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洋务运动、洋务派（386）

洋务、洋务运动、洋务派

（一）洋务

洋务是由夷务而来，泛指当时一切与外国资本主义有关的事物，包括通商、传教、外交等在内与西方资本主义有关的一切事务。“合交涉、制造、教案、通商诸务，而一概之以一名词焉，曰‘洋务’”。最初洋务指外交，不是洋务运动的简称。19世纪下半期常用洋务，包括范围广，既包括外交，又包括内政（涉及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内政），在时间上比洋务运动出现得早，在内容上比其包括得更广泛。

（二）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一词不是当时的人们所使用的名词，而是后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创造出来的。洋务运动是指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自上而下推行的一场以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自救运动。它肇端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告一段落。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制造枪炮船舰、编练新式海陆军、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举办新式学堂、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等。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主持者对西方国家和西学认识的深化，洋务运动的重点前后有所不同。前期（60年代至90年代）以“自强”为主，重在创办使用机器生产的军事工业和训练新式军队，力图建立一套新的防务体系；后期（70年代至90年代）除继续进行“自强”活动外，又在“求富”的口号下，逐渐兴办工矿、轮船、电报、铁路和纺织等民用工业。同时，还举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和翻译西方书籍等等。

洋务运动的产生是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中外关系的新调度和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诸多因素汇聚的结果。作为一场自救运动，它体现了清政府应付历史变局的一种抉择。

1861年1月（咸丰十年十二月），奕 等上《统计全局折》，“综计天下大局”，提出了应付时局的根本战略思想。他们认为，“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因之，英俄诸国乃是“肢体”、“肘腋”之患，尚可妥协；但“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却是无可妥协的。奕 等人将“今日之势”比作魏蜀吴三国鼎立，他们主张联吴伐魏，即联合西方侵略者共同镇压太平天国，故其设定的战略重点是：“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清政府要联合英法诸国镇压太平天国，说到底，就是想借重西方先进的军事装备。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朝大吏对西方船炮乃战守利器这一点，已看得十分清楚。他们深信，没有西方的洋枪洋炮，是无法战胜太平军的。曾国藩在创办湘军之初即采用洋炮装备其水师，由两广总督叶名琛源源供应“真正洋装，选验合用之炮。”在总结湘潭、岳州两个战役湘军取胜的原因时，曾国藩认为“实赖洋炮之力”，并要求清廷“尤须有洋炮继续接济，乃能收越战越精之效。”稍后他在安庆设军械所，开始竭力仿造西洋船炮。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曾登上英法兵舰参观，更叹服不已。他说：“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李鸿章购置西洋船炮的愿望，随着太平军越来越多地使用洋枪洋炮，变得愈加急切。当时，“忠王军三分之一均有洋枪”。李秀成解天京之围时，带有“开花炮多尊及洋枪二万杆”，其火器精利“远优于湘军百倍。”李鸿章向曾国藩建议，“李秀成所部最重，洋枪最多”，“欲剿此贼，非改小枪队为洋枪队不可。”惟其如此，当英法等国表示愿意帮助镇压太平天国时，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便都出现了“借兵助剿”的鼓噪。肇端于购置洋枪洋炮的洋务运动，最初的动因之一，就是要联合西方侵略势力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洋务运动同时还包含着强国御侮的目的。奕 等人在上述的奏文中也指出：“窃为夷情之强捍，萌芽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换约鸱张弥甚，至本年直入京城，要挟狂悖夷祸之烈极矣。”他们虽然主张当务之急在联合各夷镇压太平天国，但也没忘记指出，“该夷”毕竟为“仇敌”，不能“忘其害而全不设备”，正确的策略是：“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后来这一策略思想被奕 、曾国藩诸人越来越明确地表述为：应充分利用剿灭“发匪”的名义，掌握西洋船炮技术，以为长远御侮之计。奕 说：“现在江浙尚在用兵，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此诚不可失之机会也。若于‘贼’平之后始筹学制，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此又势所必至者。是宜趁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曾国藩、李鸿章也持同样的看法。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历史时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从更大的历史场景看，归根结底，洋务运动又是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所引起的积极回应。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天朝大国”竟败于西方“蕞尔小夷”，已反映了在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下，清朝封建统治之腐败及其岌岌可危。时人惊呼是为“千古未有之奇变”，说明已依稀感受到了历史潮流的涌动。以魏源为代表的一些志士仁人，急起“筹制夷之策”，他们大声疾呼，放弃无益的虚骄心理，面向世界，研究夷情，尤其要以购买和研制西洋先进的船炮为急务。魏源更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建议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雇佣外国工匠制造新式船炮。这已是力图对依稀感受到的历史潮流的涌动作出积极的回应。但因清朝统治者颟顸腐朽，魏源等人的主张不被重视，故“廿余载事局如故”。

