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达的书谈到西班牙民主进程/吴敬琏 秦晖 姚洋

左右之间:关于社会转型路径的思考

吴敬琏

今年年初，我应邀在一个博士生讲座上演讲。当我讲到顾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追问，即沿着1789～1870～1917的道路进行革命的国家，为何会在胜利后从理想主义转化为专制主义时，推荐了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作为研究“九三年”雅各宾专政的参考。不久，一位主持讲座的朋友郑重向我推荐林达的另一本书《西班牙旅行笔记》。我急忙找来这本书，一上手，就完全被它所讲述的西班牙几个世纪寻求民富国强之路的历史所吸引住了，不能不一口气读完。的确如我的朋友所言，这本书精辟而生动的阐述，将纷繁的人类历史变迁娓娓道来，展现出人类进步是各种社会力量抗争之后，达到一个暂时的平稳，再走向下一个冲突。从19世纪末期开始，西班牙经历了近百年的坎坷曲折。剧烈的社会冲突、民族分裂、内战、专政和杀戮，只是“在一次一次冲突之后，汲取了惨痛的教训，才告别了血腥，告别了专制，走到今天。”

林达讲述的西班牙故事对中国有意义吗？我的回答是肯定无疑。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好像一直在反复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问题。公元前209年各路草莽英雄怀着对秦王朝残暴统治强烈的义愤揭竿而起，推翻了暴秦的统治，然而这种革命并没有带来它曾经允诺的公平世界，而是“彼可取而代也”,“打倒了皇帝做皇帝”， 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一次又一次地轮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给我们带来了顾准所说的“1789～1870～1917这股潮流”。当时我们许多人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中国革命取得胜利18年后的1967年，当顾准目睹“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重新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问题。

对于1789～1870～1917这条激进的革命道路为什么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还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现这一目标。继顾准之后，還有不少学人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乃至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了全方位的探索和破解。

《西班牙旅行笔记》提供了新的佐证。它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是：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林达用西班牙近代史证明，在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观点分歧双方温和派的结合。如果不是这样，只要—方出现极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他自己的极端派，如果两边的温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渐被边缘化，社会就会被撕裂而趋向极端，而在两个极端之间的震荡,“不走到絕路不会回头”。这就是西班牙从18世纪初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以来多次上演过的悲剧。就拿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这次轮回来说，正像《西班牙旅行笔记》的作者告诉我们的，在1931年建立第二共和国的初期，虽然西班牙存在左右两派，但是两翼的温和派之间存在着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等最底线的基本共识。它们之间的分歧，无非是一个主张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另一个主张共和形式的民主制。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即使这种分歧不能通过和平协商来加以消除，也可以由选民用选票来决定，谁应当上台，谁应当下台。可是，当社会矛盾被激化，左右两边的极端派拉走了几乎所有的民众，国家分裂成了完全没有基本底线认同的两半，加上国际上德意和苏联两大集团的支持和挑动，分歧只能用全面内战的武力解决，最终以极右派将军佛朗哥的白色恐怖和40年独裁统治作为结束。

如果左边的极端派取得胜利那又如何呢？恐怕也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就像顾准所指出的，不论个人品质多么崇高，当1789～1917传统的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西班牙左派还在政权存亡未卜的内战时期，就在莫斯科的操纵下展开了极其凶残的内斗。林达为我们讲述了曾经是英国著名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作为国际纵队的一员参加西班牙内战的故事。满怀革命激情的奥威尔在国际纵队的列宁营中亲身目睹和经历的，是左翼阵营内部以“保卫人民主权”和“肃清内奸”为名进行的残酷斗争乃至人身消灭。他由此痛切地认识到极权统治以公众意志的名义恣意侵犯个人自由的极端危险性。这—经历，使他创作出对专制主义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无情鞭鞑的世界名著《动物庄园》和《1984》。

