到广阔的时代洪流中去发掘其作品的思想意义，并探索其积极浪漫主义诗歌艺术对后世文学的巨大影响。又如《但丁》篇的作者，扼要介绍了但丁在思想上及文学创作上的成长过程，并阐述其作为一名继往开来的伟大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划时代贡献。其他如《巴比塞》、《巴尔扎克》、《别林斯基》、《薄伽丘》、《博马舍》、《狄更斯》、《都德》、《格里鲍耶陀夫》、《费定》、《福楼拜》、《盖斯凯尔夫人》、《歌德》、《哈代》、《柯切托夫》诸篇都写得很好，能向读者指明这一作家的创作特色及作品的思想意义。这里说明一下，我并非以为别的章节就写得不好，而只是因为我对这四十余位作家比较熟悉，所以对照一看，觉得介绍中所勾勒的形象是合乎真实面目的。由于“四人帮”毁灭文化，使我国一般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如此缺乏外国文学的常识，这次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同志做了有益的工作，是完全应该予以肯定的。
现在，再对此书提几点小意见。管窥蠡测，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现实生活经过作家加工提炼的产物。作家所处的时代、作家的世界观及作家本身的修养往往对其作品起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关于历史背景和作家本身的活动，这是每一位传记作者所绝不容忽视的。在这方面如果只求简略，太吝惜笔墨，整部书读起来就不是作家传记而变成名作家作品介绍了。此书前言说明：“《外国名作家传》是一部供研究外国文学使用的专业参考书，也是一本面向广大读者的知识性读物。”既然是普及与提高两者兼顾，对作家生平如果太忽略了，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就会降低参考价值。我不是说全书都如此，有些篇章是注意到这一问题、写得很好的。但有些篇章确实存在着浅涉不深、不重分析而流于说故事的倾向。
此书的个别篇章，分析深度稍嫌不足。例如对吉·奥斯丁的介绍，两千七百字左右，其中关于小说内容情节的阐述，则占了两千字左右(对勃朗特姐妹的分析也对小说故事说得太多了)。对《傲慢与偏见》一书故事尤其说得琐碎，其实该书情节十分简单明了，用不着如此求详。固然，叙述文字中夹有议论，但总的看来，平淡如流水账似的记叙在这篇本应是分析为主的文章中已占了压倒比重。此书不论怎样简易，毕竟是外国名作家“传”而不是“作品梗概”啊。
奥斯丁虽不是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但对于奥斯丁的创作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估价，有什么特点和可取之处(艺术风格方面)，是应该向读者介绍的。她是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早期的英国现实主义女作家。她作品的内容，是田园式的中产阶级优闲生活与爱情牧歌。无论与十九世纪后期其他的现实主义作家相比较，还是按今天的尺度来衡量，奥斯丁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都不很高。这大约是生活范围狭小的闺秀作家所特有的局限性吧。既然如此，为什么两百年来，奥斯丁却又受到相当多读者的欢迎，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特书一笔的作家，在世界文坛上也享有一席地位而不被淘汰呢？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探讨，也应当向读者解答清楚的。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虽涉及到了，但说得不太透。奥斯丁的小说写中产阶级的生活琐事，今天看来当然意义不大。但当时采用这样朴素无华的现实主义手法，比起流行的荒诞不经的骑士小说来是有更多的认识价值和明显的进步倾向的。她也是独树一帜的。她的世界观和政治倾向，是站在当时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一面而不是同情没落的封建贵族的。奥斯丁在她的小说中，时以诙谐幽默的笔调揭露后一阶级的愚蠢无聊和妄自尊大。奥斯丁的作品还有她独特的艺术风格，以清新流利的笔触和细腻敏锐的观察力著称。现实主义这一新的创作方法，拥有自己的生命力，经过无数优秀作家的辛勤劳动，终由涓涓细泉而汇成江海洪流。奥斯丁在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百花园里，虽不是最重要的奠基者，虽不是浓丽馥郁的玫瑰，但却自有一股幽芳沁人心脾。我想，这大概就是奥斯丁作品之所以为人喜爱的原因所在。
另外，此书的选录范围应尽可能再广泛一些，兼顾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家。此书以汉语拼音字母为顺序排列，就上册所录人名来看，有些作家未经选入，似有遗漏。如“A”字部分，可以把英国十九世纪著名女作家、女记者乔治·爱略特选入，她是《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织工马南传》等书的作者，在十九世纪英国文坛，完全可以与夏·勃朗特、盖斯凯尔夫人、吉·奥斯丁并列而无逊色。又如“B”字部分，未对苏格兰民间诗人彭斯作介绍，其实他的抒情诗，也与哈代的小说一样，是一幅充满乡土气息的风俗画。再如“D”字部分，在选入大仲马后，为什么不把世界名著《茶花女》的作者小仲马也选入呢？此书虽不是文艺家辞典，但既要作为外国文学专业工作者的参考书，也应保持较大的广度。
已故的郑振铎同志写过一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这部作品每章每节之后都附有参考书的书目。郑振铎同志这种不仅把知识教给学生而且还把知识渊源向学生披露的作风对初学者是帮助很大的。本书是不是也可以开一个书单，作为附录，供本书青年读者们学习时参考呢？目前，有关的参考书是这样短缺，而许多青年在阅读外国名著时又不大理解其意义。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有些青年私下争着传阅《十日谈》，他们问我：“你敢看吗？”为什么有这样的问句呢？就是发生了可笑的曲解。可见有个参考书目，使青年读者能够开拓眼界，是必要的。
衷心祝愿外国文学所的同志们在现有基础上精益求精，再作一些有益的补充和加工。王云缦/傅淑芳
“我以为排队买什么，原来是买书！”
关于书的种种之三
漫画
华君武
菲尔丁的《汤姆·琼斯》
一
1749年菲尔丁出版了他的第三部小说《汤姆·琼斯》。《汤姆·琼斯》是菲尔丁艺术上最成熟的代表作，同时也是英国小说史上划时代的一部杰作。
菲尔丁说，在写《汤姆·琼斯》这部作品时，他的任务是“着实地叙述事实”(《汤姆·琼斯》第七卷第七章)，这是菲尔丁的基本创作态度，也是他所不同于以前小说家的态度。他在小说的第十三卷开篇的“祷词”里说，他要“从人类的妄自尊大中剥去稀薄的智慧的伪装，从贪婪中剥去丰裕的假幕，从野心中剥去光荣的虚饰”。这是他写《汤姆·琼斯》的目的。他在一个广大的背景上，通过不同的典型人物，从他们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和矛盾中，剥去他们的虚饰，揭露他们的伪善、贪婪和野心。
《汤姆·琼斯》是一部篇幅很长的小说，情节极为复杂，很难扼要叙述，其主要线索大致如下：
英国索美塞得州乡绅奥尔华绥是个忠厚长者，家道富有，妻及子早死，由他的妹妹白利姬和他同住在一起。有一次，他因事去伦敦三个月，回来的那天，发现自己床上有一个弃儿，即汤姆·琼斯，便把这孩子留在家里扶养，收为他的养子。他曾多方面调查这个弃儿的来历，但始终未得到结果。他听女仆威尔金说，村中教师庞立支的女仆珍妮·琼斯曾养过私生子，疑心珍妮·琼斯是弃儿的母亲，便召她前来盘问。珍妮确实知道这个弃儿的来历，但因为她接受了弃儿生母的一笔钱，不敢将真相说出，只好承认弃儿是她的私生子，但她坚决不肯说出谁是弃儿的父亲，只说将来总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奥尔华绥未作深究就把她送往别的地方，珍妮·琼斯只得忍辱而去。庞立支与珍妮有染，即被栽诬为弃儿的生父，他有口难辩，也被从村上撵走了。弃儿汤姆·琼斯在奥尔华绥家里长大以后，跟当时许多年青人一样，极其荒唐佻
隔邻庄园主人魏思特恩有一个女儿，名叫苏菲娅。她聪明美丽，温柔纯洁，魏思特恩把她捧为掌上明珠，爱护备至。苏菲娅从小就跟琼斯和布力菲一起游玩。琼斯爱上了苏菲娅，苏菲娅也很爱琼斯，爱他忠实善良及为人豪爽正直，而恨奸恶阴险的布力菲。琼斯经常来往于魏思特恩家的猎场看守人乔治·西格里的家中，爱上了乔治的第二个女儿莫丽，两人发生关系。莫丽受时风熏染，爱慕虚荣，常和男子们来往。一天琼斯去看她，发现她正与那个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的哲学家方正先生幽会。从此，琼斯就与莫丽断绝关系。苏菲娅出猎坠马，琼斯为了救她，左臂折断，住在魏思特恩家里治疗。苏菲娅深为琼斯的挚爱行为所感动，两人感情与日俱增。
布力菲极力追求苏菲娅，但他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贪图魏思特恩的家财。布力菲一直是把琼斯看成眼中钉的，现在看到琼斯与苏菲娅更加亲密起来，就更非要拔去琼斯不可，于是就在奥尔华绥面前极力诋毁琼斯，两位教师为了逢迎布力菲少爷也一致说琼斯的坏话，琼斯终于被奥尔华绥逐出家门，断绝关系。
苏菲娅的姑母替她和布力菲做媒，双方家长因为门当户对，都表示同意。苏菲娅属意琼斯，讨厌布力菲，坚决反对家长包办婚姻。于是魏思特恩把苏菲娅监禁起来，迫她在两天内和布力菲结婚，苏菲娅设法于深夜偕女仆昂纳逃走。
汤姆·琼斯被逐以后，无家可归，到处流浪。在流亡的路上遇到从前的乡村教师庞立支，他因生活无着，就跟琼斯做随仆。主仆两人在流浪途中，经历了种种惊险。有一次琼斯在深山中由强盗手中救出一个女人，名叫瓦脱夫人，琼斯把她护送到艾普顿的旅馆里去。这个瓦脱夫人就是以前那个被疑为是琼斯生母的珍妮·琼斯。她被逐以后，沦为风尘女子，琼斯在旅馆被她勾引，终于和她发生关系。
这时，苏菲娅带着女仆逃离家庭后，准备到伦敦投奔亲戚，刚巧也到达艾普顿旅馆。她的女仆到了旅馆以后，听到一些人在谈论琼斯与瓦脱夫人幽会的事情，就把这一切告诉了苏菲娅。她听了十分愤怒，留下暖手筒及字条给琼斯后，立刻收拾行装，离开旅馆，赶路上伦敦。苏菲娅到了伦敦，住在亲戚贝娜斯登夫人家里。
琼斯接到苏菲娅留下的暖手筒和字条后，觉得又悔恨又焦急，马上和庞立支朝着去伦敦的方向去追寻苏菲娅。琼斯在伦敦探寻苏菲娅的下落，但由于贝娜斯登夫人等的阻挠，毫无结果。贝娜斯登夫人是上流社会一位淫荡的贵妇人。在一次假面舞会上，贝娜斯登夫人看中了琼斯，把他看作是一个可供玩弄的青年。当时琼斯因为找不到苏菲娅而感到悲哀，同时又囊空如洗，穷愁潦倒，经不起荡妇贝娜斯登夫人的诱惑，上了她的圈套，竟和她发生关系，并接受她物质上的供给。贝娜斯登夫人探知苏菲娅锺情琼斯，便把苏菲娅当作情敌。她一面设计想把苏菲娅嫁给一位贵族费拉谟伯爵，同时又死拉住琼斯不放，琼斯被纠缠得无法摆脱。后来，琼斯接受了一位朋友杰克的建议，写了一封信给贝娜斯登夫人，故意向她正式求婚。这个请求不出所料的被她拒绝了，于是琼斯和她脱离关系，贝娜斯登夫人因此对琼斯恨之入骨。可是因为琼斯的那封求婚信落在这个毒如蛇蝎的女人手里，她就利用这封信来离间苏菲娅对琼斯始终不渝的爱情。与此同时，这个恶毒女人继续她的阴谋。有一天，她把她家里所有的仆役都打发出门，让费拉谟一个人溜进苏菲娅房里，用强暴的手段向她求爱。苏菲娅呼救无援的时候，恰好她的父亲从乡下赶到了。苏菲娅的父亲生性粗暴，一进门即大声怒吼不止，这才把无耻的贵族费拉谟吓退。贝娜斯登夫人和费拉谟伯爵相互勾结，阴谋陷害琼斯，费拉谟雇了一批流氓，打算把琼斯劫走。有一天，琼斯遇到仇人菲支帕特利克，为了自卫，打伤了他，而被这批流氓抓住，送到官里。布力菲见有机可乘，便贿买律师道林，利用被收买的流氓捏造伪证，控告琼斯以杀人罪，想把他置于死地，琼斯终于以杀人罪被判下狱。
琼斯自到伦敦后，只在贝娜斯登夫人家里偶然碰见苏菲娅一次，和苏菲娅很少有倾谈的机会，所以无从剖析他的心迹，现在身陷囹圄，更是沉冤莫辩。苏菲娅不明琼斯入狱的真相，同时又看到琼斯给贝娜斯登夫人的求婚信，中了贝娜斯登夫人的奸计而愤恨万分，决意和琼斯决裂。但她始终拒绝和布力菲结婚，因此，她也几乎和囚犯一样被她的父亲关了起来。这时，奥尔华绥接得魏思特恩的信后，也储布力菲到了伦敦，他和魏思特恩一样，期待着琼斯被判处死刑以后，苏菲娅便可以回心转意。
以前方正先生为讨好布力菲，又因为他和莫丽的那桩丑事被琼斯撞见，而老羞成怒，编造出许多事实来诬蔑琼斯。但在他病重临死的时候，忽然天良发见，写信向奥尔华绥忏悔，说他以前所指摘琼斯的地方皆出于恶意的虚构，承认他自己的过错。这时，那个被琼斯打伤的人并没有死，很快就痊愈了，因此琼斯的谋杀罪不能成立，琼斯被释放出狱。由于瓦脱夫人的揭露，律师道林被迫说出他是受布力菲的贿赂才指使流氓出面做假证的。瓦脱夫人在拜访奥尔华绥时，又将琼斯出生的真相和盘托出，说明琼斯的生母是奥尔华绥的妹妹白利姬，生父也不是庞立支，而是奥尔华绥的朋友某教士的儿子。琼斯是奥尔华绥的外甥，是布力菲的异父同母兄弟。白利姬病重临终的时候，曾把这个秘密告诉他们的家庭律师道林，要他转告她的哥哥奥尔华绥，说明真相。但这件事一直被道林隐瞒起来。这时奥尔华绥始终不知道的琼斯的出身真相大白，以前许多纠缠不清的事件接二连三地揭露出来。布力菲的种种诡计至此全部败露。奥尔华绥宣布琼斯是他的外甥，取消布力菲的合法继承人资格，决定把他赶出家门，改立琼斯为嗣。魏思特恩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改变对琼斯的态度，同意了苏菲娅和琼斯的婚事，琼斯和苏菲娅终于结婚。
《汤姆·琼斯》是一部包罗英国十八世纪生活一切方面的社会生活小说。菲尔丁在《汤姆·琼斯》里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的现实主义广阔画面：英国地主领地的日常生活，乡村、城市、旅店、戏院、集市、法庭、监狱、杂货铺、生意人的账房、上流社会的沙龙等等，以及一切阶级与社会集团的典型人物，从最高显贵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到生活“底层”的人们——流氓、小偷和强盗，无所不包。这部“滑稽史诗”的基本主题是善与恶的斗争。正面人物琼斯、苏菲娅、奥尔华绥象征着善良和美德；布力菲、贝娜斯登夫人和各式各样的市侩象征着罪恶。在这部作品里，菲尔丁通过汤姆·琼斯和苏菲娅为争取婚姻自由和幸福，对布力菲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剥削阶级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故事，暴露了英国资产阶级的腐朽、虚伪、唯利是图的本质，讽刺了英国社会的伪君子、假圣人和市侩们。
二
“人物众多”是《汤姆·琼斯》的一个新的、极其重要的特征。《汤姆·琼斯》共写了四十九个人物，菲尔丁对一些主要人物的刻画是极其深刻的。他通过人物在社会关系、语言、行动和日常生活细节上所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去表现人物的性格。在菲尔丁所描绘的人物画廊里，人人性格鲜明，每个人无论从外表方面或在他们的行为语言上，都具有自己的特色而绝不雷同。他们多是既有高度概括性(共性)，又有自己特征(个性)的典型。
主人公琼斯是一个热情洋溢的有血有肉的人。他本性善良，对人忠实诚恳，宽宏大量，豪爽侠义，情感真挚，充满着活力和生机，同时，他又是佻
琼斯对奥尔华绥始终都极为尊敬。当他由于自己的荒唐而受到奥尔华绥斥责时，他的悔过的态度是诚恳的。甚至在奥尔华绥误信谗言把他撵出家门时，他也只是痛恨自己的错误，而丝毫没有怀疑奥尔华绥对他的慈爱。他被势利的家庭教师鞭打虐待，被恶棍布力菲辱骂欺凌，强忍着私生子所遭遇的一切痛苦。可是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为了惩罚邪恶，伸张正义，他会跃然而起，跟他们正面冲突，进行斗争。在布力菲的全部阴谋败露后，奥尔华绥不愿再见布力菲，琼斯不但向奥尔华绥哀求，使奥尔华绥答应每年给布力菲二百镑，同时琼斯还在这个数目上暗中加上三分之一。这表明了琼斯心地善良的一面。
在男女关系上琼斯是轻率的，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欲和愿望。他对苏菲娅的爱情是真挚的，但只是在理智清醒的时候，而在感情冲动，理智失去控制的时候，他就不再“考虑他对美丽的苏菲娅的忠贞”(第五卷第九章)，而干出严重违背道德的举动，并每每成为荡妇淫欲的牺牲品，做出不忠于苏菲娅的爱情的荒唐行为。在第十卷第五章中，菲尔丁宣称他的原则是大胆地真实地描绘人，描绘人的一切生理需要：“老实说，既然不晓得这地球上面有哪一个居民真的能够超乎凡人，所以谁也不必要羞于顺从人性之所需要。”菲尔丁在写琼斯这类行为时，强调了感官和现世的实在性。菲尔丁在这里并没有把琼斯写成一个完全被动和毫无过失的人，对于琼斯因感情冲动而做出的荒唐事情，也并没有加以虚掩或辩护。
女主人公苏菲娅是一个纯洁、美丽、善良的少女，是菲尔丁心目中“可爱的人儿”(第十一卷第九章)，是他理想中的纯洁和美德的化身。苏菲娅温柔、娴淑、孝顺，可是当她的自由和幸福受到威胁时，在她的心灵深处立刻会迸发出反抗专横和暴力的绝大勇气。关于她的婚姻问题，她理直气壮地对她姑母说：“我绝对不和一个我所厌恶的男人结婚。如果我答应过我的父亲不违反他的愿望去结婚，那么，我认为我也可以希望他不至于违反我的愿望强迫我结婚”。(第三卷第七章)尽管她的父亲一再威逼她，禁锢她，她的姑母以种种甜言蜜语哄骗她，要她嫁给布力菲，但她始终不为所动，坚持她的恋爱、婚姻自由的正确立场，坚决拒绝这桩婚事。为了逃避与布力菲的婚姻，在紧要关头时，她毅然离家出走，以“逃婚出亡”的行动来抗议传统社会对青年的迫害，来争取婚姻的幸福。正是她的这种反抗专制的勇气和争取自由的奋斗精神，终于以她和她心爱的琼斯结婚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奥尔华绥虽然赏罚不明，但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乡绅。他慷慨好施，使人感到有一种慈父般的温暖。菲尔丁认为，具有美德的人是容易被诈伪的行为所欺瞒的，因此，在《汤姆·琼斯》里，奥尔华绥时常被人愚弄，曾经一度被他所养活的诸如布力菲和特华康那一批滑头骗子的假道德所迷惑，把好人当作坏人，将琼斯逐出家门而把希望寄托在布力菲这个恶棍身上，可是后来他终于看穿了布力菲的一切阴谋诡计，醒悟过来，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奥尔华绥的特别值得令人称赞之处，是他在婚姻问题上有高于常人的比较开明的见解。他“始终认为爱情是婚姻幸福的唯一基石，因为只有爱情才能产生巩固婚姻所需要的高尚而深挚的友谊……一切以其他动机结成的姻缘是罪恶的，是对一种神圣的权利的亵渎，其结局一定是不睦与痛苦：因为把这最神圣的结合当做淫欲或贪婪的罪恶的牺牲品就是一种亵渎的行为。”(第一卷第十二章)这种把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石的见地，在十八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社会里，确乎是难能可贵的。在作者心目中，奥尔华绥“不但是一切善良人们中最可爱的人，而且是社会的幸福，他的祖国的荣耀和人性的光辉”。(第五卷第八章)
与奥尔华绥相对立的人物是魏思特恩。这是十八世纪英国思想保守的托利党乡绅的典型：粗鄙、顽固、暴戾、专横，有浓厚的剥削和名利观念。别人打死他的一只鹧鸪，他就把人投进监狱，弄得这家大小生活无着。他对自己的妻子女儿的态度也是同样专横粗暴的，起初，他的独生女苏菲娅对他百依百顺，他就把她捧为“掌上明珠”；可是当她一旦违抗他的意旨，拒绝与布力菲成婚，不肯做他家族联姻的驯服工具时，他就反目而视，横加压迫，企图用剥夺女儿自由的专制手段来强行达到他的势利的目的。至于说到魏思特恩对待他的妻子的态度那就更加令人难以容忍了。菲尔丁是这样来描写他与妻子的关系的：“他不常骂她(一个星期也许不超过一次)，从没有打过她。她也丝毫没有忌妒埋怨的理由，只埋头自己的日子。因为她的丈夫并不来麻烦她，他是整天上午在田里打猎，晚上就和喝酒的朋友在一起的。她难得见他一面，除非是在吃饭的时候；她把亲自料理好的菜切开，仆人到了五分钟，她举杯为国王祝福以后，照例就退出去。这好象是魏思特恩先生的家规；他的规矩是：妇女们跟第一道菜进来，第一杯后退席。遵守这个规则倒也落得安静。因为他的谈话(假若可以称为谈话的话)很少能使一个太太听得入耳的，那不外是呼吼、唱歌、讲打猎冒险的故事、骂女人、骂政府。”“这也是魏思特恩和他的太太见面的仅有的时间了。因为当他到她床上睡觉的时候，他通常是喝得烂醉，两眼看不见人；而且打猎的季节，常常天还没有亮，就从她那里起身出门了。”(第七卷第四章)
菲尔丁在这里，把十八世纪英国乡村里那种依靠剥削别人，而自己则无所事事，整日里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小地主勾勒得多么维妙维肖！
布力菲是个善于看风使舵、诡计多端的伪君子。在长辈面前，他总是表现得百般恭顺，彬彬有礼。表面看来，他的一切举动都是出乎最好的动机，而实际上却完全是由于自私自利的妒忌。他多诈善变，极力在特华康和方正这两位“水火不相容的先生面前讨好”(第三卷第八章)。他对舅父奥尔华绥更是孝顺有余。他把琼斯视为眼中钉，看作他在爱情与财产继承权上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所以一当琼斯有了过失时，他便乘隙而入，在舅父和两位教师面前加油添酱，打击琼斯，抬高自己。在琼斯被撵出家门之后，他骗取了舅父的完全信任，拉拢了两位教师和道林律师一类小人，来巩固自己作为奥尔华绥家族合法继承人的地位，并想娶富家独生女、美貌的苏菲娅为妻。在全篇小说中，他就是造成琼斯所遭遇的各式各样不幸的隐蔽的或公开的罪人。当他的阴谋全部败露时，他绝望地躺在床上，暗自流泪。但这不是痛悔前非的眼泪，而是“惊慌失措的盗贼在囚车上所流的眼泪”(第十八卷第十一章)。当他知道自己的罪行已经无法抵赖时，他只好心不由己，对琼斯作了坦白，竭力哀求琼斯的宽恕，恬不知耻地“匐匍在地上，吻着他的脚；总之，他现在的卑鄙下贱跟过去的阴险恶毒是同样地突出的。”(第十八卷第十一章)按理说来，通过这次沉痛的教训，布力菲应该“浪子回头”了吧！不，布力菲并没有真正悔过自新。对于布力菲这种人，慈善心是不会使他高尚起来的。就在他的阴谋被揭穿之后，他又立刻开始了为新的发展打基础的活动。他搬到离开伦敦约二百里的一个县城里，从由奥尔华绥和琼斯那里得到的年金里“每年储起二百镑”，以便在最近的议会大选里购买邻近一个小选区的议员位置，并且已经和那个选区的一个律师商妥这笔买卖。他也变成美以美会教徒，为的是希望娶到那个选区的一位美以美富孀……布力菲就是这么一个贪婪、野心、醉心名利和令人恶心欲吐的奸诈小人的典型。
除了恶棍布力菲之外，菲尔丁还描绘了许多假圣人、伪君子和俗不可耐的大小市侩。对于布力菲上尉的野心，哲学家方正先生的丑恶灵魂，贵族荡妇贝娜斯登夫人的假贞节，乔治·格拉里的忘恩负义，道林律师的贪赃枉法，作者都作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讽刺。此外，菲尔丁还描写了其他各类人物，如乞丐、骗子、流氓、强盗、政客、士兵、假医生、旅店老板、农民、村妇等等。通过这些形象，作者表达了他对当时英国社会的腐朽、黑暗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与冷酷无情的强烈的憎恨。
正因为菲尔丁在《汤姆·琼斯》里所创造的人物典型是那么生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揭露和批判是那么深刻，对善恶的爱憎是那么分明，而使这部包罗万象的小说成为一部划时代的现实主义杰作。
三
《汤姆·琼斯》篇幅宏大，但全书结构十分缜密，情节非常紧凑。这是这部长篇小说的重大艺术特色之一。《汤姆·琼斯》全书共十八卷，每卷前面都有一篇序文。按照故事发生的背景，全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自第一卷至第六卷，以偏僻的外省为背景，以索美塞得州奥尔华绥和魏思特恩这两个乡绅的家庭生活为中心，描写英国乡村的生活；第二部分，自第七卷至第十二卷，是写由乡村到伦敦路上的情景，主要是写琼斯和苏菲娅由乡间到伦敦途中的困苦颠沛和种种冒险，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在这里先后出场；第三部分，自第十三卷至第十八卷，场面移到伦敦，以都市生活为背景，反映伦敦的城市环境，使小说的主人公与社会地位、观点、习惯各各不同的人物接触，着重暴露上层社会腐朽糜烂的生活，当中插入贝娜斯登夫人和费拉谟伯爵这一类堕落的上层人物，使小说情节更加复杂，而由于方正先生死前的遗书，律师道林的自供，瓦脱夫人的追叙往事，使小说进入最后的结局。
《汤姆·琼斯》在情节的组织方面表现了作者的高度的艺术技巧。《汤姆·琼斯》虽然情节复杂，人物众多，但作者布局精巧，层次井然，有条不紊。在故事的发展中，人物出现越多，情节越趋紧凑。小说中除了以琼斯和苏菲娅先后离家出走的情节为中心，描写形形色色的冒险事件外，也描叙了一些附带的故事和人物。如教友会教徒的铁石心肠，山中隐士的悲观厌世，吉卜赛人的生活，菲茨派屈里克夫妇的关系，本勒夫人的家庭和奈庭盖尔父子的矛盾等等。这些故事和人物都与主要的情节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小说中有许多戏剧性的动作的描写。这些动作往往出乎读者意料之外，初看很突兀，但细细推敲，就会发现以前都有了伏笔。例如琼斯的出身这个问题，对于读者来说，搞清楚他的出身，揭开谁是他的生身父母这个秘密是迫切而必要的。可是作者一直把它悬起来，使它成为全书情节运动推进的力量。到了最后阶段，琼斯被关在监狱里，等待判刑，含冤莫白；苏菲娅中了荡妇贝娜斯登夫人的奸计，跟琼斯决裂，同时又因为不愿与布力菲结婚，再次为魏思特恩禁闭，痛苦万分。善良人们的命运，完全为一班恶棍所支配，一切似乎已经绝望。可是作者笔锋一转，局势急转直下，方正先生临死的遗书，瓦脱夫人的追述往事和道林律师的坦白，终于揭开了琼斯的身世之迷，也使布力菲的阴谋诡计全部败露，问题一解决，情节达到了最高峰。至此，没有一个读者不感觉惊奇，但追想前文作者在许多地方已经有了伏笔。在人物和情节的处理上，菲尔丁表现了卓绝的艺术天赋。
菲尔丁利用每一卷的序言来抒发他关于贵族社会生活、善与恶、文艺批评、创作方法、爱情、生活体验等问题的观感和见解，这也是《汤姆·琼斯》的一个艺术特色。
菲尔丁的法国研究者狄桑说：“这部书(即指《汤姆·琼斯》)是一个庞大的有机体，在这里，人物好象皆是些器官。每一器官在它的自己的位置上扮演它的一部分角色，而在整体的总进展中完成它的任务。菲尔丁以前的小说家没有一个象这样重视严格的结构的。”俄国文艺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把《汤姆·琼斯》和果戈里的《死魂灵》相比拟。法国小说家斯汤达称誉《汤姆·琼斯》为小说中的《伊利亚特》。而文学史家常以《汤姆·琼斯》与《俄狄浦斯王》和《炼丹术者》并列，认为它是结构最完美的三大世界名著之一。濮阳翔
《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读后
《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不久前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本集子收有十九位当代著名的或有代表性的美国作家的十九个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不仅基本上反映了风行于当代美国文坛的文学流派的风格、特点，还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美国现实社会生活和人的风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社会风云变幻，光怪陆离，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各种文学流派应运而生。但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的进步作家艾伯特·马尔兹和曾来我国进行过访问的小说家兼剧作家阿瑟·米勒，仍然继续了现实主义传统，对美国社会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前者的《二十号街的星期日早晨》通过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贫困和空虚；后者的《不合时宜的人》则描写了三个企图摆脱美国社会现实的“不合时宜的人”，表达了两位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以及对美国“金钱社会”的揭露。
