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笔与中国环保NGO的四化

一支笔与中国环保NGO的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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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云 2009/3/19

一支笔

前两天我和三位同事到一个会员企业去跟两个企业家开会，那是个地产企业的办公楼，去年新建成的，坐落在北京CBD最昂贵的地盘之上。会议从三点半持续到五点半，会议内容暂且不说，但一件极小的事情却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就在会议结束后，参会同仁们陆续退场，我和另外三个同事走得最晚，当我们已经出了门口到达电梯前等待的时候，前台的美女追了出来，很客气的问我们有没有看到一支笔，并请我们归还。原来在开会中有人没带笔就找前台要了一直普通的水笔，可能是开完会没想就带走了，一支笔嘛，想必谁也不会在乎，却没想到前台美女那么斤斤计较。走出大楼的一瞬间，刚才的一幕突然重现在我的脑袋里，忍不住跟同事说，你看人家企业，一支笔都斤斤计较，这内控做得非常到位，再看看我们自己和我们资助项目里其他NGO报来的项目预算，确实看出我们在管理和成本控制上的差距来了。

艰难的资助谈判

回顾2008年中旬开始的“SEE资助基金”项目，我们已经累计收到过70余份申请，通过层层审核签署的有10个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实际很少有想象中的一个完整项目从申报就能走到签署，到了签资助协议的时候项目几乎都已被动过很大的“手术”了。

一般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报来的是一个将近20万元的“大项目”（SEE资助基金对外公布的资助上限是20万元），项目内往往牵涉多种目标和多种手段，例如融科研、环保、扶贫、教育等等于一体，而往往申请方却不是具有足够执行力和所涉及各方面专业能力的机构。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据对申报方专长的了解，会建议其将“大项目”分解成各自目标单纯的小项目，将其机构最擅长的一个单一项目来申请资助，以确保资金使用效率和产出可衡量。另一种情况是，目标单纯清晰的项目，但管理费用比例过高或者项目执行手段性价比过低，甚至有将同一笔钱做条目不同的重复预算。例如，能够通过email和电话等联络方式解决的简单事情却设计成舟车劳顿的搞个会议，再例如设计的项目手段与希望通过该活动达到的项目产出明显不匹配，而项目手段本身的成本又很高。而这些问题，都需要在项目申报来到签署协议前一一进行详细的沟通、磨合、修改和妥协，等到签署资助协议的时候，无论是项目活动还是预算，往往都做了很大的修改了。这其中有项目申报时的心态问题，也有机构的管理水平问题，而这个过程又夹杂着资助方意愿、被资助方意愿、能力，甚至于公众参与过程和效率矛盾问题、平等问题、尊重问题等等，使得每个项目的谈判都显得冗长而艰难。有时候，连负责具体项目沟通的项目官员都会迷惑的问我，一个2万元的资助为何要花半年时间修改磨合？是不是这个过程的时间和成本也需要考虑进去呢？而很多资助方的要求是合理还是过分，是否牵扯到不够尊重申请机构等问题，更是常常困扰着做资助工作的项目人员。

NGO催化器

在资助其他NGO的生态环保项目中，SEE的角色实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她承担着捐赠人的委托，这是不可忽视的事实，捐赠人的钱捐到一个机构里，并不代表这钱与捐赠人无关了，就像英文里把公益机构的理事叫做trustee（受托管理人）而不是director，就是说他们是接收委托替每一位捐赠人执行意愿，而不是随意使用善款。特别在SEE，每一位捐赠人都享有理事的权益，他们中的多数都很深的参与整个机构的决策和治理，而SEE的这些捐赠人又都是企业管理者，他们对于一个机构或一个项目的管理标准往往要求很高，这种要求的原因也是出于对结果的负责，因为经营企业的经验教训告诉他们管理混乱一定无法确保效果和可持续。而另一方面，中国生态环保领域的多数NGO，因为长期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运营，只能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机构生存和做事本身，相对来说管理上欠缺的比较多，财务和内控意识也不够强。这种情况就像硬币的两面，在人少时可能使得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生态环保事业本身而令保护效率更高，人多了就很可能使得机构或项目缺乏管理而增加了不必要的内耗，而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会导致作为中间体的资助管理机构无法向她的捐赠人明确交代所资助项目的管理信息。因此，SEE在执行对外资助时，制定了对企业来说是最低标准、对多数草根NGO来说是较高标准的一套项目和财务管理流程。这是对SEE来说不得不做的一个妥协，既要将资金在更大范围达到生态环保的目标，又要用捐赠人看得明白的方式维持与他们的沟通和信任。

