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新式教育的举办(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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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新式教育的举办
洋务运动希望通过学习西方以实现富强的目的,而对洋务派来讲,所采取的措施是来自西方的全新事业,因而讲求西学,兴办洋务学堂自然成为其必不可少的内容,除聘请外国人开办学堂培养人才外,还向国外派遣留学生。
1、洋务学堂的创办
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先后建立各类新式学堂三四十所。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包括专习“西文”和专习“西艺”两类。专习“西文”的近代学校,主要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专司“西艺”的新式学校主要有马尾船政学堂(1867)、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机械学校(1869)、天津电报学堂(1879)、天津水师学堂(1881)、上海电报学堂(1882)、天津军备学堂(1886)、广东陆师学堂(1886)、广东水师学堂(1887)、湖北铁路局附设化学堂、矿学堂(1892)、天津军医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5)、南京陆军学堂(1895)等。
京师同文馆以培养外交交涉人才为主,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认为上海、广州洋人汇聚,亦应设立语言学校以与洋人交涉。1863年,李鸿章奏请在上海和广州建立同样的外语学校。1864年,在上海道台的监督下,上海同文馆兴办起来,学生除已经通习中文,年纪较大的10名学生外,另招40名由有声望的官绅保送的14岁以下的青年。学生们除了读经、史、朱熹的著作及作文等汉文课程外,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教授英文,由另一位中国教习讲授数学。1870年并入江南制造总局。同年,广州同文馆以同样的方式创办起来,西文学习为谭顺,学生以八旗子弟为主,贡献不大。
同治年间,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办,洋务派开办了一些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以培养军事将领与军备军械制造人材。这些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中,以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创办的马尾船政学堂和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较为完备,影响也较大。
马尾船政学堂是第一个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
继马尾船政学堂后,专习“西艺”的洋务军事学堂纷纷在各地创立。这些新创办的军事学堂的章程基本都是仿行船政学堂的章程,到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才对旧的章程有所突破。这一突破主要表现为改变以往的就近招收的办法。《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第一条规定:“无论天津本管或邻县或外省寄管良家子弟,自十三岁以上十七岁以下”都准报考,这就使军事学堂从以往的地方性学校进入到全国性学校。
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萌芽时期,因此极不完善,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正如梁启超在《学校总论》中指出的:今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等洋务学堂“不能得异才何也?”是因为“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此外,还有个“病根”是受外国人的支配。如同文馆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海关拨款,受总税务司赫德的支配与控制。许多洋务学堂的校长和教习为赫德所推荐,如同治八年(1869),在其建议之下,丁韪良被任为同文馆总教习,和满汉提调一起工作,任职达32年之久,丁氏自称:对同文馆说来,“赫德算是父亲,我只是一个看妈而已”。尽管洋务学堂存在这么多的缺点与局限,仍不可忽视其开办的重大历史意义。首先,它们是中国第一批近代性质的新式学校,打破了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垄断教育的局面。新学堂内不仅开设了西文,还开设了大量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近代自然科学课程,这就大大推动了西方近代技术的引进与传播。其次,它们的开办第一次冲击了晚清科举取士制度,揭开了近代教育改革的序幕。同治六年(1867),同文馆开设科学馆并由此产生的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大论争,其意义是深远的。此外,它们的兴办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早期留学生的派遣。
