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断层谈到道德教育

吴大地要了解一个社会的道德现象，除了文化传统、治理体制以及领导人外，还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一个比较全面的研究架构，必须涵盖内在（精神/文化）与外在（物质/制度），以及个人与集体（社群）的各项因素。　　沈裕尼说，由于1980年代家长们纷纷把孩子送进英校念书，西风东渐，我国中华文化传承出现了“断层”。这个文化的断层，造成我国的这一代人，急功近利、肤浅、浮躁；缺少羞惭心、恻隐之心以及感恩的心。她还说，“当我们的学校教育着重经济效益，只传授知识、求生存的技能，而忽略了灌输正确的道德价值观，一切道德沦亡的社会败象便竞相涌现。”（《“外部环境”影响语言学习之取向” 》早报言论2009年11月11日）　　国人在救災、慈善方面的表现，不比人差。而且，诚实守信，早已是新加坡品牌的卖点。沈说的“急功近利、肤浅、浮躁，缺少羞惭心、恻隐之心以及感恩的心”的民众，什么国家都有。这样的人，在新加坡是否特别多，没有数据支持，实在不好说。　　不过，如果说到道德沦亡的社会败象，倒是有两个很常用的指标性数椐；那就是犯罪率与贪污的国家排名。　　不论是犯罪率或贪污指数之低，新加坡都领先亚洲，并高居世界各国排名榜上。而且，自建国以来，逐年在进步中，并没有因“文化断层”而下降。所以沈裕尼的说法，相信纯粹是个人观感，不足以反映现实。礼仪之邦贪污盛行　　长久以来，我个人有一个不解的困惑：中华文化标榜道徳，号称礼义之邦。何以在社会的实践上却往往不如人意。　　郑永年说，“中国道德衰微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了”，并具体的说，“说到中国官场，给人的第一个概念就是腐败。”如果把中国大陸今日的道德困境归咎于文革对传统文化的破坏，那台湾陈水扁弊案所揭露的官商勾结的惊人贪腐行径，又如何解释？
　　民进党如此，国民党在这方面也乏善可陈。当年国民党就是因为贪婪腐败而被共产党击败，赶出大陸。　　如果把社会以及官场的道德乱象，归咎于中国对民主制度的不适应，那只要看看民国以前的清朝，就很难自圆其说。“西方传教士和商人一踏上中国这块土地，与地方或中央政权相关机构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后”被贪污的普遍与严重性吓了一跳，并因此立刻开始研究中国的贪污问题。（李海鸿《清史研究》）　　据一些研究者的说法，纵观中国历史长河，唯一能消灭贪污的时代，昙花一现的，只有李世民的贞观之治。　　不过，如果好像柏杨那样，直指贪污腐败的根源是中华文化，是其主流儒家文化，忽略了许多中国特殊的地理与历史条件，那又未免太过简单仓促。　　奇怪的是，世界华人社会中，比较廉洁自律，几乎都是比较西化的社会，如新加坡与香港。而在清朝，唯一不腐败的官方机构，据说只有一个：那就是晚清的中国海关。这个奇迹是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缔造的。赫德任海关总税务司，从1861年到1908年，掌握了中国海关实际管理权达半个世纪之久。　　这些例子，似乎说明了法治的体制与管理方式，其杜绝贪污的效应，胜于文化传统。　　其实，要了解一个社会的道德现象，除了文化传统、治理体制以及领导人外，还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一个比较全面的研究架构，必须涵盖内在（精神／文化）与外在（物质／制度），以及个人与集体（社群）的各项因素。　　外在因素如地理环境，物质资源，政治经济系统，科技水平等；内在因素，集体的有文化传统，个人的如人格心理的发展等等，这些因素，无一不对其社会的道德现象发生影响。　　二十世纪初的人文地理学大师杭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 1876-1947）走遍世界，他觉得当时的中国人似乎特别自私自利。 经过多年的研究，他认定这是中国荒年特多对民族性的殘害。“一个人要是没有这种畸形发展的自私心，是抵挡不了那种残酷的荒年。於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机会就越大；多经一次荒年，人品自私自利的心理就深一分。总之，极端的自私自利可以使一家人度过荒年，生存下去。几千年的长时间里，唯有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才受选择。因为，以前凡是能够损己利人，解衣推食之辈，在荒年的时候已经死光了。”
　　这种令人心惊胆跳的论说，当然不是人人可以苟同的。不过作为一个例子，用来解释外在因素如地理环境与物质资源对道德现象的影响，倒很恰当。　　至于制度对道德的影响，就更显而易见了。例如，在探讨贪污的成因时，很多学者将眼光盯住了官僚制度本身的问题，如清朝的捐纳（卖官鬻爵）与财政制度的漏洞，往往迫使官吏贪污。他们还指出，清朝地方官员的俸禄极低，官吏们却不得不自己掏腰包维持地方政府的运行以及地方基础建设，为了应付这种职位本身所带来的巨大支出，地方官员们便不得不想方设法地合法或不合法地敛财。　　上面谈的，是外在因素的例子。至於内在因素，如沈裕尼所说的文化传承以及道德教育，又该如何看待？　　近代教育学家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区别了来自文化（族群）的规范习俗（norm and convention）与普世道德原则（universal moral concerns）。　　不同的族群文化有不同的社会规范与信仰，例如，回教禁止妇女穿着露出肌肤的服装、不准教徒吃猪肉。而普世道德却是各种文化宗教都共有的，更深层的道德原则，如公正／平等与人类福利／关爱。　　传统的规范与信仰需要上一代人有意识的传授。而普世的道德本能则是与生俱来的。　　道德的健全发展，与整个人格发展切切相关。如一棵种子，需要良好的外在环境，阳光雨水，肥料滋养。幼嫩的苗芽，还需要园丁筑篱保护，细心栽培。　　慈爱的父母，温馨的家庭，良师益友，安全自由的心理氛围，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等，全方位爱的教育，才能确保一个孩子，能随着其认知能力的成长，在天赋良知良能的基础上，建构自已的道德认知，从一个自我中心的婴儿，成长为一个博爱众生的心灵。　　如果单从学校环境来看道德发展的培育，教育学家建议，要鼓励学生之间的合作／团队作业，因为道德发展，主要来自同辈之间的建设性／良性互动，而不仅是师长的训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