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我看全球“金融危机”

本来的题目是“改革三十年之三阶段论”，但是现在讲的改革三十年的时间比较多，针对目前这种情况来分析一下改革的成败，现在已经变成是结合全球经济变化谈中国改革，所以现在我的题目就是“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我看全球金融危机”。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面对着很大的金融危机。但这个危机啊，我觉得其实是有两种危机。其实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典型就是1929年的那个事情。不管是马克思还是凯恩斯，都提到它的主要表现就是过度投资导致消费不足，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以至于危机的表现就是倒牛奶、毁新车，用那个所谓的压制产能消除过剩。

  
其实这个消费不足的危机啊，我们在这一次的现象看起来，好像最典型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

  
消费不足投资过度，乃至产能过剩，一直是中国经济中的一个严重问题，而且中国经济中的高顺差也是这个东西逼出来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再不高顺差，那产能不就更过剩了吗？所谓的拉动内需炒得那么厉害，也是这个原因。而且中国在这个情况上，其实是先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大家知道股市的暴跌，中国也是先于美国一年就已经发生。东南沿海的倒闭潮也是在一年前就发生了，不过当时大家都是用劳动合同、用工成本的提高，用这种东西来解释。

  
实际上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就是外需减少导致产能过剩变得更严重。但是这个影响老实说只是加剧了本来就有的趋势。

    
美国看到的现象，至少和马克思和凯恩斯所说的现象，恰恰相反。不是投资过度压抑了消费，恰恰是美国人的超前消费，玩了命的消费引发了向全世界借钱消费导致的一种危机。这种危机老实说自从1929年以后我们都没有看到过。因此，这种危机的确是一种很值得研究的现象。我觉得这种危机体现了美国人的一种恶习。所以我们中国人经常讲，我们中国人不能像美国那样消费，美国一个国家消费了半个地球的资源。如果我们中国也这样消费，那真是不得了。

  
美国这种消费的确讨厌。但是美国这种恶习是怎样形成的呢？我觉得每个人天生没有善人和恶人之分，这种恶习的形成总是有原因的。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造成的，我觉得很难说。因为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没有这种恶习的形成。我们看到的投资过度消费不足的恶习倒是很明显。包括1929年也是这样。而且即使在今天，像日本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它也没有表现这种。

  
又有人说这不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是西方文化的问题，甚至有人说是美国文化的问题。大家知道美国当年讲的新教主义，也是相反的，它讲的是怎样省吃俭用、勤劳节约。它把这种现象叫做新教，其实这是不是与新教有关，很值得怀疑，但是作为一种现象是实际存在的。因此你也很难讲这是一种文化，因为美国以前也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那么，如果我们从经济学角度看，其实很简单。当美国有了一个世界货币的霸权，它可以用印钞票的办法，从全世界买商品、消费，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向全世界借钱消费的时候。我想从人之常情来讲，那一个民族有这样的自制力，能在这种情况下克制住自己的消费欲呢？我想这个事情恐怕很难说。恐怕哪个民族都很难克制。那么我把这个原因归结于美元霸权。

    
可是美元霸权能够无限这样弄吗？其实不只我们觉得是不可持续的，美国人自己也觉得是不可持续的。大家都知道布雷顿森林解体之前，它其实是没有这种可能，因为美元要靠黄金来作保障。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好像美国不靠黄金就可以发行美元。

  
有人说它的垄断更厉害了，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更不保险了。我们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剥削经济剥削的更加厉害了，为什么我们不说这是美国人自己建立起来的？而且美国人一直试图维护这个森林体系，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全世界的舆论，包括我们中国的舆论都是一片叫好声。我当年只是在山沟沟里种田，现在看当年的日记，竟然我在当年写了一首打油诗，就叫做“美元危机”，这个并不是我个人，当时的中国舆论都是这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灭也就是金元体系的破灭，人们惶惶不可终日。事实上，大家虽然还是用美元，但大家心中都已经低估了。自己也知道，像这样全球无代价地印钞票，去透支，迟早有一天会崩盘的。中国有很多人都预料到这种局面，他们说自己很不了不起，其实在美国，早就有人预料到了，并不见得比中国人的预料要晚。为什么美国人还是改变不了呢？我要讲一个原因，既不是经济的原因，也不是文化的原因，而是政治因素的原因。大家应该都知道秦晖是主张民主的，现在我也没有改变。但是，我觉得民主制度也有它的毛病，以前我用过一个词叫做“尺蠖效应”，讲的是不民主的条件下左右都要根据统治者的意志，往往左起来就会扩张统治者的权力，他们的责任仍然不可追问；右起来统治者推卸了责任，但他们的权力仍然不受限制。因此左起来自由受损，福利很难增加；右起来老百姓福利受损但自由又很难增加。这是一种“尺蠖效应”。

