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在华人士与洋务思潮

【西方在华人士与洋务思潮】

　　洋务运动期间，有一批西方人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他们中有的掌握了税收大权，如总税务司一职及各海关的主要负责人，长期以来都由洋员担任。有的则担任军事顾问、教官，帮助中国组建近代海陆军；英国军官琅威理甚至受任为北洋水师的副提督(副司令)。而当时被称为洋务的各重要建设项目——造船、机器制造、铁路、电报等，也几乎都离不开西方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中为数更多的人则活跃在文化教育领域，其中多数是传教士，但又分别充任各类学堂的教习，或长期从事翻译出版等活动。简单地说，洋务运动与在华西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局外旁观论》与洋务思潮的形成

　　翻检历史资料，人们不难发现一个历史事实，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西方在华人士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曾一再向中国政府提出许多重要的建议或忠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内政外交的建议，是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作)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新议论略》。两个文件于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递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奉上谕交各地督抚详慎筹划，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湖广总督官文斥之为“包藏祸心。”江西巡抚刘坤一则认为“断不可从其所请”。《筹办夷务始末》。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蒋益澧则说：“自强之道，不待外求”，“毋庸变其法”。闽浙总督左宗棠则认为只学西方的造船便可；洋人的来福枪还比不上广东的鮝枪，包括电报在内“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观而不适用”。他们在清代大吏中不是以顽固著称的人物，尚且如此反感，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甚至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大陆有些史家仍认为他们的建议负面价值是主要的，他们不过是“要求清政府遵守不平等条约，举办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那么，他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呢?

　　第一，由于虚文粉饰和腐败成风，中国已陷入非常危险之境地。

　　首先是官场十分腐败。外省臣工“尽职者少，营私者多”。京官则“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暇；部员任吏胥操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饬。”财政困难的原因在于“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赫德：《局外旁观论》，《筹办夷务始末》。

　　军队则“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赫德：《局外旁观论》，《筹办夷务始末》。

　　教育制度早已过时，士人所学非所用，“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

　　腐败带来恶果。“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如不急图改变，潜伏着亡国和被瓜分的危险：“盖中华果致终衰亡时，……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威妥玛：《新议论略》。

　　第二，中国处理对外事务不当。

　　30年来在处理对外关系中，以天朝礼义之邦自居，不能与外国及外国人平等相处，导致许多纠纷，数次失和。“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似此各情，皆由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赫德：《局外旁观论》。

　　第三，中国必须改革。

　　为此，必须以竞争前进的进化现代替循环复古的怪论。“中华之患，悉如一年之中，四季转环，考其兴衰始终，皆同一律……尤有人云：尧舜之时为最。……盖查进化之约，英法俄美各国，以其五百年前与千年以前相比，五百年景况较前甚强；以目今与五百年前相比，则目今较五百年前愈强。又念自古以来，四海之内，无论何国，不欲较比邻邦尽心勇进齐驱，未闻不为邻邦所并。”威妥玛：《新议论略》。同时，要看到改革与否关系中国的生死存亡：“止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若不转移，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赫德：《局外旁观论》。而且应该由中国主动改，否则就有碍于中国的主权：“设或代为之时，用外国之人，使中国之财，将中国置之不问，犹得谓之自主乎!”威妥玛：《新议论略》。

　　第四，中国维护国家独立的基本道路，就是学习西方，借法自强，并与外国和睦相处。用他们的话说是：“中国自主之要，一在借法兴利除弊，以期内地复平。若论其二，立宜设法更求外国和睦。如果不能立派代国大臣往外驻扎，亦宜设法使其免疑见轻。和睦相处之道，除尽早派出使节外，关键是应“照约办理”。赫德：《局外旁观论》。此外，对如何学习西方及各种应兴应革事宜也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

　　时间已经过了120多年。回首话当年，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意见呢?

　　这些大部分是切中时弊的箴言。当时的军队和政府机构已经腐败不堪；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要走出困境，维护国家独立，唯一的道路就是学习西方，变法改革。今天看来，这些都已洞若观火。

　　可是，史学界对他们的建议的看法实际有很大的分歧。这主要出于对三个问题的不同认识。

　　一是中外“失和”的原因。在这些洋人看来主要是由于中国妄自尊大，不愿打开大门并与外国人平等相处。而我们的多数史家则强调这是西方侵略的后果。其实，这两个原因是并存互补，而不是互相排斥的。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侵略与反侵略的历程，又是由宗法专制的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艰难历程。这些洋人连鸦片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都不敢正视，一味谴责中国的不足，这当然与历史实际不符。不过，假如我们走上另外一个极端，不承认清代统治集团中世纪式的愚昧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同样也与历史实际不符。这些洋人对中外关系的分析是片面的，可是，如果不求全责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不失为有益的忠告。