美国的犹太文学，自十九世纪形成后，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汇成一股引人注目的潮流。伯纳德·马拉默德、菲利普·罗思等人是这一流派中的佼佼者。索尔·贝娄和艾·巴·辛格分别获得1976年和197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更为这一流派造成显赫的声势。犹太作家笔下出现的人物，不是愤世嫉俗、落落寡合、“到处碰壁的可怜虫”，就是一些不断探索、不断寻求的犹太知识分子。贝娄的《寻找格林先生》是他的早期作品，反映了“大萧条”时期美国社会的一个侧影。而辛格则在他的名作《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一文中，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以风趣的笔调讽刺了违反人性的禁欲主义。马拉默德的《魔桶》以诙谐的手法反映了美国犹太人在婚姻问题上的烦恼。罗思的《信仰的维护者》描写了美国部队中几个犹太人的思想面貌，不着褒贬，而作者的是非爱憎分明可见。
尤多拉·韦尔蒂，卡森·麦卡勒斯，弗兰纳里·奥康纳，杜鲁门·卡波特等则是“南方文学”的重要作家。“南方文学”往往笼罩着一种阴郁、神秘而感伤的气氛，作品一般侧重于人物内心活动的分析，然而主题是严肃的。卡波特的《灾星》，描画了一个青年女子只身来到繁华的大都市谋生，贫困无着，只得以出卖自己的梦为生，整篇小说笔调阴郁沉闷，但是构思新颖，含义深刻。奥康纳的《好人难寻》以轻松的笔调叙述一个残酷的故事，反而渲染出一种格外强烈的阴森恐怖的色彩，读者会不由自主地沉思：造成这个悲剧的元凶到底是谁？这正是作者的用心所在。而麦卡勒斯的中篇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着意刻划的神秘莫测的变态心理，就正是“孤独的人心”的曲折的反映。
小库尔特·冯内戈特、唐纳德·巴塞尔姆是“黑色幽默派”的著名作家。“黑色幽默派”，这是当今美国文坛上一支重要流派，所谓“黑色幽默”就是“阴郁的幽默”，“大难临头时的幽默”。这一派作家摒弃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探索和实验新的表现形式和技巧，他们在小说中把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美国社会乃至周围的世界中的丑恶、畸形、残忍、阴暗的人物与事件，“艺术地”予以渲染、夸大，使之荒诞化，然后用一种带有戏剧效果的冷隽的幽默加以嘲笑。冯内戈特的《灵魂出窍》就是如此，故事虽然荒诞，却从中揶揄了美国的现实生活。巴塞尔姆的作品一般笔调隐晦，难以理解，《教堂之城》是他的比较容易读懂的作品之一，情节十分简单，但是深刻地讽刺了有闲阶级的虚伪和卑劣。教堂之城需要一个年轻的女人主持出租汽车站，只是作为点缀。
六十年代起，美国的黑人文学有了不少发展，涌现了不少小说家，詹姆斯·鲍德温就是最重要的黑人作家之一。他在《今天早晨，今天晚上，真快》一文中，怀着激情成功地描写了主人公从异国返回故乡时忐忑不安的心情，揭露了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约翰·奥利弗·基伦斯的《上帝保佑美国》和威廉·梅尔文·凯利的《呐喊之歌》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写出了黑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但是，简单地把某一位作家归入某一流派，往往不尽妥当。贝娄和基伦斯按他们的种族来说，分属犹太文学和黑人文学，但是这两位作家都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马拉默德的作品同“黑色幽默派”也是息息相关的，另外还有几位作家也很难把他们归入任何流派。约翰·契弗和约翰·厄普代克是两位经常在美国文学杂志《纽约客》上发表文章的作家。契弗的作品大都写美国中产阶级的苦闷，他的《再见，我的弟弟》描述了一个想逃避现实但是又处处碰壁的愤世嫉俗的人物。厄普代克是位犹太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往往不取材于犹太人，《大西洋一太平洋食品商场》反映了青年一代对传统习俗的反抗。诺曼·梅勒也是犹太人，但是他最擅长写战争和部队，《人类的语言》也是揭露美国部队里的矛盾的。卡波特早期虽然属于“南方文学”，但是《灾星》中的超现实主义手法却自具特色。近来，他又同诺曼·梅勒一样创作“非虚构性小说”，以叙述方式来报道时事。女作家乔伊斯·卡洛斯·奥茨是美国文坛上的一位后起之秀，是个有才华的多产作家。《在冰山里》一文以几乎是白描手法刻划了人物的内心活动，显示了她独树一帜的“心理现实主义”的特点。
不管这些作家属于哪个流派，也不管他们的作品以何种形式出现，总的说来，他们的作品都还是直接、间接地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反映着美国的现实社会生活。《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一书的出版，不仅能使我国广大读者对当代美国作家在取材、构思乃至写作技巧和艺术风格上有一个概括的认识，也对了解当代美国多少有帮助。杨怡
《科学研究的艺术》
本书威·伊·比·贝弗里奇著。译者陈捷，根据一九六一年印行的一九五七年第三版修订本译出，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二月出版。
正如译者在前言中介绍本书所说：这是一本论述科学研究的实践与思维技巧的书。作者贝弗里奇一九○八年生于澳大利亚，一九四七年起任英国剑桥大学动物病理学教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本书综合了本世纪和上世纪一些著名科学家的经验、见解，又结合了作者本人的经验、教训，立论鲜明，编排醒目，语言也饶有风趣，插入了不少动人的小故事。他十分注重实验和观察，非常强调审慎推理与客观判断。就是对待“机遇”，“直觉”这些偶然性很大的因素，作者也一再强调只有有准备的头脑才能认出机会，利用机会；“直觉”必须以对问题持续自觉的思考来作思想上的准备。全书始终是以科学态度写成的。译者文笔也非常流畅。
我基本上是一个文艺爱好者，虽然在食品工业战线上工作过二十多年。那么，以我这样一个外行读者，如何会发现这一本书，从而还要为它向广大知识界推荐，这其间的经过，也是值得讲一下的。
首先，我是被这个书名吸引住了。科学研究和艺术二者看起来总是各不相干的两回事，而竟在这个题目下写成了这一本书，这必然有它的对立统一的辩证道理在。其次，我偶然发现本书中有引用美国细菌学家韩斯·津泽(一八七八——九四○)写的一本科学家传记上的话。提起津泽来，对我是并不陌生的。四十多年前曾看过并写文介绍过一本他写的畅销书：《老鼠、虱子和历史》，是谈伤寒症历史的。因此，贝弗里奇的这本书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三，进一步触动我的好奇心的是本书论“直觉”的一章(即第六章)。我一向以为只有诗人、艺术家才能有神来之笔，而其实在一个时刻不离自己毕生从事的科研工作的科学家也是同样会有“直觉”这一回事的。这样，我决定安下心来，把它看了一遍，而在读完之后，更觉得这是一本不可多得、深入浅出的书，应该写一篇介绍，特别是在当今我国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伟大时刻。
作者在序言中一下子就拈出了他写本书的目的和动机。他说，精密仪器在现代科学中有重要的作用，但他有时怀疑，人们是否容易忘记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必须始终是人的头脑，而对于如何充分利用头脑，在技术细节上却几乎未加注意。因此，“如果在实践中有可能通过研究方法的指导来缩短科学工作者不出成果的学习阶段，那么，不仅可以节省训练的时间，而且科学家做出的成果也会比一个用较慢方法培养出的科学家所能做的要多。”何况，“为未来的研究工作者所必需的正规教育量日益增长，这就有可能会缩短最富创造性的年华。”也许这两种困难都可能因本书所建议的指导方法而有所缓解。
第一章论准备工作。作者说：科研工作者是活到老、学到老的。由于必须跟上知识的发展，研究人员的准备工作是永无止境的。要批判地阅读(包括略读和详读当前科学期刊发表的有关论文)，力求保持独立思考能力，避免因循守旧。阅读著名科学家的传记，也可丰富自己的思想境界，加深对科学的理解。至于过多的阅读会滞碍思想，这主要是对那些思想方法错误的人而言。无论如何，研究一个问题时，对该问题已经解决到何种程度一无所知，是更为严重的障碍。当然，把知识仅仅当作资本投资来积累也是不够的。在决定研究的课题时，有必要向有经验的前辈请教，但若由研究人员自己担负选题的主要责任，既感到兴趣，又是他能力所及，就比较容易出成果。
第二章论实验。作者阐明：人们今天所认识的科学，可说是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实验方法的采用开始的。通常，实验在于使事件在已知条件下发生，尽量消除外界无关的影响；并能进行密切的观察，以便揭示现象之间的关系，大多数生物实验的基础是“对照实验”。先进行整体试验，后进行分部试验，并按步骤排除各种可能性，这是两项有用的原则。在生物学上，开始时进行一种小规模的初步实验，如“试点”实验，“观测”实验，“筛选”试验等，往往是一种好方法。作为一次成功的实验，其最基本条件是要能再现。而在生物学实验上，这一条件常常很难满足。在已知因素未变的情况下，如果实验的结果不同，往往说明是由于某个或某些未被认识的因素影响实验的结果。这可能导致有趣的发现，然而，首先应弄清楚是不是出了错误，因为最常犯的是技术上的错误。所以，在进行实验时，密切注视细节，作出详细的笔记，以及客观解释实验结果，都是很重要的。生物统计学不仅用于实验结果的解释，而且用于实验的部署。如同研究工作所使用的其它手段一样，实验并不是万无一失的。不能从实验上论证一种假设，也并不等于证明这种假设是不正确的。
第七章，关于推理。作者说：“推理在科学研究的其它许多方面还是起重要作用的，而且是我们大多数行动的指南。在形成假说时，在判断由想象或直觉而猜出的设想是否正确时，在部署实验并决定作何种观察时，在评定佐证的价值并解释新的事实时，在作出概括时，以及最后在找出新发现的拓广和应用时，推理都是主要的手段。”一般来说，由观察或实验获得的事实，仅仅在我们运用推理将其结合到知识的总体中去时，才具有重要意义。“在营养学研究方面，各种维生素的存在，在很多情况下是凭借经验发现的，但是在这以后，有关维生素知识的进展则是靠推理了。在化学疗法研究方面，通常继最初的经验性发现开辟了新天地以后，便由推理性实验作出一系列改进，例如：磺胺是我们发现的具有抑制细菌性能的第一种化合物，继发现磺胺的疗效以后，又相继用推理性实验制成了磺胺噻唑、磺胺甲基嘧啶、磺胺胍等。”青霉素本身的最初发现到提炼制成了比较纯净稳定的药剂，并证实其巨大的治疗价值，这一过程同样也更多是推理性的。还有一种推理有待一提，即用类比法推理，类比是指事物关系之间的相似，而不是指事物本身之间的相似。类比法在提出线索或假说，以及帮助理解无法看到的现象和情况方面，有着十分可贵的作用。类比法在科学思维和语言中是经常运用的。
作者在阐述推理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之前，首先十分精辟地讨论了推理的局限性和危险。“日常经验和历史都告诉我们，在生物学和医学中，推理的进展能超越事实而不误入歧途是极罕见的事。主宰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权威主义与科学格格不入，全然二致。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观点有所变化：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观察事物的强烈愿望取代了那种事物应该并必须按照公认的观点(大多源于经典著作)而表现的信念，人类的知识再度有所发展。培根(英国哲学家，一五六一——一六二六)对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他证明了绝大多数的新发现是凭经验，而不是通过运用演绎逻辑作出的。”
作者还区别了归纳推理(即从个别事例到一般原则，从事实到理论)和演绎推理(即从一般到个别，将理论运用于具体事例)，二者各有短长。演绎推理得出的结论是受原始前提制约的，原始前提如正确，结论也就正确。另一方面，归纳过程虽然可靠程度不够，却较富于创造性。
在生物学中，由于每一种现象、每一个条件都非常复杂，人们对其认识又不够，所以前提是不明确的，因而使得推理不可靠。就推理而言，大自然往往太难以捉摸了。在数学、物理学和化学方面，基本前提建立得较为牢固，附随的条件可较严格地规定和控制。因而推理对于这几门学科的发展起了更主要的作用。
其次，作者还提醒在研究中运用推理时应注意那些事项。第一应检查推理出发的基础，这包括尽可能明确我们作用术语的含义并检查我们的前提。有些前提可能是已成立的事实或定律，但有一些可能纯粹是假设。对推理出发的基础有了明确的认识以后，在推理中，每前进一步，不确定的程度亦即假想的程度也就越大，因此都必须停下来想一想：一切可以想象到的选择是否都考虑到了。绝不能把事实混同于对事实的解释，也就是说，必须区别资料概括。我们是能通过考察由概括得出的推断是否符合从实验和观察得到的事实，来检验概括。科研工作者在科学上必须力图保持头脑的适应性，避免抱一成不变的观点，应该养成一种好习惯，决不信赖以推理为唯一依据的设想。实际上，一切推理都是受感觉、偏见和过去经历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常常是下意识的。
总之，作者的观点也还是符合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基本道理的。
第八章论观察。作者用实例来说明观察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例如，巴斯德(一八二二——一八九五)很想知道有的地方为什么不断发生炭疽病，而且总是发生在同样的田野里，有时相隔数年之久。一天巴斯德在地里散步时，发现有一块土壤与周围颜色不同，遂请教农民，才知一年前这里埋了几只死于炭疽病的羊。巴斯德从不止步于设想，他立刻进行了实验，从土壤中分离出这种炭疽病的病菌。这个例子很好地表明了直接亲身观察的价值。如果巴斯德坐在安乐椅中思索，那就不可能弄清流行病学中这个有趣的问题。
在谈到观察中的某些一般原则时，作者说：要对复杂情况作出精确的观察是极端困难的，观察者往往不自觉地产生谬误。观察到什么现象取决于观察者是什么人。不同的人在观察同一现象时，各人会根据自己的兴趣所在而注意到不同的事物。在乡间，植物学家注意到不同的地质结构，农夫注意庄稼、牲畜等等。
在谈到什么是科学的观察时，他指出：对某个事物或现象，进行任何形式的观察都要有意识地寻找可能存在的每个特点，寻找各种异乎寻常的特征，特别是寻找见到的各事物之间，或是事物与过去经验中有关知识之间任何具有启发性的联系或关系。或在思考这一事物或现象的过程中提出了某种假说，这时，观察到的事物或现象才有意义。因此，观察既包含感官知觉因素又包含思维因素在内。辛笛
《全国报刊索引》
早在建国之初，人民日报图书资料组即编有《1950年全国主要期刊重要资料索引》，以后，山东省图书馆编有《全国主要期刊重要资料索引》(1951—1955年)，上海市报刊图书馆编有《全国主要期刊资料索引》(1955年)。索引的编辑业务后移交上海图书馆，出版《全国主要期刊资料索引》，从1956年至1966年7月停刊。1973年10月复刊，更名《全国报刊索引》，出版至今。
现在这索引所收报纸有55种，期刊有621种，特别是将许多内部刊物如《国外社会科学》、《语言学动态》等也包括了进去(以前连《解放军报》的篇目也不收)，这是一大进步。
报刊论文的特点，一是现实性强，一是常有一些文章涉及方面多。因此，《索引》设立了专题类目，还采用参照和互见的办法。
目前出版的丛刊也多起来了，如《人民日报》的《战地》增刊、《文艺论丛》、《中华文史论丛》等。《索引》虽收了一些，但未全收，这是有待于改进的。
由于刊物的大量增加，文章也激增，《索引》如能开辟学术论文的文摘一栏，将是研究工作者衷心希望的。
《索引》的篇目分类，现在不如文化大革命前准确，希望能加速提高新手的业务水平。中岳
从李约瑟的参考书目说起
英国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原书题名实是《中国的科学与文化》，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是一部大著作，既是开拓性的研究，又是许多门学问的新综合，最终则将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比较文化史。现在全书尚未完成，但是已出的五卷(缺五卷第一分册)已经使我们看到一个有成就的西方科学家(生物化学专家，皇家学会会员，不列颠学院院士，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基斯学院院长)怎样在中国和许多其它国家的专家的协助之下，以无比的毅力与热情对中国的科学思想与技术成就进行着上下几千年的历史透视。读着这一卷又一卷内容异常丰富，既专又博，既有材料又有独特观点，而且印刷精美，插图又多又好的大书，实在令人兴奋，同时又感想万千。但本文拟谈的，不是此书本身，而是通过它而看到的关于书的几件小事情。
原来这部大著作书中有书，书外有书。这一点从每页的脚注就可看出，然而更引人注意的是每卷每分册后面所附的长达几十页到一百多页的参考书目。以我手头所有的第四卷第三分册(土木工程与航海术)为例，这书目的构成如下：
期刊简称表：6页
A.1800年以前出版的中、日文书：26页
B.1800年以后出版的中、日文书刊：23页
C.西方语言书刊：74页总共是131页(原书701—830页，几占全书六分之一)，每页书目二三十项。C类的西文书刊以英语为主，但还有法、德、意、西、拉丁等语的著作。以每页平均二十项计，共列书刊2，600项。单从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作者参考面之广与用功之勤了。
这么多的书，难道都同样精采，同样有用么？其实作者是有所评价的，不过不在书目栏内，而在本书讨论每个专门问题的开始的一节。他总是一上来先要对这门学问里中外学者的专门著作做一个综合评介。例如在第一卷里，他不仅对中国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研究、汉语研究等等分别作了评述性小结，还专门用了第三章一整章(《书目总述》)评述中国各类参考书、工具书，包括丛书，类书，字典等等。这一点是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注意的。1974年，当本书第五卷第二分册出版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核子物理学家菲力浦·莫里逊(Philip Morrison)写文称赞全书之余，特别提到这些学术小结说：“往往只能在李约瑟的这类小结里才能找到关于某门学问的实质精华的研究小结，此外别无任何形诸文字的东西了。”(《纽约图书评论》，1974年12月12日)
过去英美研究文史之学的学者，也有一些人不愿靠旁征博引来炫耀学问，而故意少注、精注，即所谓“不把学问象漂亮衣服那样统统穿在身上”。然而近年来风气似有改变。重要学术著作无不附有一个长长的参考书目，标记也现代化了，即除了在书目里详细开列书名、出版地点、出版商名字、何年何版等等之外，在本文里引用时就只标作者的姓及一个年号，如这个作者同年而出了若干种书，就再标上相应数字，如此干净利落，而若想知道全名则自有后面的书目可查。(这个办法象是从自然科学著作里开始的，现在则连语言学著作也大都如此。)现代西方研究工作的显著现象之一，是参加者之多，所发表的论文与专著之多，不少是大学教师为了容易提级而拚命写出来的，有的质量并不高；所以参考书目务求其长也有其不甚高尚的一面。但是这个批评却不能用在李约瑟身上，因为他是在一个充满空白点与错误观念(如认为中国无科技，或虽有而仅限于古代四大发明之类)的学术园地里进行规模空前的开拓工作，因此多引征一点有关著作，是有助于打开人们眼界的，而他对各门学问所作的述评更是值得欢迎，因为它们对同行与初学有帮助。
正是为了同行与初学，英美有些颇有地位的学者就专门致力于编写书目与综述，两者都有专刊专书，往往按年度出版。二十世纪初年，在英国兴起的“新目录学”，则更进而对莎士比亚剧本的版本真伪、优劣，英国十六七世纪的手稿和书法特征，舞台演出用的脚本情况，当时印刷技术和书籍送审、送印与发售情况等等，进行了比较科学的考查，做出了显著成绩，从而使阐释莎翁戏剧内容与艺术的学者、批评家更有确实依据，也对舞台演出提供了帮助。
我们国家在目录学、校勘学方面有更为久远的传统，学术综述也是过去我国学者常做的，十八世纪末年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就是一个辉煌的例子。它不仅对于四库所收书各类有小序，子目有案语，扼要说明这类著作的源流，而且每部书有一篇提要，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同时又“列作者之爵里”，“考本书之得失”，并且辨订“文字增删，篇帙分合”。当时封建统治者清朝皇帝搞《四库全书》是有其险恶的政治企图的，对一部分中国古籍而言是一浩劫，但是从《总目》本身来看，它却是一个规模宏大、计划周详的学术总结。
现在这方面的情况如何？笔者见闻有限，只有一些印象，这印象是：书目少见，也不受重视；关于书的消息也不多，最近这一阵对新书出版有些报道了，但一般只是由新华书店或出版社把一个时期所出的书统统归在一起，在报上登一张表格式的广告，对于书的内容毫无说明；书评很少，而且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一书只有一篇政治鉴定式的评论，一评就成定论；至于学术综述，我只记得六十年代茅盾同志在《文艺报》上写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章里用附注的形式将各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了评述，给了我不少有益知识。最近一个时期，报上登了有关《二十四史》内容的介绍文章，其中有些学术评述。前几天从报上广告得知《中国语文》第三期有一篇《“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评述》，也是我想看的文章。其实我们不做的，外国研究者却已经代做了，如法国《亚洲学杂志》1977年1—2期就有阿兰·贝罗贝(Alain Peyraube)写的《文化革命后的中国语言学》一文，对我国语言学各派及其主要著作作了述评。李约瑟以一个英国自然科学家的身分，而写出了那样多的有关中国学问的小结，令世界上的汉学家们刮目相看，岂不更值得我们中国的研究者三思么？
现在我们学术研究又在开展了，当然有许多更为重要的事待做，但是可不可以也拨出一小部分纸张和经费来做点基本工作，例如请专家编各门学问的有简单评语的基本书目，定期写些学术述评，各方面多写些书评(同一书可以有几人评，意见与写法可以各不相同)，或者办几个以书评为主的杂志，象《读书》这样或比《读书》更专一点呢？这样做，既可以便利年轻的研究者和有兴趣的一般读者较快入门，同时也促使各门研究者多作回顾与前瞻，定期小结，互通声气又彼此帮助，在条件已经成熟的学科里就可以从一般性的文章跨进到更深入的专题研究，再从专题走向新的更高级的综合——这就会有助于更好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助于一个更加繁荣的学术局面的到来。王佐良
读《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等书有感
连续收到国内寄来的《美国短篇小说集》和《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甚喜。特别是后一本选集，出诸美国文学研究者老手，所选作家都是当代美国作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所选作品也代表了当代美国文学中的各种流派，说明国内对当代美国文学研究大有人在，尽管有前十年，乃至二十、三十年中美文化交流的空白，但是急起直追，为时犹未晚也。这是第一点感想。
第二点感想是这毕竟还是一个萌芽，从普及的意义上来说，恐怕还仅仅是个开始。因为阿瑟·密勒在《大西洋月刊》访华长文《在中国》中曾经谈到他在南京碰到的一个诗人和一个小说家竟不知道斯坦贝克和福克纳为何许人！当然这也许是碰巧的个别现象，因为《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雷·瓦尔特斯却提供了一个相反的事实：他所遇到的大学英语系学生无不知道这两位美国作家！这两种说法看似矛盾，其实不然，还是证明我上述的看法：国内不是没有研究或阅读美国当代文学的学者和学生，只是面不够普及而已。
由此而产生的第三点感想就是：《读书》第二期一篇笔谈写得好：当代的也要“拿来”。特别是看到国内还在介绍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和司各特的《艾凡赫》，更有此感觉，仿佛回到了四、五十年前自己幼时刚刚接触到外国文学的时代。象巴尔扎克、王尔德这样文学史上的名作家固然应该介绍(如今美国大学里连他们的课也不开了，这样一种对古典作品的否定态度也未免太“虚无主义”了)，但是如果介绍外国文学仍是停留在这样一个落后的阶段，跟当前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相距也未免太远了。
介绍外国文学，当然不是为了赶时髦，何况当代的许多作家和作品，特别是一些流行作家和作品，畅销一时，未必有长远价值。但是一些有长远价值的作品，的确反映了现实生活，对于了解产生这种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是有很大帮助的。它们是用形象的手段补充了你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学术著作所无法生动感受的不足。
正如我由于三十多年不接触国内文学作品，对国内生活深深感到生疏一样(比如最近读到《伤痕》等短篇小说，对于有些新名词，如“唯成份论”和“唯生产力论”就瞠目不知所解)，你如不接触美国当代文学作品，在阅读用英语写的其他文章时，有时甚至也会感到困难。生活产生艺术，艺术反过来也影响生活。当代英语中就吸收了不少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事件或辞汇，作为修辞表达的手段，而这在一般辞典中往往是找不到的。也许由于流行日广，后来得到辞典的承认，作为一个新辞而收了进去；也许流行一阵子又为人所淡忘而被淘汰了。
比如前一阵子流行的Catch-22就是一个例子。这本来是当代作家约瑟夫·赫勒(Joseph Heller)在六十年代出版的一部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空军生活小说的书名。如今在英语中已作为自相矛盾的难题解。你如不知这部作品，在别的文章中遇到这个词，就百思不得其解了。
有些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由于脍炙人口，深入人心，在英语中也成了比喻手段。这在任何那个国家的语言中都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中国文学中的“林妹妹”(林黛玉)就是一种多愁善感的女子形象。英语中这样的例子不少，而且也不限于英语文学作品，例如天真的游侠骑士唐·吉诃德、山中一梦人间已一世的里普·凡·温克尔等。但是在当代英语中，这些文学形象作为比喻手段已逐渐让位于当代作品中的文学形象了。前不久看到国内寄来的斯诺夫人《我热爱中国》译本，写到她在法国找房子，称之为“华尔特·密蒂式的探寻”。这也是一个例子。按华尔特·密蒂是美国当代幽默大师詹姆斯·瑟伯(前几年已故)笔下的人物，此公喜欢做白日梦。斯诺夫人借此来喻自己找房子乃是兴之所至、不切实际的事。
我记得上次通讯中曾提到赫尔曼·沃克(《战争风云》作者)最佳的作品还是他初期的《该隐号叛舰》，其中刻划了一个刚愎自用的舰长奎格，可谓入木三分。有人就把尼克松比喻为奎格舰长，比如《纽约时报》书评谈及尼克松一些左右手写的回忆录时说：“尼克松是通过他的下属的眼光给我们看到的，他们自己则要我们把他们看成是忠心爱国人士，只是上了一个奎格式说谎者的当。”你如没有读过那本小说，就不知这里“奎格式”指的是什么了。