    但是在民主条件下是不是能够避免这一点呢？好像也不是，民主条件下有一个现象，就是左右两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而不是讨好皇上，这是正常的。但这会产生一个问题，当左派上场的时候，他要扩张福利，但是他很难减少自由。但是当右派上场的时候，他要扩张自由，但是他很难减少福利。

    
很多人讲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搞小政府，这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注意到事情另一方面，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对福利国家很不满意，一直想压制这些东西，但是实际上，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社会福利开支还是有增无减，只是增加的速度比左派执政时期有所放缓。从而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福利开支增加了37%，里根一个朋友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的福利是降不下来的，但是你并不能说他没有作为，他最大的作为就是扩大自由。右派扩大自由其实不只是针对富人的。

  
老实说，左派说，我们要建一个福利社会，右派怎么竞争呢？要是说他们的政策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他们早就垮台了。左派讲奴隶社会，我就讲业主社会，这是里根时期，甚至是现在的布什时期一个响亮的口号。你说国家要给全国人民提供社会保障，我说要让全国人民变成业主。所谓业主社会不是要让富人变成业主，因为富人早就是业主了，他这个业主社会是让全国人，甚至是最穷的人都成为业主。这就是所谓的信贷的由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美国最穷的人都拥有房子，在次贷之前美国的穷人不是流浪街头的，实际上在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的穷人都有房子住的，只不过都是租来的。

  
右派又说，我们要使所有人都成为所有者。在这个政策执行以后，美国低收入阶层的房屋自有率有了明显的提高。42%-49%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左派要讨好穷人，右派也要讨好穷人。不管左派右派你都要讨好穷人的。否则你就要下台了。这种做法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吗？既要政府权力小，又要责任大，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制度如果一直持平怎么能够持续呢？明显这种做法是不能持续的。到一定时期肯定要出问题。但是一定时期有多长就是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今天这个全球化背景，美国关起门来这样做，早就出问题了。道理很简单，第一个结果是政府负债急剧增加，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赤字财政，因为你收入没有增加，开支又没有降下来，那肯定是这样。和我们的中央财政是相反的，我们的政府是钱多到不知道怎么花。他们的中央财政是多么捉襟见肘。国家民主的钱就花国家的，更重要的是导致全民债务急剧增加，在自由和福利都增加的情况下，福利增加了我就敢花钱了，这在中国是相反的情况。自由增加了，在今天各种各样饱受诟病的金融创新就不会出现了。假如一方面我敢花钱了，花钱的途径又做到千奇百怪，运用又是那么奇形古怪，那么其实就是美国向全世界借钱来花，但这个本质不是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可以的，像欧洲国家没有这个能力。原因是它们没有美元大权，他们不可能通过像这样空前规模的贸易机制像全球进行透支，美国这一点有它的优势。这个美元大权仅仅给美国提供一个借钱的权力，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谁肯借给他呢？你借钱毕竟不是抢钱，不能强迫。

  
恰恰这个世界上，同样进入全球化进程的，有另外一种“尺蠖效应”的国家，是一个大国，但这个大国的尺蠖效应和美国政府是相反的，相反的尺蠖效应导致这个国家自由也不足，福利也不足。和美国恰恰相反，那就是福利不足，我们不敢消费，自由不足，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消费。早期存在国家那里，消费比率很有意思，他和体制是有关的。消费比率最高的国家是最民主的国家，处在中间的国家南韩俄罗斯印度都在中间，最低的大家都知道。最近这种现象越来越厉害，中国消费率越来越低，就是过剩危机越来越严重。美国来救我们吗？只是跟我们打了一张借条而已，一旦经济崩溃，它就不还了。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现在我们为什么那么重视GDP？



  
97年中央提出我们要保七增八，说GDP增长不能低于7%，现在调子更高，要保八增九，好像掉到8%以下就受不了了。在中国GDP总量中老百姓占的就一点，掉到5%老百姓日子就过不下去了，这个掉到5%感觉就像负增长差不多，中国就要把GDP强调得非常厉害。因此世界上民主国家的尺蠖效应肯定要出问题的，它这个问题严重得多。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它这个问题不会积累这么多，老实说，如果你关起门来，又要高自由，又要高福利，最后的结果是财政支出无限扩大，通货膨胀很快就上去了，很快上去老百姓就受不了了，受不了马上就得干。

