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为什么要承担社会责任

在现在这个过渡期内，我觉得社会尤其是知识界、媒体界应该呼吁社会向“好人”买东西。如果说企业为了履行社会责任，有更多的支出的话，社会应该有意愿给它一些补偿，这就是我为什么倡导向“好人”买东西。 比如国外有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指数，投资者不仅看这个公司的业绩，还要看它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因此，我提倡，消费者在购物的时候，不仅要看东西好不好，还要看这个企业是不是个负责任的企业，如果是，即使东西贵一点也值得买。总之，我想社会给一些负责任的好企业一些补偿是应该的
在日前举办的“第一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评选活动启动仪式上，《第一财经日报》就企业为什么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从何处获取回报，以及第一财经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的权威性和科学性等话题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张维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秘书长何志毅、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执行副会长蒋惟明、《第一财经周刊》总编辑何力(何力新闻,何力说吧)、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袁岳、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进行了一场热烈的思想交锋与对话。以下是对话内容的主要部分。
《第一财经日报》：企业为什么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不承担社会责任行不行？CSR理念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有没有冲突？CSR要求企业承担环境、社会等责任，是不是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办社会”的老路上去？
张维迥：很有意思的问题。企业为什么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和人一样，企业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是一个个体，就像一个人一样，这个人可以不顾别人的利益，可以很自私，不讲礼貌。但是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没有人看得起，如果企业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发展的环境，这样的企业也没人看得起。而且不仅其他企业看不起，企业的员工也会看不起自己的企业。所以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应该要承担的。企业作为社会的群体之一，是社会的一分子，既然你在这个群体当中，就应该成为群体的一员，就应该符合这个群体认同的道德底线。
何志毅：我补充一个观点。在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下，企业是社会的主体，从未来的社会发展来看，富可敌国的企业越来越多，人类的历史往后看可能主要是政治家和企业家来主宰。企业与社会的密切程度很高，它是吸收人最多的单位，它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因此企业必须要负社会责任，如果它不负社会责任的话，这个社会就很难发展下去。
现在企业社会责任潮流之所以兴起，跟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有关，市场经济的不足本来是靠政府来做第一次修正的。现在社会已经不满足这个了，要靠企业自己在生产经营当中自觉地履行社会责任，我把这个叫做第二次修正，这是社会对市场经济的第二次修正。
袁岳：我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本身是一种大交易模式，过去我们做生意是小交易模式，当你把社会环境友好了，人们对你的友好度提升，这是一种大交易模式。第二是企业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就要负更多的社会责任。一些大公司可以影响政策，甚至可以影响国家的政治、国家的法律，你看我们的市长或者是国家领导人，见的都是大公司，它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可利用，所以它就应该负更多的社会责任。而小企业它获得的社会资源较少，所以它负更少的企业社会责任。还有，我们过去认为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天经地义的，而今天企业由于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渗透率加强了，所以我们要求今天的企业不仅是一个经营企业，而且应该是一个负社会责任的经营企业。