美国前参议员富布赖特谈到美国国内政治趋向时曾说：“我并不是说我们就要发生五月里的七天。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不采取明智行动，这就很可能。”所谓“五月里的七天”也是一部六十年代流行的政治小说的书名，讲的是美国出现七天的军事政变，如今这个书名已成为假想中的美国军事政变的同义词了。
我稍举以上少数几个例子，无非说明介绍美国当代文学之必要，这不仅仅限于文学意义，也有其他方面思想沟通，文化交流的意义，哪怕是仅仅为了学英语，也有此必要。
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于纽约
纽约航讯
本刊特约记者 董鼎山
读书杂咏
读《天问》
应龙舒翼浴鸿
嘘气为云沫化洪。
日月倒行归海裔，②
茫茫终古一崆峒。③
① 应龙是神话中有翼的飞龙。“天有九龙，应龙有翼。”
② 海裔是海边。《淮南子》：“游于江浔海裔”。
③ 崆峒山，亦作空桐山。《史记》：“黄帝西至空桐。”
宇宙浑沦常革化，④
鸿灵安用拓玄黄？⑤
耕织瑶池自倘徉。
④《列子》：“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
⑤ 神话中的巨灵，开天辟地的大力士。
读龚定庵《己亥杂诗》
漫夸盛世数康、乾，
四海劲秋霜叶殷。
山民吟啸
(清代嘉庆、道光之际，“四海变秋气”，已成“万马齐
两本珍贵的共产主义小组刊物的装帧
笔者搜集到中国共产党的前身——共产主义小组时期两本珍贵的刊物：《劳动音》和《劳动者》，在装帧设计上相当精美，表明着我们党在刚刚萌芽的时期，就已很注意书籍刊物的装帧设计。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九年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是受了它的很大影响的。五四运动之后，一九二○年五月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先后在北京、广州、上海、长沙、武汉等主要城市分别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为加强对工农革命运动的指导，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经验，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都各自创办了刊物。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音》，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界》和《伙友》等刊物。这些刊物，多半是周刊。为便于在工农群众中传阅携带，开本为小三十二开袖珍本。在这些刊物上，经常发表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陈望道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的文章，也经常以较多篇幅刊载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剥削和压迫的调查报告，尤其较多地报道各地马列主义研究、宣传活动和工农革命活动的情况。
就书籍刊物装帧设计的角度来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劳动音》和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劳动者》，在装帧设计上具有着颇为突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机结合的光彩。例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一九二○年十一月七日出版的第一期《劳动音》，封面设计是用钢笔画的形式，以有力的线条，描绘着火炬、锤子、铁镐、齿轮、禾苗、稻穗等形象组成的图案，象征工农联合起来，向着火炬所指引的共产主义光明道路前进。图案的结构处理严谨。图案中间留出一块横长方空白，冠以刊物名称、出版日期字样，图案的下端左右两边空白处，用直行分别写有刊物出版期数、定价、通讯处、编者姓名字样，构成了整个封面丰满、稳定、庄重的艺术效果。又如，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在民国九年(即公元一九二○年)十月三日出版的《劳动者》第一号，封面设计是用粗犷的块面和柔畅的线条，描绘一个奋力手举铁镐，具有无穷创造力的工人，在开筑道路的形象，并以飘有云彩的圆形天地为背景，象征地球上的整个人类社会，将来必然由最有发展前途的工人阶级所主宰。图案艺术效果具有近似木刻画的简炼、朴实、有力的特色。在图案的上方和下方，用横行分别写有刊物的名称、期数、定价、经售处地址、出版日期字样，编排错落恰当，再与中间圆形图案对比映衬，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韵味。
当时共产主义小组刊物的封底和文中，也常刊载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漫画、插图等美术作品。(笔者 在另外搜集到的一本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出版的刊物《劳动界》第十四期的封底，就刊载有这种漫画。)由此也说明，在我们党的萌芽时期，已有相当艺术造诣的美术家，运用美术武器投入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八年的今天，我们国家已是建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正在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进军，与此相适应，也必须大大提高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包括书籍刊物出版及其装帧设计)水平。所以，重温我们党在萌芽时期已很重视书籍刊物装帧设计工作的历史，对于鞭策我们今天努力改进书籍刊物的装帧设计，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于沪西迎日楼黄可
巴尔扎克在中国(上)
出版史料丛谭之一 巴尔扎克生于1799年5月21日，今年是他诞生一百八十周年。这位被恩格斯誉为伟大的现实主义的作家，虽然已经辞世快一百三十个寒暑了，但他仍然活在全世界广大读者的心里。他毕生惨淡经营的《人间喜剧》已经成了世界古典文学的
巴尔扎克在中国拥有非常广泛的读者，建国三十年来，光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巴尔扎克的各种作品，截至1979年4月为止，总数就达二百万册(部)。今天，在喜欢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普通中学生和青年工人里，都有巴尔扎克的读者，更不用说大专院校文学系的学生和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了。
巴尔扎克的作品在中国已经流行了半个多世纪。最先把巴尔扎克的小说绍介到中国来的是林纾(琴南)和陈家麟。他们合译了巴尔扎克的四个短篇，取名《哀吹录》，于1915年5月6日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出版。它们的篇名是：《猎者斐里朴》、《耶稣显灵》、《红楼冤狱》和《上将夫人》。封三版权页上注明原著者是法国巴鲁萨。这是巴尔扎克在中国第一次出现的汉译名。
《哀吹录》的译文是文言，且系意译，与原作相比，删削甚多。但基本情节尚清晰可见，文字亦相当生动。
根据这四个短篇译文的故事梗概，查出《猎者斐里朴》原题为《Adieu》。1935年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文库》也收了这个短篇，译者是穆木天，篇名遵照原作译为《再会》。《耶稣显灵》的原名是《Jésus-Chist en Flandre》，而《红楼冤狱》即《L’Auberge Rouge》，这两个短篇也有蒋怀青的重译文，篇名译为《基督在法兰德斯》和《红色旅馆》，收在1936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里。此外，《耶稣显灵》一篇还有第三种译文，见1945年1月云海出版社印行的《戴依夫人》一书，罗塞译，篇名译为《基督在福兰达斯》。作为《哀吹录》的压卷之作的《上将夫人》，原题为《Le Requisitionnaire》，这个短篇在刘半农编、北新书局出版的《法国短篇小说集》第一卷里还有白冷的重译文，取名《征发兵》。
林纾和陈家麟的《哀吹录》出版后的第二年，即1917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周瘦鹃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分上中下三卷。这个《丛刊》在当时称得上煌煌巨制。单是在中卷的“法兰西之部”里，就收入了伏尔泰、巴尔扎克、斯达尔夫人、都德、莫泊桑、左拉等八个法国名家的作品。译者的编辑工作亦相当细致，在每篇译文之前，有作者的生平简介和作者头像，而且对于所介绍的作家和作品都一律附上外文。
《哀吹录》虽然是巴尔扎克的作品在中国的第一个译本，但译者对原作者未著一辞。我国读者第一次了解到这位法国大作家的生平、创作简况及一睹其庐山真面的，就现在见到的资料来说，就是从周瘦鹃的这部《丛刊》开始的。
周瘦鹃在《丛刊》里用文言文译载了巴尔扎克的一个短篇小说，篇名译为《男儿死耳》。这是巴尔扎克在1829年《朱安党人》一举成名之后，为《摩登》(似应译为《现代》)杂志撰写的第一篇作品(1830年)。《男儿死耳》的原名是《El Verdugo》，今译为《刽子手》。
周瘦鹃编写的巴尔扎克小传，因系在中国第一篇介绍巴尔扎克的文字，颇有资料价值，今略加标点和注释(附在括号“〔 〕”里)，全文照录于下：
“邬拿特白尔石克Honoré de Balzac〔按：今译为奥诺莱·德·巴尔扎克，当时还未用圆点把外国人的名字和姓氏分开〕，以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日〔按：应为二十一日〕生于都尔Tour。初入凡度末书院Collége de Vend
此篇小传，虽寥寥六七百字，但主要事迹尚不失为翔实。
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前(1919年5月－1937年7月)的这十多年，对巴尔扎克的介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这近二十年里，巴尔扎克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的为数虽然不算丰富，但较之上一阶段，应该说还是有显著的增加，且巴尔扎克这时已经成为我国文艺界注目的外国作家之一。对于巴尔扎克的作品译介的少，王任叔(即巴人，已于1972年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在《关于巴尔扎克》一文里曾表示过不满，他说：“在中国提到巴尔扎克的名字，仿佛还是现实主义被提起的近几年〔按：王文作于1936年上半年，所云“近几年”才“提到巴尔扎克的名字”，显系误记〕。但巴尔扎克的作品被介绍过来的，却还很少。虽然中国有不少懂法文的文学者，然而都把巴尔扎克轻视了。”是否由于轻视，尚可考虑，但作品介绍得不是太多，则是事实。“五四”前后，到1929年，法国作家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的，巴尔扎克就远远逊于大仲马、小仲马、福楼拜、雨果、莫泊桑、左拉和罗曼罗兰。
据现有的史料，1935年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曾先后译载了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六篇。它们是：《无神者之弥撒》(《La Messe de L’Athée》)、《一件恐怖时代之轶事》(《Une ＇Episode Sous la Terreur》)〔这两篇系徐霞村译〕、《不可知的杰作》(《Lechef d’Oeuvre Inconnu》)、《信使》(《Le Message》)、《再会》(《Adieu》)和《柘榴园》(《Le Grenadiére》，这四篇系穆木天译)。
《世界文库》第8卷还刊载了穆木天翻译的巴尔扎克所写《<人间喜剧>总序》。这可能是中国读者第一次读到的巴尔扎克给他的作品写的一篇序文。此外，《世界文库》还先后发表了巴尔扎克的画相三幅、逝世后的遗容一帧、漫画像一幅、巴尔扎克半身塑像的照片一幅和《不可知的杰作》的插画一幅。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多地知道和熟悉这位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世界文库》是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的。
1936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的《巴尔扎克短篇小说》(全一册，蒋怀青译)，可算当时介绍给我国读者的一本较为丰实的巴尔扎克作品集。这个集子共收入了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八篇，除上面提到的《红色旅馆》和《基督在法兰德斯》外，其余各篇是：《荒野情爱》(《Une Passion dans le Désert》，一译《沙漠里的爱情》)、《法西诺·加拿》(《Facino Cane》)、《在恐怖时代》(《Une ＇Episode Sous la Terreur》)、《大白莱德克》(《La Grande Bretêche》)、《格莱纳蒂尔》(即《柘榴园》)和《海滨的一悲剧》(《Un Drama au Bord de la Mer》)。王任叔的《关于巴尔扎克》一文，就是应译者之请专为此书写的一篇前言，故放在卷首。卷末附有译者编辑的《巴尔扎克重要作品目录》，开列了巴尔扎克长篇小说十种，短篇三十一种，同时还介绍了《人间喜剧》六个“场景”的中外文名称。
王任叔的文章对巴尔扎克的生世和写作生活的艰苦情状，叙述颇详。文章里有一段对《人间喜剧》的总评，很有见地，兹摘录于次：
《人间喜剧》……从横面看来，是十九世纪法国全土的Panorama〔按：即“全景”之意〕。从纵面的看，是那时期的政治经济史，极详细的风俗史，思潮史。论年代，则为自大革命直后至二月革命直前——这五十余年之活历史。大革命后王党的暴动，帝政时代秘密警察的活跃，波尔滂〔今译为波旁王朝〕王家的归还，王政复古时代的贵族社会，金钱权力渐渐增高，集纳主义的跋扈，以及其他酿成二月革命的一切事象，都在此描画殆尽。从阶级的见地看，则勃兴布尔乔亚之旺盛的奋斗力，与贵族阶级传统之没落，以及普罗利太利亚〔按：即“无产阶级”一词的法文的音译〕未来的任务的豫言，也都在此有所描写。在有如此纵横累叠的骨格的《人间喜剧》里，实有二千余人物，散在于巴黎之横街，布尔谷尼的山奥，鲁尔之河畔。上自拿破仑，下至乡间乞食女，这些显示一切阶级与身分的人物，或泣或笑，或叫或嗫，熙熙攘攘，尽皆往来于这不可思议的世界中。这就是《人间喜剧》之名得与《神曲》并举的原因。
就现在见到的资料，在抗日战争之前介绍到中国来的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只有穆木天翻译的《欧贞尼·葛郎代》〔按：即《欧也妮·葛朗台》〕。此译本为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编，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书末附有《巴尔扎克年表》一篇。
在上述期间，虽然巴尔扎克的作品译介的不多，但论述巴尔扎克的译作则相当丰富，重要的有：《巴尔扎克论》，西蒙作，丽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译，载1927年5月25日出版的《国际译报》第6卷第6期；还有另外一篇《巴尔扎克论》，圣·薄孚〔现译圣·佩甫〕作，宋尧译，连载于1929年9月16、17、19、22日北平《华北日报》副刊；该报1930年3月3、5、6、8、9、10日副刊还先后连载了法概写的《巴尔扎克的生平》及《巴尔扎克的思想》两篇文章，李长山译；《谈巴尔扎克》，法郎士作，宋尧译，连载于1930年10月13、15两日上述日报副刊；《论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这是英国波奈杰尔给英译本《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集》写的一篇序文，白宁翻译，连载于1930年11月28、29日上述日报的副刊。又，1930年水沫书店出版的《唯物史观的文学论》一书的第二部分第一章第二节，以《浪漫主义革命和巴尔若克〔按：即巴尔扎克〕》为题，对巴尔扎克作了专门的评介。此书的作者是波兰著名作家显克维支，戴望舒翻译。此外，《文学季刊》第4期还刊有谭纲著李辰冬译的一篇长文《巴尔扎克》。全文共六节，各节的小标题是：《巴尔扎克的生活与性格》、《巴尔扎克的精神》、《巴尔扎克的风格》、《巴尔扎克的世界》、《巴尔扎克的重要人物》和《巴尔扎克的哲学》。
关于国人撰写的介绍巴尔扎克的文章及研究著作，较早的有佩蘅作的《巴尔扎克底作风》一文，刊于1924年4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5卷号外《法国文学研究》。1930年世界书局出版的方璧著《西洋文学通论》(第七章)、1934年中华书局印行的李璜编《法国文学史》(第二卷第九章第三节)和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夏炎德著《法兰西文学史》(第三十一章)都有关于巴尔扎克的专论。此外，在当时的报刊上还可以见到一些介绍和评论巴尔扎克的文章，如李万居的《写实健将巴尔扎克传略》(载《现代学生》第2卷第5期)和杜微发表在1934年5月《春光》杂志第1卷上的《论巴尔扎克》等。
抗日战争时期翻译出版的巴尔扎克作品，现在见到的有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印制的黎烈文译的《乡下医生》，这可能是继穆木天译的《欧贞妮·葛郎代》之后，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巴尔扎克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两年后，即在1940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穆木天翻译的《从妹贝德》(上下两册，按：即《贝姨》，1947年还再版一次)。此书仍为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编。短篇小说方面，有诸候译的《伪装的爱情》一篇，据译者云：这个短篇最先在1941年连载于上海《西洋文学》月刊，1943年在重庆出版过单行本。解放后译者交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印行时(1956年)，将书名改为《假面具中的爱情》。此外，云海出版社在1945年曾出版罗塞译的《戴依夫人》，共收四个短篇，即：《戴依夫人》、《约安先生》、《恐怖时代》和《基督在福兰达斯》。
1945年5月，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初版印制了陈原翻译的两卷《巴尔扎克讽刺小说集》，共收小说二十篇。巴尔扎克的讽刺小说大都是他早期的作品，浪漫主义的色彩较浓。巴尔扎克的这类作品，为数不少，但却不甚受人注意。倘就对法国社会的腐败现象的揭露而论，有的则相当尖锐，例如收在集子(下卷)里的《狐狸精》(《Le Succube》)一篇，就把教会的黑暗写得淋漓尽致。陈原在《译者序言》里说，这二十篇讽刺小说是他在1944年8—9月，即国统区湘桂大撤退的前夕，桂林已经告急的紧张时刻整理出来的。从那时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这两卷《巴尔扎克讽刺小说集》未见重印过，因而也就成为国内硕果仅存的一个版本了。
在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年9月)，巴尔扎克作品的汉文译本，主要是中长篇小说，逐渐显著增多。1946年5月，骆驼书店出版了傅雷翻译的中篇小说《亚培尔·萨伐龙》(1949年4月又再版一次)。傅雷从事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是在抗战时期，《萨伐龙》虽不是他翻译的巴尔扎克作品的第一个译本，但却是他翻译出版的第一本巴尔扎克的小说。1947年上半年，上海海燕书店陆续出版了高名凯译的巴尔扎克长篇小说六种，即：《幽谷百合》、《单身汉的家事》〔按：即《搅水女人》〕、《两诗人》、《外省伟人在巴黎》、《发明家的苦恼》〔按：即《幻灭》三部曲〕和《米露埃·雨儿胥》〔按：即《于絮尔·弥罗埃》〕。 (待续)程代熙
古书的作伪
对于版本目录之学，过去有一种流行的片面理解。不少人是干脆把它看做版本鉴定学的，这自然很可笑。不过这种看法的产生，也自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古旧书籍本身一旦成为商品，价值规律就必然发挥作用。一切在市场上出现的通常现象也必然随之而来。买书的人和书店构成了既同一又斗争的矛盾统一体。“斗争”的焦点就集中在商品的质地和价值上面。时间久了，买书的经验积累渐多，逐渐形成体系，这就是所谓版本鉴定之学。
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上面所说的那个“矛盾统一体”几乎已经邻于解体。旧书店的招牌，在一些大城市里虽然偶然尚能看到，但旧书，特别是旧刻、旧抄本书却基本上消失了。因此所谓版本鉴定学似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然而不然。既然这已经成为带有科学性的东西，就已有了存在下去、并进而丰富提高的理由。目前，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确实集累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属于古文献的图书部门，就迫切需要大量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关心、整理、保存、利用。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万万离不开这一环的。
今天，依然健在的版本学老专家真的已经是屈指可数了。中青年的接班人的培养，已成为极为迫切的课题。我们现在有极为优越、为旧社会所不可想象的学习条件，在国家图书馆里藏有大量珍贵的古刻本、抄本书，用来比勘、研究的条件是前人所不可想象的，按理人才的培养是并不困难的了。不过事情往往又并不如此单纯。记得我曾听到一位老专家向我诉苦，他曾把着手教过一些青年，把宋元明刻的实物放在面前，细细地讲解那区别、特征……，说得舌敝唇焦，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过两天试试看，依旧还是分不清什么是清刻，什么是明刻，……自然更不必提更细致的问题了。他最后喟然说道，“当年我出了××元，买进了一部染纸充宋的假宋板，回来经人说穿，有好几夜睡不好觉。从此就懂了这一手，再也不会上当了。”这故事很可笑，所以今天也还记得清楚。不过我想，这应该不是笑笑就完的事。
要取得学习的成绩，付出学费是必要的。学费的付出也有种种方式的。那位老专家的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对事物取得了比较深刻全面的认识，归根结蒂是由于他付出了“创痛巨深”的学费的原故。这还不只从经济意义上说是如此，象他所犯的那种错误，对一个“收藏家”的声誉，损失也是巨大的。
今天我们当然不会再用这种方式来培养专家，但它依旧不失为一种能够引起人们思考的思想材料。同时，我也并不想做为一个庸俗的笑话介绍给读者。
象这一类的“经验”，每一个买过旧本书的人都会遇到好多起，应该说是并不奇怪的。同时有一点也应该指出，过去有许多著名的收藏家，尽管他们藏有大量好书，有的还在版本目录研究上作出过很好的贡献，他们的著录，也不是完全可以凭信的。他们也会犯错误，也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来。
季振宜是清初著名的藏书家，有《延令宋板书目》，读起来也真使人为之向往而佩服。不过我却买到过他所藏的《汉书》，那是明代正德嘉靖之间汪文盛的刻本，一些都不难识别的。但在卷前却珍重地钤了“御史之章”等三方大印。以后在每卷卷首，又钤了“季振宜藏书记”朱文长方印。细看那钤印之处，恰在“唐颜师古
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曹寅的外甥堇斋昌龄那里。我买到一部《七经图》，棉纸初印大册，用鹅黄的腊笺作面，书页里用宣纸作衬，全是康熙中内府的豪华装。每册卷前都钤了昌龄的藏书印。过了不久，又得到同书的残册，却是没有重新装池的明代原装，是四明卢氏抱经楼的旧藏。等我将两本进行对照时，奇怪地发现昌龄的藏印却钤在原来刻有新安吴继仕熙春楼字样的所在，原来也是挖补过的，和季振宜改造《汉书》是用了同样的手段。类似的情况我遇到过好多起，这两件却出之于著名的收藏家，所以记得格外清楚。
杜诗的版本可谓多矣，不过多半是注释本，白文的比较少见。我有一部八卷的杜诗白文本，板心下有“净芳亭”三字，前面有序，也不记刻者姓氏。但据板刻风气可以断定是明代嘉靖中所刻。前有阳城张氏省训堂的藏印。后来却发现，松江韩氏读有用书斋在书目里却指之为宋本。有一种韩氏书目，还附印了书影，对比一下，就正与我所藏的一本相同。看来这不象作伪，只是鉴定上出了差错了。后来又知道，“净芳亭”是许宗鲁的斋名，许刻的《国语》、《尔雅》等流传颇广，板心下题“宜静书屋”，知道的人不少。但这“净芳亭”却少见。细看一下，字体之古怪方板，也确是许刻的风气。象这种情况，一个鉴定者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断定书册刊刻的大致时代，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就只有多看，多作对比研究，留心书目、题跋以及有关的一切记载。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系统记述这一类知识的著作。我们今天的条件到底比前人好了不知多少倍，避免再犯韩应陛那种错误的保证也更充分，不过重要的还是艰苦的研究，没有这一条，别的条件都将不起作用。
过去在古书作伪的勾当中玩出种种花样来的大抵是旧书坊。染纸充宋、割去牌记、伪造印记、挖补缺卷、用旧纸伪造旧抄、临仿名人校跋，……创造发明也多得很。不过买主付过“学费”，就象传染病患者的产生了免疫力，也会变得聪明起来的。要取胜就得别出心裁。我曾遇到过这种崭新的花样，虽然上了当，到底也还是爱他的本领。
有一次从苏州的某书肆看到一种题为《烟花小史》的书，是明代万历刻本。它包含了八种书，记得有《秦淮四
我想，作为晚明通俗出版物的一种标本，即使是残册，也还是值得重视的。马湘兰、郑如英、朱今熹、赵彩姬等的诗集，也由于王路的介绍得以流传。书坊的花样玩得十分巧妙，可惜的是，原书前面想来原有总题和细目，却因此湮灭了，这自然是版本目录研究中的一种损失。
我之敢于断定这是一种新的作伪的花样，因为我还从这家书店买到过用同样方法炮制出来的书，祝允明的诗、文、词、曲杂集。前面也有一张崭新的扉叶，题曰《枝山先生柔情小集》，下面还刻了一个葫芦，中题“四全”两字。这回是从《千顷堂书目》里马上找到了那破绽，祝允明这样的著作有七种，不是四种，总题也并非什么“柔情小集”。
也是这家书店，又曾发现过二本《陈大声散曲三种》，万历刻本。陈是明代著名的散曲作者，这书也是不见著录的。此书曾引起藏书家的很大兴趣，不记得最后是被郑西谛还是傅惜华买去了。那扉叶，不用说也是新刻的，那风格和我所得到的两种完全一致。这样看来，原书一定也是一个残本，也必不只三种。傅、郑两位都是著名的戏曲收藏家，我猜他们都不会知道这里是玩了花样的。
傅、郑两位同志都已逝世，陈大声这部散曲集如果历劫尚存，在编目的时候，我希望添加一个附注，说明《三种》云云是值得怀疑的。
一九七九年六月四日
书林一枝
黄裳
武松打?
