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教授，你误解了企业社会责任

在网上读到一篇郎咸平写的“由赈灾引发的历史文化反思”，大意可以看出郎教授在思考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家这么没有社会责任感?并且引了马云企业不用作慈善的话以为佐证。但他也反问网友，当你挥着道德之剑砍人时，你会作的更好吗?由此他得出结论，这问题出在我们的文化之中，因此话锋一转开始讨论西方为什么会有社会责任的概念，其来自于教会的信托责任，中世纪之前专业经理人是害怕神的惩罚所以会负起责任，现在则是因为害怕法律的惩罚所以会负起责任。
郎文的第一个问题出在他把企业社会责任驾接在信托责任之上，而社会上所呼吁的其实是一种慈善精神，这一点郎教授在引马云的话时也隐隐然知道。王石与马云都为他们的股东赚了很多钱，他们受股东信托，在信托责任上表现优异，为什么社会舆论却一片指责呢?因为我们期待的是一种慈善精神。
第二个问题在该文表现出经济人的思维，理性的经济人在“算计”过不守企业社会责任的成本与收益之后，因为“害怕”惩罚—就是收益不抵成本，所以会负起责任。经济学家看信任建立、规范产生与犯罪问题都是这套成本收益分析，但恰恰好就是这种经济人道德观的思维毁了我们的慈善精神。
慈善最重要的是精神，中国人的老话就是「为善不欲人知」的精神。最好的慈善，捐的是“精神”，一个特瑞莎修女，史怀哲医生或证严法师就可以唤醒多少人的慈善精神?创造多大的慈善事业?因而向多少受苦受难的人传递了温暖?次焉者捐的是“人”，因为人才是慈善精神的载体，一位身体力行日日行善的人，可以感动周围很多人，而把慈善的种子传递出去。最末位才是捐钱，钱出去，雇了人去作善事，可以有实效，却无法再创造更多的慈善精神。
慈善精神的一个特质是利他的，不算计地利他，所以轻视功利主义，也就是不要算计，不要私利，没有监督没有惩罚之下也会表现出利他的行为。
特瑞莎修女一次去纽约主持仁爱修会联合会的会议，好拟定“公关”计划, 据称可以募得五亿美金，但她忽然取消了会议，因为她感觉到仁爱修会越来越以募款多少，作了几件事在衡量自己，那个慈善精神正在让位给功利主义。
特瑞莎修女每天早祷中只是站在最后排的角落里，早祷后会有一段时间会客，却没有会客室，只好站在廊外接受大家祝福，有人捐个几十万美金，得到一声祝福，捐一只鸡的，也是一声祝福。所以特瑞莎修女可以感动全世界近万名修女修士跟着她过“穷人中的穷人”生活。精神的传递与传承才能创造伟大的慈善事业。
慈善精神另一个特质是，施救的与被救的是完全平等的，善行为的不是救别人，而是救自己。所以只有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不完美的，没资格站在道德高度上谴责别人时，才能成全慈善精神，否则行善就成了高高在上地对下施舍，得到实惠却受辱的人可能会“不食嗟来食”。人都会用别人的鲜血来证明我比较慈善，我比较效忠，我比较爱国。但一旦找到一个理由站在道德高度上谴责别人时，慈善精神就已远离我们而去了。慈善只有用自己的鲜血去证明时，才是真的。
所以具有慈善精神的人是利他主义的，是依循社会美德而行，从不算计的，是活在人际关系的和谐之中，而不是活在“害怕”里的，是一个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特瑞莎修女每天祷告但求与神亲近以完善自己，而不是怕神惩罚，更不是怕法律惩罚。她的生命被称为“一条简单的路”，她说不出什么人生大道理，只是“思想简单”地跟着基督精神走，什么都不算计。正是这种社会人的道德观发挥到了极致，产生了影响千万之众的慈善精神，这精神影响到了企业家，才有了我們今天所呼吁的企业社会责任。
西方有基督教的慈善精神，中国也有自己的慈善精神，就是孔子的“仁”，与孟子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可惜五四以来，我们只想把中国文化全丢到坑厕中，包括中国人的慈善精神，偏偏我们又无法一夜之间就学会西方的基督教精神，所以才活在进退维谷中。更糟糕是市场经济大潮里，总有人教我们“现代”的道德观就是利己的，算计的，理性的，只要守法、守契约就行了。
这种算计的思维正是慈善精神最大的敌人。我们的企业家固然因为算计太多而被指责，但看看网民指责的却是“一次”性捐“钱”的多寡，拿钱来衡量慈善，还充满功利思想地“称赞”捐款大户作了多好的公关，可以卖多少的产品。更不断地揣测这个人作善事有什么目的，那个人捐了钱会有什么战略。这不正是一模一样的功利主义吗?不正是这些年来经济人的思想带来的恶果吗?
中国文化中是有慈善精神的，我们需要好好发掘它，而不是去破坏它，西方的基督教精神也是慈善的泉源，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请郎教授不要再以经济人的思维去破坏它，害怕法律制裁是「怕」不出慈善精神的，也得不到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
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
台湾清华大学科管学院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