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普遍主义) | 坂井洋史

 坂井洋史简介  文学语言和现代文学的困境  关于摇滚的断想  孔夫子的火眼金睛新颖兄:
    读了你的《一个行将失传的方言和它的世界――从这个角度看〈丑行或浪漫〉》(以下简称《方言和它的世界》), (注1)了解到你的研究之新的走向后,我一直希望跟你进行有关文学语言的讨论,还直接跟你声明过要撰写一篇回应《方言和它的世界》的商榷性文章。很惭愧,后来有很多杂务缠身,竟然拖到今天才能实现诺言了。不,暂且不问我自己的懒惰,“杂务缠身”这个说法未免有点遁辞的气味。实际上,不如说我对于自己的“妄图”即一个老外谈中国文学中的语言问题不能不感到踌躇更贴切些。
   但是,我读了萧红《手》以后就觉得,这个有才华且敏感的作家很有可能觉察到这种“暴力”的存在。依我看来,《手》的叙述者=“我”离彻底把王亚明钉在边缘的人们保持距离的同时,似乎拒绝采取明确的立场、也拒绝给文本以明确的“结论”。一句话说,“我”没有认同任何立场。之所以如此,我想像,因为萧红或许意识到“书写”这个行为的本质不能避免的暴力性，对于“书写”行为感到一种别扭的感觉。“我”立场之不鲜明,我想,也许是这个“别扭”的反映。我记得刘禾曾经分析《生死场》时指出过,萧红以女性的身体感觉为突破口,能够对于连性别这个最本质的差异性也在男性化或中性化的虚构身份里面取消掉的民族救亡话语或国民国家话语投向相对化的眼光,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敏锐作家。(注12)我认为,也许是萧红的这种“敏锐”使她本能地察觉到把王亚明这种“无声的存在”钉在边缘此一行为(即书写和语言化)的“暴力性”。果然如此,或许可以说,《手》这部文本,不管萧红本人的意图如何,竟然成为触及现代文学本质的“元文本”了。
    我之所以在回应你的讨论当中谈起这些问题,因为我们研究“现代文学”在“中国现代”中的地位和方言在现代文学语言中的地位等问题时,不能回避“现代文学到底如何面向‘他者’？”这个问题。如上所述,文学革命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就是不断发现、开拓“他者”并把它作为新的“题材”而纳入自己控制领域的历史。新文学早期的所谓“问题小说”和“乡土文学”是这种发现、开拓“他者”的例子。我们看看,之后出现的名作如叶圣陶《倪焕之》、巴金《家》、茅盾《子夜》、丁玲《水》等等,文学题材的不断扩大是显而易见的。这种“题材的扩大”无疑是现代性的本质之一=自我扩张性的反映。 在抗战时期,“题材的扩大”达到了极点。一直霸占“文学”话语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跟随政府机关和教育机关的内迁搬到后方来,在此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国内人口流动。这时,他们又面向过去未曾见过的他者了。这个情况,对于既定的“现代文学”此一“制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机,如李泽厚、赵园、陈思和、钱理群等学者关于抗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意义的优秀研究早就指出过(我认为,过度强调战争的苛酷现实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总体性且决定性变化,这种论调未免有些单纯化之嫌。但是,这种见解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话语了。我在此想到一个例子:作为英文翻译跟随缅北中国远征军的穆旦和杜运燮。 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在疆场上的强烈“经验”和他们后来写出来的文本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但是,那些文本不也是“抗战时期出现的文学”吗？原来现实和文本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反映,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且微妙的辨证关系。你喜欢穆旦的诗歌,如何解释这个问题？)。主要在大都市里发展过来的中国现代文学过去没有充分主题化的“边缘存在”,以多样的姿态出现在文学话语的主宰者面前,而作家们也运用各种文本形式(如报告文学、文艺通讯等)把这个新的他者主题化了。对作家们来说,虽然他们被迫或偶然发现了边疆或边缘存在,但是我们也可以把这“发现”解释为现代文学所依据的现代性发挥了其本质之一=自我扩张性而驯致未知的他者并将它配置在自己霸占的话语空间中的结果。简单地说,不管战争的有无,这个“发现”的过程原系现代文学自律发展的必然途径。但是,在此竟出现了另外一个不能从现代文学之自律发展这个角度理解的问题,即语言问题,具体地说,是这些问题:语言如何反映现代性？作为支持现代的“制度”之一的现代文学要使用的文学语言应该如何？其中,如何估量“作为他者的方言”无疑是核心命题。这个命题,的确在抗战时期以后才在霸占现代化话语和现代文学话语的知识分子面前出现了。
