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有没有第三条道路

中国有没有第三条道路 ● 郑永年

 

　　

       被遏制了多年的中国左派力量近来又开始活跃起来，浮现其对政策话语的影响。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股政治力量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不可小看。 　　老左派、新左派，甚至是民族主义者，尽管在很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也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但对一些现行政策尤其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内部改革和对融入世界体系为导向的外部政策的不满这一点上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 　　这些力量的结合在一定的客观条件驱使下可以造成巨大的政治能量，改变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方向。 　　左派力量的政治话语并非无的放矢，而是针对中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的。左派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对国家政治力量和分配正义的强调，就是说通过国家力量达到分配正义。 　　左派因此提出要“反思改革”，即反思以发展为核心的改革。不可否认，利润和效率的最大化早已经成为了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改革的内核，这场改革运动在大大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极端的分配不正义，中国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贫穷社会转变成为多元利益社会，进而转变成为极端分化社会。 　　尽管左派尤其是老左派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的，但其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套用中国的政治话语来说，则具有“反动性”，就是说他们提倡要回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市场经济与社会正义的平衡 　　很少会有人否认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里面的理想。但问题是这些理想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具有不同的实践。在欧洲，有社会民主主义实践，也有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有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则有毛泽东式的贫穷社会主义。一些实践成功了，另一些则失败了。 　　今天的中国纵然问题重重，但很少会有人乐意走回已经证明为失败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或者毛泽东式贫穷社会主义。社会弱势群体当然希望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的出现，但这并非是左派所强调的通过国家力量而达成的分配正义。“反思改革”不应当是走回头路，而是要修正现行改革模式，遏制社会的恶性分化，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而造就一个多元的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选择的社会主义最好表达于中共十四大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而在于对这个概念认识的偏差和政策实践上的变形。 　　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原始资本主义式的发展。今天来反思它，不仅是因为原始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极端不公平性，也是因为这样的发展方式在中国没有可持续性。 　　今天看来，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是不足的，简单地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创造财富，财富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而社会化。但实际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逻辑关系。从市场经济这一机制产生以来，从来没有一个案例可以说市场经济可以导致社会主义的产生。 　　作为资本主义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其唯一的目标就是利润的最大化。从欧洲产生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要修正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非人道因素。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的产物，是要用社会政治力量来修正和遏止市场经济的消极面。 　　在中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几乎可以说是同义语。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要作历史的分析。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时很精确，但在寻求解决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方法时过分政治化，提倡要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方式本身来解决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问题。 　　无论是苏联的斯大林还是中国的毛泽东都是这种极端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比较而言，欧洲尤其是北欧社会主义则理性地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利用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用政治力量来干预市场，在市场经济和社会正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美国化”，却走向极端 　　没有市场经济的社会正义不可持续，最终只能沦落为一种贫穷的正义。而没有制约的市场经济导致社会的不正义，最终使人沦落为经济的奴隶。正因为如此，现代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者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利用市场经济机制的问题而是如何达到市场经济和社会正义之间的平衡。 　　市场经济具有不同的模式，有美国模式、欧洲模式、日本模式等等。中国所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对市场经济的选择，而是市场经济的“美国化”。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美国也并不是一种完全的放任自由市场经济，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也担负着很大的社会责任，医疗、教育、就业等等社会服务越来越成为政府的责任。 　　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美国化”完全是“美国教科书化”。美国的教育并没有像中国那样产业化，美国的教育评估并没有像中国那样的极端化，美国的医疗体系也没有像中国那样的市场化。种种原因，近十多年来的政策话语“美国化”了，而政策话语的“美国化”导致了实际政策面的消极后果。 　　更有甚者，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为市场化推波助澜。政府本来应当扮演产业化或者市场化所不能扮演的角色，解决产业化和市场化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但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只是一味地站在市场化这一端。为了地方利益，为了政绩，不惜以牺牲人的利益来保护资本的利益。结果，应该产业化的没有产业化，应该推向市场的没有推向市场，而应当由政府来承担责任的各种服务如教育和医疗等则被极端地产业化和市场化了。 　　针对“反思改革”的浪潮，中国领导层已经明确强调，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应当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回头并没有出路。 　　近年来，“以人为本”政策导向的确立应当说是个好的开头。但要市场经济为人服务，就要改革政府，从发展型政府转型到服务型政府。而服务型政府的出现更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推进。 　　政治改革必须要为社会的各个群体创造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机制。以人为本的目标在于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达成平衡。人本社会主义应当就是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或者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核。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