漫画
丁聪
《聊斋志异》的思想性举隅
十几年前说过《聊斋志异》的艺术方面的事，载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现在来说说它的思想性。先说一些零碎的。
一，《尸变》：某翁父子设临路店，宿行商。车夫往来负贩
这是小时听大人讲《聊斋》，最感恐怖的一篇。
千百年来，劳动人民，车夫、脚夫、挑夫，栉风沐雨，艰辛恐惧，死于道途者，不知凡几。仅此篇以记怪异，微漏跋涉之苦，殊可贵也。我曾以此意告人，人说牵强，我则坚持所见，故简抄如上，惜尚未逐字全抄也。
二，《绩女》：“……有费生者，邑之名士，倾其产，以重金啖媪。媪诺，为之请。女已知之，责曰：‘汝卖我耶！’媪伏地自投。女曰：‘汝贪其赂，我感其痴，可以一见。’……生闻之，喜，具香烛而往。”“女帘内与语，问：‘君破产相见，将何以教妾也？’生曰：‘实不敢他有所干，只以王嫱、西子，徒得传闻，如不以冥顽见弃，俾得一阔眼界，下愿已足。……’忽见布幕之中，容光射露，翠黛朱樱，无不毕现，似无帘幌之隔者。生意眩神驰，不觉倾拜。拜已而起，则厚幕沉沉，闻声不见矣。”媪延生别室，烹茶为供。生题《南乡子》调于壁而去。女览题不悦。“媪伏地请罪。女曰：‘罪不尽在汝。我偶堕情障，以色身示人，遂被淫词污亵，此皆自取，干汝何尤。……’遂
“偶堕情障，以色身示人”，泄尽天地秘密。女子到了一定年龄，如老话所说的“二八”“破瓜”之类，自己觉得自己是女性了，自己觉得有色身了，就一定会自堕情障，色身越美，情障越深，因为女子的色身，需要男子欣赏享受，从而也欣赏享受男子的色身。其实男子也正如此，倘都不如此就不会有人类了。这是自然规律，生理规律，不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可以因势利导，使之向正常规律发展。不应把示色身、堕情障都当作不道德而强加抑制、防闲、禁锢、隔绝，使之成为精神变态。或者过时不采，美人迟暮。这种道理，鲁迅先生在五四时代讲了许多，说礼教是吃人的东西，隔绝男女是寡妇主义。少时读王安石诗：“我曾为女人，欢喜见男子。”不得其解。以为只有男子爱看女子，那有女子爱看男子的。几十年后，读《资本论》第一卷，中叙有些少年女工，自觉是女性后，常到河流处偷看男工游泳。这才把它与王安石诗，《聊斋志异》的《绩女》，鲁迅的文章，融会贯通，有所彻悟。那么，《绩女》篇之具有反封建思想，又何须说。
三，《狐谐》：“……一日，置酒高会。万(福)居主人位，孙(得言)与二客分左右，上设一榻待狐。……酒数行，众掷骰为瓜蔓之令。客值瓜色，会当饮，戏以觥移上座曰：‘狐娘子大清醒，暂借一觞’。狐笑曰：‘我故不饮。愿陈一典，以佐诸公饮。’孙掩耳不乐闻。客皆曰：‘骂人者当罚。’狐笑曰：‘我骂狐何如？’众曰可。于是倾耳共听。狐曰：‘昔一大臣，出使红毛国，着狐腋冠，见国王。王见而异之，问“何皮毛，温厚乃尔？”大臣以狐对。王曰：“此物生平未曾得闻。狐字字画何等？”使臣书空而奏曰：“右边是一大瓜，左边是一小犬。”’主客又复哄堂。二客，陈氏兄弟，一名所见，一名所闻，见孙大窘，乃曰：‘雄狐何在，而纵雌狐流毒若此？’狐曰：‘适一典，谈犹未终……，请终之。国王见使臣乘一骡，甚异之。使臣告曰：“此马之所生”。又大异之。使臣曰：“中国马生骡，骡生驹驹”。王细问其状，使臣曰：“马生骡，是臣所见；骡生驹驹，乃臣所闻”。’举座又大笑。……顷之，酒酣，孙戏谓万曰：‘一联请君属之’。万曰：‘何如？’孙曰：‘妓女出门访情人，来时万福，去时万福’。合座属思不能对。狐笑曰：‘我有之矣！’众共听之。曰：‘龙王下沼求直谏，鳖也得言，龟也得言’。……”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颇赏此篇。当不仅赏其深得行文之乐。置酒高会，男女主宾欢聚一堂，觥筹交错，谈笑风生，此等事在男女社交公开的今天，大概已非稀有。但在五四以前，深受男女几岁不同席，嫂叔不亲授的礼教的束缚，却是很难碰见的。两千年前，淳于髡提到过一下。西汉的相如、文君的凤求凰，却是隔帘听奏的。东晋谢道韫说要“为小郎解围”(与宾客辩论)，似乎并未实行。据我所知，只有清沈三白的《浮生六记》记他的爱人与他一同与宾客交谈，谈到宵分，同宾客一同到街上的面担上去吃东西。这就表明了沈氏夫妇思想的解放与嘉庆时代苏州地方风气之开通。比沈三白更早一百几十年的《聊斋志异》写下《狐谐》这篇，对男女社交问题是有所感乎，无所感乎？只以为狐与人之间始可如此，人与人之间则不可如此乎？我觉得无论怎样，这种作品都是可贵的。
四，《瑞云》：名妓瑞云，色艺无双。方高价待梳栊。属意贺生，贺贫，无力为一夕之欢，两俱不乐。“一日，有秀才投贽，坐语少时便起，以一指按女额曰：‘可惜，可惜！’遂去。瑞云送客返，共视额上有指印，濯之益真。过数日墨痕渐阔。年余，连颧彻
同情瑞云的遭际，又无法改变这使瑞云陷入此遭际的制度，乃托之异术，欲晦其光而保其璞。这种异术，哪里也没有，只在文人写鬼神妖异的笔下有之。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什么思想？这是悲天悯人的思想。另有《细侯》篇，也是同情娼妓的，有极大胆的论断。姑略。
杜牧诗：“婷婷袅袅十三余，
中国小说戏剧，对于娼妓，多同情其遭际，歌颂其美德，而极少视为淫贱，加以谴责的，如《李娃传》、《桃花扇》、《玉堂春》、《青楼梦》、海上花》等等。但写娼妓人格高大者，莫如《二刻拍案惊奇》的严蕊，宁受朱熹的酷刑几死，不招认唐仲友与之有私，使朱熹陷唐之计不逞，故书中称之为侠女。与《瑞云》篇可谓殊途同美。《红楼梦》写高洁的妙玉，被强盗轮奸后卖给妓院，读之既愤且恨，无可奈何，惜未遇《瑞云》篇中之和生也。
五，《云萝公主》：“……主坐次，
这里说了三件事：一，一个公主坐一下，脚下要踏两个婢女，腋下要夹两个婢女，做别的事的婢女不算，四个婢女一天换一次班，就得八个，换两次就得十二个。《红楼梦》里有名字的奴婢一百五十个，这就是说，一个主子至少平均要十来个奴婢伺候。二，主子不从事生产，奴婢从事生产。生产的奴婢在另一个院里住着，不从事生产的主子住在正院及好房子里。三，主妇和主人享受夫妇的快乐，怀了孕要婢女替她生。
先说第一件。鲁迅说，礼教是吃人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是人肉的筵席(《狂人日记》，《灯下随笔》，《春末闲谈》)。他说的深刻沉重极了。这是思想家的说法，不是文学家的说法，因为没有形象。如果要形象化，不必真说吃人，只说脚下要踏几个婢女，腋下要夹婢女就行了。这是吃人的较文雅的说法。
再说第二件。《资本论》引述亚里士多德告诉人做奴隶主的方法，自己要懂得某种操作，教会奴隶那样操作，让奴隶劳动，而自己到别处去考虑哲学或其他的问题。这里说的正是如此。
至于第三点，什么书上也没有谈过，只有谈神仙、妖异的书上才有。
总的来说，这是奴隶主的思想，是奴役别人的思想，只对于奴隶主有好处的思想。《聊斋志异》暴露了这种思想，道出了历史上奴隶主心里的话，灵魂里的话。不管作者本人是赞成或反对，这种暴露是可贵的。
鲁迅说，中国的历史只有两个时期，一是做稳了奴隶时期，二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期。我觉得中国历史上的思想，也只有两种：奴隶思想和奴隶主的思想。孔老二的论语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君命召，不俟驾行矣”。杜甫诗：“不闻殷周兴，中自诛褒妲”，和白居易的《长恨歌》，都是美化马嵬坡事件的。六七十岁的老头霸占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做小老婆，危急的时候又用这个姑娘做替死羔羊。一个把这个老家伙说成是圣明天子，一个则说他是情种。这些都是奴隶思想。秦二世说“有天下而不恣睢，是以天下为桎梏也”；齐景公登山玩景，乐极生悲，感人生之无常；王羲之《兰亭序》、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苏轼《赤壁赋》，都是感人生短促，想在世上长生不老。和上引的《云萝公主》里的那些话，都是奴隶主思想。这两种思想是在奴隶社会形成的，或多或少地、或异或同地渗入到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人的思想里。这里就不详谈了。
以上所举，其思想性都不出民主思想的范围。在五四时代甚至以前，就该有人看出写出，但未见有人谈到。我虽然在十几年前就谈到一部份，但距五四时代已差不多半个世纪。至于现在继续来谈，就更晚了。一面写，一面不免以自己的落后为羞。聂绀弩
蒲松龄与王士祯
《聊斋志异》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好书，虽然其中的糟粕俯拾可得，但毕竟瑕不掩瑜，它那判然分辨美丑的光辉，鼓舞人们上进的精义，还是跃然纸上的。因而人们对作者蒲松龄也就大加推重，以至于达到溢美失实的程度，这是不应该的。我们讲究实事求是，就应还作者以本来面目。为了要透彻地认识作者的行为思想的本质，除了正面研究他的一生的活动外，也可以从他的交游人物中去探求，语云：“欲察其人，先观其友”，就是这个意思。本文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探讨蒲松龄的朋友关系中的一个，希望能得到蒲松龄的思想活动的一个侧影，从而也可以帮助探求《聊斋志异》的精华与糟粕的源头，予以恰当的评断。
蒲松龄生前虽有许多世情应酬，可是交游并不算广。知心朋友倒有几个，王士祯(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可是真能知道他俩的交情的人并不多。而不深知的人，却偏又喜欢把偶然听来的一点不甚了然的琐事，加以渲染附会，当作掌故张扬出去，而厚诬其人的后果，却没有人理会。如《三借庐笔谈》卷十记载说：
蒲留仙先生《聊斋志异》，用笔精简，寓意处全无迹相，盖脱胎于诸子，非仅抗手于左史龙门也。……王阮亭闻其名，特访之，避不见。三访皆然。先生尝曰：“此人虽风雅，终有贵家气，田夫不惯作缘也。”其高致如此。既而渔洋欲以三千金售其稿代刊之，执不可；又托人数请，先生鉴其诚，令急
足持稿往，阮亭一夜读竟，略加数评，使者仍持归。时人服
先生之高品，为落落难合云。
这条记载，疏漏甚多：既是三访都不见，并嫌他有贵家气，怎么又能在“托人数请”之后，把连卖都不肯卖的稿子，又派人送了去呢？既送了去，王士祯反而用一个夜晚读完全稿，略加几条评语，又叫来人带了回去，是退稿？还是没有讲妥价钱？为什么蒲松龄先踞而后恭，对这位三访而避不见的人物题在原稿上的评语，没有一点受辱的表示，反说时人服蒲氏人品之高，这话又是从何说起呢？真是矛盾重重，而《新世说》的作者对此也毫不审辨地就信手转贩，列入卷六中：
……王阮亭闻其名而访之，避不见，曰：“此人虽风雅，终有贵家气，田夫不惯作缘也。”
这是一面推重王士祯的风雅，一面又用王士祯的风雅烘托蒲松龄的高洁，真可谓一笔写尽二贤。然而这段记载是错误的。象这类的无稽传说，出自不同人的手笔，内容也大相径庭。如《桐阴清话》卷一记载说：
国朝小说家谈狐说鬼之书，以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为第一。闻其书初成，就正于王渔洋，王欲以百千市其稿，蒲坚不与，因加评骘而还之。……
《新世记》卷二中也有同类的记载：
蒲留仙研精训典，究心古学，目击清初乱离时事，思欲假借狐鬼纂一书，以抒孤愤而谂识者。历二十年，遂成《聊斋志异》十六卷。就正于王阮亭，王欲以重金易其稿，公不肯，因加评语以还之。……
这里所记的，一反王士祯“闻其名而访之”的事，而成了蒲松龄虚怀谦恭地去就正于王士祯，竟引起了王士祯的贪欲，以财势凌人，想收买原稿，所记人品风度，顿非前人，真把人弄糊涂了。其实这后面的两则记载，也不过是抄袭前人的遗说罢了。知不足斋本《聊斋志异·例言》中说：
先生毕殚精力，始成是书。初就正于渔洋，渔洋欲以百千市其稿，先生坚不与，因加评骘而还之。今刻以问世，并附渔洋评语，先生有知，可无仲翔没世之恨矣。
金坛王氏分类选刊本《聊斋志异》中的宋允睿的跋文中也说：
《聊斋志异》为淄川蒲柳泉先生所著。闻书初成，即有以千金购之者，柳泉弗受也。……
这种传说，在没有刻本以前，还没有人记载过。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又相传渔洋山人(王士祯)激赏其书，欲市之不得，故声明益振，竞相传钞”。就是指这样的传说而言。可是这种传说，并不足为据，早有人表示过怀疑。如《冷庐杂识》卷六中说：
蒲氏松龄《聊斋志异》流播海内，几于家有其书。相传渔洋山人爱重此书，欲以五百金购之不能得。此说不足信。蒲氏书固雅令，然其描绘狐鬼，多属寓言，荒幻浮华，奚裨后学！视渔洋所著《香祖笔记》、《居易录》等书，足以扶翼风雅，增益见闻者，体裁迥殊，而谓渔洋乃欲假以传耶？
这是从文章立意和风格上的不同，怀疑上述传说的。直到鲁迅先生纂集《小说旧闻钞》时，才直指出说：“案：王渔洋欲市《聊斋志异》稿及蒲留仙强执路人使说异闻二事，最为无稽，而世人偏艳传之，可异也。……”为什么说它是最为无稽呢？此中颇有缘故。
蒲松龄自十九岁考中秀才之后，就陷进科举的魔窟中去了，直到七十一岁得举岁贡，才算罢手。这也是他锐意功名仕进的一个铁证。在康熙八年(公元一六六九年)他的同乡孙蕙(树百)任江苏宝应县知县，翌年特聘蒲松龄去作书启师爷，蒲松龄就在这一年(康熙九年。公元一六七○年)应聘去了。这时他已三十一岁。明年三月，孙蕙调任高邮，蒲松龄也同他到了高邮。两人在衙署中公退之暇，时相倡和，存有《倡和集》四卷。①有一日，孙蕙问蒲松龄：“你可仿得那一位古人？”蒲松龄作诗回答说：
重门洞豁见中藏，意气轩轩更发扬，
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
请看，这又是他致志名卿将相，建功家国的另一铁证。蒲松龄直要追比郭汾阳，那能不热衷功名，不望富贵呢！当然也就不嫌有贵家气，也不惯与田夫作缘了。有这样的襟怀抱负而不愿与王士祯交往，是不可能的。况且蒲松龄交结的朋友中，颇不乏权贵人物，又何独多嫌王士祯一人呢！
康熙十年，蒲松龄辞别孙蕙回到家乡，明年，应本县西铺毕际有(载绩)之聘作家塾先生，这是不得已的事。他教家塾的大目的，固然是为了糊口，但也为了借教学可以温习旧业，为下一场乡试作好准备，一举两得，况非丑事，所以他干的也很踏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王士祯。因为毕际有妻王夫人，是王士祯的从姑母。王夫人晚年时，王士祯曾多次去问候她。毕家和王家虽然一在淄川，一在新城(今桓台)，却是邻县，两家居处，相距仅四十余里；在此以前，就有姻戚关系，现在亲上作亲，过从更密，所以蒲松龄在这里与王士祯相识，自是很自然的事。
蒲松龄旅居江苏宝应、高邮两县及在南游往返途中，不仅搜集了许多故事的素材，为以后写《聊斋志异》充实了篇幅，并且沿途随感兴所至，也写下了许多的诗，后来他把这些诗汇为一册，定名《南游草》，共收诗七十九首。及至与王士祯结识后，曾将此《南游草》拿出来向王士祯请教。他在给王士祯的信中很谦卑地写道：
松留心风雅虽已有年，然东涂西抹，其实无所师授。少苦鲍谢诸诗诘屈不能成诵，故于五古一道尤为粗浅。近妄拟古作，寄求指南，冀不吝数笔之涂，亦犹在夷貊则进之耳。(《聊斋文集：与阮亭司寇书二》)
为什么蒲松龄这样谦恭地对待王士祯呢？一则是王士祯长蒲松龄六岁，二则是王士祯自考中进士之后，一路顺风，青云得意，并在当时诗坛上独标神韵，被誉为一代诗宗，又好以奖引人物自矜，所以蒲松龄很希望通过王士祯的关系露一露头角。他请王士祯评阅《南游草》，还只是一个开始。王士祯披阅了这册诗稿，也毫不苟且地、认真地作了评语，如评《宿王家营》说“近古”，评《寄家二首》说“二作可谓毫发无遗憾矣”，评《挽淮阳道》说“起语陡健”，“苍老几近少陵矣”，评《为友写梦八十韵》说“缠绵艳丽，如登临春结绮，非复人间闺闼”等(以上具见钞本《南游草》)。不仅此也，以后蒲松龄还曾拿出他的文章请王士祯评阅，王士祯也写了些评语，如评《清韵居记》说“得《离骚》之神”，评《蜗庐记》说“一粟米现大千世界，真化工之笔”，评《上孙给谏书》说“写恶官势焰，摘心剜胆，令此辈无可躲闪。至词气古茂，是两汉手笔”，评《祭蜚虫文》说“竟是一篇驱鳄鱼文字”。最后又有《题聊斋文后》的总评语：“八家古文辞日趋平易，于是沧溟、
当然，蒲松龄也曾读过王士祯的作品，并深加赞颂。因此他俩保有很和谐的友情。他俩从文字交开始，进而成为莫逆之交。王士祯还曾因事亲访蒲松龄，并留住数日方去。《三借庐笔谈》中所说的“王阮亭闻其名特访之，避不见。三访皆然”的话，是妄撰曲说，于事无据。王士祯与蒲松龄交往中，还有通财之谊，礼仪馈送则更是平常事。这也有书信可资佐证。他俩友情日密，非泛泛者可比，中间确有通财之谊，却无重金市稿之事。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写了二十年才厘定成书，成书后，也还陆续写了许多篇增入集中。在写《聊斋志异》的二十年中，他和王士祯的交情已日密一日，当然王士祯之见原稿时，还在未成书之前。所以王培荀在《乡园忆旧》中说：
《志异》未尽脱稿时，王渔洋(士祯)按篇索阅，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来往书札，余俱见之。亦点正一二字，顿觉改观。……或传其愿以千金易《志异》一书，不许，言不足信也。《志异》有渔洋顶批、旁批、总批，坊间所刻，亦云王贻上士祯评，所载评语寥寥，殊多遗漏。
这里所说的“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固不免有些夸张，但他却说明了蒲松龄与王士祯亲密交往的关系，同时也说明了王士祯评阅《聊斋志异》时，确是在未成书前。到他写《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一诗时，才是写于《聊斋志异》成书之后的。②王培荀既说“来往书札，余俱见之”，又说以千金市其稿的事为“言不足信也”，可见这些书札中，也不曾有要买原稿的事，那么要买原稿的传说，自是属于子虚乌有，从此又得一明证。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得到王士祯的评点题识，蒲松龄心中自是感奋，除和了《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一诗外，翌年还写了一首七律寄给王士祯，表达钦敬之意：
泉石栖迟五十年，临风我自笑华颠。
文章近世无知己，几杖当时接大贤；
望斗瞻山钦雅度，明刑弼教阐真诠。
高官偏是宜名士，日下蜚声岂偶然。
《简王阮亭司寇》
《聊斋志异》成书后十年，蒲松龄居家较为清闲，因重整《聊斋志异》厘为定本，又把王士祯评过的《志异》各篇，辑成两册，寄给王士祯。他在信中写道：
十年前一奉几杖，入耳者宛在胸襟。或云先生虽有台阁位望，无改名士风流，非亲炙謦
这里所表现的蒲松龄，并不象传说中所记的那样孤傲，相反的是很钦慕王士祯犹有“名士风流”的雅度，并希望他在京师能代为游扬呢！可见无须王士祯出钱收买原稿，蒲松龄反特为辑成二册“呈进”。这种作为，正和他孜孜于科举一样，同出于一个心理，又何劳他人给蒲松龄脸上贴金，使他变成一具尸位偶像呢！现在他所辑成的两册《聊斋志异》不知尚在人间否？这倒是值得追寻的一件事。
康熙四十年(公元一七○一年)蒲松龄六十二岁，依然教书糊口；王士祯六十八岁，官刑部尚书。这年王士祯为移坟的事情请假回家，两位老朋友都希望借此机会能见一面谈谈，不幸因故没能如愿。事后，蒲松龄寄一首五言古风送别诗给王士祯，以达依依之情。明年，王士祯赠送一部《古欢录》给蒲松龄，蒲松龄很高兴。同时听来人说王士祯的听觉已经逐渐衰退，这时蒲松龄的听觉也已大不如昔，于是就回信答谢赠书之情，并安慰他说：
尺书久梗，但逢此来人，一讯兴居，闻康强犹昔，惟重听渐与某等，窃以为刺刺者不入于耳，则琐琐者不萦于怀，造物之废吾耳，正所以静吾神，此非恶况也，不知以为然否？蒙惠新著，如获拱璧，连日披读，遂忘昼曛，间有疑句，俟复读后再请业耳。……
写到这里，笔锋一转，提到已逃的淄川蠹吏康利贞得到王士祯的荐书，又回到淄川来仍当漕银经承的事，因而婉转地忠告王士祯，请他另为安置，避免大家说闲话。他的原信是：
……适有所闻，不得不妄为咨禀：敝邑有积蠹康利贞，旧年为漕银经承，欺官虐民，以肥私囊，遂使下邑贫民皮骨皆空，当时啧有烦言，渠乃腰缠万贯，赴德不归。昨忽扬扬而返，自鸣得意，云已得先生荐书，明年复任经承矣。于是一县皆惊，市中往往偶语，学教中人直欲登龙赴
这封信虽不象《上孙给谏书》那样痛切直陈，却也略无避忌之处，由此也可看出，假如他俩的交情不是很厚，蒲松龄将不会这样作的。
十年后，即康熙五十年(公元一七一一年)五月末，蒲松龄夜梦王士祯来看他，其实这时王士祯已死多日了。蒲松龄知道后，非常哀痛，写了四首挽诗哀悼他，其中一首写道：
昨宵犹自梦渔洋，谁料乘云入帝乡，
海岳含愁云惨淡，星河无色月凄凉；
儒林道丧典型尽，大雅风衰文献亡。
薤露一声关塞黑，斗南名士俱沾裳。
不久，他又代毕韦仲(毕际有的二儿子)写了一篇情辞哀切的祭文。名虽代写，其中却洋溢着他哀悼王士祯的深挚的感情。
此外，日本人平井雅尾自称曾在淄川收有王士祯珍藏的蒲松龄的一方砚台，是淄川名产红丝石制的，并在《聊斋遗迹》中影印出砚底刻字的拓片：右，隶体阴文“柳泉著书第二砚”七字；左，行书阴文“渔洋山人珍藏”六字。没有见过实物，难以断定真伪，但也可用来作为蒲松龄与王士祯的友谊的一个旁证。即使这方砚台是赝品，也是因他俩确有这一段深厚的友谊关系，一直流传在淄川、新城一带民间，才会有这种赝品出现。再进一步说，以他俩有财物礼品往还的关系而论，蒲松龄将自用的当地名产红丝石砚赠送给王士祯作纪念，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从以上所述看来，蒲松龄和王士祯是一对要好的朋友；也说明蒲松龄并不是甘心林泉的人物，也是无疑义的。
蒲松龄虽然和王士祯相与甚厚，并很钦敬他，却没有象一般的世俗文人那样盲目宗尚他的诗文。他的《聊斋志异》无论在立意和文风上，都不同于《香祖笔记》、《池北偶谈》。就是他的诗作，也依然是自立门户，别具一格。这可举几首诗为例：
贵公子三首选一
斜阳归去醉
落却金丸无觅处，玉鞭马上打苍奴。
田间口号
日望饱雨足秋田，雨足谁知倍黯然；
完得官粮新谷尽，来朝依旧是凶年。
灾民谣
雨不落，秋无禾，无禾犹可，征输奈何！
吏到门，怒且呵，宁鬻子，免风波！
纵不雨，死无他，勿诉公堂长官诃！
象这一类有声有泪的活画出现实生活的诗，诗集中很多，尤其是在他晚年的诗作中最多，这是和王士祯的诗作显著不同的地方，无怪张鹏展序五卷本《聊斋诗集》说：
……当渔洋司寇、秋谷太史互以声价相高时，乃守其门径无所触，亦无所附，卒成一家，言其志节之所尚，有可想见者，此又其性情专一，勃郁往复之致，所以不容掩也。
这话是不错的，可以蒲松龄的一首《杂诗》作证：
脂苇福之偕，狂直祸所丛，
疏懒嵇叔夜，佯狂阮嗣宗。
臣性受父母，焉能强之同。
西施颦眉黛，翩翩若惊鸿，
宁不知其美，新态殊难工！
蒲松龄之所以锐意科举，致志名卿将相，实有他的抱负，可是他不如王士祯来得灵活，所以作出“时文”来，也难得主考官的青目，虽然他的抱负与维持满族王朝的利益并无冲突。
①《倡和集》全四册。此目见于日本人平井雅尾的《聊斋遗稿》一书中，是蒲、孙两相倡和的词集。
②《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一诗，于《蚕尾集》卷一中为第二十二题，第十四题是戊辰人日《雪行华山下》作。第二十三题下注“己巳十一月初二日”。《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一诗恰在戊辰之末，己巳之前。蒲松龄的《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一诗，在六卷本编年诗集(钞本)中，也列在戊辰年，正与王诗写作年代相合。戊辰年即康熙二十七年(公元一六八八年)，这一年蒲松龄四十九岁，《聊斋志异》初稿撰定。过去有人曾据高珩序末署“康熙己未春日谷旦”和《聊斋自志》的署年“康熙己未春日”的年代，推定为康熙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年)成书，是不确的。侯岱麟
重印图书要注意学术新成果
已故史学家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及姊妹篇《中西回史日历》，是著名的两本工具书。最近，中华书局重印了《二十史朔闰表》。
关于汉初所用历法，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汉书·律历志》等认为当时沿用的是颛顼历；宋代就有人认为也可能用《殷历》，清代汪日祯《历代长术辑要》则更倾向于《殷历》说。《二十史朔闰表》取《殷历》说，并采用了汪日祯用《殷历》的推算。
1972年，临沂银雀山二号墓出土了竹简历书——《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在没有发现其他重要材料以前，这确是判断汉初历法的依据。《文物》1974年第3期《临沂出土汉初古历初探》一文，因而明确指出“陈垣把太初以前的历法判断为《殷历》，则更是错误的”。该文并推算了汉初朔闰，列有《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朔闰表》。
中华书局此次重印《朔闰表》，似应注意及此，但他们连提都未提到，不能不说是个大疏忽。苏许
闻一多的手稿(上)
闻一多的手稿，是一份有历史价值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据统计，现存手稿178种，约9021页。从时间上说，包括了从1919年元旦至1946年的作品。内容有新诗、杂文、文学论文、古文字研究、日记、书信，还有不少读书札记、报告提纲、文章片断，确有琳琅满目之盛。
学习作家怎样写文章，如何改文章，直接读他的手稿，是个好办法。不言而喻，研究一个作家，更应该读他的手稿。闻一多的手稿，特别值得重视，还因为闻一多生命的最后几年，也是他一生的最光辉的几年，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发表演说、文章都不自由，读其手稿可更见其思想光辉。闻一多由于突然壮烈牺牲，他的曲折发展的思想历程，自己还没有系统总结，庞大的研究计划突然中止，不少文章没有最后完成，读其手稿才能更全面地了解闻一多。现在的《闻一多全集》，是在解放前编定、出版的。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不少珍贵资料尚未收入。我这篇文章侧重于对《闻一多全集》尚未收入的珍贵的手稿，作一些初步考察。
《仪老日记》值得重视
闻一多的手稿中，保存着《仪老日记》一种，共39页。这是他在清华学校学习时写的。时间从1919年1月1日至1919年4月14日，要了解五四运动前夕闻一多的思想、生活、学习情况，这是重要资料。
《仪老日记》，工笔正楷，写得象字帖一般。文若其人，字若其人。读其日记，可想见当时的闻一多生活、学习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
这段时间里，正遇期末考试，学习紧张。从1月20日到24日考国文、英国文学、文学史、统计学、修辞学、历史等课。历史课还有课外作业，每人写一篇读书报告。闻一多的选题为《明代燕京城市之沿革》。他除了在清华图书馆中搜集有关资料外，还利用寒假有空，乘火车进城到京师大学堂查阅有关文献，并且主动找教员辅导。闻一多动笔很勤，作《病松诗》、《清华体育馆歌》、译《波兰千年进化纪略》、作《读关睢章
闻一多朝气蓬勃的刻苦的学习精神，令人感动。清华当时有演说课。1月4日的日记写道：“近来演说课练习渐疏，不猛起直追恐便落人后”。过了两天，他又写道：“演说降到中等，此大耻奇辱也。”这一句话就说明闻一多要求自己十分严格。他并不是光在日记上发一点感慨而已。紧接着，1月7日，他就到钟台下练演说八遍。1月9日又记：“夜出外习演说十二遍。”经过这样的练习，当然熟练一些了，但他仍不放松。1月10日的日记说：“演说果有进步，当益求精至。”北京的一月份，天寒地冻。闻一多却在1月14日，“夜至凉亭练演说三遍”，后寒不可禁，才返回宿舍。但是，回到宿舍，仍不罢手，又“温演说五遍”。第二天，又记“习演说”。经过这样的刻苦练习，他的演说有了进步。我们都记得，闻一多以后在昆明的民主运动中对群众发表演说，说理清晰，感情充沛，具有动人心弦的魅力。他从小苦练过演说，当然也是他以后演说成功的一个条件。
