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商业伦理的普遍意义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制造的各类产品不仅丰富了国内市场，也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今天，世界没有一个角落不存在“中国制造”的产品。这些产品从初级加工和劳动密集型开始，也日益向深度加工和资本及知识密集型的产品转变，目前可谓从低到高一应俱全，产品高度多样化。在此过程中，的确也存在着产品质量和安全上的一些问题。从有毒的奶粉和食品到含铅超标的玩具，不一而足。此类事件一再成为国际贸易纠纷的导火索。不仅是国际贸易，而且在国内市场上，销售产品的质量和安全问题同样引人注目，甚至严重威胁到一些企业的生存。南京著名的冠生园食品公司，因为以过期的劣质原料甚至是隔年的原料生产月饼，此事被媒体揭露以后，该企业很快就宣布破产。

产品质量和安全上的诚信问题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命，甚至影响到整个行业的生产和销售。像三鹿毒奶粉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奶制品甚至农产品的出口都受到严重影响。此事的教训极其深刻，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同样是政府部门在诚信问题上的认识误区。三鹿奶粉含有超量的三聚氰胺，在该企业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甚至当拥有一定比例股权的新西兰公司发现此问题向中方管理者和官员通报以后，一些人以企业的利润、地方的产业和社会安定等理由继续隐瞒相当长的时间，直到最终无法掩盖才公开处理。拖延的结果是影响更加恶劣，危害更大，社会反而无法安定。

造成这种诚信问题的原因有若干方面。社会道德建设缺失，拜金主义盛行，是其文化的原因。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体制的不完善，商业社会价值观念缺失，使得商业在我们社会中缺乏应有的独立生存发展的地位和空间。工商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级管理部门，就为权力寻租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有了权力作为保护伞，一些不法商人就敢大肆欺诈消费者，进行各种欺诈的交易。比较常见的就是以减少必要成本来增加自己的利润，以次充好，甚至生产伪劣产品。如果社会道德监督能力不强，而政府官员又提供保护伞，那就更会加剧商业诚信的危机。一些人在市场竞争中，不是以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来取胜，而是用恶劣的不正当的手段竞争，以获得利润，是商业诚信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目前商业欺诈出现多种形式，名目繁多。而利用因特网、电信网络和银行转账进行的欺诈则成急剧上升之势，严重威胁到公民的财产安全。

　我们已经讨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商业伦理问题的重要方面。的确，确立商业诚信，决不只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社群的事情，而涉及到整个世界。这里就提出了一个普世价值的问题。一些人以阶级矛盾或者文化及道德相对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普遍伦理，认为人类不存在普遍的价值标准。要么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有一套标准，永远没有交集；要么是只由强者来订立标准，弱者只能被迫服从。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误区，甚至影响到了许多人，包括相当一些政治人物、工商界人士和人文知识分子和社会科学家，都持有程度不等的伦理相对主义观点。甚至有政治人物从此理论出发，谴责“一些外国人喜欢对中国评头论足”。值此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对产品的安全和质量本身的关注，就足以构成评头论足的基本理由。

从弱肉强食的实力主义来看待问题，一些人在批判强国曾经实行的所谓经济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同时，暗含着确立自身新霸权的主张。比如就有人说，中国强大了，就可以自己订立标准，以取代旧霸权者的标准。甚至有人在批判所谓英语霸权的同时，一再地抨击周边一些曾经使用汉语的国家近年不再使用汉语了，其潜台词是，中国经济强大了，为什么不恢复汉语的使用？为什么不接受中国的规则？其出发点仍然是以新霸权代替旧霸权，以恶对恶，以暴易暴。这种观念尤其不利于在国际商业中确立信任和公正的标准。当批评别人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时候，如果暗中主张确立自己的经济和文化霸权是必要的，以取代老的霸权，那也同样是强词夺理，无法让世人信服。

　　从道德相对主义出发，无法建立自己的道义基础，甚至也无权批评别人不公正、不讲道德。WTO就是通过普遍的谈判，建立起一套商业的普遍规则，签订君子协定，对各方形成约束。其实，普世伦理原则并不多，也就是关于诚信、仁义、平等和公正之类的基本准则。这是一个基本起点的问题，以道德相对主义去批评别人，也无法树立起自己的道德威望。

　　所以，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道义评价标准应该是普遍的，当批评他国金融危机中的诚信问题时，同样不应该回避本国商业中的伦理问题。值此经济强国受到挑战和质疑，世界经济多样化发展的时刻，只强调自身伦理道德和文化的特殊性，而否定价值标准的普遍性，那就会降低这种批判的理论力量，难以服众。总是以受欺负的弱者心态来看待他国，看待世界，显然不是健康的处世之道。今天的世界各国，无论是经济新兴国家，还是曾经的发达强国，需要平等地坐到一起谈判，共同商讨对付经济危机的方略，确立并维护普遍的评价标准和伦理准则，并且通过有权威的国际组织来监督，以便共同克服困难，超出危机，建立诚信和信心，为共同繁荣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