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清朝在台湾的洋务运动：1874～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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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治台湾的政策，过去一向是「以防台而治台」；等到1874年发生「台湾事件」以后，才深感台湾已经面对「乱自外至」的新局面，以及台湾对于东南沿海国防的重要性。清朝遂一改过去的统治方针，而成为「以防外患而治台」。在中国本土已经推展了十几年的洋务运动，也终于在台湾展开了。
所谓洋务运动，本质上其实是以资本主义的面貌试图维持旧式中国政治体制的「自强运动」，也就是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所谓「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是输入西洋兵器、培育军事工业，从军事工业移转而引进机械工业，更进而由军事工业转向民生工业的发展，让中国步上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的道路 。培养军事工业与强化防务的必然结果，当然会波及民生部门的产业开发而有所施策，所以洋务运动「亦即在实质上的工业化运动」。
为了配合军事工业的成长和强化台湾本地防务，也必须实行产业开发政策。这些产业开发连带其它类型经济的兴起，也就是台湾「洋务运动」的兴起。
洋务运动在台湾的推展期间，我们以1874年台湾事件后的十年为前期的洋务运动，而以1884年中法战争、法军侵台之役以后为后期的洋务运动。
一、 前期的洋务运动
沈葆桢
台湾的洋务运动，通常以沈葆桢主张在福建与台湾之间架设水路电线为始。因为1874年台湾事件对于清朝冲击很大，清朝遂改变对台政策，成为「以防外患而治台」，开始积极以洋务运动经营台湾。最初的创举就是沈葆桢主张架设台湾与福建间的电线。沈葆桢发现，当时洋务运动已在中国东南各省推行了十多年，但是和沿海诸省关系密切的台湾却一直被忽略。在实地勘查台湾以后，他认为台湾可以开采洋务运动所需的原料铁及燃料煤。
架设电线
中国一开始对设置电线持反对态度，是因为害怕被加速侵略。沈葆桢本人于1865年出任江西巡抚期间便曾表示：查外洋之轮捷于中国之邮递，一切公事，已形掣肘，若再听其设立电线，则千里之遥，询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谣言，以骇视听。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也表示：铜线铁路断不可行于中国 ，害怕的就是如果列强设置电线，将使其如虎添翼。但清朝最后终于明白势不可挡，应该反过来利用装设电线的优点。
1874年台湾事件后，清朝终于同意架设福建与台湾间的电线，以确保接收台湾的讯息。为了避免引起国际纠纷，原则上电线由清朝自行架设，经费也完全由清朝自负，「因办理台湾紧要事件，是以自福州至闽江口设立电线，专为往来便捷，均由中国官为经理，一切费用亦由中国官发给」。沈葆桢后来被调离台湾，电线并未在其任内架设完成，但日后架设台湾电线的计划可说是完全承袭沈葆桢的构想。
开采煤矿
台湾在清朝统治时期原本禁采煤矿。鸦片战争后各国觊觎台湾煤矿，但是台湾煤矿仍由民间私自开采。1874年台湾事件后，台湾煤矿问题受到重视，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李宗羲及前任江西巡抚丁日昌开始主张开采台湾煤矿，但是直接决定开采台湾煤矿的是沈葆桢。
