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文革”轶事//上海抄家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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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轶事//上海抄家的日子
这是一个春雨连绵的日子，天空老是阴云密布，偶然闪现一道亮丽的阳光却又随即掩没在濛濛细雨里。抄家的队伍又重新整装待发，不知道这次是要闯到哪个“资本家”的家去。老师傅们私下里都说过，其实胶木厂里的“资方人员”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老板”，佣了几个小徒帮工，说穿了，不过是勉强能自食其力。
卡车开进了长乐路地段，这时才听说这次是要抄杨某的家。从外表看来，杨某是个穿着很得体，长得很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平时很少说话，好象不是很善同人交往。老师傅们私下里流传着关于他的许多闲话，但他绝对是个很和善，很容易使人产生好感的人。有个老师傅对我说，如果说胶木厂也有“资本家”的话，大概只能把杨某充数了。
卡车驶入宽敞的弄堂里时，滂沱大雨倾盆泻下，车上的人一个个淋得象“落汤鸡”，从身上淌下来的雨水把公寓里的楼道也滴得一路是水。“资本家”的住房实在太小，根本就容不下那么多的准备来抄家的大队人马，许多人只能挤在门外的过道上。住在楼道对面一户人家的好心女主人，为我们这些堵在门外的“落汤鸡”端来了一碗碗姜茶，随即返身紧紧地闭上了门，没再出来，我想：这一定是个很善良、很有教养，但又怕引火烧身的人家。
我被众人挤进了隔壁的一个用作书房的小房间。小房间狭小得只够放下一架小床和墙边的一排书架。不能随大群人涌入里面大房间，待在这小屋里倒也落得一身轻松，只管抽出书架上的一本本书来翻看。杨某收藏的书籍很一般，也很乱，听说之前已经有个什么单位的抄家队伍来抄过了，实在是已抄不出什么东西。我在那些被翻得乱七八糟的书架上寻到了一本封面很朴素、但却是一本精装的本子，无意间打开看时，才发现原来是主人的一本日记。一手很秀气的字迹吐露着一腔富有诗意的多情。我这才联想到老师傅们的闲言碎语。从隔壁房里不时传来大声呵斥的声音，提醒我当初倾情抒怀的日记主人，正在经受他在写日记时怎么也不会想到的磨难。我心中感到很不舒服，轻轻地把这本没人注意到的日记放回书架，塞在众多书籍的背后。
按照规例，杨某还得被押到外面弄堂里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批斗。这虽然是个很不好受的时刻，但也表明这场闹剧快收场了。雨已停了下来，但天空还是阴沉沉的。大概是因为弄堂里的人太少，批斗场地又转到了外面的马路上。我在外围帮着干些诸如维持秩序的事，竟连批斗些什么内容都不清楚，直到批斗结束，我脑里还是在想着那本日记的事。
这次抄家好象不是很有收获，所以卡车又载上了队伍，直往据说是“杨”家亲戚的一户人家驶去。
后来听说杨某患了精神上的毛病，经常病假呆在家里，偶然看见他到厂里来时，却已风度不再。
在胶木厂众多小老板中，被抄家搞得最惨的当数朱某。我记得那个折腾的晚上，朱某被“小将”们勒令在一楼到二楼的楼梯上来回上下，不知上上下下地走了多少圈，一定要他交代出金银财宝的藏匿处。最难忍的是朱某的患有高血压的胖夫人，被罚站在一张凳子上，还要把头低得很底很底。当一个拿了枝条威胁她的“小将”问她：“你是要死，还是想活？”时，谁也料不到的事发生了：胖夫人竟然从凳子上爬下来，径直往打开着的二楼窗口奔去。要不是有人当时头脑还算清醒，飞快地追上去阻挡，一条不能再忍辱负重的无辜生命就从世上消失了。