    把抗战时期的时代状况以及它深藏着的问题紧密地与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一直面临过来的课题联结在一起而加以整理和思考的是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一文。(注13)坦白地说,我读了汪文,拿它和《方言和它的世界》进行比较后,才能更深切地理解了你关于“民族”、“现代化”等宏大叙事的观点了。
    汪晖把抗战时期的中国社会以及思想文化状况看作是几个层面复合而成的一个整体:第一是,被外来文化的主导影响下产生的五四新文化传统哺育过来的都市知识分子由于内迁的结果面向的现实(由于语言、风俗习惯、文艺等等方面诸多民间性因素织成的);第二是,由于战争的严酷现实而来的要求。这个现实迫不及待地要求全中国人民在抵抗侵略的同时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正因为如此,能够给统一战线以牢固向心力的话语=“民族”之确立是刻不容缓的燃眉之急;第三是,现代化的要求。所谓“西方冲击”以来中国一贯追求过来的是现代化国民国家的建设,而这种国家建设的思想基础就是实现国民联合之际应该成为向心力的民族主义;第四是,应该如何将中国共产党据以其指导原理的国际主义和阶级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普遍主义)放在现代化过程的框架内定位？这个问题。当时中国的现实,就是由于这些各据不同层面而互相矛盾且冲突、但也急需统一的一系列问题而构成的。汪晖认为“语言”就是涉及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焦点”。
    仅就我们在此讨论的“方言”而言,它首先是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不得不直接且平常面向的“他者”。我们暂且把这种语言放在上述第二层面看看。原来“抗战”是需要动员全国力量和资源而战的总体战。从这个角度来说,方言是不能不被收回到统一语言里面的;如果容许它的“自由自在”,就有可能成为阻碍全民性动员的因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是民众的生活语言,是在中国的大地上深深扎根的语言,可以将它作为抵抗的主体。但是,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是地方性、民间性的表象;它原来不能被收回到“民族”一类抽象的话语中去的、现实且具体的多样差异性的表象。正因此, 很有可能发生一个乍看似是矛盾的现象:过度强调方言土语而将它前景化的文本、以方言土语为“文学语言”的文本却不能成为“民族化”的“国民文学”。 我认为,抗战时期所谓“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的中心命题就在此。其次,我们将方言的问题放在第三个层面看看。参照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以民众的生活语言=方言土语为基础的国民语言之创造确是现代化国民国家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是,这种语言究竟是生活语言,作为表象“现代”的媒体究竟力不从心，不够用。再说,容许包括方言土语在内的多样差异性之存在,在现代化的下一个阶段,会与现代化之本质=等质化冲突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方言土语终于要隶属于虚构的规范语言。方言土语的问题,在第四个层面,就与白话文运动以来的历史性语境密切联系起来,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来。言文一致运动的出发点是语言上雅俗等级制的颠覆,而共产党所标榜的阶级论一方面让这个颠覆成功以后的大众语之“正统化”获得合法性;但是另外一方面,大众语的差异性就会与阶级论的普遍主义冲突起来。这是一个本质性的矛盾。原来,我们不能在“大众语”和“方言土语”之间划一个等号。后者并不是单纯的大众语或俗语。语言的“雅俗”可以说是高下等级制,而抗战时期文学家和知识分子邂逅的方言土语是这个等级制以外的语言。更确切地说,它是栖息于知识分子霸占的那种通俗语言即“新式白话文／欧化文体=新的八股文”通行之空间以外边缘地带的语言。阶级论能够颠覆高下等级制,却不能以边缘代替中心。
