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宋庆龄在上海的最后日子及其葬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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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是宋庆龄最后一次回到上海，在这短短的50多天时间里，她是非常繁忙的:作为一位已经87岁高龄的老人，宋庆龄一共接待了15批客人；写了十几封信件；应新华社之约就国际儿童节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还要亲自动手清理资料、整理物品；等等。总之，宋庆龄这次回来，既短暂，又繁忙。加之她身体不好，脚肿背痛，凡事都要事必躬亲，确实不易。后来由于宋庆龄要在3月份去北京会见一些海外客人，就于1979年2月25日匆忙离开上海赴京，张甦平秘书长和我又一起去机场送走了宋庆龄。
讨论宋庆龄葬礼事宜
1981年3月23日，我赴京参加全国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人座谈会。会议闭幕时，中央办公厅冯文彬副主任专门找我在人民大会堂就宋庆龄的病情进行了谈话，告诉我:宋庆龄得的病是血癌；中央已派了由著名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延缓她的生命，但宋庆龄毕竟是年已88岁的高龄老人了，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宋庆龄本人的意愿是安葬在上海宋氏墓地，也就是她父母的身边。宋庆龄葬礼是国葬，时间是排好的，不能改变。如第一天宋庆龄逝世，第二天准备，第三、四、五三天在北京举行公祭，第六天举行追悼大会，第七天就到上海安葬。所以中央要求上海方面要做好宋庆龄后事的一切准备工作。
第二天，我即返沪。我返沪的当天上午立即将中央有关部门通报的情况向上海市委的领导进行了汇报，上海市委在陈国栋的主持下召开了市委常委会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指出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性任务，按照中央的安排，一定要精心准备，确保这项工作的顺利完成。
宋庆龄病重期间，我因工作需要曾多次往来于北京与上海之间。
5月24日在北京宋庆龄家的客厅里，晚饭后我忽然想到一件事，便对钟兴宝说:“兴宝，首长毕竟年事已高，我们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你要考虑好首长里里外外穿的衣服，并且准备好。”钟兴宝回答道:“好的。李局长，除了做好必要的准备之外，我还准备给首长缝一块小手帕，手帕上面绣好首长喜欢的花，到时候放在首长的手里。”我说:“好，明天上午准备好。” 当时沈粹缜、张珏也在，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沈粹缜，她说:“这样好。”
当晚，每天都来看望宋庆龄的廖承志又来看望她了，廖承志、高登榜（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和我都在楼上，廖承志对我说:“家炽，现在情况危急，你和陈国栋说，上海要提出宋主席的安葬方案来。”我一听，觉得问题重大，就说:“廖公，地方上恐怕有困难，因为地方上从来没有办过这种事情。”当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我马上到楼下秘书办公室打内部电话向陈国栋汇报此事，陈国栋问道:“你怎么回答的？”我把我回答的话向陈国栋作了汇报，他说:“你这样处理可以，只要在你回答的那句话前面再加几个字:‘国栋同志说’。”我随即把这个情况转告了廖承志，他听过后，不吭声了。后来，高登榜对我说:“我回去了，廖承志也回去了，晚上10点半钟派车来接你，我们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商量宋庆龄的后事安排方案。”
晚上，高登榜和我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找了一个房间商量方案。我们就宋庆龄的后事安排进行了讨论，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
葬礼的规模。后来定为200人左右的范围，这个范围的确定颇费了些周折，由于之前都没有国家领导人在地方上安葬的先例，开始考虑是300人，后来又考虑是500人，最后定为200人。
葬礼出席人员的范围。主要包括社会各方面的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驻沪部队三军领导人、妇女代表、青年和中小学生等等。
葬礼仪式举行的程序。把整个仪式举行的程序都确定下来，并在葬礼结束的当晚由市人大举行宴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