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禹作敏——大邱庄经济标本崩颓背后

2008-10-06 08:09:28　作者：齐介仑　来源：《财经文摘》2007年第11期、第12期
假如真的有所谓的时光隧道，许多人会选择回到三十年前，回到改革开放发轫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这次规模宏大的改革，首先是经济的改革，而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吃饭问题是天大的事，农村改革也一定是十分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事情。在改革开放的前几年里，中共中央每年发出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的文件。
在农村的改革中，有几个村子是引人注目的，北方有大寨，有大邱庄，中部有南街村，南方有华西村。这几个村子实际上是几个标本，身上长的就是改革的年轮。
今天，我们将总结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用审视的目光回顾三十年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由此，我们怎么也绕不开中国农村的广阔田野，绕不开这几个曾经或仍然大名鼎鼎的村庄。
大邱庄是命运多舛的地方，也是有着许多神秘传说的地方。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幕布的一角，但是，窥视秘密的感觉，与当年亲历伤痛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其实，历史的巨手已经抚平了曾经留在这里的伤口，以至于许多年轻人不知道这样一个地名。但是，抚平的伤口也是伤口，疤痕依旧存在。我们无意揭开伤口，回首昨天，是为了更好地记住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
道理很简单，在今后的经济建设和改革中，还会有跌跤的时候。我们希望少一些弯路，少一些伤痛。
1999年，天津市和平区睦南道122号，被判入狱20年且最终获得保外就医“照顾”的禹作敏，刚刚从天津武警医院被转运至此时日未久，时年69岁。
斯时，其身形枯槁，面容憔悴，抑郁、焦虑、困顿之态溢于言表，相较6年前的谈笑风生、威风八面，实已判若两人。
当这位曾叱咤中国农村改革风云数十载的瘦削老人，于当年10月2日深夜大剂量吞食安眠药并于次日凌晨一时许客死天津天和医院之际，举国上下正大张旗鼓地开展建国50周年的盛大庆典。尽管天和医院周围的马路上排满了自发前来凭吊者的车辆，但孤寂清冷的氛围依旧令人感慨万千。家道中败的禹氏家族对于再度来袭的痛楚，显然已缺乏理性承纳的坚强神经，他们提出，要"接书记回家"。
嗣后，天津市委、天津市政法委集体研究决定，驳回禹作敏家属提出的关于迎接尸体回大邱庄的请求。
10月5日，禹作敏尸体在天津火化。
一缕青烟腾空而起，人称“华夏第一村”的大邱庄一代精神领袖就此灰飞烟灭。
历史，总归是不容回避的。
时值今日，改革开放即将踏入第三十个年头，在过去的这段艰难曲折、步履维艰的改革岁月里，大量的理论家、实践家为国家的痛苦转型乃至繁荣富强，尝试做出抑或已经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各种问题复杂纠结而尖锐难解的广大农村，其推进改革步伐难度之大，教化群众改变观念任务之重，是显而易见的。正因此，禹作敏于静海县大邱庄主倡的改革实践，无论如何是近代中国农村发展史上绕不过去的研究标本。
1978年前后至1993年，禹作敏带领大邱庄老百姓，走出了一条与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和政治地位。其后，却因种种不合常规逻辑的做法，其本人被课以严刑，获刑20年，且株连次子禹绍政刑期10年。自1993年至1999年，除却其母病逝于乡而得以片刻还家外，禹作敏再未得到任何机会回到大邱庄。
一时引起且延续至今的最大争议是，对禹作敏这样一个于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过如此巨大贡献之人进行的最终判罚，是否真正体现了公平与正义？另外，执行前是否真正深入考虑过该事件之处理对大邱庄整体经济所造成的震荡幅度？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对禹作敏的事前干预是否已经尽职？伴随着作为大邱庄精神领袖的禹作敏的倒掉，整个大邱庄经济几近陷入全面崩盘的境地，且此后数年一直未见抬头之势。到底谁该为大邱庄经济的衰败负责？