沈葆桢首先解决了台煤的出口税问题。1875年他上奏「台煤减税片」，奏请台煤出口减税，以解决台煤与洋煤在税制上的不公平待遇，使台煤有机会和洋煤竞争中国大陆市场，使煤的利益回到中国本身。另一方面，台煤出口减税可和日本煤竞争，以赚取外汇。在台煤的减税优惠中，已经可以看到当时外国人借机介入的身影：当时外国人在台湾的单位（例如淡水税务司）竭力推动台煤减税方案 ，主要还是为了在中国沿海航行的外国轮船打算。
台湾的煤矿开采，由于中国缺乏机器采矿经验，必须请外国人协助；在经营上采取「权自我操」的原则，并由外国人指导。台湾官营西式煤矿的模式，甚至比同时期中国内地煤矿开采情形进步 。
丁日昌
在担任江苏巡抚时，丁日昌便曾向曾国藩建议「海洋水师章程」，拟以台湾为南洋海防中心 ；日后主持台湾期间，更积极构思加强台湾防务。在福建巡抚任期中，丁日昌也亲自巡视台湾北路，由基隆至竹堑、彰化、嘉义以至台湾府城，从台湾南路一路南下到恒春；他还巡视澎湖，算是首开「台湾走透透」先例的巡抚。清朝对丁日昌经营台湾寄予厚望。
煤矿经营
丁日昌对于台湾煤矿经营的大原则是「需有人彻始彻终，认真经理，方能日起有功」，但是由于过度重视机器开采而忽略了经营管理的问题，营运效果并不理想。丁日昌在督办煤矿的过程中，还注意到台湾开采石油的可能。他曾经购买外国机器并雇用外国技师 ，在淡水地区及苗栗地区尝试钻探石油。这个计划后来因为外国技师离台无疾而终，但是开了中国洋务运动中开采石油的先河。当时协助台湾开采石油的外国技师离台以后，还在英国人于上海发行的「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ld）中专文介绍台湾油矿开采的情形 。丁日昌不断上奏建议开采石油，对其他矿业如硫磺及铁矿也很重视，除了计划将台湾硫磺销售到中国，还延请外国技师探勘铁矿，甚至计划将台湾铁矿送到英国由专家鉴定成色。
架设电线
因沈葆桢离任而未能完成的电线架设，到了丁日昌主事后才开始动工。1877年时已安装了台湾府城至旗后（打狗）以及府城至安平的电线，原本打算一路向北延伸至基隆，因为电线材料不足而搁置。在丁日昌因病返乡休养后，福建到台湾间的电线铺设计划才暂时中止。这不但是台湾最早的电线，也是中国最早的电线之一（中国本土另有福州马尾电线），全程由中国人完工，已达实用阶段，可对外开放营业，当地官员也藉此通讯，可说是洋务运动在台湾的重要成果。在台湾南路电线架设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在中国本土施工时常碰到的风水及祖坟的问题。这是台湾当时的文化特质之一，对于新式科技的接受度较高。丁日昌就台湾这种乐于接受现代化的特殊文化特质是有体认的，尝言：不知台湾系属海外，与内地情形迥然不同 。
纵贯铁路
1874年台湾事件之后，海防再度被重视。当时丁日昌于海防之议中便表示，铁路为将来之所不能不设 ；在出任福建巡抚巡视台湾以后，认为在台湾「设郡置县」等是无济于事的，开矿、建铁路才是真正补强海防的方法。当时中国守旧派都反对兴建铁路，认为当时的环境仍不适合；沈葆桢在经略台湾时虽然没有提议兴建铁路，但却以其过来人的经验成为丁日昌的少数支持者之一。丁日昌曾向清朝提出了兴建铁路的理由：防止外国侵略、防止「蕃民」蠢动、防止台湾本地叛乱等 。他将重点摆在国防上，强调台湾防务对于中国东南沿海十分重要。由此可见，因国防需求而进行洋务建设，是台湾前期洋务运动的特点。丁日昌当时设想的，只是藉由铁路对台湾进行全岛性的有效控制，没有意识到铁路兴建将对台湾社会及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其后日本人统治台湾，将铁路建设利用到极至，进行了全岛性的经济压榨。