　　二是怀疑“照约办理”，力求与西方列强和睦相处是否正确。这只要了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劣势，面临的任务是争取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实现由贫弱愚昧到富强与文明的转化，就不难理解在对外关系中实行遵守条约，以和为主的方针首先是对中国有利的。参阅：《从林则徐到郭嵩焘》。

　　三是怀疑他们的动机。的确，他们是英国人，且是或曾经是英国的外交官，有所策划，能不首先为自己国家的利益着想吗?!所以，对他们的建议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是合乎情理的。不过，另一方面的情况也是不能不考虑的：一是不能以人废言。人的行为动机是复杂的。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言行主要应根据具体的社会环境去检查和分析其效果或可能产生的效果，不必过多在他们的主观世界上纠缠，否则就很难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二是不能忽视当时西方国家与中国社会进步有不少利益重合点。在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要扩展世界市场。东方各国如果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过于腐朽，社会动荡不安，双方的贸易就会落空。而在经济上，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必要的适应世界市场发展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和原料、能源生产等设施，双方的贸易也不能持续地发展。有经济学常识的人还知道，除了少量利益直接冲突的生产项目，通常商品经济越发达，国家间相互的贸易量越大。

　　他们当时便不讳言，这些建议同样有利于西方，“一则中取前项新法，商局未免大受其益。二则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往，易得保全，各国亦可无虑；其最为欣悦者在此。”但总的说来，“外国虽受其益，中国受益尤多。”威妥玛：《新议论略》。这些话是符合实际的。例如，消除他们指摘的腐败现象，中国不是受益尤多吗?又如，他们建议的建议铁道、电报、五金、煤炭各厂，制造轮车电机、工织器具、改革金融和邮政等等，又有哪一样权利于西方而不利于中国呢?因此，把他们的建议仅看作“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无疑失之偏颇。

　　我们还不能不正视一个严峻的历史事实：直至19世纪，中国文化还没有提供从宗法专制的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必要的理论。中国是在缺乏应有准备的状况下被外力推到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大门被冲开后一再发生的进退失据的现象，既是对新事物的无知，又是旧的羁绊未除。新的理论指导成了历史的紧迫要求。可是，清政府及其管理洋务、筹划新政的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19世纪60年代根本没有提出足以成为行动纲领的方案。当时，提出了改造中国的比较切实方案的仅有冯桂芬、郭嵩焘等人；而郭氏的建议递交后又被湮没在总理衙门的档案中；唯一得以传播的是冯氏的《校庐抗议》。它的“鉴诸国”和“一于和”恰恰又与赫德、威妥玛的建议如出一辙。实事求是地说，这两篇议论不啻是太平天国失败后的当头棒喝，是洋务运动兴起之初的重要建言。如果从中国近代思潮的角度看，不妨说，这也是洋务思潮初起之际的重要文献。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的大众传播煤介。赫德、威妥玛的建议下发中央和地方大臣讨论，对这些大臣固是一次有力的震动，而这些建议和奏议的传抄，又令忧国之士更为关注洋务。当时就曾有人假借曾国藩的名义草就《致威妥玛书》，反对他们的建议。这封信曾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据王庆成先生惠赠的《曾侯致英夷使臣威妥玛书》。郭嵩焘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建议更是对他们建议的直接回应。《郭嵩焘日记》。光绪元年，《万国公报》又重新发表了这两篇建议，其影响更大了。因此，说《局外旁观论》、《新议论略》对洋务思潮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似非过誉。

　　李鸿章曾用八个字概括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也与他们建议与各国和睦相处，破成例和旧法，学习西方一脉相承。在戊戌维新思潮形成之际，梁启超有一段名言曾传诵四方：“大势所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梁启超：《变法通议》。在此以前三十年，赫德和威妥玛的建议中不是可以听到类似的声音吗?而就一些具体内容看，洋务运动的实际活动一直没有超出他们建议涉及的范围，有些反对者后来成了积极的推行者。甚至洋务运动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争辩主要也是围绕建议涉及的具体项目——要不要举办铁路、轮车等等进行的。有识之士提出的更高层次的问题——如西方的本末和政制等问题，在洋务运动期间一直没有成为激烈争辩的论题。后者或是被目为异端邪说，“以言贾祸”被顽固派利用权势予以压制；或是被当作海外奇谈而不予理睬。赫德他们的建议显然有一些重大的缺陷。主要是没有提出重大制度改革的意见。如只建议办一些专门学馆，却不敢触及废除科举，逐步建立现代教育制度。揭露了官场的腐败，却没有像容闳向太平天国那样提议建立现代国家机关。这是由于见识所限，还是策略方面的考虑，已经很难揣测。有一条却可以肯定，他们不过是西方现代文明培育出来的能吏，而不是能洞察社会变革过程的思想家。因此，稍后就有一些中西人士提出了一些远胜他们的见解。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必否定他们的意见是适时的忠告，相对地说较易为人们所理解，更有助于洋务思潮的形成。