如果说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是一场旷世悲剧，1975年佛朗哥去世、卡洛斯国王加冕后，西班牙迅速“回归欧洲”和走向民族复兴则堪称现代奇迹。奇迹之所以能够发生，首先要归因于有关各方，包括出身于佛朗哥集团的新首相苏亚雷斯，共产党的领袖、当年在内战中负责马德里秘密保安工作的卡利约和社会党的领导人冈萨雷斯，他们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汲取了教训，共同参与了民族和解、民主转型和西班牙复兴的进程。西班牙共产党的老领导人伊巴露丽和新领导人卡利约早在佛朗哥死前多年就开始反思，并在斯大林去世后率先提出了“民族和解”的口号。1974年接任社会党领袖的冈萨雷断大幅度地修正了传统社会党的纲领，放弃了完全摧毁旧体制的革命纲领。而从佛朗哥的青年运动领袖出身的政府总理苏亚雷斯，也早已认识到西班牙进行民主转型的必要。再加上开明的年轻国王卡洛斯一世以高超的政治技巧从中斡旋，占了主导地位的右派温和派和左派温和派都能够采取理性态度进行协商和博弈，为共同的利益达成妥协，使西班牙得以渡过重重风波，在佛朗哥死后短短几年，就实现了民主转型，踏上复兴的道路。

其实中国人在最近一个半世纪谋求国家富强的途程中，也有过和西班牙人相似的某些经历。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政界、学界、企业界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在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国家这一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在国际上，中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于这些矛盾的由来作出了不同的解读和提出了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突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防止这种悲剧的关键在于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们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讨论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在讨论中，人们可以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是应该支持他发表自己的意见。只要不是谩骂、不是无中生有，一切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立论都应该受到欢迎。我现在感到特别担忧的是，如果匡救时弊的措施只是停留在宣言和承诺上，而实际的改进鲜有成效，各种极端的力量就会趁势而起，动员目前显得愈来愈不耐烦的民众，导致社会的动乱。

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旧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而不是不可改变的。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

旧中国社会和欧洲中世纪相同，是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社会：它的一头是大量的贫苦农民，另一头是少数权贵，中间阶层或称中产阶级力量即市民的力量十分薄弱。在这样的社会里，矛盾容易激化，政治诉求也容易趋向极端，在传统中国的专制制度下，暴君的残暴统治激起农民暴动推翻旧皇朝，农民当政后又或迟或早变成新的暴君，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的周期更替。在欧洲中世纪后期，市民阶级和知识阶层开始壮大。在新的社会力量的孕育下，首先发生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这些促进社会进步的思想解放运动：接着发生了建立全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的革命变革。到了现代经济发展阶段，技术专业人员和经营专业人员的作用变得不可或缺，而且人数也越来越多。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中国也进入了这个过程。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包括各类科研人员和学校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和技工、中高层经理人员和一般公司职员、医护人员以及政府等公共机构的职员的队伍正在迅速壮大。这批人是工薪阶层中更多地具有现代文化技术知识的部分。他们追求的是经济生活和政治环境的改善和稳定，与社会弱势集团有着共同一致的根本利益，是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所可以依靠、也必须依靠的力量。

防止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反馈震荡

秦 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西班牙民主化的坎坷过程主要给人的感觉是“极左”和“极右”都很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导致灾难。一个正常的民主化道路，应该是社会民主主义(美国有时叫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美国有时叫保守主义)互补，就是温和的左派和温和的右派的一种互补，或者说是民主左派和民主右派的互补。

西班牙的事情的确比较复杂。从时代来看，西班牙内战前后的这段时期，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实际上是全世界范围内民主自由制度受到最严峻挑战的时期。那个时候不管东方西方，在凡尔赛体系下形成的大批民主国家都发生逆转，变成不是左派专政就是右派专政。甚至原来在中世纪就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像波兰，像德国的一些小邦，在中世纪就有所谓的自由选王制，所谓的城市共和、贵族民主制度，但在那个时期也发生了专制化倾向。那个时期保留下来的民主国家很少，除了美国、英国、法国和北欧的一些地方，其他的都垮台了。有的是左派专政，像布尔什维克；有的是右派专政，像希特勒。

