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回旧体制 是条死胡同

退回旧体制  是条死胡同
——对否定足球改革言论的一些不同看法
郎效农
2008年，中国足球多灾多难。中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国奥队、U－17少年队和U－19青年队先后在国际大赛中失利，被媒体戏称为“四大皆空”。近来在中超联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又被一些媒体翻来覆去地频繁炒作，无限上纲。一些糊涂的、幸灾乐祸的及压根儿就反对足球改革的人们，再次把矛头指向足球改革。与原来不同的是，将“职业联赛超前”的忸怩说辞，直接升级为“职业化改革彻底失败”的论调。
中国足球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不可能没有问题和偏差，但从根本上否定足球改革的说法和作法，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上来讲，都是站不住脚的。
这里，仅就一些媒体上发表的相关论点，谈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关于中国足球“不该改革”说
中国足球该不该改革，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回答都是肯定的。其原因有三：
其一，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的国家体委为在奥运会上夺取更多的金牌，提出了以“缩短战线、突出重点”为核心的奥运战略，大力推动“费效比”高、金牌“效益”好的冷门项目和个人项目的发展。全国各级体委开始大砍三大球等集体项目，其中人数最多而金牌又少的足球首当其冲，许多省市足球队纷纷缩编或解散，中国足球风雨飘摇。为求自保，走向社会，走向市场，走向自我创造、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职业化道路，成为中国足球的唯一选择。
其二，在国际竞技体育界存在的业余、专业和职业的三大体制中，职业化体制以其不依赖国家拨款，而是依托市场交换和市场资源配置，形成的自我创造和发展的良性循环，及由此激发的强大竞争力，占有着极大的竞争优势和更强盛的生命力。在职业化席卷全球的国际足坛上，我们要想努力追赶国际先进水平，也就必须与他们一样站在职业化的体制平台上。
其三，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随后召开的中共14大确立了我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全国各行各业开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和机制改革。由当时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李铁映同志亲自领导的，以建立足球协会管理体制和实行职业足球俱乐部制为基本内容的足球改革，成为了我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这是国家体制改革，也是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大势所趋。
如果没有足球职业化改革，中国足球可能早就灰飞烟灭。那些质疑足球改革的言论，既弄不清不同竞技体制差别及在不同项目背景下的影响，更罔顾社会发展的必然和历史的真实，实在废话连篇。
二、关于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超前”说
的确，职业足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英格兰职业足球诞生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100多年，日本职业足球虽然只比我们大一岁，但距明治维新也有百余年的历史。他们的职业足球发端于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环境，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法律、规则和服务，这为他们职业足球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职业足球发展的市场基础确实相对薄弱，但这只决定了我们足球改革的道路将会更加曲折和艰难，而与所谓“超前”并无关系，因为我们毕竟也步入到了市场经济，具备了职业足球发展的最基本条件。
其实，我们的足球职业化改革和各行各业一样，都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起步，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难道整个中国的改革都“超前”了不成？
我们在职业联赛发展初期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创造了历史的繁荣，这本身就足以证明职业足球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的具体国情，也使所谓的“超前”说不攻自破。但为什么其他许多行业都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不断发展，而我们的足球发展却日益艰难呢？
这是因为其他行业在不断的深化改革中，逐步得以自我完善。而我们的足球改革却在刚刚取得一些进步后，就匆忙宣布“足球改革突破口的任务已经完成”，从此拒绝任何继续改革的建议。特别是在管理体制方面，随着足球资源市场化和社会化的配置，足球联赛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发展及职业足球俱乐部企业化的进程，却不愿与时俱进地转换行政管理的职能，实行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的真正的协会制管理，固执地坚持以行政意识、政绩功利和强制手段实施行政管理。这不但无法实现职业体制自我完善，更形成了体制瓶颈，引发出大量矛盾且难以疏通，从根本上阻碍了我国足球运动的正常发展。不进则退，是一个朴素的道理，也是我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在取得初期繁荣后，陷入发展困境的基本原因。