　　应该说明的是，本文的任务不是评论他们在中国的全部活动的功过是非，特别是作为外交官处理两国关系的交涉，内容和背景都非常复杂，远远超出本文涉及的范围。这里所论的仅限于同治年间的一次建议，且限于就事论事，不以人废言。《局外旁观论》开宗明义说：“矮人之于长人肩上所见，必远于长人。他们所以能提出那么多切中肯綮的意见，秘密就在于他们立在资本主义世界这个巨人身上，体现了两种文明的时代差别。当代中国的史家通常毫不犹豫地赞扬晚清时期的改革呼声，为什么出自外国人的同类声音就非严加挑剔不可呢?“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过是宗法专制制度下的狭隘心理，早已不足为训。

　　甲午前的启蒙活动

　　要是说西方外交官的活动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而难于准确把握的话，那么，西方在华传教士的活动则相对说来单纯一些。同任何人类群体一样，西方在华传教士也难免良莠不齐。他们分属不同的国家和教会组织，分布的地区也很广。以天主教来说，到1870年，欧洲各国派来250名神甫，1885年上升到488名，1900年则达到886名。新教在华传教士1874年为436人；1889年为1300余人；1905年为3445人，竟分属63个单独的差会。全国除个别省区外，都有他们的踪迹。这些数以千计的洋人给后人留下的记录是什么呢?

　　他们的纯宗教性的活动如放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去鉴别，可以说是非善非恶。任何宗教都具有迷信性质，这些洋教与中国民间流行的释、道、祖先乃至泛神崇拜相比，洵属难分轩轾。但他们中有些人干了一些无可争议的善行，例如救灾和施医舍药。西方近代医学，包括人体解剖这些基础学科的传入中国，是与西方传教士密不可分的，与此同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则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劣迹。例如，欺压民众，纵容教徒为非作歹，敲诈官府，等等。

　　不过，从思想史的视角去观察，西方传教士对19世纪中国的最大贡献，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主要是后来集结在广学会(1887年成立)中的部分基督教传教士的业绩。19世纪下半叶，中外交往频仍，可是，中国是被外力冲破闭关自守状态的，对外部世界所知基少，且连懂得外语的人也如凤毛麟角，朝野上下由于无知而进退失据的现象十分严重。在这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有些文化素养较高的西方传教士为沟通中西文化特别是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做了大量工作。直到进入20世纪，由于掌握西方语文和文化科学的中国新型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他们的“桥梁”和“窗口”作用才逐渐消失。

　　他们的头一份功劳是在中国建立了一批以学习西学为主的学堂，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这些学堂虽然免不了灌输宗教，但学的主要是近代科学文化，也很重视培育运用外国语言的能力。从社会经济文化进步和民族素质提高的角度去衡量，这些学堂无疑远胜于中国传统的学塾。1875年前后，这类学校达800所，学生人数约2万人。至1899年学校增至2000所，学生约4万人，并开始举办大学教育。这些学生为当时的各项经济和文化活动——“洋务”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有些后来还成了某些方面卓有成就的杰出人物，容闳、马建忠、伍廷芳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此外，中国官方举办的一些专门学堂，如同文馆、广方言馆等，他们也成了难以取代的重要教学骨干。

　　他们的最大功勋是在中国创立了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基础。“第一次报由嘉庆二十年创始，至咸丰十一年计46年之久，共有八处报馆，皆教会报也。”至1890年共有“76种报中，十之六系教会报。这些报刊中有不少是文化价值不高甚至没有什么价值的宗教宣传品，但也出现了像《格致汇编》一类以介绍科学知识为主的刊物。更多的是宗教宣传和科学文化知识乃至政论兼而有之，其典型就是《万国公报》。如果从其前身《教会新报》(1868年创刊)起计，至1907年停刊，先后历时40年。而历史最悠久的日报《申报》也是英国人于1872年在上海创办的。

　　影响深远的介绍西学的事业，也与西方在华人士筚路蓝缕密不可分。据1878年的不完全统计，他们“爰注各种书籍如天文、地理、格致、性理、医学、算术等书共51种，……译成行市。而据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版的徐惟则《东西学书录》所载，19世纪共出介绍西学之书571种，其中西人译著(大部分是与华人合作的)462种，即占81%。