而且左右派专政在今天看来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20世纪初，俄国当时的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就讲过，黑色百人团，所谓的黑帮，俄国的极右翼，和红色百人团，所谓的红帮，极左翼，其实是差不多的，,做的事情都一样。在当时的维特看来，区别只是他们所处的阶段不同。按照维特的说法，极右派是已经堕落的专制主义者，而极左派是处于浪漫期的专制主义，浪漫专制主义到一定时期都会堕落的。而且今天看起来，东南亚也是这样的。原来缅共、红色高棉那些人，当年为理想主义不择手段，搞得很恐怖。现在一旦没了理想，唯利是图同样不择手段。最黑的弄钱方式，比如贩毒、赌场、绑票。原来缅共、红色高棉控制区，现在尽搞一些比资本主义还要黑的东西。

从西班牙的具体情况来讲，它在1930年代的悲剧有一些偶然因素。第二共和时期特殊背景下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既得利益阶层和社会下层的冲突特别严竣，加上当时国际背景不利于自由民主，极左的和极右的极权国家都分别在拉这西班牙的左右两翼。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来看，造成这种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互相反馈放大机制。其实也不光是西班牙有这种情形，拉美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寡头主义统治的时候用专制手段来掠夺大众，使正常的市场经济、正常的利益博弈不能够形成，等到老百姓一旦有清算他们的机会，就又做得特别极端。要避免这个过程，我觉得要提倡一种非寡头主义的右派，也提倡一种非民粹主义的左派。

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诉求

在这个问题上要弄清的一点是，在转型时期民粹主义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讨论民粹主义应该把它和几个事情划分开来。第一，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立场，更不等于合理的平民利益诉求。平民阶层总是要有他的利益诉求的，而且这个利益诉求无论在什么时代它都有很大一块可以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完全兼容。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立场的理由就在于，民粹主义者与其说是“平民主义”者，不如说是“整体主义”者。他们仇恨的其实是个性、个体、个人权利。实际上，他们不仅仇恨富人的个人权利，也仇恨穷人的个人权利。民粹主义者往往认为，他们崇拜的穷人或“人民”是一个整体，构成这个整体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草芥，都是可以为这个整体利益牺牲掉的。西班牙战争时期左派的内斗也是以这个为理由的，为了“革命”的利益，包括工人、农民在内，只要不符合他们当时认为正确路线的人都是要倒霉的，而且他们屠杀自己人一点也不比对手温和。所以我觉得民粹主义最突出的特征并不是我们一般讲的仇恨精英而坚持大众立场。其实他是坚持一种整体化的立场，仇视一切个人化的立场，既仇视富人个体，也仇视穷人个体。比如俄国的民粹主义就有这个特征，它是非常崇拜农民的，但是它崇拜的农民特指农村公社，民粹派认为那些主张单干的农民是“最危险的敌人”，民粹派主张压制他们是一点也不手软。他们提倡“整体”，而“整体”又是由他们来代表的。所以民粹主义不能把它和平民利益划等号。在改革时期，尤其是在寡头主导的改革过程中，坚持平民利益的诉求是很重要的，包括自治的工会农会运动等等，只要这些运动能遵守“群己权界”，就是一种正面的制衡。

第二，我们也要把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分开来。欧洲民主左派一般都会提出福利国家的诉求，或者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诉求。这种诉求在历史上和民粹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往往是对立的。在很多国家，其中也包括在西班牙，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论战。我觉得实际上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都类似的，都是主张自由和民主是有边界的，也就是严复讲的“群己权界”的概念。

