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局长大人的雷人官腔谈到说谎教育

看了网上关于国家体育局副局长于再清，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的小组讨论的发言中，批评滑雪运动员周洋获取金牌后只谈感谢父母不谈感谢祖国的报道，刚想发点议论，过没两天，又见到相关的澄清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操队前队长高健说于局长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有媒体专门采访了小周洋，她也澄清了她的“获奖感言”，说她是先感谢国家，后感谢支持者、教练、工作人员，最后才感谢父母（在伟大的国家面前，父母算得了什么？只能叨陪末座。其排列顺序绝对符合标准答案！）这真让我满头雾水。中国的事也真怪，怎么就养了一帮专门造谣生事、唯恐天下不乱的记者？上级见缝插针对他们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三项教育”，怎么一下子就忘到爪哇国去了？但我这个具有花岗岩头脑、认识事物偏重于第一印象的人，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固执地认为，于副局长大人的雷人话语是真的（其实，要辨真假不是很简单吗，拿出当时的录音带来立马见分晓），至少也是“本质的真实”。因为这是典型的“局长说教”，典型的官腔。这件事不发生在于局长身上，就会发生在阎局长、王局长、胡局长、雷局长身上。反正会发生，不是早就是迟，不在这个地方就在别的地方。它不过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说谎教育的一次集中反映。

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周洋这个孩子的 “获奖感言”是发自肺腑的、朴实无华的，体现了她最纯真、最朴素的感情。对此，连她的领导、教练、队友都不讳言。我更认为，她朴素得、真挚得简直就是无欺的童言。当她获得巨大的荣誉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含辛茹苦养育自己的父母。套用我们经常使用的双重否定句式，那就是，没有父母就没有她的身体，就没有她的成长进步，她就不可能斩金夺银，成为体育明星、世界冠军。我们常说“树高千丈总有根”、“饮水思源”，父母就是每一个人的“根”和“源”，是每一个个体生命、个人事业的出发点。当然，一个人的发展进步离不开社会群体，离不开亲戚、朋友、同学、老师（教练）、领导等等的支持和帮助；从“更高的高度”来说，还离不开我们敬爱的党和伟大的国家做坚强的后盾——这都没错。没有我们国家的“举国体制”，没有我们党的政策扶持，你纵然本事再大，也不可能有建树。但我们也应该想到看到，党和国家的关爱是阳光雨露，对万物都是普惠的。它不会、也不应该对运动员厚此薄彼；厚此薄彼就是不公，就拿不出台面上来。同受惠于一样的阳光雨露，个体生命的成长为什么会出现差异，杰出成就为什么会出现在甲身上而不会出现在乙身上，说到底就是“根”和“源”的不同，或者说是基因的不同。因此，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解读周洋的感言，就会觉得它是完全正确的、无可非议的。我们不妨再从另一个角度，即从“感谢”的实质和内涵来看。“感谢”属于礼节范畴，是人际交流的一种方式（动物也有这种交流），它需要对方的理解和呼应。比如，甲对乙施以恩惠，给以帮助，乙对甲表示感谢。甲回之以礼，说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于是，双方的心理就维持了平衡。感谢的礼节属性决定了它的对象必然是人（包括团体）而不是物，是私权而不是公权。中国古代就有“公不私谢”的思想。那么，国家是什么呢？言说者口中的“国家”，是一个含混的概念。我估摸，它是指政府和祖国的混合体。但祖国和政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政府是动态的，祖国在相当的历史时期是静态的；政府是短暂的（通常是四年一届），祖国是永恒的。政府是行政机关，它由人民选举出来，并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能。按官方的说法，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公仆”，人民群众才是“主人”。而祖国是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地方，是生我育我之地，正如沙叶新说的，它是东海潮，是黄河浪，是长江峡，是甲骨文，是毛笔字，是水墨画。政府为人民做好事，是公仆为主人做好事，是其职责所在，理所当然的。它做的好事再多，亦无须言谢。相反，如果它不做好事而做坏事，人民就要用舆论的手段去监督它、用制度的手段去规范它、用法律的手段去约束它，保证它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假如它只做坏事而不知悔改，人民就有权利罢免它，把它请下台——这种权利乃上天所赋。祖国在通常的语境中，是地理概念、人文概念，因此更不用谢，只要心存感念就可以了。假如像教育部要求中小学生那样，向祖国拜年（即以拜年的方式感谢祖国），以此类推，要谢的东西可就多了：土地要谢、太阳要谢、空气要谢、雨水要谢、食物布帛要谢……那我们一年365天也谢不完。当然，你有这样的闲工夫也无妨，但我要提醒你，那是文学的表达范畴，而不是现实的言说范畴。世上没有人比农民更爱土地，但假如你对着土地大声喊我爱你，他不说你疯了才怪呢。由此可见，周洋这小孩的获奖感言是天性使然。仅从这一层面上说，她就是一位深谙事理的哲学家，比坐在象牙塔里研究哲学的教授，比习惯于以教育者姿态出现的官员，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她脱口而出的感言，是天下第一大实话！