纵贯铁路预计「从前山极北之鸡笼起，至极南之恒春止，计程约在千里」，估计经费至少二百万两，而经费正是最大的难题。丁日昌构想了四个财源：中央支持、福建省拨款、借洋债以及地方富绅捐输。
首先是中央支持方面，由指定的关口洋税中提拨四成中的四分之一，以及指定省分厘金的二分之一，交由丁日昌兑收。但事实上这些金额就算真的全部拨解，加起来也不过每年四十余万两 ；由于丁日昌在朝廷影响力不大，对此项不敢寄望太多。
其次，台湾当时虽为福建所属，但清朝财政困窘，陷于新疆战事的左宗堂也待援助，无法顾及台湾建设。
至于向外国借债，虽然并非没有先例，但是当时不易被接受。丁日昌也曾试图透过李鸿章向英商银行借款五、六十万两，最后仍因利息太高作罢 。
最后是寻求台湾地方富绅支持。这是最重要的一项，光是板桥林家就捐了五十万元协助建设铁路 。这些地方富绅与清朝官方着眼点不同；后者意在国防，而前者意在投资。这种企图藉由铁路促进货物流通与贸易繁盛而使整个投资环境改善的投资意识，到了后期的洋务运动会更加明显。
如上所述，由于经费筹措困难，加上丁日昌其实也对铁路防务功能信心不足，铁路建设一直要到刘铭传时期才能实现。
二、后期的洋务运动
刘铭传
刘铭传在清朝官吏中，算是少数具有国际视野而为外国人所称许者 ；作为台湾首任巡抚并主导台湾洋务运动，他扮演最为关键的角色。
铁路建设
刘铭传是第一个建议在中国大陆兴建铁路的洋务官员，对于铁路有极深刻的认识，并因此遭到守旧派反对。1887年刘铭传正式奏请在台湾修建铁路，理由与丁日昌不同：丁日昌偏重台湾洋务运动中较不受阻碍的消极性因素，刘铭传则掌握了当时台湾社会与经济的积极性因素。
台湾铁路最初采取官督商办。由于民办就是商办，所以资本完全是商股；资金是由集资而来，待铁路完工后由铁路营收分年提拨偿还商股，等商股还清后，铁路就成国有。但是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顺利。因「商股观望不前」，铁路资金筹措困难，只好收回官办；当时福建省每年仍支持台湾四十四万两 ，已有一百零四万两的存额，这笔钱原本是要用来建设台湾府城（当时台湾省会为台中），为了建设铁路只好先挪用。
在铁路建设相关器材的采购，甚至外国工程师的雇用上，已经可以看到外国商人介入关说的身影：德商泰来洋行（Telge&Co.）及台湾机器厂的德国籍工程师怂恿刘铭传采购德国货；刘铭传也另外向英商怡和洋行购买英国货。铁路监造全部聘用外国工程师，由于与本国的军功配合不佳，进度缓慢，光绪十七年（1891）才完成第一段台北到基隆的工程，两年后才往南到新竹。继任巡抚邵友濂奏请停工，殊为可惜。
台湾铁路建设在刘铭传大力推动下，1893年时全长已达100公里左右，为中国第一条官办铁路。纵贯铁路当时作用不大，但是对台湾整体经济型态确实产生重大的影响。到了日本统治期间，纵贯铁路被日本反过来利用，成为整编殖民地支配经济结构的重大因素。
铺设电线
电线架设方面，刘铭传承袭前期洋务运动经验，由国人自行架设陆上电线，水线则因技术问题交由洋商承办。虽然经费依然困难，刘铭传并未依赖外债，而是别出心裁地向洋商分期付款，两年归还且不付利息 ，可以说是假外国人之手投资台湾基础建设，用心良苦。
1888年时全台湾电线铺设完工，北从基隆南至打狗（高雄），台北有水线连至大陆福州，台南有水线连至澎湖。整个庞大工程经费由厘金拨支，不足部分由茶商赞助，因为台地安设电线，于茶商最为得益。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台湾的经济型态确实开始转变，原本为国防需要的洋务建设，却转变为民间投资的社会基础建设，民间资本此时已开始活跃，这也是洋务运动后期的社会特征。