己域，就是在私人领域，—定要坚持自由原则，属于个人的权利就是应该自由的。既不能被专制者个人所侵犯，也不能为所谓的多数或整体所侵犯。群域,就是公共领域，就应该是民主的，用符合多数意志的办法来解决。但是这两者是不能颠倒的。我觉得民粹主义也好，寡头主义也好，一个共同点就是“群域无民主、己域无自由”。一方面以公权力为理由任意侵犯个人领域(民粹主义尤然)，另一方面公共领域又被个人或少数利益集团所把持(尤然)。公共领域没有公共性，而个人领域也缺少对私权利的尊重。但是从历史上看，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还有一些模糊地带，这个模糊地带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划清楚的。为了避免公私不分、群己不分，这个界限是一定要划的。但正是因为这种模糊地带的界限不能一劳永逸地划清楚，所以往往是过了一些时间后又会有一个调整。所谓左派和右派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的一种正常的博弈，实际上是对“群己权界”中模糊部分的一种调整。简单来说，比如说帮助弱者或社会保障，我们也不能说右派就不关心弱者，但是右派一般认为帮助弱者应该属于个人领域，应该用自由或自愿的原则来处理，比如NGO、慈善。左派就认为应该是公共领域，应该用民主国家多数决策，切出一块资源，用公共福利的办法来解决。到底比重应该多大，并没有绝对的答案。在—定的时期，通过宪政民主机制，比如说左派上台就会把经济上的“群域”扩大一点(伦里上则相反,西方左派通常主张在这方面扩大“己域”,例如同性恋自由等),右派上台就会把经济“群域″缩小一些(伦理上也相反)。但是这种缩小和扩大都有它的相对性。基本领域的群己之分，宪政条件下的左右派是有共识的。人们对模糊领域的“群己权界”发表意见的权利也毫无疑问属于个人领域，不管左派上台还是右派上台，这一块都应该是自由。通过宪政民主程序左派上台实行了高税率，你不能抗税，但是你对高税率提出批评、乃至主张减税的言论自由是完全有的。到了下一轮大家也许接受这个意见，就可能调回来。“权界”虽然会不断地游移，但是“群己”是一定要分清楚的，否则就会发生公权力越界，或者公共领域被个人专断的情况。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两者不能颠倒。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下，公共领域可以扩大，但前提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必须得到保障。你可以搞高税收、高福利，但只能在宪政民主体制下，通过“无代表，不纳税”、“无代表,不开支”的方式来操作。否则,，如果某些专制者以公共福利为理由横征暴敛，结果是“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二次分配并不真正具有公共性，这样就搞成“负福利”了。

不能夸大“民主与自由的矛盾”

从西班牙这个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就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个时期，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民主崩溃的过程。从南欧地中海国家，巴尔干国家、中欧(捷克除外)国家，一直到波罗地海国家，比如我刚才说的波兰。不管是天主教国家、东正教国家，还是新教国家，也不管是左派势力大的国家，还是右派势力大的国家，都出现了这样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大背景，我就不详细讲了。但是有一点，很多人认为这种宪政制度在当时的毁灭是“民主推翻了自由”，我觉得这种现象不是没有，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魏玛共和国通过民主选举把希特勒选上台，这个民选的独裁者就把宪政废除了。但是从当时欧洲绝大部分地区来讲，大概只有德国是这样，其他国家宪政制度的崩溃都是通过政变、内战等不民主的手段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摧毁自由的过程都是通过专制的方式，不民主的方式，而不是民主方式。民主扩张没有边界的确会对自由构成侵犯，但是我觉得历史上更常见的，乃至在欧洲的这个时期更常见的，恐怕还是这种非民主的寡头方式对自由的冲击更厉害。除了德国选举出一个独裁者，,他上台后取消了宪政，其他国家都不是。俄罗斯1917年也是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一帮民粹派分子，民粹派分子组成的议会(所谓立宪会议)如果维持下去会不会也像希特勒那样行事，这很难说。问题是最后布尔什维克出动军队，用武力把民粹派分子组成的议会驱散了。也就是说即使在俄罗斯，也不是民粹主义分子当选的议会通过民主的方式取消自由、颠覆了宪政的，它还是那些“极左寡头”用赤裸裸的军事暴力，把民选的结果推翻，用这样的方式来实现“专政”的。应该讲，在整个这一时期的欧洲，尽管很少有成功的宪政国家能够很好地把握好自由和民主的边界，实际上也就是“群域”和“己域”的边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因此造成了许多坎坷。但是这两者的矛盾恐怕也不宜过分夸张,好像有些人说对自由最大的危险就是来自过分的民主，或者有些左派把这话反过来讲(自由太多破坏了民主)。从这段历史来看，并不是这样的。这些国家多数还是或左或右的寡头(他们往往煽动民粹，但并不遵循民主程序)以暴力同时破坏了民主与自由。

