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的庙堂与江湖

柳士同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标志，至今90周年了。90年来，"五四"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学人们各抒己见，歌颂赞美的有，反思批判的亦不乏其人。不同的思考和议论，的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五四"，更好地继承"五四"留下的宝贵遗产--由"五四"先贤们开启的新文化传统。
去年，
刘再复先生在《书屋》2008年第8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五四"理念变动的重新评说》的文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深入的再认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文章最后论及的"一个假设性的思路"，笔者却不敢完全苟同。刘先生的假设性思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是不把孔夫子作为打击对象，而是把《三国演义》、《水浒传》作为主要批判对象就好了"。这个假设窃以为有失偏颇，因为所谓"新文化运动"是相对于传统文化而言的，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就分为"庙堂"和"江湖"两个方面，这两方面既不能混为一谈，又不能截然分开。二者应该说是既有为主的又有为辅的，既相悖又相容，既时常冲突又互相渗透，从而构成我们日常所津津乐道的传统文化（若以李慎之先生的高见，称其为"文化传统"更为确切）。
刘再复先生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批判应该说是十分中肯的，这两部"古典名著"，在价值观上的确"问题极大"，"它导致权术、暴力的疯狂游戏和智慧的变质，其对中国的世道人心造成的危害及巨大破坏，完全是致命性的和粉碎性的"。如此评判丝毫也不过分，更谈不上危言耸听，因为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张扬这种"权术"和"暴力"的价值观，还把这两部"古典名著"当作"经典"，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各种"讲坛"上大肆宣讲，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任其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和渗透。一种弱肉强食"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流氓政治，却能一统江湖，并在民间广泛流传了千百年，怎么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呢？这种流氓政治实际上与庙堂的主流意识并无多大区别，二者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三国"也好，"水浒"也好，所极力彰显的不正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忠"和"义"么？庙堂之上的皇帝宣称要以"忠孝仁义"治天下，江湖之中的草寇也是以"忠义"二字来招兵买马取悦民众，就其价值观念而言，庙堂和江湖实在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样，若如刘先生所言，不批孔子而专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则未必能使新文化运动一帆风顺，不出现失误和偏差。
统治中国人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正是以"忠孝仁义"为内核的孔孟之道。从庙堂到江湖，儒家思想影响之大，可以说是遍及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早已渗透到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液之中。别说"三国"中的那些"英雄"，刘、关、张也好诸葛亮也好，即使是"水浒"中的众首领，哪一个没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与熏陶，哪一个不是从儒家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的？只不过身在庙堂者更加虚伪，身处江湖者更加无赖一些罢了。因此，对新文化运动只批"三国""水浒"而不批孔孟之道的设想，是很不现实也根本行不通的。曹操、孙权和刘备厮杀多年，不惜生灵涂炭，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自己一家独霸天下么？梁山"好汉"为什么打家劫舍，与朝廷作对？不就是为了获得与朝廷大臣相应的待遇么？这些，实际上都可以从孔子那儿找到资源。这些军阀和草莽，大多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圭臬的--这一点在诸葛亮和宋江的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诸葛亮本人就是一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大儒--对此，读读杜甫那些赞誉孔明的诗篇即可明了。在魏晋以后的文人心目中，诸葛亮已经成为他们崇拜的偶像。历代儒生一个个都巴不得今生今世，能遇到一个刘备那样的"明主"，而自己则成为诸葛亮那样的"忠臣"，用满腹的诗书去"鞠躬尽瘁"，以报答主子的"知遇之恩"。同时，孔子毕其一生所崇尚的等级制度，更为各路不得志的"英雄"，提供了从"人下人"转换成"人上人"的合"礼"价值规范。这大概也正是在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社会里，历经数不清的朝代和帝王，其中真正出身贵族的并不多，而那些游民乃至流氓一旦称帝，就那么容易实现身份转换的原因吧？刘备虽说号称"皇室之胄"，其实不过是一介游走江湖的小贩。他的从起事到称帝，上承"本家"老祖宗刘邦，下接千年之后的朱元璋，一脉相承，同属一个由江湖嬗变到庙堂的文化谱系。至于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还没等"杀到东京""夺了鸟位"呢，就已经排好"座次"了。
既然《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思想资源，大部分是来自孔子，那么"五四"先贤们怎么可能不把"孔家店"当作批判的主要目标呢？尤其是面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康有为的保皇、袁世凯的称帝以及张勋的复辟，无不是打着孔子的旗号，无不是在竭尽全力地欲将儒学定为"孔教"，并以此来控制和统治人们的思想，来取得皇权专制的合法性。在如此形势之下，"打倒孔家店"的提出，用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髦官话来说，实在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正因为如此，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宋教仁先生，早在1913年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或曰"文化传统"）做出了理性的判断，将其分别界定为"君师合一"的庙堂文化，和"流氓政治"的江湖文化；并鲜明地提出"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的正确主张。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无论中国的庙堂文化还是江湖文化，都很难衍生出现代的民主与科学来。陈独秀等"五四"先贤，正是沿着宋先生的这一思路，才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响亮口号，迎来为国人所陌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他们的"打倒"并非如今人想象的那么"激烈"，更非如当今某些学者所危言的"全盘性的反传统"（笔者对此的一些看法，可参阅拙作《重温打倒孔家店》，载《书屋》2009年第3期）。