    归根到底,方言土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而掌柁的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未能占有中心地位。这是事实。五四以来“新式白话文”的地位并没有因为方言土语的“发现”而动摇,竟以阶级论推动的雅俗颠覆的合法性为理论依据,愈加强化其抽象的性质;它既非某一个特定地方的方言土语,也非特权的欧化白话,最后汇入人为制造出来的规范语言=普通话了。因为现代化国家强烈要求被抽象的话语(“民族”等)所保证的国家身份和作为现代性的表象之等质化社会的实现,所以只有如此,中国才算拥有了现代国民语言。
    前面我说过,判定赵树理文学究竟是否“现代文学”不容易。划时代的赵树理文学,其实在多方面会涉及我们目前关心的问题。第一个“正式”赞赏赵的周扬也早在1946年指出过,他的文本虽然利用板话等民间文艺形式,但是很少使用方言土语之类。(注14)我也在前面指出过,现代文学在文本结构上反映着现代社会的属性。赵的文本,其实是非常明晰,条理清楚,一点都没有模糊难懂的地方,可以说被明快的合理性支持着(因此,它完全可以整理为“梗概”)。仅看这一点,它或许很“现代”。但是,它却没有丁玲的文本中随处能够找到的因素如风景描写和心理描写。从这个标准来衡量,赵的文本到底不能说为“现代文学”。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个情况才好呢？我初步理解如下:它一方面指向超越“地方形式(民间形式)”而获得现代国家必定要求的国家身份即“民族”的表象(至少在其书写语言的选择上);另外一方面,它由于除掉五四新文学常见的西欧现代文学式因素而获得了阶级论所赐予的雅俗颠覆之意识形态合法性;如此它竟能够指示中国革命想像的“中国现代化”和现代化中国社会将拥有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理想”状态了。
    我读了汪晖的文章后,就觉得你和汪晖的兴趣之所在意外地接近。一句话说,那是现代性和民族主义的问题。你和汪晖一样,把现代性和民族主义定为坐标的纵横两轴而思考如何将“中国”的主体性在这个坐标上定位。但是,你们两位的论证方法大不一样。汪晖所想像的“中国”之主体性似乎是,在自他关系力学上(如国际政治环境,或全球性现代化过程中西方和亚洲的关系)才凸现出来的“相对性”观念。你却不同。你所想像的“中国”及其主体性,是实在的“绝对性”观念。 你曾经在应我的要求而写的文章中探讨过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为何敢用文言翻译同时代异域的“现代小说”,胡风和路翎为何甘受“难懂”之讥也执著于内心和主观的语言化,这些问题。(注15)你认为,这些“语言行为”不外是看准中国现代文学主体性之确立此一目标而自觉进行的文学语言之探索。据我理解,你高度评价了他们不是用“拿来”的现代化工具从外部表达自己,而是尽量挖掘自己内部(如文言或新式白话文)去寻找自我表达之可能性,从中企图看到中国现代和中国现代文学主体的强韧和执著。
    我认为,所谓“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方式有二。简单地说,是“外发性”和“内发性”两种表现。前者是突出自己与他者之间的差异而强调区别的方式。比如说,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中出现的强调东方精神文明的种种论调就属于这一类型。这种表现,如果没有强大的“他者”(如西方物质文明、帝国主义侵略等)的存在,就不需要特意拿出来加以强调,在这个意义上,是相对性的。如此“被需要的民族主义”甚至有时候也会采取抽象话语的姿态而被“虚构”出来。我觉得,汪晖所论“民族性”就是这种“民族主义”的中心概念。后者与前者不同,以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的风俗习惯、没有形成意识形态的原始情绪、不被既定的话语规定的原生性历史记忆等为依据,而在必要的时候就“内发”地表现出来的。它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孕育过来,像空气一样“自然”。