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原校长：官学不分是学术腐败的病灶

近20年来，中国大学里的学术腐败，似乎越演越烈，大有燎原之势，已经引起社会广泛的议论和民众的强烈不满。根据谷歌引擎的搜索，约有648 000项符合“学术腐败”的查询结果。又根据方舟子主持的新语丝网站的资料，每年发现的学术腐败约100起。这些不完全的统计说明，中国学术腐败是惊人的，特别是高等学校的学术腐败，更是首当其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同一个国度、同样环境和政策下，也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却很少发现有学术腐败的研究员，工业应用研究部门，也几乎没有学者抄袭和剽窃的例子。这就说明，中国大学的学术腐败，具有典型部门的特殊性，它们与国家对教育的指导、教育体制、政策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由领导人号召或批准的大学扩招、大学合并与升格和争建一流大学的“三大运动”，是鼓噪起浮夸风、冒进风、瞎指挥风、攀比风和贪大求全之风的直接推手，正是这“五风”导致中国高等学校问题频仍和学术腐败。
中国大学暴露出来的学术腐败，仅仅是冰山一角，相对于整体来说，涉嫌学术腐败的人虽然是少数，但他们的危害性是极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搞学术腐败的人都被揭露出来了，而且还有许多变相腐败或抄袭的人，我们姑且把这一类叫做学术不端，那就不是少数人了。
学术腐败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抄袭的、剽窃的，有搭车签名、冒名盗用他人成果的，有粗制滥造和伪造数据的，有弄虚作假骗取研究经费的，有一稿多投的，有侵占他人权利霸占第一作者的，有个人行为、也有合伙作弊的等等。
至于学术不端或称作变相学术腐败的，也是五花八门，例如自己抄袭自己的，合著者之一申报成果奖时，删去了已故作者的；打着空头主编的幌子，拉拢一批人马编书，赚取科研费和版税的；用拼凑手法的高产的作者和作家，不一而足。
学术腐败三大特点
发生在中国大学的学术腐败，已经严重玷污了中国大学的形象，污染了这片圣洁的土壤。这些腐败不仅规模庞大，而且逐步形成三大特点：
一是广泛性，学术腐败几乎涉及到每个大学，既有重点大学也有普通大学，而且重点大学的学术腐败远远超过了普通大学；其中有大学校长、副校长、院长，也有教授、副教授、讲师；有科学院院士、工程院士，也有博士生导师；有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也有本科生。2003年SARS病毒肆虐时，媒体报道了一条特大新闻，称某大学的一个中科院院士用三天时间合成出了一个短肽抗沙士病毒药，这完全是造假。有专家评论说：只要有一点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不用说合成不出来，甚至连准备工作的时间都不够，更何况凡是药物都必须经过动物实验和临床应用后，方可被称作是药物。
二是疯狂性，某些学术腐败涉案人，不择手段，明目张胆。不久前被披露的江西井冈山大学两个讲师学术造假案，就是属于这类。他们在两年内，在国际《晶体学报》E版上，共发表了70篇论文，平均每年发表35篇。荷兰教授斯派克用软件发现了造假，宣布一次性撤销全部论文，并将井冈山大学列入黑名单。更有甚者，又披露出宁波大学一个教授两周发表一篇论文，浙江大学一个教授一周发表一篇，而黑龙江大学一个教授平均三天发表一篇，他在五年内共发表了279篇。据说，井冈山那个讲师凭这些论文应获得奖金19.5万元，实际获得3.2万元，而黑龙江大学那位教授因此获得的奖金高达10万元。这几例学术造假，充分暴露了学术界造假和剽窃的疯狂性。
三是学术腐败的产业化，专门出现了论文造假公司，形成了造假人、公司和学术刊物一条龙。2009年6月，武汉市破获了一个论文造假团伙——武汉佑达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有雇员十多名，聘用的论文造假枪手就多达80多名，明码标价，生意十分红火。在其他城市，也发现了类似的所谓学术中介机构，以学术造假牟取暴利。根据某专题研究，有人推算出了2009年论文交易额竟高达10亿元，有人甚至说实际数额远远超过这个数目。
大学是人才成长的摇篮，教师被人们赞美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旦设计师和工程师灵魂变了质，那么毁掉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而必将毒害和影响青年一代。历史证明，一个好的学风需要几代人培育，能够陶冶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反之，一个好的学风遭到破坏，又将殃及几代人。当前中国大学里的学术腐败所产生的恶劣影响，我们决不能低估，也决不能等闲视之。