另外，西班牙的历史也的确揭示了从传统到现代过渡时期的一些普适性特征。西班牙是个天主教国家，俄罗斯是个东正教国家，而中国和其他很多地方根本是基督教文明以外的国家。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反复震荡的过程是很多国家都出现过的。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讲的“拉美病”,实际上也是指这种现象。“拉美病”显然不是前段时间很多人说的“新自由主义”能够解释的。许多拉美国家在历史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特征，包括阿根廷的庇隆主义，秘鲁的贝拉斯科主义等等，当然也包括最近委内瑞拉的事件。其实过去拉美的军政府通常也就是这两种类型的，要么是民粹主义的军政府，要么是寡头主义的军政府。

这些事件对中国的借鉴之一，就是要防止在转型时期陷入一种民粹主义和寡头主义反复震荡、互为因果的怪圈。转型时期要掌握好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左”“右”互补，防止“左”或“右”极端势力的出现。这点在转轨国家比原来就是搞私有制的国家要更突出。因为转轨国家什么资源都是控制在国家手里的，一搞起寡头主义来，少数人掠夺公共资源，,社会不公往往会搞得很极端。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有“什么东西都是公有的”这一背景，民粹主义膨胀起来的确会把一切个人领域都冲垮，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理性资源与道义资源

另外，在转型时期，道德资源对理性转型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转型时期，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在互相妥协的过程中，的确都需要理性。更确切地说是需要一种由道义呼唤出来的理性。不光是“浪漫的”西班牙人，德国人被认为是理性的民族，但在纳粹时期也变得那么疯狂。人性中是有疯狂一面的。呼唤理性是宪政民主转型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可是在历史上我们往往看到：理性不是靠“聪明”就能呼唤出来的，在哗众取宠的氛围中，往往是最极端的人最有号召力，我们也都领教过这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要避免疯狂，很难说有什么万应良方，,甚至也不能仅仅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解决。因为历史经验再怎么总结,就像昆德拉所说的，“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只有一次，等于没有”。从历史上看，在一个动荡时代真正理智的声音要能够为公众接受，它背后都必须有很深的道义资源。如果缺乏这种道义资源，那么往往越是激进的声音就越有市场。像南非转型时期，当时出现那么多的流血事件，那么多的冲突，像曼德拉这样的人能够出来，把黑人这边的激进情绪(如当时“泛非主义大会”、“阿扎尼亚解放军”鼓吹的)遏制住。一个前提是他原来为黑人解放坐了26年的牢，谁也不能说他是胆小鬼。如果没有这种经历提供的资源，他再聪明，人家能听你的吗?

在西班牙民主转型时期,“左”“右″两派也都有这样的人。执政的佛朗哥这一派，像苏亚雷兹这样的人，根本就是和戈尔巴乔夫差不多的一种角色。他推动了民主过程，实际上他明知这一进程最后会导致他下台，这是要有一种道德来支撑的。而且他在佛朗哥体制内也是个埋头苦干的角色，在个人道德、操守上无可指责，保守派也无话可说。左派方面像卡里略、伊巴露丽这样的人，他们也是呼吁和平，呼吁理性妥协。他们是从内战中出来的，像卡里略是内战结束时最后一个从马德里撤出的人。这样的人如果他要煽动暴力，那非常危险，但是他要呼吁理性，他也最有这个道义力量。如果“左”“右”两边都有这样的资源的话，转型过程就会比较顺利。

但是这就意味着,历史不能从任何必然性中寻求解答。因为能不能出现这样的人、能不能积累这样的资源，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讲都不是确定的。但是我们可以讲的是，如果在全面的转型之前，这个社会能够比较松动，老百姓的自由记忆、民间记忆，或多元化的文化资源的形成，这一点如果能够做得好的话，那么以前的道德资源就有更多的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运用。像曼德拉那样的人，他坐了那么多年的牢，在前苏联也有坐了那么多年牢的人，可是体制就可以把有关于他的信息抹得一干二净，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种人。当然到了关键时期，这种道德资源也就不可能发挥什么作用。像我们国家以前也有不少这种人，但在1989年的时候，学生是完全不知道他们的。既然原来没有这种积累，当时表现得最“勇敢”就最有号召力，最后的结果就是搞得不可收拾。如果有原来长期受难的那种人，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他，那个时候他出来呼吁理性、呼吁妥协是最有号召力的。但是如果体制把这种信息、这种资源全部都摧毁了，那到了一旦要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变化往往就难以控制。