当今的某些新儒家，为了替儒学招魂，大谈什么自汉代以降的儒学并非真正的儒学，而应该回到儒家"原典"的研究上去。意思是孔子的学说原本乃是至理的经典，只是到了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的大儒们有意把儒家思想给曲解和篡改了。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因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作为一统天下的儒家学说，一代又一代皓首穷经的大儒们研究的难道都不是儒学的"原典"？他们一个个都读不懂孔子，读不懂四书五经，抑或读懂了也非要（或者说不得不）曲解和篡改不成？孔子原本就是"述而不作"，究竟能留下多少"原典"呢？《论语》乃是他老人家的再传弟子所录，而孔子的其它言论则散见于《五经》（《乐经》已失传），均不过是一些片言只语，且又没有标点。这实在是给我们今天的新儒家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研究过来解释过去无非就是在句读上和一字多义上大做文章，更有甚者牵强附会，硬是将一些西方的现代观念往孔子的头上套。倘若孔老夫子地下有知，岂不也将哭笑不得？
两千多年来，儒家学说早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早已成为中国皇权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的崇尚和维护等级制度、它为每一个在位统治者所用的功利主义，从来就没改变过。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他们所游说的对象是谁？是各国的君王。他们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些国君身上。国君们是否领情是一回事，而他们矢志不移地为国君服务却是无疑的。就拿我们许多学者所津津乐道的"民本主义"来说吧，难道不是孟子替国君作想才提出来的吗？在古代，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最重要的莫过于人（或者说"民"更为恰当）。正如他老人家所言："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所有的"劳心者"也就是"君子""大人"，全得靠"劳力者"也就是"小人""野人"来供养啊！不仅得有人种地，还得有人打仗，所谓"耕战"这两件大事，全得指望黎民百姓去做。在古代社会，拥有大量的人口，乃是保证国家统治的前提，所以孔子才告诫诸侯大夫们"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也正是"本"的实质所在，"民为贵"的实质所在！因此，在那个"春秋无义战"的时代，掠夺人口往往比掠夺土地更为重要，即使土地被敌国侵占了，也要想方设法把成群结队的难民带走。勾践"十年生聚"，不就是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大量繁殖人口上吗？没有人替他去冲锋陷阵，他如何能雪"会稽之耻"？所谓"民本主义"与现代社会倡导的"人文主义"绝不是一码事，不可同日而语。近年来某些学者乃至某位著名作家一再高调声言"国家是至高无上的"，此话貌似义正词严，实则荒谬之极，因为国家之上还有人民。爱因斯坦就曾说过，"国家是为人而建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人才是至高无上的。在现代公民社会，人不仅仅是"本"更重要的是"的"--既是我们思想的出发点，又是我们行为的目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生命、人的自由、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以及人的尊严。这些价值观念，从儒家学说中很难找到资源，能找到的恐怕都是些与其相悖的东西。胡适先生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可谓深得人文主义的真髓。
尽管"五四"先贤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呕心沥血，可拟古与复古的浪潮却一波紧接一波，从未间断。百年来去欧美留学的学人数不胜数，但为什么竟有那么多的"海归"热心儒学，而拒绝西方文明呢？究其原因，恐怕还是等级观念和"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他们的骨子里作怪。学成了不当官那学岂不白上了？既被称为"精英"，那理所当然地就应该高人一等，"劳心者"不"治人"难道还"治于人"？如果像西方国家那样，没有等级，没有尊卑，没有特权，好不容易有了点儿权力，还要处处受到制约和监督，那么这官当得还有意思么？不仅如锦衣夜行，闹不好还让人把那身锦衣给扒了！在这方面，辜鸿铭其人其事颇值玩味。这位10岁即踏上英伦，游学西欧，精通9种语言，获得13个博士学位的老先生，竟然那样地痴迷皇权社会，对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干脆给它来个视而不见；以致满清王朝覆灭多年，至死也不剪掉他脑后的猪尾巴辫子。为什么会这样呢？用他本人那个"茶壶"与"茶杯"的著名比喻，就不难看出端倪。想想看，西方虽有情人之说，但那情人之间相互都是独立和自由的，谁也不能把谁据为己有。这怎么能比得上中国人"纳妾"呢？一把"茶壶"（男人）想配上几个"茶杯"（妾）就弄几个"茶杯"，而且所有的"茶杯"永远都是围着"茶壶"摆在同一个"茶盘"上，西方文化能提供如此享受的特权和尊荣么？
批孔夫子还是批《三国演义》《水浒传》，并非是个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传统中的庙堂文化与江湖文化，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再说，"五四"先贤们也不是没有批判过《三国》和《水浒》，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有关论述，话虽不多却句句中的。真正激赏《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其实是后来那些崇尚"权术"和"暴力"的人，与"五四"并无多大干系。尽管"孔子及儒家文化有正有反"，但那"反"的方面毕竟是主要的，是涉及到制度层面上的。它足足危害了我们两千多年，致使社会停滞不前，致使国人从来也没争取到"人的价格"（鲁迅）。而所谓"正"的方面无非是些伦理与道德的说教，而且这些说教不少仍限定在"三纲五常"的框架之内，谈不上什么"深层内涵"，更难以"推导出人际的温馨和家庭的温馨"。倘有学者立志去寻求其中的微言大义，那是他们的学术自由；但若借此来否定"五四"先贤对孔子的批判，并想以儒学来一统中国的现代文化，那未免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欲使国人百年的梦想破灭于一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