正因为如此,它不能成为现代化国民国家这种宏大“虚构”的建设所需要的向心力=国民意识的核心观念。 总而言之,汪晖要看到的是作为前一种民族主义的表象之“国民语言”如何被想像、构思以至成立的富有起伏的过程以及反映在这个过程上的“中国性”;你所想像的是,只有以方言土语为代表的具有“根柢”(文化性、历史性)的语言才能触及的“中国性的基层部位”。我认为,你在《方言和它的世界》所要说的是:这种“基层部位”才是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之主体性最终要依靠的思想根据;文学的任务是给这个“主体性”以表象;文学在表现这个“主体性”时应该使用真正多样的语言;这种语言不仅要把雅俗等级制颠覆(按照汪晖的思路,可以说:作为“颠覆”的结果被抬高的“俗”语言上,再把第一种民族主义联结起来,就成为国民语言=普通话),还要把实在于中国的大地和生活上而深深扎根的语言从语言世界的边缘地带剥离开来,甚而至于连语言上中心／边缘观念都相对化。
    你看到了《丑行或浪漫》中对于语言和方言土语的兴趣之突出,以此为据就认为民族语言／国民语言／普通话被定为文学语言一尊的时代快要结束,而民间语言／民众语言／方言也会成为主要的文学语言了。也就是说,你似乎很乐观地认为:现在的“现代化”与过去西方或抗战时期中国的“现代化”不同,其早期的任务=国民国家的建设所要求的“规范化”早已不是首要的目标,现在中国“现代化”已经进入容许差异性的阶段了;时下,有“根柢”的文学语言重新开始浮现在中国的大地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性,在这种情况下,逐渐稳固起来了······。
    但是,如果有人说《丑行或浪漫》是一部标志着如此文学史上重大转机的文本,我还是未敢苟同。方言仅仅依靠自己的“根柢”能够成为“现代文学语言”吗？那不可能。主体性寓于内心而内心依靠语言获得表象,这种观念本身原是现代性的表现。还有围绕“现代文学”的种种“制度”如阅读习惯、媒体、流通、市场等等也不能忘记。有一天“文学”果真能够把这些构成过去“现代文学”的诸多因素都相对化,从现代性起源的种种要求和限制脱离出来重新设计“现代”加“文学”的蓝图,然后自觉地采用方言土语而把它定为新的文学语言·····那时候崭新的“中国现代文学”才好不容易出现。如果不能做到这个地步,作家面对语言世界的丰饶,只能茫然自失。《丑行或浪漫》是否如此“自觉”的文本？我不敢断定。不,应该这么说:《丑行或浪漫》的尝试值得赞赏,不过,这个尝试还是属于“现代”范围的、构成现代性笼络方言=他者的巧妙企图之一部分,因为它并没有破坏自己身上的现代性。

    没完没了地絮叨一大堆,不觉成了长篇。读了你和汪晖的高论,我就感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认识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也确实深化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的认识完全脱离了过去的矢线式认识(即以为现代化等于“进化”)而对于现代性和现代化的种种性质开始射向明锐的眼光,从此可以与现代性认识“先进”地域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注目于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负面)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这本来应该庆祝的事体,至少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个“成绩”真的那么令人满意吗？现代性的束缚,原来是非常牢固的,不知不觉间织成看不见的网而罩上我们。恐怕,除非我们把自己钟爱的“现代文学”都解体甚至舍弃掉,否则很难冷静地对待“现代”。也就是说,围绕文学语言表象的现代性之对话越结下果实(越严厉将现代性对象化),进行对话的双方越接近自己并不期待的“末世”即“现代的终结”之到来。如果这个悖论真的是无法回避的命运,那么让我们去接受这个命运吧。但愿“对话”本身带来的愉悦会淡化迎接“末世”的悲哀和不安。如此,才算是真正的“对话”了。我衷心希望这次尝试之能够成为今后真正“对话”的开端。
                                                                         2005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