　　这些报刊和书籍除部分宗教宣传品外，总的说来是大有益于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这是这些西方在华人士积极进行启蒙活动的成果。可以说，90年代以前，在一些开始认识到必须引进西学的官僚支持下，这些西方在华人士是向中国介绍西学的主力。他们不但是当时的官方翻译机构——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支柱。例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博士历尽千辛万苦在中国办学、办报，其指导思想是什么呢?他主办的《万国公报》于光绪七年(1881)初一连几期登出广告，命题征文。五个题目是：

　　“一、富国要策总言振兴中国。一如何能富，二如何能强，三如何能智，四如何能善。

　　一、风水辟谬……

　　一、中西相交之益。中外通商考，究西学则效西法，交友西人。

　　一、崇事偶像之害……。

　　一、耶稣圣教中国所不可缺。

　　这五个要点实际上可以概括这批西方人士在中国的文化活动的基本指导思想。他们是传教士，当然要宣讲耶稣，但他们活动的重点是针对中国富强和治国的需要介绍西方的学术文化。对实行宗法专制制度的晚清来说，这是一种启蒙性质的活动。

　　进入90年代以后，虽然中国人鼓吹向西方学习的著作逐渐增多，但在甲午战争以前，集结在广学会周围的西方在华人士仍不失为介绍西学的主力。他们甚至拟定了庞大的启蒙计划，打算“请中西名人数位，在各省再设广学分会。凡中国各省官绅及候补人等每省约以2000人上下为准，将以下所列各条之益，分门别类令各官绅等讲习，俟其得有端倪，再令其转教所属之人。……如是十数年后，内不惧民多不能养，外亦不畏各大国之强，势均力敌，内外两患自消。”李提摩太：《分设广学会章程》，《万国公报》。这个计划实际是重申八年前李提摩太在山西所提建议。当时他便认为“当事人员拘守成规，必不令西学通行于中国为重义也。”因此要“首教官员，次教富绅，三教儒士，四教平民。”培养一批懂西学的儒士后“将西国有益于国计民生诸书为华文，并设中西书院，以华文教西学”且“宜设报馆”，李提摩太：《富晋新规》。以普及新知，实现富强。事情自然不会这么简单，这两个计划均是美丽的幻梦而没有成为现实。但有两点却是不能抹杀的：一是这个计划所包含的内容。李提摩太开列了76条应向官绅灌输的内容，除6条是宗教宣传外，其他均是切合中国需要的政治、经济、法律、工业、交通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例如：铁路、公信局、轮船出洋、开矿、农学、医学、电学、化学、报馆、公书库、商贾股份、新银行、官项按年报销清账示众周知、万事清账、钱粮一律、厘捐一律、学校、知五洲律法、知五洲史学等等之益；无王法、谤人、耽延之害；等等。在他们看来，知才能行，所以应该加倍努力“俾读书明理之士子无一不知新法，……各国得益之始，无不如此。盖有先路之导，必有步后尘之人。于是纲举目张，万事皆可办理。”《光绪十八年广学会第五次纪略》。也就是说，他们是把启蒙看作一切国家臻于现代文明的关键所在。在当时的中国，有这种自觉的人为数不多，其见解的深邃是值得赞许的。二是力图知行统一。对官绅讲习新法，旨在劝导他们力行。而他们自己也非徒托空言。建立广学分会的计划虽然没有实现，启蒙活动却没有中辍。提出计划的那一年(1892)他们便派发了11685部介绍西学的书籍，每月印数近4000的《万国公报》等刊物不计在内。翌年，“适逢恩科乡试，敝会因采取《开矿富国说》、《国贵通商说》、《辨明技艺工作说》、《传道会说》，共四首，印成小本书，分托十省会友人，于闱场之外，各贻6000册，共合六万册。此外又有两单张，一为《养民有法说》，一为《大国次第记》，亦于闱外遍贻试士。”《广学会第六年纪略》，《万国公报》六十卷第7页。除《传道会说》这样的宗教宣传品外，其余五种都是有益的书籍。他们的出版和赠送书刊的活动一直没有中止。据现有史料看，这是甲午战争前唯一有组织并略具规模的近代启蒙活动。

　　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国家要摆脱中世纪的自然经济、手工劳动和专制统治的束缚，向以商品经济、使用机器和民主政制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转化，思想启蒙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否则，就不可能造就和团结一大批志士为推陈出新而努力奋斗。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热衷于“大誓群臣”，为此一再拟疏上奏，却没有想到要从京都至各省分批召集官绅，讲习新法，以理服人，减少阻力。这表明尽管戊戌前后变革维新思想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远非甲午战前的状况所可比拟，但那时包括西方在华人士在内的启蒙仍有其不能否定的历史性贡献和值得珍视的特点。只要具体地考察一下他们究竟传播了什么，他们的历史功勋就会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