既然小周洋说的是出自肺腑的真话实话，那么我们的于局长大人说的，就是教人说谎的话——人家不这么认为，不愿意这么说，而你这个局长大人却硬要教她这么认为这么说，你这不是教她说谎是什么？！你也许认为你局长大人说的才是真话，而小周洋说的不是真话——问题的可悲就在这里！我们长期生活在说假话的大环境里，致使教人说假话还不自觉，还以为自己说的是真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存在的说谎教育的结果。

说谎教育的确由来已久。在共和国几十年的历史上，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没完没了。每一场政治运动，其冠冕堂皇的政治目的，都是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改造国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去占领意识形态的所有领域，到头来都演变成了说谎教育的大演练、大展示。上个世纪60年代，由林彪极力倡导、发轫于军队的“全民学毛著热潮”，涌现了千千万万个“学毛著”的先进分子、标兵。他们胸挂大红花，手捧“红宝书”，到全国各地的工厂矿山、农村基层巡回演讲。他们的“讲用稿”都是按统一的要求、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口径、统一的格式炮制出来的，除了“联系实际”部分有所不同，其余几乎一个样，充斥着假话大话空话。这些先进分子、标兵既是谎言的传播者同时又是受害者。如今，他们都到哪里去了，被他们用“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武装起来的亿万人民群众又产生了怎样的无穷威力？只有天知道。文革时期，全国人民都被强制“斗私批修”、“狠斗私事一闪念”、“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不少人被洪水般的谎言说教裹挟着，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辨别力失去了主心骨，把谎言当真理，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就连巴金、曹禺这样的大作家、大知识分子也乱了方寸，从心底里认为自己就是“牛鬼蛇神”。不少大知识分子在黑牢房、牛棚、“五七干校”，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写“交代材料”、“悔过书”，为能过关，把自己越描越黑，并且痛心疾首地表示要与自己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彻底决裂，彻底改造自己的丑恶灵魂，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说谎教育的淫威于此可见一斑。俱往矣！最令人担心的是说谎教育已渗透到教育领域。从小学起，就开设有思想政治教育课；从中考到高考再到考研考博，都要考“政治”，而这些所谓的“政治”，无非是一些高不可攀的目标、陈旧的说教、似是而非的“道理”。怪不得有论者撰文质疑，政治科还要继续考下去吗？总之，说谎教育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有教义、教材、教育方法（那就是灌输），还有检查考核制度。长期的说谎教育使我们形成了以说假话大话为能、为荣的风气，塑造了“会上说一套会后说一套，台上马列主义台下自由主义”的双重人格，形成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高高在上、气势逼人的官话、官腔，并且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你看那小周洋，瞬间变乖了，转弯转得贼快！如此说谎教育，我们的民族品德怎能诚实起来，民族的体格怎能强健起来？

关于说谎教育，我只是做了一个提示性的描述，点到为止。有心人可去潜心研究，定能写出一部皇皇巨著。

（写于2010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