2、派遣留学生
派遣留学生亲赴外国学习无疑是学习外国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最佳途径。在洋务学堂创办的时候,就有人主张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但是条件还不成熟。1868年《蒲安臣条约》的签订为中国派遣留学生提供了方便条件。1867年,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高等院校的留学生容闳(耶鲁大学)在苏州拜见江苏巡抚丁日昌时,曾劝他派遣留学生。容闳在1860年年时曾向洪仁玕提出建立新式教育的设想,未被采纳。1870年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时,他担任翻译,屡次向曾国藩提出派遣幼童留学的计划。曾国藩和李鸿章商量后,认为这一计划切实可行。1871年,曾国藩、李鸿章等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酌议章程折》,详细地向朝廷说明派遣留学生的理由。
在丁、曾、李等的支持下,容闳积极筹划,并作了相当周密的安排,在上海设立了“出洋局”,筹备出洋事宜。
出身翰林的陈兰彬思想非常保守,他从内心不赞成派遣留学生,对外国教育也不屑一顾。他屡次与容闳意见相左,并经常与学生发生冲突。学生参加宗教礼拜活动被他看作是叛逆,私自剪去辫子则被视为不忠,因而先后有9名学生被取消留学资格遣送回国。陈兰彬升任驻华盛顿公使后,1876年清廷派遣的留美监督区谔良、容增祥、吴子登,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使矛盾更加尖锐。后来陈兰彬向朝廷建议遣返全部留美学生。国内始终有守旧派攻击幼童留学,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半撤半留”,后来由于美国制造华工禁约事件,被迫同意全部撤回。1881年,清廷下令解散留学事务所,留学生全部撤回。这些幼童当时约有一半正接受基础教育,另一半已进入大学,但回国时只有两人获得学士学位。120名留学学生除早已撤回及在美病故的26名外,其余94名分三批回国。被分配到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上海电报局等洋务企业和学堂中“学习当差”。赴美留学运动半途而废。
与留美的中途夭折比较起来,赴欧留学则有始有终,成绩显著。1877年1月,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桢联衔上奏,建议把马尾船政学堂30个很有前途的毕业生送到欧洲,至少深造三年,从海关及福建厘金中拨款20万两作为经费,这个计划得到清廷批准。两个月以后,以李凤苞为出洋华监督、日意格为洋监督,带领随员马建忠及学生艺徒刘步蟾、严复等30余人,离开福建,由香港搭乘轮船赴欧留学,其中留英12人,留法14人,期限是三年。留学生除学习一门外语,还要学习驾驶与制造等专业课程。此外,留学生还被鼓励学习一些化学、采矿等专业,这说明赴欧留学生由重在学习西文语言而转变为学习西文近代科学技术,由单纯培养外交、军事人才进而兼顾实业人才培养。后来,福州船政学堂于1882年和1886年又派出第二届和第三届留欧学生。其中第二届学生9名,第三届34名,包括10名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课程为驾驶与军工制造,学习年限除第三届制造生改为六年外,其它仍三年。1899年仅派遣第四届留欧学生6人。
船政学生留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留学生们回国后成为海防建设的骨干。学驾驶的学生大多分在北洋海军,其中刘步蟾、林泰曾分别担任右翼总兵和左翼总兵,叶祖圭担任了副将,萨镇冰担任了帮统,还有不少人担任了管带。甲午战争中参加黄海海战的12艘军舰的管带中,有6人是第一届船政留欧生。学制造的学生则留在了福州船政局,并成立了以魏瀚为首的工程处,负责全厂的技术指导。他们运用所学知识并刻苦钻研,不断提高造船技术,先后自行设计制造了开济、镜清、寰泰3艘当时中国最大的巡洋舰,每艘排水量2200吨,马力2400匹,连英国海军军官实地验看后也“无不盛称美备”,后来他们又造出了铁甲兵船。
这时期,派遣的留学生以培养外交人员和海军军事人材为目的。如留美学生初只要求他们学习英文,所以当光绪七年(1881)94名学生全部撤回国后,还不得不入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继续学习实践了四年;船政学堂的第二、三届赴欧学生被取消了自愿学习矿务的主张,只准学习驾驶与制造,制造课目又全部是战舰营造、枪炮、硝药、鱼雷等军工知识。尽管如此,早期留学生的派遣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冲破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守旧局面,克服了当时中国士人夜郎自大的心理,开了出国留学风气之先河,为后来留学教育政策的确立开辟了道路;通过留学生的派遣,中西文化正式交流的渠道被沟通,近代自然科学的课程逐渐被重视,国内学习自然科学风气也因此高涨,这样,由新式学堂的创办而萌生的留学生的派遣又反过来充实了新式学堂创办的内容,推动了新式学堂开办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