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当代改革 -------犬儒

　　洋务运动起因于晚清政府的内忧外患，当时清廷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兵败求和，内部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为了苟延残喘，不得不进行一些改革;而当前的改革也是在内部出现了严重内乱后进行的，所不同的是，当前改革是在领导集团内部出现了危机，进而导致全国内乱后造成的，他并不直接起因于外部对于当局的压力，而在于当局的自我压力和反省，其目的与洋务运动相似，即通过有限度的改革维护原有秩序。

　　相似的目的决定了相似的手段，洋务运动着力于学习西式技术和经济，为了对这些经济和技术进行控制，还要以官办为主导，而对于制度和思想则一概排斥;当代改革力主学习西方经济和管理各方面的经验，也以国有为主导，而对政治和思想也严加管制，所不同的是，当代改革对国外与自己相似的意识形态也是网开一面的，原因就在于，当局的意识形态中就有部分引自西方的斯大林主义，并用它包裹传统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洋务运动则是赤裸裸的维护封建专制传统。

　　目的与手段的相似也造成了结果的一致。有人说，19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法战争和九十年代的中日战争均证明洋务运动的失败，其实，中法战争并不一定证明洋务运动本身的失败，实际上那次战争在军事上是清廷胜了，而洋务运动主要就是学习西方军事技术。那次失败是政治的失败，反映的是洋务运动改革得不彻底，没有涉及政治领域，腐朽的清廷主观上使战争不败而败。而中日战争确实证明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当前的改革使经济蒸蒸日上，似乎不能表明其失败，其维护原有秩序的目的基本达到，即便是八九风波那样的挑战也没有将其破坏。有人认为当前改革并没有涉及政治领域，是不全面的，以此来证明改革得不成功。但问题在于，政治改革本不是执政党的初衷，它所要求的恰恰是通过经济发展拒绝政治改革，以维护其执政地位，因为政治改革会使其面临下台的风险。以改革不全面为标准认为当前改革不成功，只是外界对改革的评价，而执政党恰恰会以为这是一种成功，使自己的执政地位延长了三十年，否则，进行了政治改革，自己被改下台了，却是最大的失败。

　　因此，要认定当前的改革成功与否，需要有一个体制内和体制外共同的标准，以便达成共识，其实这个标准也不难寻找，早在改革前期，改革的发起人邓小平就曾指出，如果我们的改革导致了两极分化，那么改革就失败了。这个说法体制外的人也会认同，现在就要考察一下中国当前是否是两极分化，其实，只要敢于面对现实，就不会说基尼系数接近0.5 不是两极分化,当局对这个问题的警惕程度要高过政改,最近几年也开始关注弱势群体了，在其内心深处，会认为这是比政改更硬性的决定改革成败的标准，政改拖延一些，不过多受些知识分子的口水，如果民众生活不下去了，那才是真正直接的危险。

　　面对败局，洋务派中分裂出了维新派，试图脱离单纯经济和技术的引进，把改革推进到政治领域，通过政治模式的转换，来救亡图存。但适得其反，由于保守派实力强大，维新派遭受重创，国家陷入更深的灾难中，同时促使了体制外革命派的成长。之后，保守派也看到情况不妙，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只好又把维新派的那一套拿出来，并且又有扩充，但此时的革命派不再给其机会，采取断然措施将其颠覆，清廷通过体制内改革挽救命运的设想完全破灭。

　　从另一个角度说，洋务运动本身也为后来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企业的建立，为后来维新派乃至革命派的出现提供了经济和阶级基础;其派向国外的大量留学生，接触了国外的新思想，有助于他们回国后改造现实，同时，国内教育改革也培养了一批不同于传统的知识分子，在改造社会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而面对当前改革的尴尬局面，执政党内部也曾分裂出了反对派，但由于保守派实力强大，反对派很快被排挤，在八九风波后，执政党吸取了教训，反对派几乎成不了什么气候，即便也有几个公开表达一些不同的看法，但都是相当谨慎和有限，与八十年代的党内反对派不可同日而语，寄希望于党内反对派来挽救当前改革在近期内似乎不太现实，于是人们把目光投向党外反对力量，但由于中国公民社会尚处萌芽状态，社会组织性较低，虽大量存在反对力量，但形不成合力，都被当局分而治之，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由此观之，似乎党内外的反对力量都被压制了，对时局的悲观程度甚至超过了晚清，难道当前改革的现状会长期持续下去吗?

　　实际上，过去三十年的改革虽没有完全脱离当局管控的方向，但社会的发展仍然有其自身规律，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局的力量只是其中之一，尽管其比较强大，但也不能完全决定社会的走向，事实证明，当局也不得不承认某些它不愿看到的现实的存在。30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使社会阶层急剧分化，人们思想日益多元化，当局越来越难以用传统的意识形态统一人们的思想，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在学校中，以传统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难以开展，从学校中走出的学生，对传统意识形态已缺少感悟，对现存政治制度存在着陌生和怀疑，他们虽较感兴趣物欲和奢华，但正是这种务实而世俗的态度，使他们成为贴近人性的西式民主自由思想的潜在信奉者。执政党虽可以在党内清除反对派，保障自己的统一，但它无法改变社会思潮的演变，无法改变各国思潮间的碰撞，无法决定在这些社会思潮下的下一代人的思想，当社会思潮已经浸染了大多数人，能被当局挑选用来为维护传统秩序的接班人寥寥无几时，下一代的当政者就会在集体上成为现在保守派眼中的反对派，那时改革的逆转不仅是不可避免，而且从那时社会的普遍观感而言将是自然而然。从体制外力量而言，尽管当前社会缺乏组织，这些理想难以整合，但体制外力量在某个局部的成功，或许会引发全国的骨牌效应，成为排山倒海之时，使当局难以应付。即便不能在局部成功，公民社会的崛起已是不能阻挡的趋势，将来社会力量将在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将改变改革方向和进程已可预期。

　　正如洋务运动的失败并没有阻止历史进步一样，当代改革的困局也不会模糊社会的前景，因为过去的改革已为将来修正改革方向积聚了巨大的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