何力：其实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有相对比较特定含义的名词，诞生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据我了解，它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它有两个背景，第一个是产业转型，它首先是针对员工的，包括财富500强的企业，它们率先提出来在产业转型当中如何避免用童工生产鞋子等等，包括一些化工企业。第二，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财富出现了新的分配和发展，这就出现了另外一种不平衡。实际上对企业追求利润和履行社会责任从来都是两种看法的，一个是可以兼容的，一个是对立的。像密尔顿就认为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都是CEO们的冠冕堂皇之辞，他认为根本就是对立的，不兼容的。但是有更多的企业家和学者认为是可以兼容的。我认为，企业要负社会责任，第一是政府有法规要求，比如环保法规；第二是公众的期望，公众对企业行使社会责任的期望在提高；第三是企业家自身的觉醒；第四是同行的压力。
《第一财经日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必然要比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付出更多的成本，那么它从哪里获得回报？政府要不要给这些企业以某种形式的补偿？有学者认为，将来消费者在购物时，不仅要看这东西好不好，还要看它是不是“好人”生产的，这个观点值得提倡吗？
张维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不会承担更多的成本？我认为。如果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过程当中，不把自己企业的战略和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结合起来的话，那么这个企业可能要承担更多的成本。但是如果它把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发展的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从长远来看，它不仅不会承担更多的商业成本，反而会使企业在整个市场上更加具有竞争能力。另外，我看政府完全没有这个必要给予补偿，政府要做的是建立一个比较好的监督系统，如果你违反了相关法规，比如你不按环保法规排放污染物，政府就应该给予惩罚，但是你做得好，应该得到政府和社会的鼓励而不是补偿。
何力：其实，企业通过创新和新技术的研发，是可以为企业带来一些成本和利润上的好处的，甚至可以降低成本。同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是企业形象和整体营销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形象好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它的产品就可能更好卖，还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善于把握时代契机和趋势，这样就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商业上的成功。比如说丰田的混合动力车技术的推进，就是既契合时代的需求，又能实现很好的利润追求。
何志毅：国家是否要补偿，是否要倡导向“好人”买东西？我觉得国家不需要补偿，但是社会要提倡向“好人”买东西。在现在这个过渡期内，我觉得社会尤其是知识界、媒体界应该呼吁社会向“好人”买东西。如果说企业为了履行社会责任，有更多的支出的话，社会应该有意愿给它一些补偿，这就是我为什么倡导向“好人”买东西。比如国外有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指数，投资者不仅看这个公司的业绩，还要看它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因此，我提倡，消费者在购物的时候，不仅要看东西好不好，还要看这个企业是不是个负责任的企业，如果是，即使东西贵一点也值得买。总之，我想社会给一些负责任的好企业一些补偿是应该的。
另外，我还想讲一下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差别。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有企业相当于社会型企业，是用市场经济的方法，用企业的形态来履行社会责任，它本来就不是为了经济效益一个目标而存在，至少创造经济效益不是第一位的，而民营企业可以说就是为了效益生存，所以我们要求民营企业在创造效益的前提下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蒋惟明：我是来自企业的，我希望评价企业社会责任，千万不要比拼社会公益，我觉得做善事只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并不是说谁做善事多，这个企业就是一个优秀的企业、一个负社会责任的企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有三个方面，首先这个公司需要有很好的利润来发展，可持续发展。如果一个企业不发展，拿什么来做公益？我特别高兴地看到，第一财经这个评价体系把企业创新能力列入其中，我觉得这是中国企业发展的真正动力所在，如果企业每年一点钱都不拿出来搞创新，那么中国企业是很难翻身的。我所推崇的那些可持续发展的公司，最起码给我不断创新的感觉，这种创新不仅仅是新产品，还有新思路。丰田在全世界能源紧缺的状态下，投入大量的钱来做这个，我觉得这家公司是真正有社会责任的公司，因为它把人类的发展看得很重，我希望大家把企业的创新能力高度重视起来，包括很多化工行业的公司、钢铁行业的公司，包括第三世界的像TATA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公司。