这天从朱某的家里抄走了大批物资，满满地装运了一卡车，都是些日常家用的旧东西，活象是一辆疯狂回收废品的赃车。当抄家的队伍离开朱某家时，我看到屋里除了四周空壁已洗劫一空，孤零零地只剩下一对不知所措的伤心的夫妇。有人把一根闲置着的自来水管也扛在肩上走出朱家，在卡车要开动时扔上了卡车。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对厄运临头的“资本家”夫妇怎么过日子？
听说其实朱某还算是胶木厂里有点财力的“资本家”，因为后来在厂里开设的“抄家成果展览会”上展出了从朱家抄出的两根金条。还听说有人趁抄家之便，在翻查朱家一个煤球桶时来了个顺手牵羊，私拿了一只金戒藏在口袋里。
在那些可以肆无忌惮地侵扰私人一切财物和隐私的日子里，“资本家”已成了没有人格的群体。有一个据称也是“资本家”的女士（我从来没在胶木厂看见过她），只因其夫还在胶木厂里做工，竟殃及自己。这女士有个谁都不能轻易进入的寝室，平时一直房门紧锁。这天抄家的队伍闯入她家时，正巧她不在，儿子急着叫人去唤她回来，若再迟，抄家的人们可是要破门而入了。
门打开后，我望见了一间布置得很舒适、闲静，仿佛还弥漫着馨香的女性卧室。“小将”们七手八脚地动起手来，顿时居室内翻箱倒柜一片狼藉。保养得很新的皮沙发被剪子撕裂，暴露出一团团棕丝和一圈圈弹簧来。有人还拿来了一根铁棒，砸开水泥地面，撬起了地皮下面一堆堆泥土。衣橱和化装台里的用品被扔得满地，还有人舞起了女主人橱里的布料，披在身上闹着玩。记得我当时说了一句：“这里不会藏什么东西，不必太糟蹋了吧。”马上遭来一阵白眼。
我索性坐在桌子前翻看一本不知是被谁扔出来的影集。看得出这是女主人特别珍藏的、很有嚼味的回忆录。许多照片是在很早年代拍的，都是一些年轻的淑女。从照片的背景来看，都摄于一些很有情调的场面，一定是女主人对过去那段年华的深深怀念。突然，从外厢闯入几个气呼呼的女人，说是要揭露和批斗女主人，带着嫉恨的仇绪中透出要狠狠搞臭一个女人的强烈愿望。结果批斗时把另一个有过历史疑问的男人也揪到一处来，因为传闻他们有过暧昧关系。这男人在解放前好象参加过什么组织，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政治帽子。有个“小将”拿着一张搜到的、已发黄了的照片，指着照片上“摄于民国三十六年”的字样责问他：“为什么不老实交代你在1936年就已参加了反动组织，为什么撒谎说是1947年？”那男人很平静地回答：“那是民国三十六年,不是1936年。”“小将”们这才意识到可能民国三十六年大概确与1936年不是一回事，只能把这条罪名先放一放再说了。
批斗会持续了好长时间，马路上挤满了观望的人群。我想到许多小说中对法国大革命的描写，我看到了一个共同的症状：疯狂。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几乎都疯了。
“文革”轶事
抄文化
这天清晨，我走过西藏中路上的“上海音乐书店”门口，只见一些人围在一辆三轮卡的后面，都是眼睛直瞪瞪的样子往车上瞧，我也情不自禁地探过头去，呀！好多好多的唱片被杂七杂八地扔在敞蓬车厢里，不断地有人从书店里搬出一迭一迭的唱片，表情木然地往车上扔。五彩缤纷的唱片封面牢牢地揪住我贪婪的视线，都是以前梦寐以求却无缘享用的外国唱片。我曾无数次地诳游在音乐书店里，耳不暇接地倾听各处发出的振撼心灵的乐声。这里正在试听一张瓦格纳的“间奏曲”，从那里又传来比才的“序曲”，又一会儿一部声势浩荡的“交响乐”又加入了进来，旁听的人群会随着发出音响的试放处赶去，想看明白又是一张什么唱片。这个时候的音乐书店像是一个热闹的世界名曲杂货店，光彩夺目。而这天早晨的景象使人如逢天翻地覆，许多人在莫名其妙中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这天的中午，我打南京西路回家，走到原“美术展览馆”隔壁的一条弄口，又是一群人围在弄口。我不清楚以前这条弄内住什么人家，反正一大堆、一大堆的书籍、画报和花俏的刊物都被扔在了弄口的地上，不时还有人断断续续地从弄内深处出来，把主人家珍藏的文化书刊往地上扔。我听得人群后有一个声音在轻轻说：“抄家。”
