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到市场：社会认知和道德说教对意识形态的影响过程

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

　　从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到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众多的经济工作者为此做出了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回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有利于我们了解经济改革的艰难，并从中学习到一些重要的启示和教训。
　　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曲折复杂，但总体线索就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逐步转变过程。
　　1956年中国完成对社会主义的改造之后，建立了苏联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运行起来并没有理论上的那么理想，经济界普遍希望允许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加入市场机制以补充计划的不足。由于当时思想禁锢十分严重，不仅顾准被打成“极右分子”，陈云也因为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被当作右倾思想和修正主义者遭到批判。1958年-1976年间，多次发动的“行政分权”的改革，造成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导致国民经济濒临破产的危机。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成了“谈虎色变”禁区。
　　“四人帮”覆灭后，面对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经济学界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发表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第一次提出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的理论。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推行了“家庭承包制”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1980年，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经济气象一新，到了到了80年代中期，非国有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经济日趋繁荣。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到了1987年的十三大，以“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取而代了 “计划经济为主”提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已经呼之欲出。
　　1988年、1989年出现一些新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以后，一些人重新挑起了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将问题归因于市场取向，变相的恢复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口号。这些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到了1991年底，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理论已经没有多少人追随了，计划经济理论却是“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关键时候，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拨云见日，冲破了意识形态的坚冰，长达十几年的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论争基本上宣告结束，1992年十四大的成功召开，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了确立。

二、意识形态和社会认知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

　　 计划经济存在的诸多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经济改革之路曲折而又艰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社会认知影响意识形态的对等性，意识形态决定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两者在经济选择中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经济学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组世界观或信仰，包括对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存社会制度的道德评价”[1] 社会认知是指认知范畴扭曲他者后的对等化过程。“认知是以范畴来扭曲他者的内在个性”，“这样一个社会个体之间相互认知的过程中才有了所谓社会化过程。”“这样一个对等化的过程中出现了社会这个概念”[2]
　　从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的转变、80年代理论的回潮、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论战以及当前的产权之争。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公有和私有之争，其实质是不同利益集团的现实利益相冲突结成一种社会实体的过程。在社会认知上，是不同的经济理论相互影响，相互博弈，并在社会实践中体现的过程。
　　海纳教授认为“理性能力足够底下的个体在充满足够强烈的不确定因素的生存环境内的理性行为是压制创新冲动并恪守既定的规则。[3]” 社会沿袭传统的合理性，是有限理性能力假设下的“理性”。当我们的经济理论还徘徊在单一和狭隘的苏联教科书中，摸着石头过河时，墨守成规并捍卫自己特殊的利益成为了最“合理”的行为方式。
　　樊纲在接受刘世定的采访时说 “但还是有许多人，包括一些经济研究者，总相信（希望？）经济学的规律只在别人那里适用，而‘我们’不一样，就是有‘特色’，从而丧失理论的一贯性以致自己行为的一贯性”[4]。“有效的资源配置在现实中却很难实现，其原因不仅是因为一些人‘思想不解放’，而是在于不同的人、不同的利益集团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需要捍卫。制度变革…而是一个‘公共选择’问题” [5]
　　利益集团各执牛耳，挟持着经济界有限的社会认知能力，展开了作为稀缺资源的制度的争夺战，混乱的意识形态左右着经济改革的进程。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阻力，是有其社会生物学原因的——一方面是经济界的有限社会认知能力，另一方面是行为主体之间的资源竞争。
　　20年的改革开放也是经济理论飞速发展的过程，经济理论工作者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从前苏联的教科书的体系中走了出来，真正实现了“理论范式”的转变。理论界对社会认知的能力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对意识形态和社会演化的研究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章奇在《意识形态与政府干预》中论证了原有制度安排落后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虽然在发展初期非常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消失。同样他认为政府的试错和无法一步到位的行为是在初始认知上不断学习、判断和选择的结果。[6]经济改革从实质上是无形之手与意识形态的较量，随着经济界的认知水平的提高，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干预和影响将逐渐淡出和消失。

三、道德说教直接影响意识形态的改变

　　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实验经济学家佛农．史密斯，通过一系列科学实验发现，当受试者在特定社会场景内对“合作”或“不合作”这两种策略进行理性选择时，以理性选择功能为主的脑区并没有明显激活，而以道德判断为主要功能的脑区却被大面积激活。
　　茅于轼认为“道德是为了大家的利益而要求牺牲自己一时的利益的一种行为规范”[7] 意识形态的改变是道德评价和道德说教的过程。主流思想和进步意识要在社会认知中取得强势的对等地位，需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的灌输。
　　桑塔菲学派的金迪斯认为，独立于具体历史场景（社会法律、习俗、道德等社会规范）中的行为是缺乏历史感的“完备理性”。改变有限的认知能力需要核心价值观念的灌输，经济理论的一贯性需要新意识形态说教。从经济改革历史中我们不难找到道德说教对经济改革的影响：1958年毛泽东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评左倾思想。文化大革命后发表的《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1991年反驳“计划取向”的《改革开放需要新思路》。
　　金迪斯教授的社会学基本定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了解道德说教在意识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如果一个社会完全没有道德说教努力，那么长期演化的结果，这个社会将完全瓦解”。没有道德说教，社会长期演化的结果，那些最经常表现出道德行为的个体将因不断降低自身的适存度而逐渐消亡，只剩下那些比较不道德的个体。这一效应，相当于“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它是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结果。
　　为了维系社会的进步，就需要以某种方式补偿“强利他主义者”，这些奖励方式最重要的一种就是“社会说教”，即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的灌输。

四、结论

　　意识形态对经济的扭曲程度随着社会认知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减弱，其前提是主流思想和进步理论取得强势的对等地位。基于具体场景下的核心价值和道德的灌输可以补偿利益集团的“去势情结”。促使既得利益集团逐步调整意识形态，并伴随着对政策的相应调整弱化改革阻力，维持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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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章奇、刘明兴《意识形态与政府干预》
　　[2] 汪丁丁《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社会何以可能》
　　[3] 汪丁丁《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华东师范大学讲演。
　　[4] 樊纲《经济理论2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21-622页
　　[5] 樊纲《经济理论2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23页
　　[6] 章奇、刘明兴《意识形态与政府干预》
　　[7] 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