经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侵略军直入京师，咸丰帝逃死热河，这在清廷内外引起极大震动：“夷祸之烈极矣”，“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许多人痛切地认识到，中国已处于世界大潮之中，“夷夏”大防已变为“华、洋”并列，清王朝面临着受制于“四夷”的危局。由是，人们重新想起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李鸿章说：“师彼（西方）之长，去我之短，今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奕 则强调指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这话集中概括了洋务运动的目的、基本内容和实施步骤。不仅如此，它强调“审时度势”，应将“师夷长技”当作自强之本、治国之道，又说明洋务运动的主持者们与林则徐、魏源的思想一脉相承，他们对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的回应，愈显自觉和积极。

（三）洋务派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清政府内部，一部分倡导和推动洋务运动、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官僚，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起初人数不多，但都是清政府中握有实权的人物，在中央以恭亲王、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奕 ，大学士桂良，户部侍郎文祥等人为代表，地方上的代表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张之洞等。

洋务派并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只是对时局的看法和采取的应急措施比较一致。洋务派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他们的主观目的是要维护封建统治；第二，他们的办法是采用西方先进技术。这两个特征缺一不可；缺了一个，就不能称之为洋务派。有的人目的是要维护封建统治，而拒绝采用西方先进技术，这样的人就不是洋务派，而是封建顽固派。洋务派的成分比较复杂，几乎包括了封建统治内部各个阶层的人。其中既包括掌握清王朝中枢实权的满族权贵，以奕 、文祥为代表，也包括部分汉族地主、地方督抚大吏，既有在野的封建士大夫，也包括工商界、科技界一些人，如盛宣怀、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徐寿、华蘅芳、容闳。洋务派一般来说包括洋务运动参与者与领导者，有一部分官僚士大夫在思想上主张师夷长技、学习外国科学技术，达到富国强兵，也应称为洋务派，还有一部分官僚排斥外来新事物，视为奇技淫巧，即使其参加了洋务运动，也不能称为洋务派，如刘锡鸿。

曾国藩是最早由封建官僚转化为洋务派的人物。早在1854年，他就竭力购置洋枪洋炮装备湘军，以镇压太平天国。1860年后，他奏称：“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已明确提出了“师夷智”制船炮、开展洋务活动的思想主张。所以，他的洋务实践也由单纯购买西洋枪炮发展到了仿制西洋船炮的阶段。曾国藩不仅广泛网罗懂科技的专门人才，而且重用和提拔了一大批包括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丁日昌、沈葆桢等在内推进洋务运动的中坚和骨干。曾国藩去世较早，所办洋务项目有限，但他在开创风气，培养人材等方面建树颇著，因而成为公认的洋务派首领之一。

左宗棠在洋务派首领中独具个性。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他就不仅指出英国“包藏祸心”，是个积极的抵抗派、而且主张改造中国的旧式船炮，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积极拥护者。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其洋务思想已十分鲜明。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德、俄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左宗棠的洋务活动以造船为中心，旁及制造枪炮弹药和举办新式学堂。他认为，中国海防师船落后，致启外人轻视之心，因之，“东南要务，以造船为先著”。他提出了“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的名言，力主设立中国新式的造船厂，且谓“内纾国计利民生，外销异患树强援，举在乎此”。左宗棠富有爱国激情，在反侵略斗争中卓有建树，此为曾国藩、李鸿章所望尘莫及。但他久处西北，对世界大势的了解又明显逊于李鸿章。

李鸿章是举办洋务事业最多，成绩最为显著的洋务派官僚。1862年他率淮军到上海后，目睹西洋船炮之精良，慨叹不已，以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由是便以倡导洋务为己任。他曾对人说：“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甚少不误国。公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强则事不可知。”70年代后，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得到了深化，视野愈形开阔。他认为，“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自通商以来，洋货充斥，利权大量外溢；中国既不能禁洋货不来，又不能禁民间不用，不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由是其洋务活动便超越了仿制西洋船炮的阶段，而进入了办工厂、开矿山、修铁路以及举办轮船航运、电报通讯等民用工业更为广阔的新阶段。同时，李鸿章将办洋务与“变法”即内政改革联系起来，强调唯有“稍变成法”，才能出人才，精制造，“转贫弱而为富强”。尽管他的所谓“变法”还仅限于改革科举制度一类具体问题，远未触及封建制度本身，但毕竟反映其洋务思想变得深刻和丰富了。

大学士、军机大臣宝鋆认为，在洋务派中，丁日昌“能致其精”，沈葆桢“能尽其实”，而李鸿章则“能见其大”。所谓“能见其大”，就是具宏观构想。李鸿章说的“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一句，将“和戎”、“变法”与洋务联为一体，最能体现其洋务思想的总体架构。但其弱点也集中反映在这里。“外须和戎”，固然包含着为推进洋务事业和内政改革应允许与外国侵略势力作必要妥协，以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这一合理的思路；但是，更为本质的问题在于，李鸿章畏敌如虎，“和戎”实成了对外一味妥协退让的代名词。他说，西洋“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中国即与之抗，“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李鸿章是战争必败论者，故时人说：“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李鸿章既无意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又试图在对外退让、屈和的基础上，实现“求强求富”的洋务事业，这是其洋务指导思想的根本失误。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洋务活动虽不乏成就，但终也无可避免地带上了半殖民地化的色彩。

