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对低端非正规就业的支持政策

试析对低端非正规就业的支持政策

作者：慕亚芹

商场现代化 年5期 字数：3610 字体： 【大 中 小】

　　[摘要] 下岗、失业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和国家的关注，发展非正规就业成为再就业的主要渠道。我们国家现阶段的非正规就业主要是低端非正规就业，其人员主要是弱势群体。本文主要探讨了怎样从政策上支持正规就业，从而解决我们国家的就业问题。
　　[关键词] 非正规就业 政策支持
　　
　　2003年3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下岗和失业人口大约1400万；进城的农民工一般保持在1亿2千万，中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面临这一巨大的就业压力，政府部门应当怎么做？作者认为惟一的渠道就是要积极发展非正规就经济，增加非正规就业岗位，具体的从表1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城镇的非正规就业人数逐年扩大，短短几年其从业人员就翻番。虽然我们国家非正规就业人数不断增加，非正规经济也不断发展，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个事实是在我们国家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人员基本是弱势群体，即低端就业者，相反高端就业人员很少。所以本文主要探讨就是政府部门对低端非正规就业的政策支持。
　　一、增强就业者话语权，畅通其利益表达渠道
　　陈映芳曾做过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的调查，在调查中她发现：首先，在我们的调查对象群体(贫困群体)中，普遍存在着利益受损的被剥夺感及其强烈的不满情绪。其次，已有体制内的利益表达渠道很少被他们利用，一些被利用的渠道对受访者群体而言也很少有实际效用。再次，“上访闹事”趋于常态化，被受访者群体视为最有效的诉求方式。此外，执政党机构在贫困群体的利益表达中缺少作用。我在YZ市做三轮车夫的调查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没有利益表达渠道,没有话语权,没有自己的代言人。这实际上对于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是不利的,我们必须增大以三轮车夫为代表的这一阶层(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允许这个阶层的人们自由表达,并为其铺设表达渠道。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话语权的多寡甚至有无,与权力、地位、资本等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不进行必要的干预,在顺其自然的情况下,必然是强势群体和精英阶层更能充分表达并且这些人的话语更可能成为主流的话语,并对政策、制度的制定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由于相关制度还不够完善，弱势群体利益代言人的数量与弱势群体的人数还不能说非常成比例,在此情况下,就尤其需要畅通弱势群体的表达渠道。
　　作者在观察和访谈的过程中发现，三轮车夫缺乏利益表达渠道。在我国，实现利益表达大致有这样一些途径或渠道。最高的一种是在各级人大、政协中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人大、政协代表，但是近年来能够代表底层社会的代表越来越少，即使我们不考虑工人、农民内部的分化把工人和农民看作底层社会的代表，其比例也越来越小。没有自己的代言人怎么能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去呢？任何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都应该在受保护之列，一旦发生利益冲突或受到损害，社会应该具有一种调节的功能。这种功能首先表现为让社会知道谁的何种利益因为什么原因受到了怎样的损害等等。也就是说,社会应该建立一种正常的、规范的利益表达机制让社会能听到利益受损者的声音。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是政府的职责之一，也只有协调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社会才能够保持稳定和谐，政府才具有继续执政的基础。这就需要我们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让利益表达渠道畅通，让人民代表真正成为人民代表。
　　二、制定和实行追求公平消除排斥的政策