从专制到民主是一场伟大的转型

姚 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林达夫妇的旅行笔记总是引人入胜。他们以风景为线索，带出历史上的人和事，抒发他们对历史的见解。《西班牙旅行笔记》承袭了这一风格。读了这本书，即使是一个过去对西班牙历史一无所知的人，也会清理出西班牙历史的一个梗概，并产生循着林达夫妇足迹亲访西班牙的冲动。

林达夫妇最想写的，是西班牙内战和其后西班牙的民主转型。和一般作者不同，他们没有站在共和派的角度来评论西班牙内战，而是试图站在一个更超脱的高度对共和派和佛朗哥派的极端主义提出批评。正如他们在《带一本书去巴黎》里强烈批评雅各宾派一样，林达夫妇没有因为共和派代表了民主的一方而放弃对他们的极端做法的批评。从事后的角度来看，林达夫妇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对我们今天警惕左、右两派的极端主义也是有帮助的；但是，林达夫妇似乎没有看到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似乎认为没有血腥的革命，西班牙也能够完成从封建到民主的转型。他们对血腥革命的厌恶，在《带一本书去巴黎》中已经有了充分的体现。根据他们对历史的解读，路易十六本来是要改革的，法国大革命因此是可以避免的。然而,事实是，那些经历了自然发展过程的大国(“自然发展”用在这里排除了像美国这样的新大陆移民国家)，多数都经历过血腥的革命，英国、法国、俄国和中国莫不如此。这些国家都成功完成了由封建到共和的伟大转型，而那些没有经历革命的国家——如印度——至今还背负着封建旧制度的拖累。一些人极力推崇英国的光荣革命，把它想象成和平革命的典范。他们有意无意地忘记了，在光荣革命前的半个世纪里，英国经历了多次血腥的革命和反革命，先是国王和王后被推上断头台，后是克伦威尔的独裁，再后是王室的复辟，克伦威尔被拖出坟墓鞭尸，其惨烈程度，井不亚于其它任何革命。如果流血的革命可以避免，则我们就不会看到后来流血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西班牙内战和中国革命了，因为人们早该从英国革命那里学到和平革命的方法。流血革命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旧势力总是存在，总要做最后的殊死一搏。如果没有以佛朗哥为代表的右翼的反叛，西班牙的内战就可以避免，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就可以延续下来，西班牙的民主也就会提早半个世纪到来。事实上，在评价大国革命这件事上，没有中立立场可言，因为这关乎人类历史的方向。

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在过去三、四百年完成的、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伟大的转型，它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经济生活到政治治理，无所不包。在此之前，人类对自然界的掌握以及对自身的控制都处于一个极低的状态。人类的历史是摆脱自然的历史。这里的“自然”包括人类自身的自然属性，其核心是，在缺乏合适的治理机制的前提下，人类社会总是趋于无序。这和人是唯一具备理性的动物这一事实有关。其他动物只有本能，而人会计算，会趋利避害。因此人与人之间总是要发生这样或那祥的冲突。在文艺复兴之前，除了个别地方在个别时间(如古希腊的城邦时期)之外。人类解决无序的方法是独裁统治。就如动物界一样。人比动物聪明。在多数地方还为这种统治赋予神性。以昭示其不可侵犯性。我们今天认为独裁是一种恶。但以人类在蒙昧时代所具备的智性，它却成为主导人类几千年的统治方式。尽管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少数哲人已经认识到了它的缺点。独裁统治得以维持的一个条件是当时的生产技术还无需一个更宽容的制度来支撑。想象一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当代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发明创造如何能够发生并维持？人类在经历了童年时代文明火花的迸现之后，便进入了漫长的停滞和黑暗时代，而独裁本身通过宗教的神化和人的贪欲得以加强，并扑灭任何变革的企图。只有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人类才开始意识到，，让少数人凌驾在大多数人之上并把他们作为奴役对象是不道德的，每个人都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权利。由此，人类需要一种新的治理方式，这就是自由民主。福山说历史的终结，,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民主与其说是一种信念，毋宁说是人类在摆脱蒙昧时代之后找到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法。专制是人类在孩童时代就自我治理摸索出来的一种均衡，人类在那时达到了一个稳态，,而自由民主是人类正在实现的另一个稳态；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由前一个稳态向后一个稳态过渡的时期。福山说，自由民主就是罗马，每个国家都在不同的道路上向着它奔跑，有些国家到达得早一些，有些国家到达得晚一些，还有一些在路上彷徨，但最终每个国家都会到达自由民主这个终点。革命在这个奔跑的过程中往往必不可少，特别是那些首先跑出一条路或在路上彷徨的国家，革命更是必然。