“妥协”并不是一个无奈的词语，相反，回到整个社会和NGO发展历程里来看，这种妥协则是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中国生态环保NGO经过将近20年的艰难启程，从无到有在“缺衣少粮”的条件下发展至今，已经迎来了更好的发展条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积累，有了更多的潜在捐赠人，资本在寻求社会责任承担，环保也成为普通人的热议话题，政府将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确立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方向，公民有了更多的参与机会和平台，这些现象都预示着中国环保NGO第二次飞跃式发展的来临，有人说NGO已经进入了2.0时代。2.0时代意味着什么？现在的NGO能过得更舒服了？还是迎来更多的挑战？回顾一下近20年的民营经济发展史，我们在看到那些成功完成现代治理和管理变革而赢得巨大财富的企业同时，也看到了死去的乡镇企业和无数倒下去的大大小小的个体户。企业是一个社会单元，NGO也是一个社会单元，谁的发展都逃不开这样的社会规律，与企业发展轨迹类似，NGO2.0时代是实现NGO自身的专业化、职业化、主流化和可持续化的时代。随着政府鼓励生态环保事业社会参与的政策逐渐放开，NGO面对的不但是更多的社会资源，更会是激烈的行业竞争，同样面对社会公共事务，NGO与政府不同，他们需要用自己的能力、效率和沟通去争取更多的捐赠。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更大程度上要依赖国内的捐赠资源来支持，因为是我们自己生存在这片土地上。那么，如何才能更有效的与捐赠人进行沟通，找到愿景一致的捐赠人并且赢得他们的长期信任呢？NGO首先要学会一套语言，捐赠人能听得懂的语言，这在机构和项目来说最基本的就是管理语言。很多NGO喜欢批评政府，可是我们有没有看到，政府也在努力的向纳税人靠近，审计署用的是企业财务人员能够看懂的报表，说的是企业听得懂的技术术语，因为企业是政府的纳税大户。NGO要有可持续发展，未来只能依靠企业和公民的捐赠，而公民中绝大多数也是在企业工作的人。因此，能否跟得上主流社会的规范化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NGO是否能够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而现实是多数草根环保NGO还无法在管理上与主流社会对接。

在这种情况下，SEE的这种妥协是颇具意味的。近20年来，在环保NGO领域，充当很多类似风险投资一样的资助机构扮演了“孵化器”的角色，才孕育了现在众多的民间参与力量。而在NGO2.0时代，不仅需要孵化器，更需要SEE这样的NGO“催化器”，因为“孵化”只意味着出生，并不意味着发展，一个机构在出生之后需要的是更持续的发展，需要自己产生造血功能。在NGO2.0时代初期，需要更多的“催化器”在对接捐赠人和NGO中不断加强他们的沟通、建立信任，NGO则能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掌握对接资源的能力。这样才能在未来20年中，出现更多的能够自己直接对接社会资源的NGO，随着NGO内部分工的不断专业化，也会出现更多的以募资和资助为专业的基金会，他们将保障社会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因此，SEE这样的资助机构是在资助过程中与被资助的NGO共同成长，是在扮演“催化器”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最终与所有被资助NGO一同达成共同的终极愿景——生态环境保护。

回到那支笔的故事，作为SEE的员工，我在与企业的交往中深深感受到在管理上追赶主流社会的急迫性，NGO实现“四化”的急迫性，同时也感受到了SEE资助工作作为NGO催化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