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68家：摸底环保NGO

 
 
绝大多数募集到的资金是由仅占有全部NGO数量10％左右的拥有官方背景的机构完成。
“零”。王灏很轻松的就说出了这个数字。作为一个环境NGO组织的成员，她的团队在2005年年初曾经做过一个规划，希望募集到200万元左右的资金，为甘肃一个贫困县打1000口水井，用来缓解当地的干旱。
但是她说，这个工作的成效是“零”———整个2005年，她们没有募集到任何一笔资金。12个人，一年的工作总结，就是个“零”字。
同日上午，另一个NGO———中华环保联合会———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过去一年中，全国2768家环保民间组织，有22.5%的机构基本没有筹到经费，81.5%筹集经费仅在5万元以下。而与此同时，我国环保民间组织现有从业人员总数已经达到22.4万人，其中全职人员6.9万，兼职人员15.5万。
在这些冰冷的数字面前，一派火热的环保NGO，何以维持，成了当下的新问题。
“这是一次摸家底的行动”
于4月22日公开的这项结果全称为“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现状调查研究”———从2005年7月开始，中华环保联合会(下称联合会)联合专业调查机构，利用半年的时间对中国从事环保工作的民间组织进行了全面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民间环保组织(NGO)从1995年开始在中国开始进入飞速发展阶段，至2005年年底已经达2768家。
与此同时，“环保民间组织活动领域也从早期的环境宣传、特定物种保护等，逐步发展到组织公众参与环保，为国家环境事业建言献策，开展社会监督，维护公众环境权益，推动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领域。中国环保民间组织正在走向成熟阶段。”
“这是一次摸家底的行动”，该会副秘书长汪冬青说，这是迄今为止对环保NGO最为详尽的调查。
支持这个观点的是，在过去数年间尤其是2005年，中国环境NGO在涉及民众环保知情权和环境安全权益等方面，获得了社会公众的
高度肯定。尤其是在去年年初的圆明园防渗工程事件和“降低空调能耗”工作中，越来越多的环保组织开始走向前台。
而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同样证实了这样的说法。
此前，王玉庆曾经随一个代表团出访英国———在这次出访中，一位英国外交部负责对外援助的部门官员主动与其联系，称“收到了一份由中国环保NGO写给英国首相布莱尔的信件”。
在这份信件中，该组织详细介绍了中国藏羚羊的生存现状，并称“必须要借助外部力量遏制藏羚羊制品在欧洲等地的销售，打击消费市场从而保护藏羚羊”。英国政府据此与王玉庆接洽，希望与中国环保部门深入合作，多方努力保护藏羚羊类的珍稀动物生存。
王玉庆说，这样的案例说明，“应该充分肯定环保NGO的价值和作用”。而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也在不同场合对NGO的作用进行了大力肯定。
但根据联合会的调查报告，这种来自高层的肯定并没有成为支持中国环保NGO发展的有力武器。
报告认为，由于对我国环保民间组织了解不够，特别是对民间自发组成的环保组织的类型、数量、作用、社会影响、生存和活动状况等总体情况不清，一些政府部门对环保民间组织的发展缺乏热情和支持。
此外，目前我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的法律与政策环境还很不健全，社会和公众的参与度不高，环保民间组织也因此在开展活动、吸引人才、筹集资金、招募志愿者等方面遇到很多困难和阻碍。
而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我国76.1%的环保民间组织没有固定经费来源。由于经费不足，超过60%的环保民间组织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96%的全职人员薪酬在当地属中等收入以下水平，其中43.9%的全职人员基本没有薪酬；有72.5%的环保民间组织没有能力为其职员提供失业、养老、医疗等福利保障。
NGO“真空”地带
在联合会报告公开之前，曾经有另外一份报告被递交至国家环保总局高层手中———在这份名为“中国环保NGO———存在带来改变”的报告中，一些专家认为，费用问题是困扰我国环保民间组织生存和发展主要问题之一。
该报告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依据中国目前的法律，大部分环保NGO不具备募集资金的条件。一方面是做事需要基本的资金、人力，另一方面是政策滞后，缺乏募集资金的管道和合适的方式，以及开展工作的过程中面临合法性的问题。