更为值得思考的是，如此缺乏系统尊重的动作，势必会对后来的农村创业领袖以巨大挫伤，难道这就是改革者的下场？
为探究事件发生的深刻根源，《财经文摘》记者深入一线，调查数月，循着这位曾红极一时的奋斗者多年前踩踏的印记，试图在禹作敏时代结束15年后，重新归纳总结那段历史，希冀通过各种复杂的事件纠葛，通过大量的细节故事，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禹作敏，一个真实的大邱庄。
无畏的改革
20世纪70年代，在"全国农业学大寨"最为红火的关头，1958年入党、1974年正式出任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曾四度前往山西大寨参观学习。
其时，被铺天盖地的红色革命热情鼓舞到热血沸腾的禹，对从窑洞里钻出来的憨厚农民陈永贵亢奋的“战天斗地”精神深表钦佩，甚至就此将陈视作自己的行动榜样。1973 年，陈永贵得到毛泽东赏识进入中南海“主政”全国农业，此事令禹作敏更是认定，已“贵”为国家副总理的陈永贵，就是他改革与奋斗的方向。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受到陈永贵以及当时举国上下狂热极左的政治环境感召，1974年冬，禹作敏带领全村男女老少迈出了改造大邱庄面貌的最为原始的一步。模仿陈永贵的样子，他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带领大邱庄群众一干就是三年，仅仅凭借土筐和铁锹以及老幼相加也不过4000人的力量，累计动土竟然达到410多万方，硬是把7000多亩高洼不平的盐碱地改造成为了横平竖直的肥田沃土，甚至还修了7条比京津公路还宽还直的大道，以及几十条能走马车和拖拉机的小道。
“我是禹作敏培养的，我入党，禹作敏是介绍人。我跟他干了整整20年，从1978年改革，一直到他被抓，我一直没离他的身。”村民李风光对《财经文摘》记者讲述当年大邱庄的奋斗历程时，情绪十分激动。
据他说，昔日大邱庄，“春季白茫茫，秋季水汪汪，春种秋不收，糠菜半年粮”，“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都穷光棍子，说不着媳妇。从书记改革，这个面貌一下子就改了。”
对于大邱庄和禹作敏来讲，最为深刻的反省与改革发端于1976年至1978年间。伴随着扭曲人性的十年“文革”之结束，曾经备受追捧的所谓“大寨模式”与“大寨精神”，开始迎来广泛的质疑与批判，而当年整个天津地区学习大寨最为狂热且甚得毛泽东夫人江青赏识的模范村--宝坻县小靳庄在政治风波中所遭遇到的人格分裂性伤痛，亦令禹作敏醍醐灌顶。
据称，1976年10月初，在揭批“文革”错误情绪正酣之时，禹作敏独自一人在广袤的团泊洼辗转徘徊，冥思苦想三天三夜，其间寡言少语，旱烟抽掉无数。第四天，他敲钟集合大邱庄群众，发表了这样的诚挚演说：“这些年大家跟我受苦了，现在，我既不埋怨上，也不埋怨下，一切责任都由我承担！大伙要是还能信得过我，我就再干上3年。我承诺两点：第一，要让大邱庄变个样，让大家过上富裕的日子；第二，要让村里250多个光棍都娶上媳妇。如果大伙信不过我，那我现在就下台。”
禹作敏的人格魅力与过人胆识，在此舆情混沌的重要关节初步展现，群众遂一呼百应。
尽管对于禹作敏裹挟集体力量切入钢铁工业且能够将大邱庄经济“打着滚儿”发展的现象，学者间存在多种争议与猜测。更多的疑问在于：为什么禹作敏单单看中了钢铁，他的原材料哪里来的，他的产品卖给了谁。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如此独特的政治氛围内，到底是谁扮演了禹作敏与大邱庄幕后推手的角色？
答案众说纷纭，《财经文摘》得到多种版本，但深入调查后发现，多数说法经不起推敲。据了解，迄今为止，尚无一人对禹作敏乃至大邱庄的发家史做出过一个值得信赖的完整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建嵘在与本刊记者交流时亦感迷惑。他认为，值得业界关注的因素起码有两个：其一，禹作敏从废铜烂铁做起，而即便废铜烂铁这些最初的启动资源，在当时的背景下也非常人能够搞到；其二，大邱庄与天津港货运码头并非遥不可及。于建嵘似乎更为看重禹作敏的个人魅力与其超出常人的操作手腕。