五四运动前夕，新思想不断传来，冲破了清华学校的一潭死水。闻一多读了《天演论》，十分兴奋，称赞它“辞雅意达，兴味盎然，真
在这段时间里，闻一多为演剧化了不少精力。实际上，这是他接受新思潮的实际行动。作为一个学生，他也遇到过参加社会活动和读书在时间安排上有矛盾，也曾想过多读书少做事。但他与周围的同学讨论后，毅然决定：“作事时仍可读书”。他把这一点看成“此事一生关键，未可苟且”。可见，闻一多十分重视热心为同学服务。他参加了清华学校的新剧社，是该社负责人之一，还准备组织北京学生新剧联合会。在新剧社，闻一多参加了集体编写《鸳鸯仇》、《巾帼剑》等剧，参加了《是可忍》、《生死趣》的演出活动。他们还进城到第一舞台公演。除了考试期间外，他的戏剧活动十分繁忙。“从三月十七日至四月二日凡十七日，剧事最烦，日不暇给，无日记。”4月9日又记：“数月以来，奔走剧务，昼夜不分，餐寝无暇，卒底于成。不贻讥于人，亦滋幸矣。”由于他热心公益，同学赞扬他“精神上的忍耐与躯体上之忍耐俱全”。闻一多在五四运动前夕对时代潮流有敏感，又能身体力行，这是可贵的特点。
最初写的新诗
闻一多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写新诗的呢？他最初写的新诗是怎么样的？要了解这些有意义的问题，就得到他的手稿中寻找答案。闻一多手稿中有两件宝贵的材料：一是他在清华学校时的一个作文本，内有新诗《观雪》一首；二是他自己编了手抄的《真我集》，录存1920年至1921年间写的新诗15首。
这个作文本上共有三篇作品。第一篇是用文言写的《做官邪议》。这篇文章批判封建官僚们“积习既深”，所以，“五四之事，似足以惩，而鼠窃狗偷不稍戢也”。“夫官之邪非今日而然也”，要解决这个问题，闻一多认为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欲正官邪，宁徒托空言之能为功，必锄发火焚而已耳。”第三篇是用文言文译的《点兵之歌》。这首诗揭露了战争的残酷，同情士兵的不幸遭遇。为什么用文言译诗呢？闻一多在小序中说：“以白话，或可得其仿佛，文言直不足以言译事矣。而今之译此，犹以文言者，将使读原诗者，持余作以证之，乃知文言译诗，果能存原意之仿佛者几何；亦所以彰文言之罪也。”但是，闻一多的翻译是努力的。他译这首40行的短诗，“四日而毕，诚已呕尽心血矣。”第二篇是新诗《观雪》。这首诗被教员加了不少双圈，后面还加了批语。闻一多后来把这首诗抄入《真我集》，改题为《雪》。诗的末尾又加了一段说明：“有一次作文课底题是赏雪歌，我就试了一首白话诗。×××先生底评语讲：‘生本风骚中后起之秀，似不必趋赴潮流。’真是可笑，特地把他录下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在清华学校写新诗，国文教员也竟然贬之为“趋赴潮流”，可见闻一多写新诗，也是与当时的传统势力的一个斗争。《雪》未注写作日期。他手抄的《真我集》是按时间为序编排的，并且大都注明写作日期。根据这种情况，《雪》大致写于1920年5月以前。
《雪》，思想深刻，构思精巧，绝非无病呻吟的“赏雪歌”可比。作者描绘了“夜散下无数茸毛似的天花”，如同“死人一层殓衣”似的包裹着世界，它却盖不住“屋顶上的青烟缕”。他进一步歌颂这一缕青烟，正是“诗人向上的灵魂”，“高视阔步的风霜蹂躏世界”，这仿佛成了世界的希望，于是大家欢呼道：“和平到了，奋斗成功了！这不是冬投降的白旗吗？”我们可以想象到，作者写这首诗时，中国正是冰封雪飘的寒冷世界。他希望成为一缕青烟，突破寒冷，永远向上，给这个世界以温暖和希望。这反映了五四时期进步青年要求突破封建的枷锁，抒发了他们决心改造中国的信心和勇气。
《真我集》抄存的新诗，共有十五首：《雨夜》、《月亮和人》(1920.11.14.)、《读沈尹默<小妹！想起我的妹来了>也作一首》(1920.11.16.)、《雪片》、《率真》(1921.5.14.)、《朝日》(1921.5.12.)、《雪》、《忠告》(1921.5.14.)、《志愿》、《伤心》(1921.5.17.)、《一个小囚犯》(1921.5.15.)、《黄昏》(1921.5.22.)、《所见》、《南山诗》(古诗今译)、《晚霁见月》(1921.7.)。这些诗末尾，原注有月、日，年份是我根据诗篇排列的次序加上的。其中《雨夜》、《雪》、《黄昏》、《月亮和人》(改题为《睡者》)选入了《红烛》，都经过经心修改。
这些诗可说是试笔之作。其中特别应提出来的是《一个小囚犯》。这诗虽未收入《红烛》，但保存着用钢笔写的草稿，以后又用毛笔重新抄过，这表明作者颇重视。它描写家长为了爱自己的孩子，把他整天关在屋子里。孩子忽然听见要求解放的歌声：
“放我出来，
这无期的幽禁，我怎能受得了？
放我出来，把那腐朽渣滓，一齐刮掉，
还是一颗明星，永作你黑夜苦途底向导，
不放我出来，待我都发了酵，更醉得昏头昏脑，
莫怪我撞破了监牢，闹得这世界东颠西倒，
放我出来！”
这首诗以孩子的口吻，写他听到这歌声之后，强烈地要求“放我出来”的思想感情。但是，家长仍横加阻拦，责问他唱歌的人在哪里？于是：
“从此以后，我便天天站在窗口喊：
‘唱歌的人儿，我们俩一块儿出来吧！’
不晓得唱歌的人儿听见没有。”
闻一多感受到当时黑暗现实的压抑，要求个性解放，但还没有找到出路。“放我出来！”这是闻一多喊出的声音！当然，这首诗无论从思想的深刻，还是艺术的成熟来说，和鲁迅的《狂人日记》还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这说明了闻一多在五四时期要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束缚，与鲁迅的方向是一致的。如果我们联系闻一多当时生活的具体环境一一清华园，联系到当时清华学校的主持者制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会更深刻地理解到，闻一多的“放我出来”的呼声，可以说是五四运动中清华学校先进学生的共同的战斗口号。
“五四”以后，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在年青的闻一多的心里，更为发展。《朝日》就称颂“作工”的人为“骄儿”。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朝日：
“偷偷地走到各个窗子前来，
喊他的睡觉的骄儿起来作工。
啊！这样宁静美幻的睡容，
他那里敢惊动呢？
他不敢惊动，只望着他笑，
但他的笑散出热灸的光芒。”
这首诗构思新颖，思想深刻，值得称道。
闻一多把自己最初写的诗题为《真我集》，富有深意，即在艺术上要求抒发真实的思想感情。《月亮和人》歌颂睡着的人，因为不存虚伪，就有“自然底真美，这是何等的美！”《忠告》一诗，是写对月亮的“忠告”，即圆也美，缺也美，只要不躲在乌云后面，露出本相就是美。从这点出发，年青的诗人在艺术上很早就要求有自己的独创性。如《率真》痛骂鹦鹉式的人云亦云的诗人：
“咦！鹦哥，鸟族底不肖之子，
忘了自己的歌儿学人语。
若是世界上哪里去找音乐呢？”
这些诗句对雕琢阿谀、迂晦艰涩的封建文艺是鞭辟入里的批判。闻一多的诗一开始就显示了批判的锋芒。他高呼：“看着现在这牢狱的世界里无事不是痛苦”。可见编写《真我集》中的“我”，已经是受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浪潮的影响的新时代的青年。
《真我集》在诗的形式上，注意努力摆脱旧诗词的束缚，只是偶尔还见到留有痕迹。诗句参差不齐，用韵也无严格要求，写的是当时流行的自由诗。这为我们研究闻一多诗歌创作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有益的材料。
从研究律诗看闻一多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系
1921年12月，闻一多在清华文学社作报告：《A Study of Rhythm in Poetry》，可译为《诗的格律研究》。现存英文的详细提纲。这篇报告，讲了十个问题。从诗歌格律的一般理论、外国诗的格律，最后落脚到中国诗的格律。1922年3月，闻一多又写成了《律诗底研究》。它分七章，二十一节，现存手稿。这可能是五四以后最早用新的方法研究中国诗歌格律的长篇著作。
新诗刚诞生时，象胡适那样的诗人，实际上仍受旧诗格律的束缚，就象刚放大的小脚。闻一多在评论文章中强调指出，新诗应该摆脱旧词曲格律的羁绊。胡适从买办阶级立场出发，否认新诗应该建立起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新形式。闻一多斥之为“诗的自杀政策”。以后，郭沫若的诗以火山喷发式的爱国激情，突破了中国古诗的旧腔旧调。闻一多对此作过很高的评价，但又指出，他的诗“洋气重”。他说：“今之新诗体格气味日西。如《女神》之艺术吾诚当见之五体投地；然谓为输入西方艺术以为创倡中国新诗之资料则可，认为正式的新体中国诗，则未敢附和。”“为郭君计，当细读律诗，取其不见于西诗中之原质，即中国艺术之特质，以溶入其作品中，然后其结果必更大有可观者。”闻一多提出建立“新体中国诗”，即具有自己民族风格的新诗，这是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
为了促使新诗健康发展，闻一多开展诗歌理论的研究。过去对闻一多的评论，常有过分强调他受外国诗的格律的影响，其实并不全面。《律诗底研究》可以证明，闻一多努力借鉴外国关于诗歌格律的理论，以便总结中国古典诗歌的特点。他注意的中心，还是要使新诗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尽管他当时没有能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在理论上、创作实践上都作了努力，积累了经验，十分可贵。所以，《律诗底研究》不但是研究闻一多的重要材料，而且是中国新诗史上的宝贵文献。
闻一多为什么要研究律诗？他认为，“律诗为中国独有之体裁。”所以，“律诗能代表中国艺术底特质，研究了律诗，中国诗底真精神，便可探见了。”而且，“律诗兼有古诗，绝句，乐府底作用。学者万一要遍窥中国的各种体裁，研究了律诗，其余的也可以知其梗概。”在新诗刚诞生的时候，莫不痛诋旧诗之束缚，律诗当然更被指摘得“体无完肤”。闻一多却能这样提出问题，表现他在理论上有胆有识。
这篇著作的中心，是探讨什么是中国诗歌的特质。闻一多是从剖析律诗来解答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律诗有一般的抒情诗的特点，即简练、紧凑、整齐、精严。这是古今中外优秀的抒情诗所共有的。但是，律诗里又“有个中国式的人格在”。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他认为，“中国艺术最大的一个特质是均齐，而这个特质在其建筑与诗中尤为显著。中国底这两种艺术的美可说是均齐底美——即中国式的美。”形成这个特质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先民观察了整齐的现象，于是影响到他们的意象里去，也染上整齐的色彩了。”闻一多举了以易经为代表的哲学思想，是有变异的均齐；伦理观念也与均齐相联系；文字构造也大多均齐；甚至生活环境的布置也重均齐。所以，他得出结论：“均齐的美在中国艺术品中表现得最圆满”。
其次，他提出“浑括”是中国文学的又一特色。所谓“浑括”，是指律诗“内含之物必多。然律诗不独内容多物，并且这些物又能各相调和而不失个性。”这是指诗歌内容要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三是“蕴藉”。“蕴藉者‘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谓欤。”指的是诗歌的表达方法，重含蓄，忌刻露。
四是“圆满”。“凡律诗之组织、音节无不合圆满主义者。现在对隅平仄诸部分可谓至美尽善，无以复加”。
闻一多讲的中国文学的特质，实际上也是他指出新诗应努力的目标：诗要写得整齐、精炼、含蓄，这样才符合中国诗歌的民族传统。当时的新诗创作，正是存在着不整齐、不精炼、不含蓄的弊病。闻一多敏锐地认识到，只有重视自己民族的优良传统，才能改变这种情况，使新诗健康地发展。
正确的理论指导能促进诗歌创作的发展。闻一多自己诗歌创作的发展道路，就是很好的证明。他对新诗提出了这个要求，“取其不见于西诗中之原质，即中国艺术之特质，以熔入其作品中”。要具体地把握什么是“中国艺术之特质”已属不易，还要“熔入其作品中”，当然更为困难。闻一多自觉地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经过刻苦的艺术实践，在1922年秋，诗风发生明显的转变，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他在说明自己诗风转变的原因时写道：“神洲不乏他山石，李杜光芒万丈长。” (待续)刘烜
论彭晓雷的艺术形象
与林大中同志商榷 《读书》第一期林大中同志的《“控诉文学”及其他》，基本上否定了刘心武同志的小说《醒来吧，弟弟》。读完之后，颇为彭晓雷鸣不平，有一些意见同林大中同志商榷。
弟弟是“自相矛盾的概念复合物”吗？
林文认为，弟弟的内在性格很不统一，“沉睡的人不可能清醒，更不能对任何事情认真。……弟弟却既沉睡，又清醒，认真”，因而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复合物”。
弟弟的形象果然如此吗？非也。弟弟的性格有个显著的特征：表面淡淡的，内心炽热，口头上是出世，心想的是入世。从表面上看，他终日无所事事，喝酒，聊天，弹吉他。“四五”运动的英雄事迹，他说是“没意思”；厂党委书记的来访，他冷冷相待；一切严肃的话题，他报以嘲笑；周围的大事变，他置若罔闻。他胸中只有一团死灰，似乎真是“红尘”外的人了。然而拨开这团死灰，我们会发现，在它的深处跳动着一颗炽热的心。弟弟是清醒的，他十分清楚地知道，许多人，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是在弄虚作假。他们不仅曾跟着四人帮干过许多昧着良心的事，而且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些人仍然官话、空话、套话连篇。弟弟也是认真的。他们厂领导骗取了大庆式企业称号后，别人反应倒也一般，唯独他一反常态，庆祝大会还未开完，就溜了回来，与几个毛头小伙子喝酒哼歌，以发泄其内心的愤懑。可见，他看破红尘是假，对四人帮，对弄虚作假，强烈愤恨是真；于世无争是假，恨不能抽倚天剑，斩妖魔，扫除那些弄虚作假是真。他的看破红尘，即所谓的“沉睡”，只是一种对黑暗腐朽势力无可奈何的自我解嘲，一种对它们的反抗形式。消沉、沉睡与认真、清醒，粗看是根本不相容的，然而在弟弟的性格中却有着一种辩证的、和谐的统一。在消沉、沉睡的表象下，闪耀着认真、清醒的思想火花——这就是弟弟性格的内在特征。林文说：“沉睡的人不可能清醒，更不能对任何事情认真”，这种逻辑推理未免简单化了。看起来不相容的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水乳交融地溶化在一起。这是一种矛盾吗？是的。但是生活就是如此。
概念的产物，还是生活的结晶？
林文在否定了弟弟性格的统一性后，进而还否定了弟弟形象的真实性，说他是背离生活逻辑的概念的产物，是“被任意支配的传声筒和工具”。
这样的分析，不知根据的是什么？当年，林彪、四人帮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理论上装得最纯洁，实际上干得最卑鄙，青年人很容易上当受骗。而一旦他们的假面被揭露之后，有些青年人又很容易在激愤之余，把那些确实是纯洁的理论也当成是虚假的了。粉碎四人帮后，许多官话、空话、套话依然存在，弄虚作假依然存在，又自然而然地会使那些青年产生一种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思想。他们或者是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或者是闭口如钳，冷对一切；或者是喝酒哼歌，自我麻醉。其实，面对这种情况，又何止是有些青年人宣称看破红尘？许多中年人、老年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不过表现方式或有不同罢了。以上这些，就是弟弟形象塑造的生活依据。刘心武正是从生活出发，用艺术家的胆气，把这种隐藏在生活深处的许多不同职业、年龄、性格的人们中所存在的普遍现象，加以集中概括，使之典型化，塑造了弟弟的形象。他是一个人，又是一群人。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林彪、四人帮在人们心灵上造成了多么惨重的内伤，看到了那些弄虚作假者又是怎样无情地摧毁了人们的精神支柱。弟弟是现实生活中本来就有的一类人物的代表，怎么能说是某种概念的产物呢？
仅仅是“控诉”吗？
否定弟弟形象的真实性，又必然要否定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林文说，彭晓雷是个“‘控诉文学’的奇特事物”，其意义不过因为作者要借弟弟之口来控诉四人帮的罪恶。其实，彭的形象的典型意义决不仅仅在“控诉”。彭晓雷为什么会看破红尘？作品在第一节交待得很清楚。他本来是个满蓄着稚气与欢乐的少年，他真诚地相信党、相信毛泽东思想，为了表示自己的“三忠于、四无限”，曾毫不犹豫地把铸有“四个伟大”字样的红像章，狠劲地别到了左胸的肉皮上，直到现在，胸脯上还留着两个米粒大的伤疤。林彪与四人帮的垮台，使他看清了原来许多表面上神圣的东西，实际上是一场骗局。他感到受了愚弄后，开始看破了。然而，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在这里。粉碎四人帮后，弟弟的眼里重新闪出亮晶晶的光彩。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挂满了对角交叉的彩旗，以表达自己激动兴奋的心情。但不久，他竟又复归于冷漠。他怎么也弄不懂，为什么有些东西依然如故？他的爸爸曾被四人帮一伙打成“复辟派”折磨而死，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要求给自己的亲人平反昭雪，却被告知“当时批邓没有错”，“不要纠缠历史老帐”，而弟弟所在的那个厂又照例地在披红挂绿，“再次被评为大庆式企业”。所有这些使弟弟更加一步步消沉下去，以至变成一个愤世嫉俗，又有点玩世不恭味道的青年形象。这是控诉吗？是的，弟弟的形象尽情地控诉了林彪、四人帮一伙搞的现代迷信的危害。它同时又是暴露，尖锐地暴露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干部队伍中还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违背事实的假话，不切实际的套话，正在严重地挫伤着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彭晓雷的“看破红尘”就证明了这一点。可见，彭的形象的典型意义决不是“控诉”两个字就能概括得了。与《班主任》对比一下，这一点，我们会看得更清楚。《班主任》中的谢惠敏是个尚未觉悟，又自以为是革命者的一类人的形象；弟弟则是一个具有某种意义上的觉悟，但还未走向革命的一类人的形象。在揭批四人帮的今天，谢式的头脑僵化不乏其人，彭式的“看破红尘”也大有人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彭式的人物要更多一些，问题也更严重一些。也就是说，在弟弟的形象身上，作者容纳与概括了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因此弟弟形象的认识价值在当前也要更大一些。它启示我们：必须与弄虚作假、官僚主义展开不调和的斗争，否则，我们不可能真正地消除四人帮的流毒，也不可能真正地调动起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不过，彭晓雷形象的塑造，也还是有自己的缺点，这主要表现在作者对彭的思想性格的内容把握得不够全面。在社会生活中，那些理想幻灭，口称看破红尘，其实愤世嫉俗而又无所作为的人，大都是富有正义感，纯朴、善良的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人们已感到幻灭的理想，也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严格地说来，这类人物原来的理想，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头脑中那种理想，实质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幻想。因此，他们在坚持其理想时，能狂热到把红像章别到皮肉上，而一旦其理想与现实的岩石相撞后，他们又很快地陷入苦闷、虚无。对于这类人物的理想的实质，《醒来吧，弟弟》是没有揭示的。否则的话，弟弟的形象将会塑造得更加典型些。
另外，林文所指出的那种概念化毛病，在弟弟的形象塑造上也确实存在着。从作品对弟弟思想转化的处理上，就能看出这一点。作品在描写彭如何由一个天真纯洁的少年变成一个消极遁世的青年时，处理得十分令人信服。但在结尾时，让卢书记的几次小接触就使弟弟转变认识，准备走向红尘，这种描写就未免不真实了。我们知道，弟弟的看破红尘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在许多年里，对许多事情、许多人的认识中，逐渐形成的一种顽固的观念，不是几次小接触就能动摇的。试想，连四五运动他都认为是“没意思”，与卢书记的几次小接触对其思想转变，又能起多大作用？卢书记初次来访时，弟弟曾毫不客气地说：“以往新来的一把手，也都是这么开始工作的：穿上工作服到车间干半天活啦，骑着自行车到职工家问寒问暖啦，……可不出两个月，瞧吧，他们就钻进办公室，开起马拉松会来了。再难见着！”既然弟弟对他们厂领导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既定观念，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不会也同样怀疑卢书记？按照人物性格的内在发展来说，弟弟完全应当这样怀疑，不这样怀疑，倒是奇怪了。然而作品只让弟弟与卢书记相处半个月，只有几个小接触，就“开始步入‘红尘’”，这样处理确实有点概念化。
尽管彭晓雷的形象塑造还有这方面或那方面的缺点、不足，但总的来看，彭的形象塑造，还是较为出色的。它基本上遵循了生活的逻辑，提出的是生活中的问题，塑造的是生活中的形象，启示我们该如何地正视生活，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生活，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与认识价值。我们不应当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夸大其词，危言耸听，把这一形象说得一个钱不值。刘泽林
《根》被控剽窃
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的长篇小说《根》成为畅销书以后，拍了电视片，又获得普立兹文学奖，甚为轰动。但去年被作家哈罗德·柯兰德指控为剽窃其《非洲人》一书，要求分享《根》的一半稿费。纽约地方法院认为证据确凿，哈利也只好承认自己“疏忽”，希望在法庭外私下解决。普立兹奖金委员会从未遇到这种事，也深感棘手。鸿国
兼听与纳谏
如果一个领导人说的话，别人不能按照自己心里想的，表示赞成还是反对，只能“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史记·刘歆传》)，那么，这个领导人一定是脱离群众，会把事情搞糟的。
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盲从，反对“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以为上了书的就是真理”(《反对本本主义》)。但是，林彪、“四人帮”却故意制造现代迷信，鼓吹毛泽东同志说的话“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闻风而动”，“紧跟”、“照办”。这不就是主张盲从吗？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少人是上了大当，我们的党和国家也是吃了大亏的。
历史上有些比较开明的封建帝王，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唐太宗李世民就主张兼听，确实做得比较好。
贞观元年，李世民对黄门侍郎王
贞观二年，李世民问魏征，做人君的，怎样做才能“明”，怎样做就会“暗”？魏征说：“君所以明，兼听也；所以暗，偏信也。”他还举例说，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所以会国灭身亡，一个重要原因是偏听偏信，被奸臣封锁蒙蔽，就要死到临头了，自己还不知道(《新唐书·魏征传》)。李世民非常赞赏魏征的见解，并对一些大臣说：“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只有兼听、纳谏，君臣上下“共相切嗟”，才能把国家治理好(《贞观政要》卷一)。
李世民还经常说，做皇帝的只有自己想知道自己的过错，别人才敢批评他。如果自己认为自己是圣贤，不会犯错误，谁还敢对他提意见呢？这样的人想不失败，怎么可能呢？一次，李世民在九成宫宴会近臣，魏征也参加了。长孙无忌对李世民说，魏征曾劝隐太子把你杀掉，本来是你的仇人，想不到今天会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宴会啊！李世民说，魏征以前的确是我的仇人，但“……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魏征听了这话，赶忙叩头拜谢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贞观政要》卷二)。
贞观初年，李世民为了“求谏”、“兼听”，对于批评他的人，总是给予鼓励，即使批评错了，也不怪罪，甚至还故意给予奖赏。
李世民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够兼听、纳谏，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兼听也吧，纳谏也吧，最高最后的裁定人，还是他自己。所以，李世民的兼听、纳谏，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民主，还是有原则区别的。我们所说的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能当人民的公仆，不能当人民的主人。当然更不能象封建帝王那样，君临于人民之上。但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上级对下级，领导对群众，毕竟可以从这里受到启发。应该既听顺耳之育，也听逆耳之言；既听正面的意见，也听反面的意见。这样才能改进领导作风，做好各项工作。