但根据联合会报告，2005年中国环保NGO组织总共募集到29.77亿元资金，但绝大多数资金是由仅占有全部NGO数量10％左右的拥有官方背景的机构完成。
在学者们看来，这种趋势表明，目前国内环保NGO的“贫富差距”已经形成———拥有官方背景或者与官方形成良好互动关系的NGO更容易获得资源和资金倾斜。这种组织生态最终导致了一个趋势，“少量的NGO掌握了大量的资金，而最需要资金的草根NGO，却生存艰难”———在这种前提下，与政府机构维持良好关系成为看得见的优选。
因而，调查报告显示的一种趋势是，95%以上的环保民间组织遵循“帮忙不添乱、参与不干预、监督不替代、办事不违法”的原则，寻求与政府合作；61.9%的环保民间组织认为拥有与政府直接沟通的正常渠道；选择与政府合作的环保民间组织为64.6%，选择既非合作亦非对抗的有32.1%。
这种现状实际上在国内实行的NGO管理模式上也得到验证。民政部办公厅副主任胡建林说，目前国家对NGO的管理实施的是双重管理体制：一个民间组织需要有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两个政府部门来管理。
然而，自下而上由民间发起的NGO很难找到业务主管部门，因为很少有政府部门愿意为此承担责任和风险。大多数的NGO也因此无法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而成为合法的社会团体，而只能以其他注册形式存在。根据联合会调查报告，我国环保民间组织在各级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登记率较低，仅为23.3%；有63.9%的在单位内部登记(学生环保社团在学校登记)或工商注册为民办非企业；仍有部分环保民间组织未办理任何注册登记手续。
转型之路
在行内人看来，调查数据却显得有些意外。专门从事NGO研究的北京大学丁元竹教授说，国内环保NGO并没有他预想中的那么大数目，“一直以为国内环保NGO至少有上万家”。
这使他意识到，“不稳定”是上述组织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这也是中华环保联合会进行这项调查的初衷。汪冬青说，这项工作在去年联合会成立之始就已经着手，为了强调调查的公信力，他们主动请求国家环保总局和民政部对此进行了相关业务指导———而记者拿到的调查小组领导名单中，来自上述两个部委的司局级干部占了相当比例。
这使得该调查拥有了另外的一种色彩———中华环保联合会本身也是一个NGO———不过，自成立之初，它就已经具有特殊色彩，在它的理事成员中，有超过100名的原部级副部级官员。
相对于其他被定义为草根的NGO，中华环保联合会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一个形象符号———汪冬青说。
而这个定义也和目前国内NGO的生存现状相同。在现有的2768家环保民间组织中，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有1382家，占49.9%；民间自发组成的有202家，占7.3%；学生环保社团及其联合体共1116家，占40.3%；国际环保民间组织驻大陆机构68家，占2.5%。
一个NGO的官员说，这反映出了一个趋势，“NGO都认识到了与政府保持一致，取得政府的认可，是活动成功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在与政府进行互动的过程中，NGO采取的策略是先积极主动地和政府沟通，取得政府的信任和认可，在此基础上，再推进进一步活动”。
而这个正是中华环保联合会进行调查的最终出发点。汪冬青说，调查最终表明：民间NGO正在成为一种新型力量，它们将工作重心放在了推动经济发展和解决社会问题上，“以政府所期望的方式起到了政府所期望的作用”———所以“政府应转变职能，将部分环境公共服务职能交由环保民间组织实施，从而为环保民间组织提供坚实的资金和物质基础”。
在很多NGO看来，这种定义有可能成为中国环保NGO明显的转型标志。
与此同时，政府系统也在调整针对NGO的态度———据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证实，目前国家环保总局已经正式向国家税务总局提出建议，希望税务系统能够在处理针对NGO组织的相关捐款和募捐中，采取免税等优惠政策，“而且能够将这种政策手段面向所有合法的NGO”。
在此之前，仅有11个环保NGO能够享受免税或者税收优惠政策，甚至连一直被称为“特殊”的中华环保联合会都无法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