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分阶层的人均概念是个误国害民的坏东西[麻辣社区]

田忠国

汪洋先生是位事业心强，但又喜欢谈人均的人。但是，我不得不说的是，不分阶层的人均的概念是个误国害民的坏东西，不利于决策层的决策。但问题是，汪洋先生既是决策层，又乐意谈人均，我看问题就麻烦了。因为，假如十个人，共有一个亿，平均起来就是一人一千万，但如果实际上，其余九人只有一千元，而不是一千万，但其中的一人却有近一个亿，决策层不明就里，就按十个人人均一千万决策，这个决策误国害民。误国害民表现上在决策，而根子却在人均。所以，整个社会的人均概念要不得。

但是，能不能采用人均概念呢？能，但需要分阶层。比如，农民阶层人均是多少，工人阶层平均是多少，企业管理阶层平均是多少，知识分子阶层平均是多少，不同级别的政府官员平均是多少，如此等等。在不同的阶层间，其差异比率是多少。这样的阶层差异平均数和阶层差异比率，对于决策层来说，就是十分重要的了。不仅重要，而且让我看，说是党和共和国的生命也不为过。

因为，我国许多年来，一直凭不分阶层、不分地区，没有差异比率的平均数搞决策的，而每一次决策努力的结果只有一个，拉大阶层贫富距离。并且，这种平均数的决策机制，在全国各地早就形成。而形成平均数决策机制的同时，社会阶层矛盾加剧，价值目标共识不复存在，群体事件层出不穷。令人遗憾的是，快速增长的财富总量和银行存款量，在平均数据下演绎着一场自由掠夺的世界级闹剧，而且，改革在少数“改革精英”的忽悠下，在“改革就是要像我这样的人能住别墅、坐奔驰车，否则改革就是失败。（厉以宁语）”的成功下，走向了邓小平所说的邪路上去了。

但问题是，邓小平明明有言，不能改革到邪路上去，但为什么有人还乐此不疲，快乐的走在邪路上呢？当然，这与民众失去政治经济制度的选择权、决策权、决定权有关，也与资本机制激活了“改革精英”的自私有关。一个可以为满足感官的欲望而自由改革的国度，怎么会不产生为满足感官快乐而自由改革的“精英”呢？

我常常想，假如我是改革者会如何呢？

我在“反思右祸教训，警惕反共阴谋势力”一文中曾经这样写道：“95%以上的人民大众，都坐上了国产小车（人民大众都坐上奔驰就失败了），都有权利参与改革的探讨、决策，都有权利共同决定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而和我共同主持改革的人，还骑着自行车，不用任何警卫四处行走，并且所到之处，坐车的人民大众都给予敬重的注目礼，这样的改革就成功了！”同时，在该文的结尾处又这样写道：“民意不可欺、民心不可辱、民志不可夺，谁违背了这三条，其结果必然是悲惨的。因为，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尊重民心、民意、民志，并尊重、支持人民群众的共同选择，这才是中国走出各种困境的唯一出路。”因为，“谁懂得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并遵循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就是尊重民心、民意、民志，并尊重、支持人民群众的共同选择，谁就能获得人民群众的共同支持。”

当然，作为人，人所具有的一切我都具备。而我既没马克思的奉献精神，也没有毛泽东的淡定如佛的能力，所以，我只能选择另一条让人民群众管住我的道路：

民众问责机制

民众对政治经济制度的选择权、决策权、决定权的选择、决策、决定机制。

抓住了这个，也就抓住了改革的龙头，在管住个人欲望的同时，管住“改革就是要像我这样的人能住别墅、坐奔驰车，否则改革就是失败。（厉以宁语）”式的成功。同时，也消灭了不分阶层、不分地区的平均数据。不仅如此，还消灭了阶级分化、对立、乃至冲突的灾难性后果。但是，作为一介草民，也只是想想、说说而已。

但是，我国改革的成功，使厉以宁先生不仅住上了别墅，坐上了奔驰，而且别墅与奔驰也不是一套一辆。关键问题是，十三亿人的中国，如厉以宁先生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的少数，如果加上其它家庭，也就是全国总家庭的不足0.4%，而99.6%以上的家庭，在厉先生那样的家庭占有70%以上的财富后，仅有不足30%的财富维持低水平的生存。其中，还有许多家庭只能挣扎在温饱线以下。比如，千千万万个学生，每天的生活费仅有五人民币五块钱左右，而农村家庭的孩子，每天的生活最高也就是不两块钱（人民币）。有报道称，张维迎先生的一支外烟就是数千元人民币，张先生每天要消费掉数万元的外烟。

而这一切的一切，就是厉以宁先生所说的改革成功。

以上数据不仅佐证了我们的“成功”，而不断上升的群体性事件，毒奶粉、毒食品、毒猪油等等，也同样佐证了我们的“成功”。但问题是，这样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改革目标么？

如果是，我无言。如果不是，但为什么从上到下众口一词的说成功呢？

有一个小段子是这样说的：

说成功，道成功

成功到了不安生

陇南刚刚灭了火

湖南夜半有枪声

三座大山刚建成

全国又刮流转风

权钱精英猛如虎

人人想念毛泽东

这个小段子，给不分阶层的平均成功做了很好的注解，中国怎么办？那是为政者的事了。

2009年1月9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