我们有些领导人，思想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听到一点不同意见，或者几句刺耳的批评，就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他们把解放思想、发扬民主与安定团结对立起来。认为要讲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就会破坏安定团结，要维护安定团结，就不能讲解放思想、发扬民主。这就要弄清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安定团结的局面呢？是死气沉沉，鸦雀无声，还是生动活泼，畅所欲言？畅所欲言，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就难免会有错误意见，这是正常的，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有人借口发扬民主，从“左”的或右的方面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只要我们认真对待，措施得当，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奉劝这些同志学习一点唐朝初期的历史，研究一下“贞观之治”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于迟
读《玉抱肚·官悟》
明代有首《玉抱肚·官悟》的小曲，有句曰：“一边是富贵荣华，一边是地网天罗。忠臣义士待如何？自古君王不认错！”①——这首小曲的最后一句，说得好极了！它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位居“九五之尊”的封建帝王们，历来是“不认错”，也就是不肯纳谏的；而那些进谏的“忠臣义士”，则往往挣扎在封建专制主义淫威的“地网天罗”之中。
历史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
为了欺骗人民群众，以及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任何剥削阶级总是要装饰几枝虚幻的花朵。设置“谏官”，表面上允许在帝王的耳边可以嘁嘁喳喳，就是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机器上“只可雾中看”的一朵惨白的小花。《尚书·胤征篇》谓：“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据此可知，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帝王求谏的把戏，是由来已久的。
玩把戏的人有句口头禅：“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历代封建帝王的最骗人的把戏，是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在董仲舒之流“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鼓噪声中，把自己美化为神。于是，帝王的嘴巴“含天宪”，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了“圣旨”，即“天之令也”②，是芸芸众生不能触犯丝毫的。这就不难想见，向头上缭绕着灵光圈、人间真正的至高无上的神——帝王进谏，尤其是“犯颜直谏”，其后果是什么了。
举几个尽人皆知的例子：殷纣王的叔父比干，见纣王荒淫无道，屡次劝谏，竟被纣王下令剖腹而死；另一个纣王的亲戚箕子，也是屡次进谏，纣王不但不听，反而一巴掌把他打入牢房，直到周武王灭商后，才被释放。明朝正德元年，御史蒋钦等进谏，弹劾权奸刘瑾，竟被廷杖，打得皮开肉绽，惨死狱中；天启四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进谏，奏劾臭名昭著、罪大恶极的宦官魏忠贤三十二条罪状，结果左光斗被罢了官，死在牢里。如此等等，史不绝书。
也许有人会说，殷纣王之流是暴君、昏君，是拒谏饰非的，“明君雄主”——也就是好皇帝，当非如此吧？也不见得。朱元璋显然不能算是坏皇帝。但是，他对进谏者也常常是“龙颜大怒”，滥杀谏者。洪武初年，御史王朴生性鲠直，每向朱元璋进谏，“辨是非不肯屈”，“太祖怒令戮之，及市，召还，谕之曰：‘汝其改乎？’朴对曰：‘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得用之？’”③王朴的回答，义正词严。但朱元璋还是一刀砍下了他的头。即使以求谏、纳谏闻名的唐太宗李世民，又哪里能真正正确对待进谏者？著名的谏臣魏征，生前曾被李世民似乎视为掌上珠，病死后，李世民还煞有介事地跑到他家，“拊之流涕”。但不久，却解除了其女衡山公主和魏征儿子叔玉的婚约，并悍然“仆所为碑”④，即推倒了他亲自作碑文的魏征的墓碑。唐太宗对谏臣的真情实感，如此而已！
在历代帝王的眼里，谏官究竟算是什么呢？鲁迅曾指出：“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以说的。”⑤看来，在帝王的眼里，即使是最受宠信的谏官，至多也不过是允许进言“补一补”“袍角”的奴才。有些谏臣，也未尝不知道自己的这种身分。元代至元二十四年，桑哥“专权擅政，虐焰薰天”，大臣王彻理向元世祖忽必烈进谏，力斥桑哥之罪，忽必烈大怒，下令左右开弓，猛打王的耳光。王辩护说：“臣思之熟矣，国家置臣子，犹人家养犬。譬有贼至而犬吠，主人初不见贼，乃
“自古君王不认错！”——应当说，这支小曲是独具只眼的。
① 路工编：《明代歌曲选》卷10。
②《董子文集》卷1。
③《南京都察院志》。
④《新唐书·魏征传》。
⑤《且介亭杂文·隔膜》。
⑥《南村缀耕录》卷2。
⑦《曲洧旧闻》卷1。
⑧《元曲选》甲集，《包待制陈州粜米杂剧》。王春瑜
容闳和他的《西学东渐记》
容闳(1828－1912)，字纯甫，广东香山人，生于澳门彼多罗岛。他写过一本自传性的书，是用英文写成，书名《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一九○九年在美国出版，一九一五年商务印书馆发行译本，题名《西学东渐记》，是一本值得怀念的书。
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过：“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毛主席所列举的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进步的中国人中，从引进西方文化的角度看，严复的功绩和影响最大。他所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等书，成为他的不朽事业。当时所谓西方真理，就是西化。中国接触到近现代的西方文化，推动着我国历史的发展前进。康梁的维新运动，固然失败了，有它的历史意义。过二十年，五四运动爆发，以文化为中心的思想解放，发出了灿烂的光辉。五四思想的中心内容是民主和科学。光阴如逝水，五四过去六十年了。我们非常幸运，亲爱的祖国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迎接再一次思想大解放，而思想大解放的内容仍然是民主和科学。民主是手段，四化是目的。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在热心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也要学习先进学问。现在我们派遣大批人员出国考察，也派遣大批青年出国留学，这是根本之图。为了借鉴前人的经验，容闳和他的《西学东渐记》是值得略加介绍的。
容闳是较早到西方留学，并且用其所学，筚路蓝缕，为祖国的教育文化和物质建设做了开山辟路的工作。容闳最注重教育事业，他引西方大教育家阿诺尔德(Arnold)的话说：“善于教育者，必能注意于学生之道德，以养成其优美之品格；否则，仅仅以学问知识授予学生，自谓尽其能事，充乎其极，不过使学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书，或一具有灵性之鹦鹉耳，曷足贵哉？”这可作为容闳的教育主旨看。
容闳自幼读书于澳门西塾玛礼逊学校，一八四○年鸦片战争起后，学校迁至香港；一八四六年主持校务的布朗(S.R.Brown)回美，容随行赴美学习。一八四七年一月初由黄埔首途，乘帆船，经拿破仑流放地圣赫勒拿岛，到达纽约，赴麻省，入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肄业，预备入大学，在英文班中学习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哲学等课。一八五○年夏赴纽海文(New Haven)考入耶鲁大学。他视数学为畏途，对微积分更甚。以英文优异，二、三两学期均获首奖，于一八五四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以中国人毕业于美国一等大学校，容闳为第一人。
容闳于一八五四年离纽约归国，船行一百五十四日到香港。一八五五年居住广州，住处与行刑场相近。这时太平军正盛，广东发生暴动，两广总督叶名琛以极残暴手段镇压，统计此夏所杀，有七万五千余人。行刑场中流血成渠，暴尸生蛆，空气如毒雾。容因此深恨满人，而同情太平天国。
一八六○年十一月，容闳特至天京晤见洪仁
容闳对曾国藩甚为倾倒，他于一八六三年因友人丁日昌介绍，至九江拜见曾，建议创立机器厂。他的见解是：“今日中国欲设立机器厂，必先以普通基础为之，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可造出种种之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例如今有一厂，厂中有各式之车床锥锉等物，由此车床锥锉，可造出各种根本机器，由此根本机器，即可用以制造枪炮、农具、钟表及其他种种有机械之物。以中国幅员之大，必须有多数各种之机器厂，乃敷应用。而欲立各种之机器厂，必先有良好之总厂以为母厂，然后乃可发生多数子厂，乃复并而为一，通力合作。以中国原料之廉，人工之贱，将来自造之机器，必较购自欧美者廉价多矣。”曾国藩深以为然，即委容闳以全权，赴美国购办机器。容闳经香港，取道苏彝士运河，到法国和英国短期勾留，至美国购得机器，于一八六五年春启运回国。这时曾国藩已攻克南京，容至徐州再见曾，曾奏清廷请奖，奏云：“容闳为留学西洋中国学生，精通英文，此行历途万里，为时经年，备历艰辛，不负委托，庶几宏毅之选，不仅通译之材。拟请特授以候补同知，指省江西，尽先补用，以示优异，而奖有功。”容闳对此感为幸遇，却不甚重视。
这个机器厂设在上海高昌庙，就是有名的江南制造局。此厂于一八六七年建成，曾国藩适任两江总督，他视察江南制造局时，见机器自动运转之状，大为喜悦。容闳乘机建议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授中国学生以机器工程的理论与实践，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曾极赞扬，不久即告实行。以后制造局的兵工学校造就了许多机械工程师人材。
容闳志在教育改革，他与丁日昌见解相合。丁升任江苏巡抚，容至苏州见丁，谈教育计划，由容具一详细说帖，由丁转致军机大臣文样，请其转奏清廷。说帖条陈四项：一，中国应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以改革漕运。二， 政府应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三，政府应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同时筑铁路，以利交通。四，应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容闳的四项条陈，重点在第二条，余三条为陪衬。派遣留学生的办法是：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五年，学生年龄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著有成效，则以后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以汉文教师同往，兼习汉文，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
此事，文祥未及上奏而去世。一八七○年天津教案发生，清廷派曾国藩、丁日昌、毛旭西等四大臣出任交涉，容闳重提派留学生出国事，由曾国藩领衔入奏。这年冬，教案了结，奉批“着照所请”。容闳的多年教育理想得以实现，他自谓“将于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其衷心快慰，可以想见。设留学事务所，容闳与陈兰彬为正副监督。学生人数定为一百二十人，分四批，每批三十人，按年分送出洋，年龄定为十二岁以上，十五岁以下，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质经医师检查合格，考试科目，汉文写读，已习英文的兼试英文。及格的先入预备学校，习中西文字，至少一年，才可以派赴美国留学，学期十五年。
一八七一年夏，所招学生未满第一批定额，容闳自己到香港，于英政府学校里选足其数。当时交通通讯所限，预备学校招考时，北方应者极少，来者皆广东人，广东人中又多香山籍，一百二十名官费生中南方人十居八九。这些学生虽多数未能毕业，却都学有所得，而有贡献于祖国。
一八七二年夏末，第一批学生三十人渡太平洋赴美国，至一八七五年秋最后一批学生抵美，陈兰彬请假回国。陈归北京三月，政府派容闳和陈兰彬同为驻美公使，吴子登为留学新监督。容闳知形势有了变化，为之心忧。吴、陈二人视留学生为眼中钉，处处吹毛求疵，造作种种谣言，诬蔑学生，破坏留学生事业，说国家和学生未得其益，反受其损。清廷决定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学生，这一百二十名留学生遂于一八八一年黯然返国，他们以后多有所成就，为祖国做出贡献。此事对容闳精神上的打击甚大，堪为浩叹。
清廷撤回留学生的决定传到美国，耶鲁大学校长朴德(Pre-sident Porter)写一长函给中国总理衙门，痛陈其不当，略云：“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尽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益，尤为外人之所乐道。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凡此诸生之尽善尽美，实不愧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学生既有此良好之行为，遂亦收其良好之效果。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今乃忽有召令回国之举，不亦重可惜耶？”然事已无可挽回。官僚谗嫉，朝廷昏
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起，容闳在美国，激于爱国心，连发两书与国内，条陈抗日制胜之策。上之湖广总督张之洞，张赞成借英款购铁船，雇外兵，从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之策，派容速赴伦敦借款。事已有成，遭李鸿章之反对而失败。张之洞电促容归国。一八九五年初抵上海，其时张调为两江总督，晤于南京。张不谈借款事，谈到李鸿章，张斥李为贪鄙庸懦之匹夫，斥李水陆两战皆大失败，作是革职，几乎不保其首领。容陈外交、财政、海军、陆军四方面的新政策，张不置可否，也不发表意见，默然静坐，好象已经干了的海棉，只能吸水入内，而不复外吐了。
甲午战争时，容闳又曾介绍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言“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事。孙当时年二十八岁，上李书中见解与容相同。
一八九六年容闳在上海，拟请政府在北京设立国家银行，写成条陈，怀之入京。晤旧友张荫桓，这时张任总理衙门大臣和户部左侍郎，赞同容的计划，得到户部尚书翁同
一八九八年九月，戊戌政变，容闳适在北京。他的住处成为维新党领袖会议场所。党人被捕杀，容去上海，托迹租界，组织强学会分会，被选为会长。一八九九年再迁至香港，两年后(1901)复至美国。过台湾，晤见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有一场面斥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另有值得补叙的一件事，即调查秘鲁华工之事。一八七三年容闳在天津，奉直隶总督李鸿章之命，赴秘鲁调查华工情况。当时秘鲁派专使至天津，与李鸿章交涉招募华工，李命容闳晤秘使谈判此事。秘使和颜悦色，甜言蜜语，吹嘘华工在秘如何受优待，如何发财致富，促速与秘鲁订约。容闳生长澳门，素知华工被运出国，当做猪仔，辗转贩卖，出苦力，遭虐杀，十人出去，十人不得生还。容面斥秘使的谎言。李鸿章命容闳赴秘鲁，调查华工情况。容至秘鲁，查得华工悲惨实况，并摄有照片为证。李鸿章以事实拒驳了秘使，中国政府禁令华工出洋，猪仔之祸乃不如前此之甚。容闳协助李鸿章取得这项外交胜利，造福于劳苦人民，是很有意义的。
我写此文，不仅在于推荐容闳和他的书，尤其在于表述他的为人。容闳品格优异，道德高尚。他热衷学问，追求真理；他放眼世界，热爱祖国；他刚正不屈，敢于斗争；他学有所长，躬行实践；他功在史册，遗泽后世；他在政治上是一个爱国的民主派。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很不平常的。
容闳出身寒微，早年丧父，靠慈母抚育成人。他童年读书时，母亲以劳动所得供给学费，他个人也做临时工补助家用。他以热心助人，极重友情，邻里乡党，无分男女老幼，都对他爱重。他一心向往到海外读书，当他得到出国求学的机会，就毅然向母亲告别。当母亲不忍爱子远渡重洋，恐终生不再相见，他坚请母亲放心，以成全儿愿，母亲终于答应了。容闳喜感交集，母子垂泪拥抱。谁无慈亲，谁无别离，读书至此，能不下泪？容闳一去八年，学成还乡，老母健在，快慰何极！容母有此佳儿，也不枉她老人家半生鞠育之劳了！王芸生
《张承吉集》影印本
中唐著名诗人张枯(一作张
漫谈惠特曼
提起惠特曼，今天谁都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民主诗人。但是在生前，他却很倒霉，挨了一辈子骂，受了一辈子穷，晚年得了风瘫症，孤苦伶仃地隐居在凯姆登小镇上。盖伊·艾伦写过一本惠特曼评传《孤独的歌手》，艾默瑞·霍洛威写过一部惠特曼研究《自由而寂寞的心》，都多少说明了他的遭遇，杜甫有一句诗“寂寞身后事，”若把“后”改为“前”，拿来形容惠特曼的一生，倒也颇为合适。
一八五五年七月四日，在纽约，一本薄薄的小诗集出版了。这本小书只有九十五页，包括十二首诗和一篇序。绿色的封面，封底上画了几株嫩草，几枚
社会上的评价可不象自家人那样客气，简直是一大堆臭骂。伦敦《评论》报认为“作者的诗作违背了传统诗歌的艺术。惠特曼不懂艺术，正象畜牲不懂数学一样。”波士顿《通讯员》则把这本诗集叫做“浮夸、自大、庸俗和无聊的杂凑”，甚至骂作者是个疯子，“除了给他一顿鞭子，我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连作者的服装、像貌都成为嘲笑的对象，说看他那副模样，就能断定他写不出好诗来。
作者送给朝野名流的几本书，也没有得到好报。惠蒂埃把他收到的一本干脆投进火里，朗费罗、赫姆士、罗威尔等人则不予理睬。林肯看后，把书带回到办公室，告诉别人说，险些儿给家里的女流们烧掉。
唯一的例外就是送给爱默生的一本。爱默生不但马上读了，而且作出了世界文学史上最精明果决的判断。如果我们考虑到爱默生在当时美国文坛上的声望和地位，这一本土里土气的怪书竟然闯入新英格兰文化中心康考德华贵优雅的书斋里，而受到热情洋溢的赞赏，不能不说是一件奇闻。奇文共欣赏，爱默生写给惠特曼的回信值得全文照译出来。
亲爱的先生：
对于才华横溢的《草叶集》，我不是看不见它的价值的。我认为它是美国至今所能贡献的最了不起的聪明才智的菁华。我在读它的时候，感到十分愉快，伟大的力量总是使我们感到愉快的。我一向认为，我们似乎处于贫脊枯竭的状态，好象过多的雕凿，或者过多的迂缓气质正把我们西方的智慧变得迟钝而平庸，《草叶集》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为您的自由和勇敢的思想而高兴。我为它感到非常高兴。我发现美妙无比的事物，正象应该表现的那样，表现得无比美妙。我还发现那种大胆的处理，它使我们感到十分高兴，恐怕只有深刻的理解力，才能够启发它。
在一个伟大事业开头的时候，为了这样良好的开端，我恭贺您。这个开端将来一定会有广阔的前景。我揉揉眼睛，想看看这道阳光是不是幻觉；但是这本书给我的实感又是明确无疑的。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加强和鼓舞人们的信心。
直到昨天晚上，我在一家报纸上看见本书的广告时，我才相信真有此书，而且能在邮局里买到。我很想会见使我受到教益的人，并想定下一个任务，去访问纽约，向您致敬。
爱默生
一八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于麻塞诸瑟州康考德。
过了几个月，爱默生果然到纽约去会见了惠特曼。一八五六年九月，增订的《草叶集》第二版问世，共有三百八十四页。爱默生的信全部印在封底，同时还印了作者的一封回信。作者吹嘘说第一版已经卖尽，并且以伟大的美国诗人自居。三十三年后，惠特曼对特劳贝尔说：“我并不认为我没有一点毛病。总得有人替我说话嘛。既然没有人愿说，我就自己说。”②大多数天才诗人身上都有那么一股狂气。我们原谅惠特曼，特别因为他是个非常寂寞的诗人。
爱默生赞赏《草叶集》主要着眼于它的民族特色，所以他在给英国作家卡莱尔的信中说，它是“地道的美国产物。”但是《草叶集》中所表达的某些大胆想法、先进思想，就连他也觉得格格不入。一八六○年初，《草叶集》第三版行将出版时，爱默生劝告惠特曼把公开描写性爱的组诗《亚当的儿女》抽掉，惠特曼并没有接受。
* * *
惠特曼如果生在“四人帮”当权的中国，肯定会被戴上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就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封建礼教比较淡薄的美国，他也没有少吃苦头。
一八六五年夏，惠特曼在华盛顿内政部当一名小职员。有一天他忽然接到一个通知说，部里决定开除他的公职。原来新任部长哈伦在惠特曼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本注解本的《草叶集》，认为作者是个不道德的人。
二十五年之后，即一八八一年，波士顿的出版家欧士古德要求出版《草叶集》新版。惠特曼事先警告他，有几首歌颂性爱的诗引起过麻烦，但是一直保留在集子里，这一次也得照印。同年秋天，惠特曼赶到波士顿，亲自照料排校、印刷事务。书已经开始发售了，波士顿地方检查官却宣布《草叶集》是淫书，出版者只好撤销了合同。
《草叶集》里最受攻击，被认为大逆不道的诗有两首。一首是《给一个普通妓女》，作于一八六○年，收在《秋溪》组诗中，只有六行，我们照译在这里：
镇静些——不要不安——我是华尔特·惠特曼，象大自然一样豪放、多情，
除非太阳排斥你，我才会排斥你，
除非河流拒绝为你闪闪发光，树叶儿拒绝为你沙沙作响，我的诗才会拒绝为你闪闪发光、沙沙作响。
我的姑娘，我和你定个约，我要求你作好准备，不要辜负下一次的相会，
我还要求你保重，安心等待我再来。
再见，我用含着深意的眼光向你敬礼，叫你不会把我忘记。
另一首是《一个女人等着我》，作于一八五六年，收在《亚当的儿女》组诗中。这一首较长，我们择译主要部分。
一个女人等着我，她包罗一切，什么都不缺，
然而，如果缺少性，或者缺少健全的男性的滋润，就什么都缺。
性包罗一切，肉体、灵魂、
意义、证据、纯洁、精致、结果、散布、
歌曲、命令、健康、自豪、母性的神秘、精液、
世上一切的希望、恩惠、馈赠、一切的热情、爱、美、欢喜、
世上一切的政府、法官、神、信徒们
这些都包罗在性里，作为它的各部分和理所当然的明证。
我喜欢的男人知道并且承认他的男性是美妙的，不难为情，
我喜欢的女人也知道并且承认她的女性也是美妙的，不难为情。
现在我要撇开那些冷淡无情的女人，
我要和等着我的女人呆在一起，和那些热情的、令我满意的女人呆在一起，
我看出她们理解我，不拒绝我，
我看出她们配得上我，我要成为她们的壮健的丈夫。
她们一点也不比我差，
她们的脸给大风和烈日吹晒得黑黑的，
她们的肌肉有那种天生的奇妙的柔和性和力量，
她们知道怎样游泳、划船、骑马、摔跤、打枪、奔跑、打击、退却、前进、抵抗、保卫她们自己，
她们掌握自己的权利——她们镇静、清醒、具有高度自制能力。
我把你们，妇女们，拉近身边，
我不能让你们走，我对你们有益，
我为你们，你们为我，不但为我们自己，而且也为别人，
伟大的英雄和歌手沉睡在你们身子里
不在别人的，只在我的接触下，他们才愿意醒来。
…………
我把禁闭在我身上的河流倾注到你身上，
我把未来的一千年往你身里藏，
在你身上我接上心爱的一切和美国，
我种在你身上的种子将成长为新的艺术家、音乐家、歌手和猛勇、健壮的姑娘。
清教徒式的评论家和绅士、淑女们(包括爱默生的夫人在内)之深恶痛绝这两首诗，不是没有其客观历史原因的。娼妓是一种社会罪恶，男女关系是一个肮脏题目，是碰不得、说不得的，这是一；他们对于作者和作品，实在太无知，而且也不想去作一点研究和分析，这是二。
惠特曼当过多年报纸编辑，经常撰写社论。一八五七年起他在布洛克林《时报》编辑任内，写过许多评论妇女问题的文章，他号召妇女提高知识水平，研究妇女生理卫生，不作伤害身体的流产手术。他调查研究在城市中盛行一时的卖淫制度，阅读这一方面的书籍，到妓院林立的红灯地区去作实地考察，他完全清楚卖淫对于青年妇女们的健康和精神的危害。他在一篇社论中写道：
特别是住在纽约和布洛克林的，四十岁以下、出身较好的技工、徒工、海员、驾手、机械师，等等，在他们中间，嫖妓成为家常便饭。谁都不去想一想它的危害性，更可怪的是，好象没有娼妓，生活便无“趣”了。
上述的那些人们中间，没有传染上疾病的有多少？在那些青年中间，没有沾染上恶习的又有多少？
当然，惠特曼明白卖淫是历史悠久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不是一下子可以取消的。但是他对布洛克林市政府作过严厉批评，批评它没有积极支持山格尔医生的调查研究工作。
对娼妓，向来有各种不同的态度。从作为玩物而加以蹂躏到作为被侮辱与损害者而予以同情以至作为阶级压迫的牺牲品而予以尊重，大致标志了几种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认识水平。美国现代诗人马斯特·李有一首诗，写他的寡母晚上空手出去，夜里带着食物回来，则是把被迫作了神女的母亲当作纯洁的圣母看的。有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表面上是禁娼的。但是只有糊涂虫才会相信苏联，古巴，越南，没有娼妓。没有明娼有暗娼。娼妓不但存在于大城市贫苦居民之中，而且存在于特权阶级上层社会之中，不但出现于裙钗粉黛之中，而且出现于堂堂须眉之中。从某一种意义上看，卡斯特罗、黎笋之流为了金钱、军火，把什么都出卖了，何止肉体。从某种意义上看，现在的古巴和越南就是大窑子，而那些苏联顾问和克格勃就是大嫖客。以今视昔，我们觉得那些清教徒们，伪君子们对惠特曼的攻击，只能说明他的眼光短浅、头脑冬烘、心地卑鄙。
对惠特曼来说，性就是人体的能源，是全世界物质生命——男女、动物、植物——的关键。他并不认为肉体是邪恶的。
精神从肉体得到的，正如它给予肉体的一样多，假如不更多。