如同之前的铁路，这些原本为了台湾防务所做的建设与投资，不久后却反而被日本人接收。日本人充分利用台湾洋务运动的成果，还说：台湾电线，给予我征台军非常的便利。刘铭传苦心经营，却大大帮助了日本人的征服台湾，连日本侵略者都忍不住要赞美一下，现在人们回顾刘铭传的治绩时，能够否定吗？
行政区划
清末，由于台湾人口快速增加及经济快速扩张，旧有行政区划已不符施政需要。1874年台湾事件后沈葆桢曾做过一次调整，但仍然无法配合当时社会及经济变动。
台湾建省后的行政区域，在刘铭传实地勘查后又一次大幅变革，将台湾划分为三府、一直隶州、十一县、三厅，可以说是未来百年台湾行政区域的蓝图。日本统治台湾后虽也有变动，但大体上都依此行政区划施政；甚至今日台湾的行政区划也大致符合刘铭传时代的规划。由此可见，刘铭传当时确实依台湾社会发展的情形作了奠基性的行政区域调整。
该次行政区划调整重点在于更深入过去无法有效控制的区域，将各县管辖缩小，有利政令切实监督推行，为后来土地清赋事业作准备。
清赋事业
台湾洋务运动推行的各种现代化产业，是一种对社会基础的投资。在这些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后期洋务运动由刘铭传主事时，不断鼓励各种民间企业加入，刺激民间资本，因此台湾洋务运动本身最大的贡献就是加速民间资本成长，推动台湾社会经济迈进资本主义经济型态；「清赋」事业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手段，对以后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清赋事业的目的虽是增加田赋收入，以台湾本地之财，供本地之用，但还具有改变土地制度，加速土地所有权近代化的功能 ，连带改变台湾社会经济结构，让民间资本不再一直流向少数大地主，促进了介于大地主阶层与下层耕佃户的小地主，也就是中间阶层新经济势力的崛起。
清赋过程亦曾引起农民武力抵抗，例如：1888年时彰化地主施九缎率领号称五千人以上围攻彰化县城。刘铭传料到可能会有反抗事件，先令各县府完成户口整编以办理保甲事务，但没有起太大作用，仍发生上述施九缎事件。讽刺的是，刘铭传重编的保甲资料却在日后日本人统治台湾期间作了最大的利用 。
小地主势力在清赋运动后崛起。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以「东洋拓殖株式会社」、「三菱株式会社」等财阀为帮凶，以武力为后盾，强硬掠夺台人土地以扶植日本资本；继续以游击战抵抗日本人的，正是以小地主与农民为主的势力 ，包括武装抵抗酿成悲剧的林圮埔事件 。这都是清赋事业重新确定土地所有权所造成的影响。
清赋事业确实是让台湾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转折点，使台湾的土地所有权迈向近代化，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
诸如清赋事业等台湾洋务运动的成果，在1895年以后由日本全盘接收。 1898年起日本逐步推行殖民地经济体制 ，台湾经济快速成长，但却是建立在清朝努力及台湾先民的血汗上。
三、结论：谁才是台湾资本主义化的奠基者？
以整体经济发展而言，清朝时的台湾是最适合推行洋务运动的地区。台湾人民尚未彻底内地化，具有特殊文化特质及岛民开拓性格，虽然最终无法完全近代化，但台湾洋务运动的成果在中国大陆上也只有李鸿章全力经营的直隶一省可以相比 [29] 。台湾之所以在短时间之内成为中国最进步的行省，必须归功于洋务运动与本身的特殊条件；日本人当初所接收的，绝对不是什么「化外之地」，而是当时中国最进步的一省.