近年来，人们对于学术腐败揭露不断，叱责之声日隆，可谓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国家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教育部等部门，都先后颁布了《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试行）或是《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等。吉林大学邓正来等40个大学和研究所的109个教授发表了公开信，呼吁大力遏制学术腐败。教育部和一些大学的领导人也纷纷表示，对学术不端行为绝不姑息，坚决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可是，效果如何呢？虽然不能说没有一点作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学术造假的现象。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这使我想到了白居易16岁时写下的千古名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生活的校园是全国最美丽的校园之一，在图书馆前有一个硕大的草坪，种植了耐寒的麦冬草，到了冬天一片绿油油青草，真是让人赏心悦目。可是，良莠不齐呀，往往是杂草长得更旺盛，两三年就要翻耕一次，重新播下新的种子。每当我在草坪散步时，看到杂草丛生的现象，都感到十分无奈。真是触景生情啊，经济腐败和学术腐败一样，也是野火烧不尽，原因就是它们生长在地下的根子没有铲除，所以一旦条件具备时又冒了出来。
学术腐败滋生的根本原因
那么，大学中的学术腐败滋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三个：
首先，是高等教育发展太快，就像是一个高度发酵罐一样，不是一般的冒进，简直是到了恶性膨胀的程度。短短十多年的时间，中国已经拥有各类大学约4000所，已经与美国大学的数目不相上下。不仅大学生的数量已居世界第一，而且刚刚实行30年的博士生教育，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也已远远超过了研究型大学最多的美国。近些年以来，各地和各校似乎出现了“英雄”大比武的劲头，都要建万人大学、航空母舰大学、研究型大学，甚至是一流大学。于是，教授数量急剧膨胀，研究生数量急剧膨胀，学术刊物、学报和出版社急剧膨胀，发表的论文数量也急剧增长。本来著书立说是学者们毕生的追求，是从事创造性研究的结晶，但是，现在出版著作已不是高不可攀的梦想，有的教授用买书号的方式，不经过审查就可以出书，作为成果评审、晋升职称或申请奖励的筹码。但是，科学研究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贵在原创性的成果，如果急于求成，势必导致掺水或造假。中国是一个集权体制国家，凡事只要领导人发出号召，下面就闻风而动，争先恐后，这就是中国高等教育恶性膨胀的主要原因。
其次，学术政策导向错误，直接或间接地引起了浮躁和浮夸风。“名”和“利”就像是两根魔棍，驱使人们去争夺，中国学术政策之所以错误，就在于不恰当地把“名”和“利”当作指导学术研究唯一的指挥棒。中国当代已经没有无名英雄了，也没有安贫乐道的学者了，一切是为了名，无名分的事是没有人问津的。中国把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拔高到了荒唐的地步，什么终身制、副省级待遇、高额津贴、配备专车，甚至有些地方建院士博物馆、树立院士铜像等。于是，为了获得这些荣誉，有些人不择手段，除了学术造假外，甚至采用贿选的恶劣手段。此外，教育系统开展了一年一度的评名师活动，2009年公布的100名教学名师，绝大部分是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所长等官员，而在一线专心致志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只有10名。到底是谁更优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官员名师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除了官本位外，就是评选严重不公，问题是人们敢怒而不敢言！
自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某大学以SCI收录论文的数量衡量研究成果水平的高低，并颁发高额奖金。这种做法，迅速被各个大学所采用，根据国外学术刊物水平的高低，颁发金额不等的奖金，少则几百多则数千元，在《自然》和《科学》上发表一篇论文，奖金竟高达10万元。这种做法的目的，无非是以此提高学校的知名度，为进入一流大学造舆论。无论是SCI或是奖金，它们都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够激励研究人员从事创造性的研究，也会诱导某些人弄虚作假。发生在井冈山大学、宁波大学等大学的学术造假，就是这种名利思想诱导的结果，一旦造假得逞，真是名利双收。对此，被称为“SCI之父”的尤金·加菲尔德不无感慨地说：“SCI是一个国际标准数据库，单纯以SCI这个标准来考核科研人员是不合适的，以SCI论文数量评价科学水平更是不合适的。”揭露井冈山大学两个教师学术剽窃的荷兰乌德列支大学的斯派克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猜测货币奖励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如此大范围的造假行为被曝光，说明有人在诚信问题上犯了一个错误。”