他还认为男人的肉体首先是在女人的肉体里面形成的，难道这也是色情？在《一个女人等着我》里，我们看见诗人歌颂的是生殖力，并把它当作“生、养、死亡、不朽”这个循环中的一个环节。诗人自己则作为“健壮的丈夫”的象征，把“未来的一千年”嫁接在那些灵活的、健壮的、皮肤晒得黑黑的妇女身上。我们不同意，象劳伦斯在他的《论惠特曼》一文中所说，惠特曼诗中的女人就是“肌肉和子宫，她们不需要有面孔。”但在这首诗里，她们确实只是一个意像，而不是一个感官经验，这一点则是十分明显的。惠特曼从来不怕大胆地、直白地表示和坚持他的意见。在他的一生中，要他清洗《草叶集》的压力来自各个方面，诬蔑和辱骂多得吓人，但他坚守阵地，全给顶回去了。他对艺术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为反对“躲躲闪闪、鬼鬼祟祟、模棱两可，不敢打出鲜明旗帜”而进行的斗争。
今天，我们有一切的证据来推翻那些清教徒和伪君子强加在惠特曼头上的诬陷之词。他的弟弟乔治是个老实人，他不大理解他哥哥的诗，但是对他哥哥的为人，他的发言却具有无上权威，他在惠特曼去世之后说：“所有那些‘指摘’和‘怀疑’，都是不公平的、毫无根据的。”惠特曼的一位老朋友说：“他没有听见惠特曼说过一句不能当着他老太太的面说的话。我们有时取笑他的诗，但是我们全都喜爱他这个人。”据比·柏里说，从一八六二年起，惠特曼过的一直是异常清贫朴素的生活。
① 见《孤独的歌手》150页。
② 见特劳贝尔：《和惠特曼在一起》卷四152页。荒芜
爱罗先珂的两本书
一 《枯叶杂记》
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在他本国的文学史上也算不得怎么被重视的人物，但是这位并不出名的外国作家，“五四”以后却影响了我们不少文学青年。这功绩，应该属于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翻译介绍了爱罗先珂的好几本书，主要的是《爱罗先珂童话集》和《桃色的云》。鲁迅赞扬他用了血和泪来写书。在《狭的笼》译后附记里，鲁迅还把爱罗先珂与印度诗圣泰戈尔相比。爱罗先珂在《狭的笼》里反对印度古老而野蛮的风俗“撤提”，即男人死后，将寡妇和死尸一处焚烧。鲁迅说：“广大哉诗人的眼泪，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撤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爱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撤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我诅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这些话是鲁迅翻译完爱罗先珂的头一篇作品以后讲的，时在一九二一年八月，那时盲诗人的双脚还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说来真不简单，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鲁迅先生就大不敬于享誉世界文坛的泰戈尔，而瞩目于了无声名的爱罗先珂，这种胆识怎不令人敬佩呢？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巴金在编完译文集《笑》以后，特别提到爱罗先珂对“五四”以后一代新文学作家的影响，他说：“我喜欢的倒是《狭的笼》、《雕的心》、《幸福的船》等，它们给我(还有和我同时代的青年)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一九三一年三月，巴金在编完爱罗先珂的童话集《幸福的船》时说过：“他(指爱罗先珂)象一个琴师，把他‘对于人类的爱和对于社会的悲’谱入了琴弦，带着一个美妙而凄哀的形式，弹奏出来，打动了人们的心。”
鲁迅、胡愈之、巴金、夏
爱罗先珂在印度以“带着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先不容于英国人，接着又被日本看作“宣传危险思想”驱逐出境，于是他便来到了中国。从一九二一年八月到一九二三年四月，他在中国居留的时间并不长(这中间还到赫尔辛基去了四个月)，但是，苦难的中国又“在他的苦人类之所苦憎人类之所憎的心上永远刻印了一条悲哀的伤痕”(巴金)。他来到中国便把全部同情献给了被压迫的中国劳动人民。他写出了在上海的感受，这就是胡愈之译的《枯叶杂记》。
我很喜爱《枯叶杂记》这本小书，也很爱这书名，觉得它富有诗意和中国气息。我还喜爱它的小开本。这本书宽十厘米，高十五厘米，作为东方文库的第八十一种，于一九二四年四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且是《东方杂志》二十周年纪念刊物。
《枯叶杂记》是胡愈之据世界语译出的，副题是“上海生活的寓言小品”。在序言前面，爱罗先珂还写着：“本书奉献于我的在上海的亲爱的友人们”。序言之外，全书共分六章，计：街之树、幻想之国、一个小女孩子的秘密、“人马”、独一无二的宝贝、小脚女子。
爱罗先珂以街头的一棵大树作为古老的中国的象征，满怀深厚的同情写下对中国人民的情谊。这棵历经沧桑的古树正是历史的见证：“这树看见百姓们被本国人抢劫着，同样地更被黄种和白种的外国人抢劫着……。”他用童话和诗的语言呼唤人们去寻找那“幻想之国”，设法去创造那充满了真理、正义、自由的国家。可惜，爱罗先珂尽管同中国人民一样反对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但他所理想之国亦空洞得很。
《一个小女孩的秘密》的主人公是牵念将要死去的十二岁的哥哥吗？是关心被卖去的两个姐姐的命运吗？最后她的哥哥终于惨死，她自己也走了姐姐们的老路，被卖去来埋葬她的哥哥了。枯叶无力来帮助她，大树沉默不语，有谁能了解小女孩心中的隐密呢？
《人马》是指人力车夫。一个凄苦的夜晚，人力车夫伤感地围抱住大树对枯叶说：“到了什么时候，我才能不给人家做马匹呢？到了什么时候，我才能不给人家做驮重的牲畜呢？……”这一天终于到了，但不是他的新生，却是当他的肺叶全部毁伤、吐血的时候。第二天早晨，警察发现街头大树底下躺着一个人力车夫的尸体，身上披满了枯叶。据警察局里的医生验明，那人力车夫是因心脏碎裂而死。爱罗先珂却说，这人的心是因为憎恨全人类和人类的文明而碎裂的，是因为诅咒天和上帝而碎裂的，因为上帝已经把人间变成了地狱。
那小脚女子坐在大树底下痛苦地号啕着，大树却始终不言不语。她只好艰难地离开了大树，向着大江走去。她哭泣着投向波浪的中心，想到那里去寻找安息。第二天早晨，江上的渔夫们打捞起一个美丽的小脚女子的尸首，但是有谁知道她是一个在寻找幸福的美丽的生命呢？
爱罗先珂以他哀婉的笔墨为我们描画了一幅旧时代的流民图。最后，他以激烈的呼喊来结束了这本书：
“啊，大江呵！……难道在这世界里奴性的动物还不够多吗？难道在这地球上势利的畜生还嫌太少吗？难道在这国里为了金钱会得把一切都卖掉的贪得无厌的王八羔子还有添加的必要吗？啊，大江呵……”
爱罗先珂不愧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的《枯叶杂记》能够唤起人们对现实的愤慨，引起人们的共鸣，莫怪它打动那么多人的心。至于爱罗先珂的思想，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通观全体，他于政治经济是没有兴趣的，也并不藏着什么危险思想的气味；他只有一个幼稚的，然而优美的纯洁的心，人间的疆界也不能限制他的梦幻，所以对于日本常常发出身受一般的非常感愤的言辞来。……我掩卷之后，深感谢人类中有这样的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与著作。”
《枯叶杂记》把我们的心同盲诗人的心拴在一起了。
二 《过去的幽灵及其他》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六日，爱罗先珂从北京动身回到他的故国去。从此，我们便失掉了盲诗人的消息。
鲁迅先生一直很怀念这位不失赤子之心的诗人。一九三四年六月，当他回答一位友人关于自己被诬为汉奸时说：“记得十来年前，因爱罗先珂攻击中国的缺点，上海报亦曾说是由我授意……”可见鲁迅对于爱罗先珂还是印象犹深的。
爱罗先珂在印度时同情印度劳动人民；在日本又同情日本劳动人民；到了中国又把心交给中国劳动人民。除了《枯叶杂记》之外，他还留给中国读者一本讲演集《过去的幽灵及其他》。从中也可以了解盲诗人在中国的踪迹。这本书于一九二四年三月，由上海民智书局作为“新中国丛书”出版。书出之际，诗人已经离开中国回到他的故乡去听夜莺的歌唱了。
他从日本遭受迫害而来，心里是很寂寞的，所以当他“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多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鲁迅《鸭的喜剧》)这本讲演集同样显示了盲诗人心情的寂寞。他无法排遣对旧中国的憎恶，他的讲演是专攻击中国的缺点。
书前有编者李小峰和朱枕薪写的前言，他们说，爱罗先珂离开日本到中国来的时候，曾经给日本人民留下美丽的童话。现在他返回祖国，留给中国人民的就是这本讲演集。在这些讲演里，爱罗先珂“对我们下了一番深刻而能使我们自省的针砭”。这本书包括讲演十篇，有的还是爱罗先珂在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时的讲课记录。篇目如下：知识阶级的使命、现代问题、过去的幽灵、我们应该知道的几件事、世界语与其文学、公用语之必要、现代戏剧艺术在中国的目的、春天与其力量、俄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位置、安特莱夫与其戏剧。
鲁迅说，爱罗先珂“不象宣传家，煽动家；他只是梦幻，纯白，而有大心，也为了非他族类的不幸者而叹息。”(《池边》译后附记)又说所以绍介爱罗先珂的作品到中国来，“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杂忆》)。在爱罗先珂的讲演里便不时发出这种苦痛的呼声和对中国不幸者的叹息。
当爱罗先珂在北京大学讲演的时候，听讲的人挤满了大礼堂，很多人都想从这位异国诗人的口中激发起对本国强权者的憎恶；但是，也有不少人是因了好奇心的驱使而来看这位盲诗人的。当这些人失去了新鲜感，他们再也不来了，因此当爱罗先珂讲俄国戏剧时(即《过去的幽灵及其他》所收的最后两篇讲演)，四、五百座位的礼堂，只有一百多人了。在爱罗先珂讲授世界语的课堂上，却只有几个人来听课。这怎能不引起他的寂寞之感呢？
爱罗先珂是热爱北京的。他喜欢音乐，也喜欢孩子，甚至爱孩子们喜爱的小鸭子。那时，他还兴致勃勃地骑着小毛驴到西郊的公园去玩过。他到动物园去，让朋友们在一旁把一个个动物的名字都告诉他。进到鸟房里，他便高兴地嚷着：“小鸟都是人类的佳宾，如果没有它们，人类就要感到万分的岑寂了。”(见《景山之东·盲诗人的印象》)
爱罗先珂在北京还积极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他在北京大学第二平民夜校举办的游艺会上拨起六弦琴唱了俄国民歌《斯钦卡·拉辛》，这是歌唱哥萨克的一位起义英雄。鲁迅参加了这个游艺会，听了诗人的吟唱，还将俄文歌词大意译为中文，题为《俄国的豪杰》，发表在当天出版的《晨报副刊》上。这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在孔德学校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他又引吭高歌《国际歌》。一九二三年元旦，他参加了北京学生举行的示威游行大会。
关于这次提灯大会，爱罗先珂在讲演里说：“起初，一切都进行得很好……但是不久，我们底灯上的革命和灯上的自由底火，开始一盏盏地灭了。黑夜的鬼怪们，一面呼喊着‘强权即公理’，一面扑到赤手空拳的学生身上，惨酷地打，纸灯被踏在脚下。”爱罗先珂亲历了强权者以武力来镇压学生们的场面，这怎能不增加盲诗人内心的激愤呢？
在讲演里，他还提到刚到上海火车站时，一下车就被许多英国人和中国巡捕围住，一面喊着，一面搜查。他们搜遍了盲诗人的全身和所有的行李，连来接他的朋友都不可幸免。
爱罗先珂不说中国的好话，鲁迅对此是极为欣赏的。鲁迅说：“我早就疑心我自己爱中国的青年倒没有他(指爱罗先珂)这样深，所以也就不愿意发些明知无益的急迫的言论。……他很老实，不知道恭维，若象罗素在英国称赞中国，他的门槛就要被中国留学生踏破了。……”(《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爱罗先珂指出中国穷，是因为政府用钱去养军队，财主们用钱去赌博和讨姨太太……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是，他因为心境的过于寂寞而显得有点悲观，所以他说：“据我观察所及，上海的学生、教员、文学家、社会党、无政府党，一点没有牺牲自己的伟大精神，虽然他们亦许会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别人。”(《知识阶级的使命》)为此，他热烈地主张：“要扶助、引导一个民众从黑暗的域中经过了各种的危险和困难到自由、幸福的光明路上去，有一件事是绝对不可少的，这件事就是牺牲自己的伟大精神。”鲁迅是看到了爱罗先珂的这种精神，所以他在《爱罗先珂童话集》序里说：“我觉得作者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
爱罗先珂毕竟是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虹之国》中，他便虚构了一个穷人有饭吃，有衣穿的理想国，并且宣扬只要大家肯辛勤劳动就可以达到这个理想国，所以鲁迅又说过：“至于他的作品的内容，我自然也常有不同的意见”；一九三六年二月，鲁迅在回答南京的一位青年店员该读什么书的时候，便指出爱罗先珂的童话集思想太浅了！这时距离鲁迅先生介绍爱罗先珂的著作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历史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鲁迅先生的思想更前进了。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如果光靠做爱罗先珂式的美丽的梦就远远的不够了。
直到临终以前，鲁迅先生也不知道盲诗人回到故国以后的下落。几十年来，因了鲁迅先生的绍介而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爱罗先珂的消息，一直是人们很关心的。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人们才知道盲诗人爱罗先珂已经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故乡乌克兰的一个小镇逝世了。
“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我们仿佛又听到盲诗人拨起他的六弦琴低低地吟唱起来。姜德明
韩素音和她的几本书
《读书》第二期刊登读者陈思明的来信，谈到韩素音的书。我想就此略占《读书》的篇幅拉杂谈谈，说不上是介绍。
当七十年代初期，“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他们直接控制下的北京某大学的图书馆的目录卡片里，韩素音的几本书的卡片忽然不翼而飞了。明明以前有人借过的也无影无踪了。原来是都抽出找人“审查”有无说到“白骨精”等人之处去了。这大概是在周总理接见了韩素音的时期。由此可见“四人帮”无知和虚弱到什么程度。他们根本不知道韩素音写了什么书，书中说的是什么，他们害怕得神经衰弱了。其实韩素音并没有提到那几个丑类。
“四人帮”粉碎了，韩素音的几本书的卡片又出现了。我在养病中就借来看了看。因为彼此是同代人(她生于1917年)，而且差不多同时在北京(当时叫北平)和重庆，她说到的人和事我也略有所知，所以她的几本回忆录式的半自传半历史的书使我特别感到亲切。仿佛我也重新看到了红尘十丈的“故都”，武汉的撤退，长沙的大火，重庆的大轰炸，以及抗战初的香港；甚至于关于大战前夕的比利时和大战中的英国，她谈的也是她自己和中国人的事，并不生疏。就我所知，她说的都是真人真事，大致可信，只有几个人名是改换了的。当然，这究竟是自传，带有她个人的色彩，往往“笔锋常带感情”，而且她的解说也不一定都靠得住，这毕竟不是考订过的历史书。至于其中的中国现代史的一些篇章，我的印象是，大体有据，不过有些出自当时的报纸和传闻，有的不知出自何处，也有她的自然流露的观点。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虽已再版，但只到一九二八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史话”似乎暂时还只能是“文史资料”，不能写成历史书。所以她的“史话”部分也可供看不到这段史料的较年轻的人参阅。我因为那是经历过和知道过的时代的政治史，就只粗略看一下，不好妄加评论。她的书中把这些都另写成章节插在里面，完全可以跳过去单看她的自成体系的连贯的自传。我觉得她在文学性的回忆录中写的正是当时历史的生动的细节，反映出历史的背景材料，对了解当时我国的社会和政治更有帮助。
她的写作态度严肃认真，例如她写辛亥革命时情况，因为不是亲身经历，所以除利用家中人的回忆(包括她的叔父在解放后写的自我批判)以外，还访问了熟悉当时情况的李
韩素音的书不是小说，而是亲切的谈心，自然而坦率的回忆。自传部分和历史部分文体不同，其实是“合二而一”的书。
我现在把看到的她的几本书列下，略作解说，但书不在手，仅凭记忆，不能多讲。
《目的地重庆》或《到重庆去》(Destination Chungking)。这是她写的第一本书，1942年英国出版。写的是她在抗战初期从欧洲回国，由香港到武汉，然后撤退，经长沙、桂林转往重庆。她走的这条路是许多人都走过的，当时几件大事也是许多人熟悉的。可是她写的有自己的特点。因为她在归国船上遇见了一个幼年便认识的人，就结了婚。这人是国民党军官，蒋介石的“忠实信徒”，戴笠的部下。于是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她要为抗战工作，而丈夫不许，连当一名医护人员都不行。(不过在这本书里她还没有认识到国民党不抗战这一点。)她闲得无聊时看到一个女友在写书，便也写起书来，女友帮助她在英国出版。这是背着丈夫干的，所以用了笔名韩素音。她当时热心抗战救国，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政权还不认识其反动性，可是在书的末尾却天真地赞扬了劳动人民。后来，她的丈夫在“审阅”这本书时看到末尾而大怒，说她是共产党，竟把她打了一顿。她在以后的自传里说到这书，作了自我批评，也说了她丈夫和她的这场冲突，其实她当时丝毫没有共产党倾向。这一来，反而促使她后来真的接近了一个地下的共产党员并给她帮助，由此认识了丈夫的反动和卑鄙的面貌。这是后话。本书是“处女作”，文体还未成熟，而且是经过女友润色的，是自传中较幼稚而呆板的一本。不过她写武汉撤退时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对人民极端不负责任，情况是很真实的。
《凋谢的花朵》(Amortal flower)，1966年美国版。她写这一本在前书之后，但叙的事却在前，从1928年说到1938年。她在当时北平上学、工作，去欧洲学医，作抗战宣传，最后弃学回国参加抗战。这书中除叙述政治历史各章以外，是很亲切的回忆录。她在东单附近的天主教的“圣心”女校(Sacré-coeur)上学。这个学校分法语和英语两科，是有不少中国人也进过的。她在协和医学院工作。她由梅贻宝的帮助进了燕京大学为协和培养的医预科。然后由一个掌握去比国留学经费(庚款)的比利时人的力量得到助学金去比国学医。她在比国为抗战爆发而奔走呼号，一度上当被拉进国民党的反动学生组织，但随即认出了那种人的特务面貌而脱离。为了回国抗战，她不等学习结束，不顾外祖父的严重警告，不留恋差不多订了婚的外国同学，毅然回中国。她在这本书里非常坦率地谈自己的身世与心情。我不知道现在我国的青年甚至中年人能不能欣赏她这样的谈话，对她的个人奋斗会有什么看法，至少我是很为她吸引，似乎是她坐在旁边来共同回忆青年时代。她说，协和的职员薪金以血统出身分等级，白人不做事也进门就拿高薪，她是混血儿，算二等，纯粹中国人干十年也只能在楼下辛勤劳动拿每月二十五元。这是她轻轻一笔就反映了旧社会面貌的一例。书中还有孙中山、毛主席、朱委员长和周总理的像和长征路线图。周的像是她1965年亲自照的。
《寂寞的夏天》(Birdless Summer)，1968年美国版。这是接着第一本书的叙述。这里写她在重庆和成都两地的生活以及同丈夫一起去英国后的情况，从1938年说到1948年。这本书对于了解抗战时国民党一边的内幕有帮助。例如她丈夫同她叔父的“一见如故”，紧密连系，以致丈夫对她也大改态度。为什么？因为一个是有内幕权力的反动线上的人可是没有钱，一个是掌握金融力量却没有国民党“中央”政权庇护的四川地方势力中的人，这一官一“民”自然便勾结起来了。韩素音所热心的抗战救国丝毫也不在他们心中。由于一个意外的原因，她得以单身去成都，由此才在医院做点工作，并认识一些人。由于在重庆教外国人英语而稍得自由又接近了与国民党不同的另一种人。她终于能够随丈夫到英国而认识了英国作家，突破了丈夫的箝制，进了医学院。这书里她写的那位丈夫是一幅蒋介石和戴笠手下人物的丑态写真。那个升官迷，整天向她背诵蒋的所谓训词，强迫她做“贤妻”；又怕娶了血统不清的女人妨碍升官而隐瞒她的家世，为逃避特务头子戴笠的见面而谎称她有孕把她送往成都，又为证实谎言而抱了一个孩子回来；还在被蒋接见前再三演习和修饰“体貌”，以便主子“相面”；还练毛笔字，因为主子注意从字体看人的“福气”，如此等等。这个愚蠢而又横暴的丈夫虽仗抗战而在英国过了一阵无权的官瘾，终究一生未能如愿做大官。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上了兵，打上了仗，在解放战争的四平(？)之战中给反动派当了炮灰，死得不明不白，多半是士兵起义打死的。这时韩素音已经学成，可是不愿留在英国工作，而又不能回到内战的中国，只好在祖国的大门口香港当一名医生。她的自传到此为止。
《伤残的树》(The Crippled Tree，1966年出版；法译L’Arbre Blessé，1972年法国版)。这是她追叙自己幼年和她父亲的留学、结婚和工作。我见到的是法文译本。因为写的是上一代，所以同回忆录稍有不同。她的母亲的性格很鲜明，是一个欧洲天主教徒的上一代人物。她的父亲是爱国工程师，一生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官僚的气，所以解放后思想很快进步，在去世前还成为劳动模范。她的三叔，作为受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压制的地方资本家，也在解放后认识了自己的过去，作了自我批判，得到相应的政治待遇，度过了晚年。
以上这几本自传兼历史的书中，除了上述的内容以外，作者还揭露了我们一般不大知道和注意的一个社会侧面，这就是中外通婚及其子女的处境和心理状态。这中间的矛盾心情是外人所不易体会的，而韩素音生动地表达出来了。她笔下的一个哥哥，由坚决要做纯粹的中国人而最后堕落为德日法西斯的走卒，反而厌恶中国人。这难道是一个人的偶然情况么？韩素音着重提到的她父亲的好友著名工程师华南圭的夫人，波兰血统的华罗琛，就以中外通婚为背景的题材写过小说，并在解放前的商务印书馆出过中文本。她是个很直爽很热心的人。由于她是世界语者，一位朝鲜的世界语者Elpin和一位当时新从广东来的世界语者杨景梅一起曾受过她的接待。他们撇开了法语，直接以世界语交谈。在韩素音提到的无量大人胡同的华宅，见到华工程师和罗琛夫人。这位夫人的热情款待和滔滔不绝的谈话，至今还给韩素音留有印象。华夫人和韩素音的母亲周夫人一样，由于是旧时代的人，不能理解新中国，都以八十以上高龄病逝于欧洲；然而她们都是曾经热爱中国而愿意到东方来和中国人共同生活的。他们的半中半外的子女，还有虽然血统是我们同胞但所受教养以及生活方式同他们相似的，包括他们的同学和朋友，其中不少人是对祖国怀有感情的。他们不论在国外或国内，不论爱国心是否象韩素音这样热烈，总是不会忘掉自己同中国的关系的。不过我们往往从生活和思想的表面看而不大想深一层了解其内心而以同情对待，这难道是符合辩证法的观点吗？就上述这一点说，韩素音自传是有独特意义的。
此外，她还有一本《中国在二千零一年》(China in 2001)，是政论式的书，是文化大革命初(1967年)出版的她对中国现状和前途的看法。她是为中国说好话的，却没有说多少具体事实，更没有提“四人帮”之流。
韩素音是小说家，我看到的她的小说只有三部：
《投下一个阴影》(Cast but one shadow)，是以世界大战中的东南亚为历史背景的中篇小说。
《冬天的爱》(Winter Love)，是以大战中的英国为背景的中篇小说。作者利用了她在英国学医时所得的素材。
这两篇合为一册，1970年英国出版。
《年轻的山》(The mountain is young)，1958年英国版。这是以尼泊尔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作者在尼泊尔国王加冕时曾应邀前往做客。她用这山国做背景，虚构了在那里的几个外国人的故事。她也写了加冕礼，但只能算是一段插曲。
她还有几本小说，一本是以马来亚为背景的(她在新加坡也行过医)，我都没有见到。大概她还有别的著作，这里都没有。据说1972年她出过关于中国的书，1977年又有一本讲西藏的书。这些都未见到，更不知内容。
我看到的她的小说还是一般的或说“古典的”写法，不是“现代派”，不属于当代的各种新流派。可是她是医生，而且显然受到精神分析学派潮流的影响，因此她倾向于分析变态心理，这在《冬天的爱》中，尤其是在《年轻的山》中，很明显。同样，在自传中她也有时坦率得不合我们现在出书的规格。还有，她“历史复杂”，所描述的许多人和事和现代政治历史涉及的面很广，照我们的要求去核对事实和考虑影响都会有麻烦；所以翻译恐怕是吃力而不易讨好。当前阅读她的书只怕还是能看外文而又能借到她的书的人的“特权”。其实，若说现代史实，我国不少作家的生活经历都很丰富，他们的回忆录若能早日问世，岂不是在当代的文学和历史园地中多放一些鲜艳花朵吗？想来这也是许多读者的愿望吧？金克木
《王朝闻文艺论集》第一集
著名文艺理论家、雕塑家、美术家王朝闻的《王朝闻文艺论集》(第一集)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本集收辑1950—1955年所写论文45篇。大部分选自文化大革命以前作者自己编定的文集，如《新艺术论集》、《面向生活》、《论艺术的技巧》。重要文章有：《评新连环画<虎龙英烈传>》、《<王秀鸾>的一个形象》、《创造真实的形象》、《表面精确不等于现实主义》、《动人的古代绘画》、《麦积山石窟艺术》、《细节、具体描写》、《论艺术的技巧》等等。
编末有编选者刘纲纪的《编后记》。华
病中说书
书的魅力
医院里有个规矩就是病房要保持整洁。可是我一住进来，书呀杂志呀就源源而至。开头，护士很奋斗了一阵，把书装在抽斗里，可是离开书我无法生活，随手又把书摊满桌面，再说书愈来愈多，抽斗也塞不下了。后来，大概觉得我这毛病没法治，也就默然允许了。谁知一个、两个、三个、……护士，对我那几罗书却发生了兴趣：有的站在那里翻看，有的借去阅读，书改变了医院的神圣制度，可见书的魅力之大矣哉！当然医生也时常劝说，看书多了对治疗不利，可是书在病中却多次给我带来愉快，让一个病人感到生活情趣，这也是一种精神治疗法吧！
我们有了黑格尔《美学》全书