　　从社会学角度看，公平指的是社会成员之间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消费水平等方面比较接近，没有悬殊差距。人们一般追求的是机会公平和程序公平。所谓机会公平是指提供所有有关社会成员平等的竞争机会，也有人称之为“起跑线的公平”或“出发点的公平”。机会公平是公平竞争中最重要的一环他决定着所有有关成员是不是有机会进入到竞争中来，如果在竞争之前就把一部分有关人员排斥在外，这是最大的不公，也最容易引发人们的不满。所谓程序公平是指竞争规则的公平，亦称作“过程中的公平”，即参加社会活动或社会竞争的各群体、群体成员能在同一规则下被平等对待。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不公平经常主要定义为分配不平等或者是贫困问题，实际上社会不公平不仅仅应该定义为分配不平等或贫困问题，还应该包括弱者与贫困人口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结果是弱者与贫困人口的边缘化。社会排斥理论一直强调，作为穷人，其社会地位、生活、受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权利和机会等不仅是短缺的，而且是被排斥的。并且还强调，这种排斥是在社会结构制约下的一种长期的“隔离”。而在“隔离”里面，又存在着两种机制。第一种机制是社会本身的格局对相关人群的“隔离”机制。它指社会本身产生出不支持相关人群走出贫困的一些东西，对相关人群为摆脱贫困而付出的努力加以限制；而第二种机制则是相关人群(如贫困者们)自己长期陷入贫困而不能自拔，即人们一旦陷入贫困，由于各种资源的短缺，就使他们及其后代失去了包括接受良好教育等在内的机会，处于机会的不平等中，并在这个过程里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排斥既有因为弱势与贫困导致的消极排斥，也有因为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导致的积极排斥。在消极排斥方面，往往是因为贫富悬殊导致部分贫困人口无法进入富裕人群的社会空间。世界银行(2001)认为，中国制度转型造成的贫富鸿沟在世界上是十分惊人的，中国的整体不平等“是所有有资料国家中恶化最快的”。《嘹望》周刊刊载文章指出，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这实际上就是形成了孙立平所说的断裂社会。什么是断裂社会？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同时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有时达到一种无法相互理解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实现公平？怎样让底层就业者向上流动的梦想或者说是希望成为现实，成了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了。若这一问题处理不好，就与我们政府提倡建设和谐社会相背了。
　　意大利社会学家莫斯卡(Gaetano Mosca)主张实现社会的开放体系，主张建立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他认为：“对于下层阶级来说，生活的逼迫、无休止的为果腹而奔波和文化知识的贫乏，使他们保持着人类自强不息的原始本能和不断更新地活力。”另一为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拖(Vilfredo Pareto)则提出:如果统治者精英不设法去吸收平民阶层中地卓越人才，如果精英的流通被阻塞，那么，就会出现国家和社会的失衡，就会使社会秩序混乱。
　　帕金(Frank Parkin)认为，任何社会都会建立一套程序，使得资源和机会为社会上某些人享有而排斥他人。比如，通过制定有关财产制度的法规，来防止财产被普遍分享。又如，通过建立技术证书制度，使得一部分人能进入某种职业而防止其他无证书者进入。总的说来，在社会分层方面，有两种排斥他人的方式：一种是“集体排它”的方式，例如以种族、民族、宗教为区分标准，而将某些社会群体整体地排斥在资源享有之外；另外一种是“个体排它”的方式，例如，通过考试来选取人才，这样被选取者和被淘汰者都是以个体形式出现的，并没有一个身份群体被整体排斥。帕金认为,集体排它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共同集团”（communal group）,由于这个共同集团是被整体排斥的,它必然会做出比较激烈的反应,由此常常会激化社会矛盾。与此相反,个体排它的结果产生的是分散的身份群体(segmental status group)。在个体排它的体制下，每个人都有参与的机会，一个人之所以被排斥了，最通常的原因是这个人的能力不够或水平不行。帕金认为，现代社会的基本趋势是从集体排它转向个体排它。而我们国家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还是集体排它。因为现阶段我们国家在整个社会中，势利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病症。大学为企业造势，政府为企业家护航，媒体对社会中的富人充满溢美之词等等。而在另外一面，则是对一般民众以及弱势者的冷漠甚至不屑。这主要就是不关心民众，底层阶层凝固，基本没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他们利益受损后没有地方求助，敌对的情绪没有办法释放出来这将不利于我们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科塞认为一味地将冲突视作病态，视作有反功能地社会现象，社会就会忽视对个人需要的关注，就会僵化，就会使怨恨在成员身上积累，从而使社会自身埋下巨大的隐患。这样，不但不能避免冲突，反而会招致更严重地冲突。相反对社会冲突采取宽容的态度，并将解决冲突的方法制度化，这是具有活力的开放的社会结构的标志。现在我们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我们给予底层阶层的子女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和向上流动的机会以此来缓解社会矛盾。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里的一些提法可以给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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