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文革初期当权派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一大手法

作者：沈福祥    文章来源：中国文革研究    点击数： 583    更新时间：2007-9-1
抄家：文革初期当权派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一大手法
沈福祥 文
这一天的下午，各车间各部门的支部在党委的组织领导下，挑选信得过的人员，按事先的分工，登上卡车驰向本厂资本家的住所。
我做中班，刚吃了晚饭，支部书记通知我到党委报到，我匆匆前去，只见会议室内，已经集中了不少人，有人在匆忙地制作红袖章，用毛笔蘸着黄漆写上仿毛字体 ――“红卫兵”三字，待稍干后，发给每人一只。带队的是党员干部，他们的神态严肃而神秘，言语不多，只小声地宣布一些抄家行动必要的纪律，然后分配来人分乘几辆大卡车执行抄家任务。我被分配去抄俞志超总工程师的家。登上车后一看，其他全是外车间的人，我都不认识。大家是第一次戴上红卫兵袖章，都沉浸在执行革命任务的神圣庄严气氛中，互相也只是小声地交谈几句，就默不作声了。我更感到自豪，因为支部书记只安排了我一个临时工参加抄家行列，我的内心十分兴奋，这是党对我的信任，我加入了革命行列，将要亲自对剥削阶级采取革命行动。“五四”运动的青年，北伐战争的将士，井岗山上的工农武装，苏区的赤卫队，长征的红军，抗击日冦的八路军、新四军，蒋管区冲向敌人水龙、警棍的游行队伍，奔向延安宝塔山的热血青年，他们当时所怀的心情，大概和我现在一样吧！
我们的车穿过市中心，来到了东湖电影院附近的一条幽静的马路上，在一弄口停下。这弄内的住宅全是三层花园小洋楼。我们被带进总工程师家中。进门是厨房，楼下左首的一间是客厅，右首的一间是书房。二楼是总工程师夫妻俩人的卧室和起居室。三楼是他们的小儿子使用，一间作为卧室，一间是书房，朝北的一间放着一张钳桌台，上面有台钳和手摇钻床，卫生间被改装成暗房，散乱地放着全套的放大机和印相设备。
我们对整幢房屋浏览一番后，把他们一家三人集中到二楼的卧室内训话。这是一间很宽大的卧室，床前放着一只六角形的暗蓝色日本陶瓷烟缸，缸内燃着木炭。而床头却又是一只落地风扇在不停地摇着头（那时上海寻常人家大多数没有风扇，落地风扇更是稀罕）。我很纳闷，八月里的大热天，我们全穿着汗衫，有的还穿着短西裤，他们为什么一面升火取暖，一面又要开电扇纳凉呢？
我好奇地指指烟缸问俞工程师。他陪着小心对我说：“我老婆是日本人，她有病。”好奇怪的病。有人在身后咕了一句：“神经病”。
我别转身朝那个站在床前的日本女人看了看。她低着头，白哲的圆脸惊惶不安，她始终没有开口讲过话。我们在他们面前围成一圈，好奇地看着这个日本女人和她的小儿子，小儿子站在她身边，一付黑边眼镜衬着白脸，透出一付俊美的书卷气。事后知道，他高中毕业后，没有考进大学（这样的家庭出身不可能被大学录取），在家已经一年了。
这时由带队干部进行训话，他们三人低着头，老实地听着，最后我们七嘴八舌要他们把属于“四旧”的东西交出来。工程师说：“已经整理两天了，把属于‘四旧’的东西已经处理和烧掉了。”
这下他倒霉了，人群中发出怒吼！说他是销毁和转移剥削罪证，要他老实交待动机，烧掉了一些什么。
他小心翼翼地低着头说：“都是书，都是书……”
打家劫舍
我们的领队一声令下，大家分头开始到各楼面去查抄起来。翻箱的，开大橱的，一阵忙乱后，不时从各个房间传出一些惊讶的欢呼。几十分钟后，大家把现钞、存单、首饰，全部集中到二楼。粗粗一算现金和存单已经有几万元了，但我们的领队表示不满，认为他肯定还有隐藏的财宝，又把他们训了一顿，然后要总工程师随着我们到底楼搜。