是足球职业化改革超前，还是行政体制改革滞后，人们自有公论。
三、关于职业联赛使青少年足球青黄不接说
无论是我国参加亚洲U－19还是U－17锦标赛的青少年队，其球员都是来自各级职业足球俱乐部及其后备梯队。今天的现实是只有职业足球俱乐部才有真正的青少年后备球队的建设，而各级体育管理部门大多早已将青少年足球扫地出门。这并非是有什么人限制了他们发展青少年足球的权力，而是早已把足球的编制和资金，转移到可能会为他们获得更多金牌和政绩的其他运动项目上去了。
他们在足球方面完成任期责任和政绩的办法极其简单，就是调用当地职业足球俱乐部及其青少年梯队的人才资源临时组队，或干脆向其他省市的职业足球俱乐部租借球队，参加全运会、城运会或当地省市运动会的足球比赛。他们不愿花钱费力去搞青少年足球培养，因为那不会在他们的任期内见到成效，只能是为他们的后继者缝制嫁衣。至于在学校和社会上普及和开展健康有益的青少年足球活动，那更是他们想所未想、顾所未及的事情。
这种急功近利的政绩观，违背了足球运动发展的基本规律，必然会受到规律的惩罚。前任惩罚着后任，后任只能更会变本加厉，任任相传，恶性循环，以至中国足球及其后备力量每况愈下，直至今天几近山穷水尽。
如果没有职业联赛和职业足球俱乐部对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今天的国家青少年足球代表队恐怕也就无从组建了。
听说体育管理部门要重新重视和发展青少年足球运动，这是天大的好事。但绝不能像传说的那样，只允许他们自己搞，不允许俱乐部再搞。青少年足球发展不是零和游戏，只有两条腿走路，多元化发展，才会有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足球春天。
四、关于中国足球改革“失败”说
这样的论调大致出于三个基本理由，即中超联赛问题多多，青少年足球青黄不接，各级国家队纷纷落败。因头两个问题前述已有涉及，这里只谈国家队的失利。
中国足球从建国初期到足球改革，几十年的时间内参加过1958年、1982年、1986年、1990年和1994年的五次世界杯预赛，没有一次能够在亚洲出线，但从来也没有任何人指责过当时的专业体制及其长期集训的制度是失败的。
足球改革十余年来，我们参加了1998年、2002年、2006年、2010年四届世界杯预赛，三届失利。这样的成绩同样不能令人满意，但毕竟也实现过一次历史性的突破，为什么就偏偏要指责说这是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失败呢？
1997年，在我国足球职业联赛仅仅三岁的时候，就有人企图将国家队兵败金州的罪责，强加到这个新生婴儿的身上。此后每逢国家队、国奥队的失利，都归咎于职业改革的失败。
中国足球屡屡失利的原因很多，有技战术方面的，有精神方面的，有体制和机制方面的，但一再拖延足球体制进一步改革的进程，才是根本性的原因。
那些否定足球职业化改革的人，难道真的相信，重新回到足球改革之前的，从未在足球场上取得过成功的旧有体制，中国足球就有希望了吗？真是痴人说梦。
五、关于职业足球影响或违背“举国体制”说
什么叫举国体制？举国体制的目的和本质，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或者说集中所有优势资源形成国家强大的整体竞争力。
就国家队而言，过去在专业体制下，所有的球员都在各级体育管理部门组建的专业足球队里，这些技术资产统属国家所有。那时的国内比赛也不过是一年两次的赛会制比赛，更多的时间都是在训练。如国家队集训或比赛，只要国家体育管理部门发出一纸公文，就可以把他们调集而来。
职业化改革后，所有球员都通过市场方式配置到各个职业足球俱乐部中，成为俱乐部的技术资产。而实行主客制和升降级的职业联赛不但要跨越9个月的赛季，还关系到各俱乐部的市场利益甚或生死存亡。再加上现今的国际大赛也都采取了较长赛季的主客场制，这为国家队调集球员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和困难。
但联赛和国家队之间毕竟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有俱乐部也都会把国家队的需要视为最高利益。只要国家队安排合理，与联赛之间协调好赛程时间，注意兼顾和关照俱乐部的切身权益，使国家队和联赛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那么国家队的组建、集训和参赛不但会更加顺利，而且会得到联赛和俱乐部的最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举国体制并未因实行职业化而受到影响，只是实现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那些声称职业联赛影响或违背举国体制的人，可能是把举国体制与计划经济话划了一个等号，认为举国体制就是由各级体育管理部门垄断一切人财物等资源，并必须由行政手段进行支配和管理。他们不能真正理解举国体制的真谛，也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更缺乏尊重和关照他人合法权益、协调解决各种矛盾的意愿和能力，他们离开了行政管理的权力和手段就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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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也好，中超联赛也好，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但这些都是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也必须通过不断深化改革的办法来解决。特别是在这中国足球最为艰难的时刻，必须痛下决心，进一步解放思想，采取坚决而果断的重大举措，大力推进改革的进程，让所有足球工作者和一切关心爱护中国足球的人们真正看到希望，从而激发出大家以至全社会的足球积极性，才能开创中国足球光明的未来。
那些否定足球改革的基本方向、试图变相退回旧有体制的想法，只能把中国足球引入历史的死胡同。
2008.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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