变革，就这样生生地出现了。
大邱庄冷轧带钢厂于1977年8月间成立，村民刘万全、刘万明分别担任该厂厂长以及业务员一职。作为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选择此二人担纲主持大邱庄第一个工业企业的重要原因在于，刘万明退休前曾供职于天津冷轧带钢厂，刘万全则是大邱庄出了名的技术能人。
冷轧带钢厂牛刀小试却一炮打响，一年后，成本全部收回，纯利润超过30万元。
依据禹作敏胞弟禹作瑞对《财经文摘》记者的讲述，当初的带钢厂其实只有两台轧钢机，而且是“人家轧钢厂不要的，我们按废铁买回来的，不点儿大(注：意为很小)”。另有村民表示，当初从天津冷轧带钢厂确实买了一台废旧轧钢机，回来后大邱庄人“照葫芦画瓢”，又仿制了两台，总计是三台。
关于带钢厂创业初期启动资金的真实来源以及大邱庄改革的最初起步，村民李风光对本刊记者做出了详细的阐释："那时候不懂什么叫企业，什么叫副业。禹作敏发动老百姓先打了一部分苇子，跟大伙儿说，肯定能到一斤两块七毛五。结果那年价格真高，三块钱，超了。这就打苇子建厂房。带钢厂投资多少钱呢，20万(其实，亦有10万和15万的说法)。向国家无息贷款三万七，向邻村借了两万，动员社员筹款一万多，砖瓦厂红砖折合两万多，大队积蓄五万多，这么杂七杂八加起来的。"
“那时候建厂房很困难。我是养殖场场长，那时候说要搞大规模养殖，我做了一个计划。因为属于改革，县里畜牧局说，你搞个大养殖场，做个大计划，有了砖、砂石料、钢筋，我再给你项投资。就这样，养猪场和带钢厂都办成了。大邱庄就是在那个时候，在1978年起的步。”
受到带钢厂盈利消息的刺激与推动，其后十数年间，在禹作敏的有力指挥下，大量工业企业扎堆儿出现，管理模式亦日臻成熟：1981年，大邱庄高频制管厂成立；1982年，大邱庄印刷厂、大邱庄电器厂相继开工投产；1983年，为扩大规模、便于管理，同时为能享受到国家对初创公司税收政策之优惠，禹作敏得到“高人”指点，成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并将建立分厂的权力下放到各厂，非但总公司为独立法人实体，总公司之下所建分厂亦为独立法人。
依托冷轧带钢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盈利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各个工厂下辖的分厂以"滚雪球"的方式越滚越多，越滚越大。1987年，禹作敏将上述四个总厂改制为四大公司，1992年，他又将四个公司分别改名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团。同年，在禹作敏的主持策划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投资近10亿元，在村西北建立起"百亿元工业区"。
顾名思义，按照禹作敏当年的规划，该工业区每年的产销能力至少要达到100亿元，“百亿路”因此而得名。依据大邱庄镇政府办公室主任杨明隽向本刊记者提供的数据，截至1992年底，大邱庄共有工业企业200余家，从业人员12342人，固定资产总值150137万元，利润47344万元，比1981年增长300倍，工业总产值402761万元，比1981年增长835倍。
尽管对于上述数字，记者不敢全然苟同，但大邱庄于鼎盛时期的发展速度之惊人，却是人所共知的。
除却工业拓展，在农业生产上，禹作敏亦提出了其著名的"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说法，将农民掌握的土地一律集中耕种，鼓励有能力者系统承包。当年的土地承包大户马德良偕夫人何文丽甚至将大邱庄的农业生产承包经验成功介绍到了法国，一时传为美谈，其时为1982年。1983年-1985年，禹作敏先后将大邱庄农业专业队改组为农场，强化"统包结合"的土地管理策略，全部耕地改由4个组承包，不惜重金提高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全村事农劳力在1985年已直线降至112人，后来甚至有降至8人的说法。
据称，自1979年-1990年，禹作敏共向农业投资近4000万元。至1990年底，大邱庄共有各种农业机械2577台，总动力64894马力，粮食总产3509 7 3 1234564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