在厨房里我们指着一些容器问他里面装的是什么？他回答说不知道，我们打开一看，都是吃的东西。我们就指责他：倒底是资产阶级，自己家里放着吃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吃的东西。他只得低头唯唯称是。我一想也难怪，这些事全是佣人干的，他当然不知道。
这时有人把两桶标着外文的罐头拿到他面前，问是什么东西，他说是做“冰琪凌”的原料。我们这些工人土包子不懂，也就不信，说他是说谎，要他打开给我们看，他不肯，再三说是做冰琪凌的原料。越是这样，我们越是生疑，他不肯干，我们用刀硬是砍开来，一看果然是一些咖啡色的粉末粒子。我们一哄而散。他肉痛地捡起来，用手指沾着唾沫和粉末放到嘴里啧啧地尝着，连喊：“可惜，可惜。”一面小心地放回橱里。
过一会有人翻到半大箱整条的香烟，是光荣牌。大家惊叹不已，认为倒底是有钞票人家，香烟是整箱往家搬。仔细一想，这个资本家也够节约的，（那时上海的一般工人抽二角八分一包的飞马牌，这是大多数的一般消费，经济困难的“老枪”就抽一角多的劳动牌和七分钱的生产牌，有钱则抽前门和牡丹，光荣牌是三角二分一包，在前门、牡丹之下了。）既能省钱，又整箱地买，保住了体面――这个高级住宅区人的体面。
底楼的抄检，在闹哄哄中一无所获，大家重又回到二楼。领队的召集几个党员商量一阵后，宣布召开批斗会。一家三口人重又低着头站在大家的面前。
刚拉开架子在批斗，党委书记悄悄地来到房门外。有人发现了，喊了一声：“范书记”，他急忙摇手，指指里面小声说：“不要响。”以免暴露他的到来，不能让资本家知道他在指挥一切。他在门外轻声地问了问情况，对大家鼓励了几句，又对领队耳语一阵，匆匆而去。这样一来，我们的斗志更为旺盛，大家你一句，他一句地批斗起来。要总工程师交待他的剥削发家史。他操着略带绍兴口音的上海话：“我的父亲也是苦出身……”
话未落音，人群中爆出一声：“放屁！你也是苦出身？苦出身住得起洋房？能够到日本去留学？完全是在放毒！”有人高喝一声：“说呀！说下去！” 他低着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他战战兢兢地说：“是苦出身呀，父亲是裁缝，”为了证明他没有说谎，他拈了拈撂在地上的一张放大的镶在镜框中的照片说：“这就是我已经故世的父亲，”照片上的老人的确是面容枯槁、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正用一付愁苦的样子，可怜巴巴地看着大家。总工程师哽咽着说下去：“他省吃俭用供我去读书……。”
“放毒！放毒！”众人大声怒斥，不准他说是苦出身。工程师一时不知所措，几乎是带着哭声，嗫嚅：“他是个穷裁缝，一针一线……，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他就死了……。”工程师痛苦地注视着地下的照片。
人们一下沉默起来，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倒成了追悼会了。人啊！人的天性。
突然有人把地下的照片拿起来，一下重重的敲击，把镜框的玻璃击得粉碎。人们一下惊醒过来，七嘴八舌地指着工程师说：“你这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快交待你罪恶的发家史。”
一脸惊惶的工程师连连低头弯腰：“是！是！到了日本留学后，一面做工，一面读书，后来一家工厂的老板看我为人老实，把女儿给我做老婆，要我留在日本，但我还是回国来报效国家……”
“放屁！又在放毒，你是报效国民党！”
他一时惊慌失措，不知怎么答：“我……，我……”他想不出自己怎样报效了国民党。