再次，高等学校双肩挑的领导体制绝对是不可取的，必须实行大学校长职业化。自1990年代开始，中国高等学校的领导都是双肩挑学者担任的，有院士的大学，校长非院士莫属，没有院士的大学也要选个博士生导师或教授来当。他们既要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又要肩负学校繁忙的领导职务，个人辛苦的程度是自不待言的。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这种体制是不可取的，它不仅容易滋生官僚主义，而且也会使某些人成为叶公好龙式的人物。陶行知先生在80多年以前就深刻地指出：“一个人只可担任一个学校的校长。整个学校应当有整个的校长，不应当有命分式的校长。” “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到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的人去担负吗？”
什么是命分式的校长？中国目前实行的双肩挑的校长，就是命分式的校长，意思是指他们身兼数职，不能专心致志地履行校长的责任。国外著名大学校长是职业化的，中民国时期的蔡元培、梅贻琦等校长是职业化的，1980年代以前的蒋南翔、吴玉章、成仿吾、匡亚明、朱九思等校长也是职业化的。他们都是以学校的事业为己任，除了学校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的学术山头，没有一己私利，密切联系群众，敢抓敢管，能够从严治校。从实践中，他们都成了职业化的教育家。
官学不分是学术腐败的病灶
可是现在，不仅书记、校长、副书记、副校长都是双肩挑的，甚至连部处长们也都不放弃业务工作，也是一心挂两头。他们似乎都是天才，是具有非凡能力的超人，不仅鱼与熊掌二者得兼，而且还要囊括包括院士、名师、资深教授、副部级和劳动模范在内的一切名和利。实际上，这种体制是侵占学校的资源，导致教育不公的最大表现。他们在担任教育部学位评审委员、申请科研费、招收研究生、评选科研优秀成果、出版著作等方面，都拥有优先的特权，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以权谋私。发生在东南大学和武汉理工大学校长论文的剽窃事件，就暴露了这种体制的弊端，但这些只是披露出的明显例子而已。从好的方面说，是他们的研究生剽窃，导师负有失察之责；从严格要求来说，他们都是沽名钓誉，是学术腐败的保护伞。某大学的前校长，在学术界神通广大，广结人缘，除了合作编书外，一生没有一本个人学术专著，但居然成了劳动模范，退休后还混上了一个享受院士待遇的资深教授。还有一个校长，出版了20多本书，但除了一本是个人著作外，其他都是主编或合著的，而且多部著作都获得了各种奖励。他们凭着手中的权力，不愁没有经费、不愁出版和发行，当然也就不愁没有人充当他的写手了，真是名利双收。这也是一种权力寻租腐败的形式，是不被人们察觉的学术不端行为，这种情况在大学里十分普遍。这是一种不正之风，我向来反对挂空头主编的做法，也不赞成合作快速编书的做法。这样的做法，学术观点和体例能做到统一吗？能够做到文责自负吗？实际上，这不能保证著作的质量，而且有变相侵占他人劳动成果之嫌。除了实验科学论文是集体完成的以外，为了严以律己，在教育研究方面，我一生不与人合作写文章和出书，甚至不让人捉刀写发言稿。现在我们有这样的校长吗？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什么现在的学术腐败遏制不住，就在于我们有不少的校长“其身不正”，所以不敢严格管理。对学术腐败不是零容忍，而是最大的容忍，能掩的就掩，能拖的就拖，实在掩盖不住了，就象征性作个处理，虽然官不能当了，但教授仍然可以当，这不是姑息养奸又是什么？同时，国家有不少高官的研究生学位都是假的，他们怎敢理直气壮地抓反学术腐败呢？即使抓的话，他们又有什么说服力呢？如果他们真心杜绝学术腐败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公开发表自摘博士帽的声明，相信他们的威信不会降低，反而会得到民众的赞扬！
《西游记》中的猪八戒，是一个贪吃、贪色、贪玩的好逸恶劳的角色，但他最终没有腐败。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唐僧一心向善，真心求佛，孙悟空一身正气，对于鬼蜮魍魉明察秋毫，严惩绝不手软。他时时刻刻监督着猪八戒，只要八戒的贪心刚冒头，孙悟空就严惩不贷，使猪八戒不至于堕落为腐败分子。这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
俗话说：堵漏要查源，治病要找因。同样的，根治学术腐败，必须要铲除“春风吹又生”的根。我上面所说的三个原因，就是从源头上惩治学术腐败的重要措施。去年年初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虽然反响十分强烈，但似乎没有引起领导部门重视，未见推出任何整顿的措施，因此大学中的各种问题依旧。大学校长是学校的灵魂，对于领导和治理好学校具有重要作用，必须改革遴选大学校长的办法，把管理能力强的教育家选拔到大学的领导岗位上，并实行职业化的领导体制。如果他们都有孙悟空那样的能力和一心向善的诚心，他们本身就是一面旗帜，使学术腐败无藏身之地，把中国的高等教育引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来源：文化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