  
这个纠正的东西比较广，但是由于我后面想讲的两个原因，一个是美元霸权，一个是世界上有另外一批国家愿意给他们借钱，而且一借就是几万亿，外贸顺差就是1900亿，今年就会达到2000亿，还有其他隐形的东西。这个共识就进一步的把这个纠错期拉长了，尽管早就有人说这个事情是不可持续的，但不可持续也持续了那么久，其实本来他持续不了那么就的，这个美国危机是迟早要发生的，但是他本来应该转得过的就发生了，如果他转不过呢，那么问题就可能不必于积累要今天这种程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当然你要更正，从技术层面解决，有人说，要不要强权是吧，有人说要扩张政府，但是像孙先生所说，监管谈何容易，这个恐怕也很难说，因为凯恩斯主义会不会造成智障，老实说这个可以盛世一时也是因为这个智障十几年导致的一个反效果，恐怕这个是一个无穷性的改革需求。

  
现在这个国际商务上有一个名词叫作Chanpen，就像以前有个人提出的一个Chingunsh一样，就像中美两国构成的一个互动，美国有人说，这是一个最大储蓄国与最大消费国的利益共同体，其实我觉得这个利益共同体的说法很成问题。因为这个到底谁得利呢？以前两个国家都觉得它自己得利了，中国说这种做法是我们得到了高增长，美国说这种做法是我们得到了高消费，但现在，这两个国家都说自己吃亏了，简直是以最穷的中国人去补贴最富的美国人，这简直是天理难容，但美国总在那里埋怨，说我们倾销。你看你们的廉价商品吧我们美国工人的饭碗给砸了等等。其实利益共同体谈不上，但是从机制的角度讲，的确可以说，这两种尺蠖效应，只要一种不存在，这个事情恐怕就不至于搞到这种程度。假如只有美国式的尺蠖效应，那他肯定会爆发危机，但这个危机很早就会爆发，绝不可能积累到这种积重难返的程度。那么假如只有中国的尺蠖效应，那你这个过剩危机早就爆发了。中国人这种投资过度、压缩需求的危机，也是靠美国才持续到现在。我们几十年讲要扩大内需，十几年一直没有扩大过。而且如果不是从绝对量来讲，而是按GDP、按比例，实际上整个越厉害，但为什么一直没出现1929年的过剩危机呢？中国人为什么现在不需要导游、搭汽车等等呢？很大程度也是有另外一种尺蠖效应在里头。所以我觉得在当前互动结构中，只要一方有变化，另一方恐怕就必然变化。

  
那么，要不就是中国向美国学习。所谓向美国学习，不是学一切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这种尺蠖效应把它放弃了。那么美国的左、右派，不要像现在这样，争先恐后向老百姓许一些实际上实现不了的愿。

  
现在有很多人说中国人应向美国人学习民主，其实这个呼声从来就有了，但毕竟由于美国经济出现问题，又有很多人说，美国人应向中国人学习。

  
前不久，罡武强先生就曾经讲过中国的制度是全世界、全人类最好的一种制度。而且他还说，天下大事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简单点是福利国家学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要学中国这种福利和自由都不太高的国家。如果把价值判断抛开不记，就事实判断的话，左派右派都可以不当一回事，那也可能出现超前消费这样的事情。那么中国拿老百姓当一回事，也不会出现这种消费率持续往下跌的景象。


  
可是这两种互相学习中哪种学习可能呢？美国是不是会一直专制或者是建立一套像中国的铁腕制度呢？或者说中国有可能推进下一步改革？中国内需问题早在朱镕基时代就说过，讲了20多年了，10几年都没有解决，这不是因为某个人不想解决，也不是因为某个人不聪明。很简单，体制的力量很强大，在中国也一样，关键在于改革。中国的消费率起不来，和中国的制度有关。

  
前两个月，在东莞，与企业家进行座谈。老板对经济学家的说法不以为然。经济学家说我们的价值链条太吃亏，老板却说我们没感觉。他们说你们说美国品牌商占的利润多，但是我们做来料加工的利润在10％，可是与我们合作的美国商利润率很少很少。这反映了美国在产业链挑中虽然占据了绝大部分，但这绝大部分在美国是摊得非常薄的，在美国的每个产业中都切割了。也就是这个利润是高度分享的，绝不是品牌家运用。正是这个原因，所有人才能够高消费。在中国，在产业链条上的利润比例很低，但是利润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老百姓拿什么去消费呢？这个现象肯定要改变，这有待于今后的改革。这个现象很难持续下去，这两个方面是互补的。美国不再像以前那样在民主制度下的尺蠖效应，拼命地向中国借钱，中国这种投资过度就难以为继。中国不跟美国借钱了，那么美国这套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制度怎么可能维持？这两种改革今后有互动，它们都很困难，很难通过技术环节来解决，比如说信用评级。这两个过程都非常难。

  
悲观的讲，如果这两种尺蠖效应都不改变，最穷的中国人补贴最富的美国人。这种畸形的现象就难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