西班牙就属于那种在路上彷徨的一类，它是西方世界最后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它的革命以一种与众不同的形式发生。如果没有佛朗哥的叛乱，第二共和国也许无需革命就可以维持下去；但保守派的反抗让第二共和国演变成一场惨烈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的革命。林达夫妇多次强调佛朗哥叛乱的动机，即维护西班牙的传统。这也许是对的。自由民主的一个问题是人的平庸化，所以福山才要讨论“最后的人”的问题。但是，在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型过程中,更直接的威胁是确定性的丧失。专制虽然坏，宗教虽然禁锢思想，但它们都给予人类确定性,而对于在有限的生命中必须面对无穷无尽变故的个人来说，得到确定性是一种安慰。佛朗哥之所以能够得胜，除了德、意法西斯的支持而外，本国民众中向往确定性的右翼无疑给他提供了坚强的群众基础。

但是，佛朗哥独裁所导致的西班牙民主化的拖延并不是西班牙所独有的，毕竟，法国在大革命之后也花了半个多世纪才最终确立了民主制度。西班牙民主化道路在后发国家中具有代表性，其特点是，在封建制度终结之后，某种形式的稳定的威权体制是成功的自由民主的前奏。德国、日本、韩国、墨西哥，都是如此。也许，在推翻帝王独裁之后，人们需要时间来思考一下，自己的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又如何在实现民主的同时不失去传统给予民众的确定性。事实上，西方先发国家也不是在一夜之间就实现了民主制度。英国从光荣革命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给予妇女选举权，花了二百四十多年的时间才算完成了全面民主制度的建设；在这二百四十多年期间，英国民主至多是一种有限民主。相比之下，西班牙的情形并不太坏。

读林达夫妇的书，感触最深的是卡洛斯国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班牙民主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个由佛朗哥指定的国王，原本是会成为人所不屑的对象的，但却最终成为西班牙人最爱戴的人。如果他是一个贪恋权力的人，卡洛斯国王也许会乘军人叛乱之机成为一个拥有真正权力的国王。但他不是。尽管从小在佛朗哥的严密控制下长大，他知道世界的潮流所指，知道西班牙如何才能重返欧洲，因此他选择了支持民选政府。君主立宪看似一种相当滑稽的妥协，但实质上却可能是在追求民众自决与确定性之间的一种精巧的平衡。民众自决是潮流，但它也常常把我们带入不确定性之中，此时，君主的声音和行动就起到了锚定的作用。在军人叛乱被平息之后，卡洛斯国王告诫西班牙的世俗政治领袖们，这是他最后一次干预现实政治。但是，既然他做得这么好，又何必是最后一次呢？答案是，西班牙再也没有发生需要国王干预的政治事件了。西班牙的民主成熟了。

由此我想到了中国。中国属于福山所说的那种在奔向自由民主道路上既后发、又在路上彷徨的国家。我们的大转型完成了一半，这一半是由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共同完成的，这就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尽管意识形态不同，但就社会变革而言，毛泽东在大陆和蒋介石在台湾于1950年代初所完成的，却是基本一致的，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上地改革，尽管两人所采用的手段完全不同。中国在二十世纪所完成的，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它是世界范围内由专制向自由民主大转型的一部分。从这个历史高度来理解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才不至于让我们陷入革命与反革命、传统与现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样的争论之中。和西班牙可以对照的是，在帝制终结之后，大陆和台湾都没有立即实现民主化。这里当然有现实政治因素的作用，但对照西方先发国家和西班牙的经验，它或许也是一种必然？我们或许需要时间想一想、试一试，看看我们如何能够找到和我们的历史文化相通的一条民主化道路？我们正在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