有人高声喊了起来：“快讲下去，交待发家史。”这下反而解了他的围，他又点头弯腰地叙述起来：“是！是！回国后，我同时在三家厂当工程师，积下一些钱后，我在浦东买下地皮，订购了一套机器准备自己开厂……。”
“自己剥削做资本家！”人群中爆出一句“标准解释”。
“是，是，结果厂还没有开，上海解放了……。”
这气势吓人的批斗会，把那日本女人吓坏了，在众人的怒吼声中，她不时恐惧地看一看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又慢慢地低下头，她混身发抖，最后她开始摇晃起来，她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惊吓，这样的折磨。她咕咕浓浓地说了几句话。我们谁也听不懂，想来是日本话。她丈夫一听马上抬起头，发现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在摇晃，连忙把她扶住，以乞求的神态说：“我老婆说吃不消了，要求躺下休息一下。”（这时已经下半夜了，从我们进屋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小时。）
有人高声说：“不行！”有人附和说：“就是不给她休息，以前日本人杀中国人杀了多少！”工程师在哀求：“她有病，她真的有病，让她坐一会再斗她吧……”可是谁也不开口说同意她休息。
那日本女人摇晃得更历害了，要不是她丈夫和儿子扶着，一定要倒下来了。那日本女人又说了几句日本话，工程师无奈地低下了头，沉默了好一会，他说：“我有罪，有罪，我有黄金藏起来，我愿意交出来。”说着他就把人领到卫生间去，伸手从抽水马桶的水箱内，拿出了一包用塑料袋子仔细包扎的“小黄鱼”――过去上海人对一两一块的黄金的称呼。他用双手，抖抖簌簌地捧给了领队。大家争相来看这一袋黄金，我们大多数人没有见过黄金，都要见识一下，你传给我，我传给他，托在手中沉甸甸的，约有几斤重。
他用这高昂的代价，换得了我们停止对他一家的批斗，让那日本女人躺到床上。我们感到胜利，但并未停止抄家行动，一个个像贪得无厌的财迷，反而认为他必然还有更多的财富隐藏了起来，为此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更为仔细的搜检。这时领队命我与另一人，钻进三层楼的泥满平顶上去检查，我打着手电，另一人跟着我，穿过尘封的顶棚，低着头，从这头穿过那头，满身灰尘的我，摇头告诉他，什么也没有发现。
正在这时，有人在二楼大声喊了起来：“快来看！快来看！这里发现秘密。”
我们奔着涌进二楼的起居室。在东墙靠窗处，经人指点，发现墙上有一小孔，仔细辩认，是一很小的钥匙孔，用手指弹一弹墙壁，发出沉闷的金属声。最先发现秘密的人不无得意地说：“里面肯定有黄金或者更值钱的东西。”大家兴奋地认为这一定是一个秘密收藏财富的地方。有人立即把工程师叫来，要他交出钥匙，他回答说没有钥匙。可谁也不相信。说他里面藏有“变天帐”，有的说里面藏有手枪。
这下他急下：“这房子我买进时就没有这里的钥匙。”他一面把买房契约从翻得一地的纸堆中捡了出来，语无伦次地说是在民国哪一年，从哪人手里买进的，又是谁做的中人，以此来证明他确实没有钥匙，更不知道里面究竟有何物。有人从三楼放有钳桌的房中取来了锒头、凿子等工具，那个最先发现“金库”的人，抢过工具敲打起来。工程师心痛地瞧着，墙上很快出现了被破坏后的裂缝和凹陷处的砖头。几个人轮流敲啊！撬啊！费了好大的劲，门始终打不开，最后总算从墙上撬下一只不大的铁盒子，又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铁盒的门砸开，一看空空的，连一张纸片也没有，众人泄了气，一哄而散。
选自沈福祥《我的文革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