朱光潜同志把黑格尔《美学》译后记打印稿寄给我，当时病情不稳，未能马上阅读，但我翻看了第一段，我知道《美学》全书译出了，我好多天都高兴得不得了，见到来探病的人，我就讲这件事。我们有了黑格尔《美学》全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二十年前读了《美学》第一卷，就深以没有全书为憾。记得是在全国第三次文艺界代表大会上，我见到朱先生(我十几岁开始文学生活时，朱光潜已是著名作家，我爱读他的作品)。我向他提出作为读者的希望，希望他把《美学》全书译出。我不知我说没说我心里的话：连一部黑格尔《美学》都没有，我们的文化太落后了。现在，经过风云变幻的二十年，朱先生那样大年纪，以坚韧的毅力，终于全部译出了这部世界上出名难译的书，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贡献。病稍愈，读完了译后记，以两万字概论黑格尔《美学》，当代只有朱先生胜任。只要读过他的《西方美学史》及他美学论辩的文章，就明白这一点。从这件事想到有关我国文化生活一个问题，我觉得在四个现代化中要改变文化落后面貌，出书要有规划、有魄力些。在这方面我们不如日本。我们起码应该把一些名著出全。巴金同志原来译了赫尔岑的回忆录《家庭的戏剧》，现在他在译这部回忆录《过去与思想》全书。希望《美学》与《过去与思想》都能全书一次印出，开辟出书的新的风气。
值得重视的哥德的意见
哥德，郭老很早就译出了他著名的长诗《浮士德》和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但要理解哥德，很需要读一读他的《谈话录》。我认为从事文学艺术创作和评论的人应当认真看看这本书。因为这是哥德晚年的言论，这时，作为名震世界的浪漫主义文学大师，他已经历了漫长生活阅历和丰富创作的一生，而且这不是有意写的论文而是无拘无束的自由谈，我们可以从那里面学得很多东西，谈话中常常看到非理论家所能写出的精辟见解。
比如他谈到作品的思想内容，他评论一个剧本时说：“……它们写得很俏皮，从某种意义来说，也很完整；但是它们缺乏一种特殊的重心，一种有分量的思想内容。它们不能在读者心灵中激起一种深永的兴趣，只是轻微地而且暂时地触动一下心弦。……”
他讲到作者的人格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要有雄伟的人格。”
他谈到健康的文学与颓废的文学，他说：“从悲剧到闹剧，不管哪个类型都行，不过一部剧本要有使人喜见乐闻的东西。它必须宏伟妥贴，爽朗优美，至少是健康的，含有每种内核的。凡是病态的、萎靡的、哭哭啼啼的、卖弄情感的以及阴森恐怖的、伤风败俗的剧本，都一概排除。我担心这类东西毒害演员和观众。”
他摈斥那些拿文学来出锋头的人：“……人们不认真对待全局，不想为全局服务，每个人只求自己出锋头，尽量在世人面前露一手。……到处都是想出锋头的个人，看不见为全局和事业服务而宁愿把自己摆在后面的那种忠诚的努力。”
他谈到要深入钻研：“有些高明人不会临时应差写出肤浅的东西，他们的本性要求对他们要写的题目安安静静地进行深入的研究。这种人往往使我们感到不耐烦，我们不能从他们手里得到马上就要用的东西。但是只有这条路才能导致登峰造极。”
他说到生活是创作源泉、作家要熟悉生活。他说他的诗“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定的基础。我一向瞧不起空中楼阁的诗。不要说现实生活没有诗意。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必须由现实生活提供做诗的动机，这就是要表现的要点，也就是诗的真正核心；但是据此来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这却是诗人的事了。”
因为病的关系，我只随手录下几个片断，但这每一精彩的语句、是多么令人惊喜，又多么引人深思啊！
东山魁夷之美
有一段时间病痛不能读书，我就坐在躺椅上欣赏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画册。我感谢他上次来中国访问赠送的《东山魁夷的世界》两本画集。这些日夜，我完全沉入东山魁夷之美。我从一幅幅画上珍重的寻思着：大自然是美的，但只有自然之美倾注于东山魁夷，而后东山魁夷以特有的色彩表现出极美的意境，给予大自然以生命，于是这画比大自然更美，东山魁夷的心灵给予大自然以特殊的美。文学艺术毕竟有其共同规律的，我想起宋人马存论司马迁文总结一句：“醉把杯酒，可以吞吴越之清风，拂剑长啸，可以吸燕赵秦陇之劲气，然后归而治文著书。”当我惊叹于“山云”和“涛声”时，我面前就涌现了日本的山与海。特别使我迷醉的是《夕静寂》，整个画面是深蓝的
再读卢森堡的《狱中书简》
第一回读这本小书是在长江航船上，那次，我写了篇《长江三日》，其中引了书中一段。我惊奇这个激烈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红色卢莎”心地那样纯洁，对一只小鸟、一株小草，一片落霞，都充满那样柔情。这次病中又看了一遍，我在其中一封谈文学的书简中发现这样一句话：“在我心灵中，我觉得这种形式和世界观的分割使得作品非常空洞。因此，这种美丽的外形，对我只是一种丑态而已。这些作家常常制造非常优美的情调，但光是情调绝不能产生真实的人”。我更深入的理解：在书简中写到一群被奴役的囚犯时，她描写一只奋力拉车的疲惫不堪的牛，那样厚的牛皮被鞭挞出鲜血，那牛的两眼露出那种悲哀的眼光。读到这里，我深感卢莎对压迫阶级的愤怒简直象火；是的，正是这样真正的革命家，才能对生活，对大自然充满纯真的爱，她的心象水晶一般透明洁白。从这本我想起出版一套传记文学丛书非常必要。我觉得通过哥德的传记会更了解他的诗，通过托尔斯泰的传记会更理解他的小说。我们要学那些书，首先要学写那些书的人。我一直认为我们出书缺乏计划性，这样一本作品，那样一本作品，象一棵棵孤零零的树。为什么不在一个时间，集中力量，把一个作家的作品出一套选集呢？当然，这需要有译莎士比亚全集那样的人，但也可象泰戈尔作品集那样组织大家译。这样一套作品集中也应该有一本作家的传记，这对于专心学习某一个作家，对于发展多种风格都有好处。
从《沫若自传》谈起
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给我弄到香港出版的一套四本的《沫若自传》。我非常喜爱这套书，装帧印刷都精美，特别是四本一次出齐，这个风气值得提倡。与此同时，又收到冰心同志寄赠的一本《小橘灯》。这两种书引起我很多回忆。我十三岁，在大街书摊上偶然买到一本冰心的《寄小读者》。原来我只读中国旧文学，最喜欢的是《红楼梦》，从这以后我开始接触了新文学，冰心同志是我的启蒙老师，至今我脑中还深印着《寄小读者》的片断。后来，我读得最多的是郭沫若的散文。长大成人，我读了不少中外文学书籍，但从刊物上看到《浪花十日》，我还非常喜爱。我想这些都与我爱好写散文有关系。当然，往远里说，我受过一些古文学的薰陶。有人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家，我说中国也是一个散文的国家，诗与散文象两条姊妹河流穿流在我们悠久文学历史之中。我从幼小时就爱读散文，但我不喜欢说理性的文章，如韩愈的《原道》，我喜欢抒情即景的《桃花源记》、《北山移文》和《赤壁赋》。但，真正使我动手写散文的却是冰心、郭沫若。我很奇怪，我们翻译多的是小说，其次是诗，散文却很少。但，很多外国大作家是写了优秀散文的：布封是个理论家，他写了动物肖像的散文；达尔文是科学家，他的《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是多好的散文；海涅是诗人，写了四部很出名的散文；马克·吐温是小说家，写了《赤道环游记》。近代中国作家鲁迅、茅盾、巴金都写了极优美的散文，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中国的外国的散文的书出版。刘白羽
劫余书屋散简
弁 言
躬逢“四害”，书亦遭灾。劫后检存，所余无几。夜深偷读，颇有遐思。结绳以记，藏之野墓。“四害”既除，乃稍加整理，名之曰：《劫余书屋散简》。今公之于世，一以示不忘十年长夜，一以庆旭日又复东升。
不怕神威与内心自由
据说，伊壁鸠鲁曾经强烈地吸引过马克思。因为这个哲学家有一个奋起反对宗教压迫的“能动的原则”：
“不惧神威，不畏闪电，
也不怕天空的惊雷。”
比起陈阿大之流的断喝来，惊雷算得了什么。比起深夜破门的抄家来，闪电算得了什么。比起信口点名之后，就使你马上“失踪”的某种“首长”的威风来，神威算得了什么。因此，比起“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屹立于凶风恶浪之中的无产阶级老革命家来，伊壁鸠鲁实在算不了什么英雄。
黑格尔承认，在罗马世界统治者的暗无天日的压迫下，当个人精神上的一切美好崇高的事物都受到横暴摧残的时候，个人的内心自由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我辈蚁民，当不了在凶风恶浪中屹立不动的英雄，无已，就只好缩在一角，做个保持着“内心自由”的“隐士”了。但是，还得经常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说梦话，把内心自由变成枕边自白，以致泄漏天机，得罪“首长”，招来灭门之祸。
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必须做到：有朝一日回忆起这一段骇人听闻的历史时期时，能和托马斯·曼在《我的时代》中所说的那样，无愧地说一声：“对于它，我从来没有曲意奉承，而且，无论在我的艺术上、政治上、道德上，从来没有对它卑躬屈节。”
敌人的优点与战友的缺点
一八四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马克思写给费尔巴哈一封信，请费尔巴哈为《德法年鉴》创刊号写一篇批判谢林的文章。信里提到：“即便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应该承认他的一切优点。”
肯于和敢于承认敌人的一切优点，这正是马克思之所以为马克思。
弗兰茨·梅林说：“在社会生活中，再也没有比那些心胸偏狭的激进的空谈家更恶劣的假道学了。这些人披着美德这件破外衣，肆无忌惮地诋毁那些眼光敏锐而富于自由思想的人，仅仅因为他们能够理解历史生活的更深刻的联系。”梅林说：“马克思永远是站在后一种人这一边的，尤其是因为他根据亲身经验深知那些‘有德行’的人是怎样一种人。”
你想，那些超左派的“假道学”，一看到这种论调，还能混得下去吗？无怪乎到后来，他们的某些信徒兼骑士，索性撕掉假面具，要给马克思、恩格斯贴一百张大字报了。
“不见佳”和“细看亦不佳”
宋荔裳小时读《史记》，一个老学究见了，问所读之书是谁的大作。宋答道：司马迁。老学究又问：这位司马迁是进士还是举人？宋答：既非进士，又非举人。老学究拿起《史记》翻了翻，把书丢在桌上，说道：“亦不见佳，何用读为？”
在中不了进士、举人的老学究眼中，进士、举人，那还了得！能作为范文的东西，当然非出自进士、举人之手不可！何物司马迁，既非进士，又非举人，居然敢自不量力，信笔涂鸦，误人子弟！说是“亦不见佳”，还幸亏老夫子厚道哩！
假使说，三家村老学究，孤陋寡闻，识见卑下，如此作为，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堂堂的明代前七子之一何景明的类似行径，就未免有点那个了。
何景明很看不起宋人的书和宋人的诗，甚至认为：“宋人书不必收，宋人诗不必观。”同时代的杨慎不服，试举宋人张文潜的《莲花诗》和杜衍的《雨中荷花诗》，问何景明此乃何人所作。何一看诗写得很不错，就说，一定是唐人的诗。杨慎告以出处。何景明感到下不了台，“沉吟久之，曰：细看亦不见佳。”
好个“细看亦不见佳”！为什么不见佳呢？决不是因为何先生细看了一下，看出了毛病，而是因为何先生知道了那是宋人之诗，他摆脱不了成见。
呜呼！虽是好诗，只因是宋人所作而非唐人所作，就“细看亦不见佳”了；虽是好文，又因是司马迁所作，而并非进士、举人所作，就“亦不见佳”了。真是：诗人而岂可不为唐人乎？文人而岂可不为进士、举人乎？
防老于未衰
不要以为我将在这个题目下面大谈长寿法，我想说的只不过是《太平御览》四百九十九卷里所载的一个笑话。
一个平原陶丘氏，娶了一个渤海墨台氏女。这个女的长得很漂亮，结婚后，两小口子过得挺不错。可是做女婿的见了一次丈母娘之后，竟莫明其妙地要跟老婆闹离婚。老婆没办法，只好回娘家。但大概是出于好奇心吧，临走时，敬请男方解释一下赶走老婆的原因。哪里知道，原因竟是：看见丈母娘老了以后并不可爱，心想自己的老婆老了不也就是这么个熊样吗？于是，兴趣索然，就决心不要老婆了。“实无他故”云云。
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
怕老婆老了以后会和丈母娘一样并不可爱，因此，要离婚。
如果怕自己老了会和自己的父亲大人一样龙锺、窝囊，不就应该趁早自杀吗？
多少人出于防老于未衰、或者防患于未然的考虑，做了一些蠢事呀！郭因
新疆将出新书25种
新疆人民出版社为了纪念国庆三十周年，已选定书稿25种，作为献礼书，努力做好它们的出版工作。
在这25种献礼书中，汉文的5种，维吾尔文的8种，哈萨克文的6种，蒙文的4种，还有2种是汉维、汉哈对照的画册。其中20种是当地的创作，5种是名著的翻译。
部分书名如下：《新疆简史》，《胡杨萧萧》(汉文长篇小说)，《战斗的年代》(维文小说)，《深山新貌》(哈文小说)，《福乐智慧》(汉文)，《江格尔传》(蒙文)，《纳斯尔丁·阿凡提的故事》，《维吾尔民间故事》(以上是维文)，《阿尔哈力克》(哈文)，《汉哈词典》，《蒙文－托忒蒙文对照蒙语词典》，《新疆细毛羊》；名著翻译有《青春之歌》、《红岩》、《家》、《一千零一夜》的维、哈文版；画册是《天山》，《哈萨克民间图案集》，都是大型彩色的。
这些书富于自己的特色，在印制质量上也力求达到较好的水平。辛
《邓拓书法选》序
中国字，声音上说是单音字，形体上说又是方块字。但两者是相互有关系的，如属拼音字，它亦就不会成为方块字了。
说方块字，从汉字的发展历史上看，亦不准确，块则有之，方则未也。因为它是若干横、竖、点、勒、转折的笔划构成的，字为一形，少者一划，多者二三十划。因为它是独立成字的，不管是多少划，所以成块。汉字一开始就是块，因为是单音字，它不能不块。至于块的形状，甲骨文是多边形；金文亦是多边形，转折处则是浑圆的；汉隶真是方形了，转折处亦成了方角。而这种字体未必是等边的正方形，有的拉长，有的压扁。真正的方块字，如现在楷书这样，应该说是从章草来的。晋代，楷书，又叫真书，已基本形成了。草书亦跟着发展了。行书，则是在楷书和草书两者之间，斟酌应运而生的。这下，汉字的书写形式，就算定形了。一直到今天，日常只用楷、行、草三种，但印刷体都是楷。甲骨文、金文是古文字学研究的对象，是另一问题，又当别论。至其字形，加上秦篆、隶书，只作为书法艺术的规范保留下来。
汉字的另一个方面，是文字的演变，大体上三种为主：象形，会意，形声，而形声字最大量的存在。因为汉字不是拼音字，全凭耳朵听，并不能辨别字形，听时就必须附加上什么“禾口程”，“耳东陈”之类的说法。汉字是拿来看的。这可讲究多了。凡是“木”类都从“木”；凡是“水”类都从“氵”，等等。这样就给念字的人从纸面上给了一定程度的暗示，凡从“木”的字，多多少少都和“木”有关系。不要说“桃”、“李”、“杏”、“柳”了，就是“构”、“杆”、“模”、“标”，也都会在看上去之后，想到和“木”的关系，并不要先读出准确的字音。因此中国字组成的文章，一看下去就有一种艺术感觉，或者是粗犷，或者是轻婉。如李清照词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样的句子；如左思《三都赋》中“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
承认这两点，承认汉字是方块字，有那么多的书写样式，承认这些汉字是拿来看的，听是次要的，这才决定了汉字的书写具有艺术意义。绘画是艺术，是从绘画本身赋予的；中国书法是艺术，则是从这两个民族文化因素所附加在汉字身上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书法，有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这是文字史自己形成的形式。在书法艺术上，目前，一般的大概可分为三类，一、普遍的多写楷、行、草；二、少数专家写篆、隶；三、写甲骨文、金文的就更少了。但这些字还不完全能够构成艺术的概念，感觉，欣赏，必须还要给以一定程度的加工，作为书法艺术才完成了。
汉碑的隶书虽然好，作为后代书家模拟的范本，但写那个汉碑的原来的书写人并不一定是汉隶书法的艺术的书家。把李斯作为秦篆的书家，把蔡邕作为汉隶的书家，未必是正确的。那些写汉简的人，写佛经卷的唐经生，有的，字也不错，但未必是书家。书家是从这些可以看得见的资料中吸取养分，加以运用和变化，形成自己的风格和流派，使看这些书写出来的字的人得到感受，承认和欣赏它是艺术。我们读印本毛主席诗词时，只能欣赏某首某首诗或词的内容、意向和它们的文字上的艺术处理，同时也受到那些字的排列所制造的诗的气氛的感染。至于我们看主席所手写的某首诗、某首词时，则我们首先欣赏赞叹的乃是他的龙飞凤舞的字，笔划，和这些字构成的通幅的气派。书法的艺术价值和主席诗词作为文学的艺术价值是分开的。
用毛笔，醮墨写在纸上，作为书写的汉字的风格和流派可多了。铸在铜器上的，刻在石上、崖边的，刻在各种材料的图章上的，所谓鼎、彝、碑、摩崖、印等，其字亦成艺术，姑不论。写甲骨文的少，当不成派。写钟鼎文的，清代特别发达，不少派。写篆书的，如唐朝李阳冰就成派，清代亦有好些有独特风格的派。写隶书的，名家之多之好，更不要说了。写楷书的，从晋人起，唐、宋、元、明、清都大有人在，都各有各的成就，真是各有千秋。写行书的，这可特殊一点，凡能写好的楷书或草书的，都能写行书，不形成单独的派。写草书的，除最早的章草外，唐代就要属怀素了。这是一位写草书的大书家，后来还有贺知章。时隔千年，主席的草书和怀素的草书有很大的历史渊源，但有他自己的极磅礴的气派，足以压倒古人。同时，根据汉字自有的结构规律，从主席的手写书迹中，完全看出主席深刻懂得和纯熟运用汉字的书写的艺术性。宋、元、明、清以草书著名的书家，都各有风格。由于草书的独特形式，自由飞舞，书家把它应用到篆、隶上，近代就形成若干写草篆、草隶的作家，别具一格。同时，草书一字有许多圆的笔划，一笔联绵下来又把好几个字接在一起，以足成其气势，这就连方块字的框框也打破了。
不管怎样，方块字，方块字的有规律的笔划构成，又不管字形为甲骨文、金文、小篆、汉隶，抑楷、行、草，用在书写上，都能表现为艺术。
邓拓同志的手迹，为一九六六年以前所写，均属行书，力求潇洒，不肆险怪，难能可贵，就在这里。至于说历史继承，则恐以宋人为多，如何比较论证，则就很难说了。现在编选一卷印行，不当仅是作为纪念，他的书法自有艺术价值在。邓拓同志的律诗成就亦甚湛深，如文学出版部门，能精选一编，亦将会是本好的诗集。
最后，我想提起一件事来追念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和邓拓同志同属北京选区的代表团；初选中央委员时，候选名单中有他的名字。他向代表团诚恳表示，他还年青，资历差，愿退出初选，把名额让给老同志。中央接受他的意见，八大正式选中央委员时，就剔去他的名字了。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虚怀美德，同样难能可贵。十几年来，不知怎么样，造成一种与这个相反的风气，真不好说了。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日李一氓
《东坡乐府》出版
宋初词坛上承晚唐、五代，内容绮丽空虚，风格柔靡纤弱。苏轼第一个打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开拓了词的题材范围，提高了它的思想境界。他的词气势豪放，汪洋恣肆，意到笔到，不拘一格，形式上也勇于摆脱音律的严格束缚，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东坡乐府》是他的词的结集，收三百多首。上海古籍出版社今以元代南阜草堂刻本作底本，，校以《宋六十名家词》等书，标点整理，已经出版。冬青
一九七九年新书部分目录
学习剩余价值论札记(吉林大学经济系) 商务0.43
农村经济政策讲话(中央广播台农村组) 人民0.14
生产队的资金及其管理(郑大豪) 农业0.18
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经济管理》编辑部) 中国社科0.30
美国农业企业化(〔苏〕尼·米·安德列耶娃)(任舒译)农业0.40
国外农业考察报告(三)(中国农业代表团编) 农业0.32
东欧各国的农工综合体(《世界农业》丛刊)(辛东主编)农业0.60
中国古代史常识(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 青年0.75
古代的巴蜀(童恩正) 四川人民0.68
清代柳条边(杨树森主编) 辽宁人民0.36
李文学起义(云南大学历史系) 云南人民0.35
孙中山传(尚明轩) 北京0.69
旅欧通信(影印本)(周恩来) 人民日报0.80
马克思传(〔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易廷镇等译)三联1.25
爱因斯坦(〔德〕卡·塞利希)(黑龙江大学俄语系译) 黑龙江人民0.59
现代汉语词汇知识(华中师院现代汉语教研室) 湖北人民0.35
妙语连珠(常见常听的英美口语一千句)(罗斯编著) 北京0.68
败坏哈德兰堡的人(英语文学注释读物)(〔美〕马克·吐温)
(徐燕谋等注释) 商务0.31
日语注释文选(一)(李孙华等注释) 北京0.22
关于文艺工作的三次讲话(周恩来) 人民0.14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俄〕车尔尼雪夫斯基)
(辛未艾译) 上海译文1.85
中国小说史简编(南开大学中文系) 文学0.77
鲁迅年谱(复旦、上海师大、上海师院合编) 安徽人民2.83
鲁迅年谱(王观泉) 黑龙江人民0.92
法国文学史(上)(柳鸣九等) 文学1.10
唐人选唐诗(〔唐〕元结等选) 上海古籍2.75
晚晴集(王兰馨) 云南人民0.24
金桥(诗集) 山东人民0.50
园丁(王道生) 青年0.70
山高水远(高缨) 百花0.44
福尔摩斯探案集(一)(〔英〕柯南道尔)
(丁钟华等译) 群众1.10
中国远古神话(上)(穆莱) 河北人民0.18
难忘的记忆(《战地》文选) 人民日报0.60
中国女画家作品选(全国妇联编) 美术1.60
外国美术选集(素描一) 美术10.00
画手百图(〔美〕佐治·伯里曼)(张健生译) 美术0.47
二十世纪物理学(〔美〕V.F.韦斯科夫)(杨福家等译)科学0.52
光学——像的形成和处理(〔法〕M.弗朗松)
(北工院光学教研室译) 科学0.60
高超音速流理论(一 无粘流)(〔美〕W.D.海斯等)
(严宗毅等译) 科学2.20
量子史话(〔美〕B.霍夫曼)(马元德译) 科学0.55
穆斯保尔谱学(〔西德〕U.贡泽尔编)(徐英庭等译) 科学0.92
地球资源卫星像片图集(地质总局航空物探大队遥感室编) 地质55.00
岩矿分解方法(本书编写组) 科学0.70
中国脊椎动物化石手册(增订版)(古脊椎所) 科学11.00
西南地区下奥陶统的笔石(穆恩之等) 科学3.80
普通生态学实验手册(〔美〕C.W.考克斯)(蒋有绪译)科学1.10
心脏生理学(〔美〕A.M.卡茨)(高天礼等译) 科学1.50
遗传与育种(方宗熙等) 科学0.63
人类遗传学原理(〔美〕C.斯特恩)(吴
工业废水处理与利用(株洲环保所) 科学0.52
广告1979年第6期,总第6期 - 封一
参见原版面
封一1979年第6期,总第6期 - 封二
图像见原版面
封二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声尔作品选 中国音乐家协会编
为了展现我国建国以来声乐创作方面的成就，中国音乐家协会编选了一部《声乐作品选》。全书共分四册：《群众歌曲》、《合唱歌曲》、《电影歌剧选曲》、《少年儿童歌曲》，选收了建国三十年来具有代表性的优秀歌曲共四百多首。它们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许多歌曲长期来在全国各地广为传唱，受到群众的喜爱与好评。
民族乐器独奏曲选 本社编
本书收有我国古代优秀乐曲，如琵琶曲“海青拿天鹅”“十面埋伏”，筝曲“高山流水”，古琴曲“梅花三弄”，二胡曲“古曲”等，和民间传统乐曲’如笛子曲“喜相逢”、“小放牛”，唢呐曲“小开门”等，以及少数民族中具有代表性的独奏器乐曲’共四十多首。本书是十六开线谱本。
中国民歌选
本社所编中国民歌选，收有我国各省、市以及各兄弟民族的革命民歌与传统民歌共三百多首，具有各自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地方色彩。本书是十六开线谱本。
外国歌曲 (第二集)
本社编选的外国歌曲第二集，共收外国现代歌曲，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古典艺术歌曲和民间歌曲约一百五十首。其中有不少歌曲是我国广大读者所熟悉和喜爱的著名作品。
漓江音画 管弦乐 曲总谱
郑路曲 大十六开 ○·二八元
北京喜讯到边寨 管弦乐 曲总谱
郑路 马洪业曲 大十六开 ○·四○元
北京颂 大提琴独奏曲 钢琴伴奏
屠冶九编曲 大十六开 ○·二五元
情深谊长 弦乐四重奏
丁芷诺编 曲大十六开 ○·二九元
二泉映月 弦乐合奏 总谱
华彦钧(阿炳)曲 吴祖强改编 大十六开 ○·二○元
封三新华月报创刊三十周年
全国有好几百种报刊。人们不可能也不必要买很多报刊来看。《新华月报》可以在这方面为读者提供一些方便。它创刊于一九四九年十月，是一个资料性、综合性的刊物。所谓资料性，就是说，它包含了一些我们在学习、研究和工作中所必须随时翻看的东西。所谓综合性，就是说，这个刊物的内容尽可能包括各个方面。今年，《新华月报》出版三十周年，在选材和编排方面作了一些改革，分开出版文献版、文摘版。文献版专门选编报刊时事资料，包括政府和党、群众团体的文件、报刊的社论评论，重要会议、重要事件、对外关系的文件，评论或报道，国内外大事记。文摘版专门从全国报刊选刊哲学、社会科学、科技文章和文艺作品，并有读书与出版、世界文化之窗、学术动态、文章篇目辑览等栏目。各地邮局在本年十一月份办理《新华月报》一九八○年度的预订。
文献版每期定价0.75元预定全年9.00元半年4.50元
文摘版每期定价1，00元预定全年12.00元半年6.00元
封四1979年第6期,总第6期 - 目录
2定期公布畅销书目 秦 牧
7读书不能“无禁区” 张守白
9禁锢不好，完全开放也行不通 吴 越
13笔谈
43关于书的种种之三 华君武
86武松打？ 丁 聪
15“文明棍子”论 汉 楚
18书讯
28马克思很喜欢的一本书 王 康(摩尔恨的《古代社会》)
33以价值规律为依据的计划调节及其他 董薇园
38为名作家立传，好！ 一 王云缦 二 傅淑芳
44菲尔丁的《汤姆·琼斯》 濮阳翔
56《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读后 杨 怡
59《科学研究的艺术》 辛 笛
65 从李约瑟的参考书目说起 王佐良
69 读《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等书有感(纽约航讯) 董鼎山
1979 6
九月出版 72 两本珍贵的共产主义小组刊物的装帧 黄 可
74 巴尔扎克在中国(上) 程代熙
82 古书的作伪(书林一枝) 黄 裳
87 《聊斋志异》的思想性举隅 聂绀弩
93 蒲松龄与王士祯 侯岱麟
103 闻一多的手稿(上) 刘
112 论彭晓雷的艺术形象 刘泽林
116 兼听与纳谏 于 迟
116 读《玉抱肚·官悟》 王春瑜
120 容闳和他的《西学东渐记》 王芸生
127 漫谈惠特曼 荒 芜
135 爱罗先珂的两本书 姜德明
140 韩素音和她的几本书 金克木
147 病中说书 刘白羽
152 劫余书屋散简 郭 因
155 《邓拓书法选》序 李一氓
159 一九七九年新书部分目录
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