当然还有其他的，包括环境、劳保、利润最大化、利益相关者等等，都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综合因素。利益相关者是一个很大的图像，有我们的员工、股民、政府和社会，还有我们的媒体。企业为什么要让全社会来监督？因为一个企业现在几乎不可能再活在一个小圈子里，现在的企业行为牵扯到方方面面。
何志毅：慈善捐赠当然是企业社会责任之一种，我觉得大地震下的慈善捐赠要把它和日常状态下的情况区别开。大地震的发生跟打一场很大的战争是一样的。在这样的状态下，企业应该把它作为非常态。王石他是把它当作日常状态来处理做的，所以自然遭到很多批评。在非常状态之下，企业负的社会责任也是一种非常态的。在这种状态下，捐赠就很重要。投资也要用非常态的方法来做，可在灾区投可不在灾区投，你就要到那里投了，可在那里采购可不在那里采购，可能现在就要在那里采购了。地震以后我去了那里5次，你看农村的一家一户怎么办？我们不是政府，我们就做一个样板，解决一点是一点。而政府是要做平衡的。企业也是一样的，在这样的状态下怎么样做事，非常态投资、采购、捐赠、提供专业能力、就业等等，要把它作为一个非常事件非常状态来看，这是给我们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一个很大的启示。
袁岳：现在要求企业更加负起社会责任，意思是说，今天你所有的经营行为都应该用对社会负责任的方法来进行，它要渗透到经营管理者的决策层面，这是我觉得它的革命性意义之所在，它是对所有企业说的，而不仅仅只对一部分企业，CSR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是法律规定，它仍然是一个道德倡议。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是每个企业商业行为的伦理准则。当然，企业社会责任本身也有很大的创新空间，需要我们不断地充实和完善它的考量指标。
《第一财经日报》：关于第一财经开发设置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看起来比较综合和面面俱到，那么，它的权威性、科学性如何体现？它的公正性如何来保证？
何力：我觉得，所有的评价都是这样的，当它这个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时候，另一方面的缺点就显现出来，事实上它只能注重全面和均衡。
袁岳：坦率地说，这个指标是一个全面的指标，但未必就是一个好的指标。比如，规模贡献比就没有设置。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指标，比如说这个企业从多大程度上说，它提高了员工的快乐度，现在我们只说为企业做劳动保障，那是最低限度的，让员工在工作条件上有所改善，这是次一级的，让员工快乐是高一级的。我觉得这个综合度够了，但是精明度不够。当然有一些东西本来是不可度量的。
蒋惟明：我觉得首先企业应该主动向特定的专业委员会汇报，如果这个企业不汇报，仅仅靠我们去调查核实是做不好的。在西方，可持续发展指数都是企业主动完成的，要有三份报告，首先是财政，还要汇报环保，你出没出事，第三是人文关怀，它不仅是指做善事。我希望第一财经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有一天能做成中国的道琼斯指数，这就太好了。
张维迥：权威性和公正性主要看我们评价出来的企业，不是看一年，连续几年评选出来的企业，是否确实是那些社会责任做得好的企业，这个大家是有公论的。另外是这个实践是可以重复的，是一个延续性的，整个流程又是非常透明的，如果做到了这些，时间又久的话，这个权威性是必然的。我举个例子，今天上午（6月30日）欧锦赛刚刚打完，这个足球比赛是11个人比赛而不是15个人比赛，10个人踢球只有一个守门员，你说我加一个人可以不可以？我们说这么多年下来它就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东西也一样，我们现在就是提出了这几个指标，我们连续做了5年、10年，大家接受了那就权威了。
何力：其实任何榜单一定是对大企业有利的。我昨天看了一下榜单，我觉得这个榜单非常的实际，很适合中国的国情。真的，太高标准也不符合中国的企业，可能也难以操作。比如说讲到公司透明度的问题、善待员工的问题、环保的问题，这是美国30年前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没有解决。什么叫好的公司、好的企业家？我们现在都缺少相对科学和权威的考量指标，我们的榜单是一个解决基本面的东西，现在我们基本上是在底线上看问题。
吴晓波：公司透明度在国外是一种标准，而我们现在是公司透明了就是要表扬的。还是你不破坏环境、遵纪守法就是一个好人。这是现实，所以我们考核和评价一个企业也要取现实的态度。
张维迥：比如说体育比赛，十项全能它有一个标准的，如果说要有世界纪录才可以报名，那这个就不要做了，它是有一个基本的门槛就可以，CSR评比也一样，考核指标要使一定的企业可以上这个榜线，如果量太高肯定不符合现实，太低又会有太多的人进来，这个量的问题，没有对不对，只能说符不符合中国企业目前的状况。
袁岳：我这里说一下谷歌。我们现在面临的是80后90后就业的，它对它的员工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它有很强的娱乐性，它的想象力和超越常规方面有很强的能力。所以才有今天快乐的工作理念，将来这个企业的魅力，吸引员工，激发他的成功感很重要的是这个。当然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其实谷歌的模式在中国是一种广泛的价值模式，但是现在我们做得不够，将来对企业内部责任的重视度，至少要和外部责任一样，如果对内部人都不够有责任，那么外面人一定会觉得这家企业是在忽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