回家的路上，心里老觉得不大舒服，从来没有过的滋味使我怅然如失。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失去的，但这些失去却预示了一个年轻人对将来憧憬的殃没。
那幢公寓
在南京西路、石门二路口坐落着一幢公寓式高楼，这是我从小就十分熟悉的建筑，不仅因为这幢楼的底下开着“上海少儿书店”、“光艺照相馆”和“南京理发公司”等知名商店，还因为在它的外墙上坐落着好几座古希腊的雕像。我每每从这里走过，都会抬头打量那些俯瞰着我们的“希腊人”。那些雕像好像在思索着什么，又好像等待着什么，显得那么沉默，那么安静。
一天，一些狂热的“造反者”爬上了高高的外墙，狠命地摧残那些已在那里站了几十年的雕像，直到他们被从那些像座上毁得毫无印迹。开在这幢公寓底楼的“南京理发公司”也未幸免于难，玻璃橱窗前一片狼藉。楼下几家商店上的照牌或被砸烂或被涂上红漆，因为上面有个代表了“无产阶级”极其痛恨的字——“商”。至于有“公司”两字的，则更是罪大恶极的了。五光十色的标语和一张张白色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把南京西路上的商家包裹起来，而红色颜料涂出来的大字则处处触目惊心地映入眼簾。
以后，每当我走过路口的那幢公寓，总会不由自主地抬眼望一下那空虚的像座，老是觉得这幢高楼像是个残缺的人。
车站上的那个男子
我从长宁电影院看了电影“两家人”出来，正是下班高峰的时候。电影里的主角是方化演的，但这部电影真不好看，当然，如果知道“文革”大火已悄悄烧到了电影界，那我一定还会庆幸总算还看到了大概是最后一部没让人令人生厌的影片。我在石门二路下了车，只见站台上围着好多人，一会儿挤到这里，一会儿又挤到那里。好奇心使我止步观望，但密密的人群挤成了一堆，连个缝隙都没有。我无法探个究竟，干脆站得离那人群远远的。不一会，只见一件东西被从人群中高高地抛上了天空，等它坠落下来时才看清原来是一只皮鞋。是打架？是群殴？正在迷惑中时，人群中闪开了一条空隙，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面色铁青地挤出来，气喘嘘嘘的样子，头发零乱，衣服也歪歪扭扭的。我看到他的眼睛象是要喷火，通红通红的，但却含噙着晶莹的泪水。他什么话也没有，连头也没回地往马路对面走去。我很怜悯地望着他的背影，我看到他的脚上没有鞋，头发上还挂着不知是谁吐的痰液在黄昏的微风中抖动。人群散开去后，在地上留下了又一只皮鞋，已被人因踩踏而面目全非。从鞋的残骸可知道这是一款没边沿的“荷兰式”，是“劫难”过后年轻人倾慕、追求的式样。
在离家不远的一条昏暗的弄口，一个女青年被人逮住，因为她那条颇有线条感的裤子给她遭来了麻烦。在众目睽睽中，带红袖章的“小将”们把她的裤脚剪开。女青年好像还很配合，没有一句抱怨，只是千求万求地请“小将”们按线缝剪，别来个大开叉。
不几天，胶木厂里也开始了类似的“破四旧”行动。这天上班前，好几个没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已深入发展的职工被拦截下来，他们的裤子和皮鞋都遭了殃。没有一个人敢说出一个“不”字，甚至连个斜视都没有。搭拉下脑袋，闷声不响地任凭“革命行动”的处置。我记得有个属于“资方家属成份”的女子，四十多岁的样子，听老师傅们私里谈论，过去她是个很时尚的女性，好些人在谈到她时还不免露出馋色。我不能忘却她被“革命行动”处理后的模样，毫无表情的脸上强忍着胸中的怒火，她一言不发地推上了自行车，脸色发白地骑上车回去了，这天她没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