80年代中期，随着左宗棠的去世，湘系集团的势力衰落，洋务集团形成了淮系一枝独秀的局面。清中央统治者慈禧、奕 乃取扶植洋务派后起之秀张之洞的政策，以期牵制淮系势力。张之洞原为清流派健将，以批评朝政著称。1881年外放山西巡抚，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中法战争爆发后调任两广总督，在实践中深感中国军事和工业的落后，便大力办厂、开矿、筑路、练兵、建立新式学堂，迅速组成了一个新的实力雄厚、自成系统的洋务集团。

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近代工业，是接续了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师夷长技”的思路，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之付诸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派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后继者。但是，也应当看到，他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分别。

二者都主张“师夷长技”以强国御侮，但林则徐，魏源等人既是言者，又是行者，他们大多参加了反抗外国侵略的实际斗争。而洋务派面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步步进逼，多主委屈求和妥协退让。此其一；林、魏等人是真诚的爱国者，不谋私利。林赴戍过镇江，与魏源相见，郑重地将《四洲志》付托，嘱其继续介绍世界史地以开风气。魏源不负重托，含辛茹苦终在《四洲志》基础上，撰成影响深远的巨著《海国图志》。这感人的事迹，集中反映了他们忍辱负重，为国为民的高风亮节。洋务派却在办洋务的过程中，乘机发展个人或集团势力，假公济私，此其二；地主阶级改革派相信“民心可用”，在一定程度上能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反侵略斗争。这是他们思想的可贵之处，为洋务派所不及。但是，当民族矛盾暂时缓和，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他们又会毫不犹豫地参加镇压农民起义，这一阶级局限性与洋务派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们既不能因此而简单否定林、魏诸人，对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洋务派也应作如是观。此其三。

（四）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

洋务派兴办洋务的活动，受到清廷一些大臣和士大夫的反对。顽固派是一批对世界发展形势一无所知的极端腐朽的贵族、官僚，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同治帝的老师、蒙古贵族、大学士倭仁等。洋务派和顽固派本质上都是要维护清朝的统治，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对待“外国事物”的态度上。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顽固派因循守旧，愚昧无知，盲目排外，仇视一切外国事物，幻想恢复“闭关锁国”的局面。顽固派代表了清朝统治集团中最腐朽、最保守的势力。他们以理学权威自命，恪守“祖宗成法”和“圣人古训”，故步自封，排斥新思想、新事物，以为封建制度及其伦理纲常尽善尽美。这部分人被称为守旧派或顽固派，代表人物有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他们攻击洋务派的主张是“用夷变夏”，视西方的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不愿意进行丝毫的改革。由于顽固派高谈义理，以封建的气节、夷夏大防以及孔孟之道等一整套封建思想体系与洋务思想相抗衡，并拥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晚清政坛上掀起了一股股浊浪。他们与洋务派进行了三次比较大的争论。

1862年，奕 等议立同文馆，招收学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1866年又奏准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正途出身的人员入学，引起了顽固派的强烈抗议。御史张盛藻首先出来反对，被驳回来后，大学士倭仁便亲自出马，奏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天文算学不过“一艺之末”，“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夷人？”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通过都察院递奏，声称今年旱灾系同文馆之设引起，故“天象示警”，必须立即裁撤，并攻击总理衙门大臣“专擅挟持，启皇上以拒谏饰非之渐”。这些言论遭到洋务派的批驳，奕 援引李鸿章的话指斥倭仁等“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并斥责倭仁所说的“以忠信为甲冑，礼义为干橹”的空言滥调，于实际毫无用处。但是，最后报考天文算学馆的人数因为顽固派的反对而锐减，尤其是正途出身的人员。共有满汉72人报名者参加入学考试，被录取的学生有30名，但最后毕业的仅有5名。

1872年1月，内阁学士宋晋以福建船政局造船经费开支太大，建议停办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闽浙总督文煜随声附和，清廷的意见也倾向支持宋晋。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上书力争，逐条驳斥了宋晋等人的论点，认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摒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于是，洋务派创办的这两个最大的工厂才得以保存下来。

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李鸿章建议开采煤铁、修筑铁路，以加强海防，而朝廷中“无人敢主持”。1880年，淮系将领刘铭传进京，奏请修筑铁路，以加强海防，李鸿章也上奏支持，不料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他们攻击修筑铁路是改变“历代帝王及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与民争利”，“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这些极其愚昧荒谬的论调使洋务派修筑铁路遇到了很大阻力。直到1887年由醇亲王奕譞出面，才奏准将开平矿务局因运煤需要修筑的铁路筑成，并成立中国铁路公司。而当1888年冬修筑津通铁路的消息传出后，顽固派又以兴办铁路有“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三大弊端群起反对，致使津通铁路的建筑不得不暂时搁置。由于顽固派的阻挠，中国丧失了七八十年代自办铁路的时机。

当时清廷倾力镇压太平军的叛乱，自强首先解决的武器等军事问题。洋务派认定“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所以，他们大力仿照西方设厂制造新式枪炮和兵舰，着意于创办近代军事工业。这构成了早期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和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