一个目前的错误说法是：「台湾的现代化是奠基于日本人」，清朝洋务运动并未促成台湾现代化，而是日据时期由日本人「改良」才使台湾在20世纪初期逐渐由「化外之地」迈入近代化。
这种说法可以说犯了两个重大历史错误：
首先，有意忽略清朝在台湾的洋务运动对于日本殖民地现代化的影响，切断了从清朝时期到日本统治五十年间台湾经济发展的「连续性过程」。台湾的洋务运动当然不算完全成功，但绝对不能因此忽略前人的努力；他们为台湾社会及经济底层奠基，对于后来的日本殖民统治是大有助益。
其次，将整个洋务运动打下的基础全盘转嫁给日本殖民者，否定清朝的努力，就是成就了「日本人是台湾近代化的恩人」的论调。这是变相的殖民地鼓吹者。
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所谓的日本式改良，是建立在对台湾人的压榨与武力镇压之下达成的，那些对殖民地统治的歌颂，代表的是对自我尊严的轻蔑，对先人骨气的践踏，对历史的遗忘，与对真相的模糊。
所谓洋务运动，本质上其实是以资本主义的面貌试图维持旧式中国政治体制的「自强运动」，也就是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所谓「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是输入西洋兵器、培育军事工业，从军事工业移转而引进机械工业，更进而由军事工业转向民生工业的发展，让中国步上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的道路 。培养军事工业与强化防务的必然结果，当然会波及民生部门的产业开发而有所施策，所以洋务运动「亦即在实质上的工业化运动」。
为了配合军事工业的成长和强化台湾本地防务，也必须实行产业开发政策。这些产业开发连带其它类型经济的兴起，也就是台湾「洋务运动」的兴起。
洋务运动在台湾的推展期间，我们以1874年台湾事件后的十年为前期的洋务运动，而以1884年中法战争、法军侵台之役以后为后期的洋务运动。
一、 前期的洋务运动
沈葆桢
台湾的洋务运动，通常以沈葆桢主张在福建与台湾之间架设水路电线为始。因为1874年台湾事件对于清朝冲击很大，清朝遂改变对台政策，成为「以防外患而治台」，开始积极以洋务运动经营台湾。最初的创举就是沈葆桢主张架设台湾与福建间的电线。沈葆桢发现，当时洋务运动已在中国东南各省推行了十多年，但是和沿海诸省关系密切的台湾却一直被忽略。在实地勘查台湾以后，他认为台湾可以开采洋务运动所需的原料铁及燃料煤。
架设电线
中国一开始对设置电线持反对态度，是因为害怕被加速侵略。沈葆桢本人于1865年出任江西巡抚期间便曾表示：查外洋之轮捷于中国之邮递，一切公事，已形掣肘，若再听其设立电线，则千里之遥，询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谣言，以骇视听。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也表示：铜线铁路断不可行于中国 ，害怕的就是如果列强设置电线，将使其如虎添翼。但清朝最后终于明白势不可挡，应该反过来利用装设电线的优点。
1874年台湾事件后，清朝终于同意架设福建与台湾间的电线，以确保接收台湾的讯息。为了避免引起国际纠纷，原则上电线由清朝自行架设，经费也完全由清朝自负，「因办理台湾紧要事件，是以自福州至闽江口设立电线，专为往来便捷，均由中国官为经理，一切费用亦由中国官发给」。沈葆桢后来被调离台湾，电线并未在其任内架设完成，但日后架设台湾电线的计划可说是完全承袭沈葆桢的构想。
开采煤矿
台湾在清朝统治时期原本禁采煤矿。鸦片战争后各国觊觎台湾煤矿，但是台湾煤矿仍由民间私自开采。1874年台湾事件后，台湾煤矿问题受到重视，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李宗羲及前任江西巡抚丁日昌开始主张开采台湾煤矿，但是直接决定开采台湾煤矿的是沈葆桢。
沈葆桢首先解决了台煤的出口税问题。1875年他上奏「台煤减税片」，奏请台煤出口减税，以解决台煤与洋煤在税制上的不公平待遇，使台煤有机会和洋煤竞争中国大陆市场，使煤的利益回到中国本身。另一方面，台煤出口减税可和日本煤竞争，以赚取外汇。在台煤的减税优惠中，已经可以看到当时外国人借机介入的身影：当时外国人在台湾的单位（例如淡水税务司）竭力推动台煤减税方案 ，主要还是为了在中国沿海航行的外国轮船打算。
台湾的煤矿开采，由于中国缺乏机器采矿经验，必须请外国人协助；在经营上采取「权自我操」的原则，并由外国人指导。台湾官营西式煤矿的模式，甚至比同时期中国内地煤矿开采情形进步 。
丁日昌
在担任江苏巡抚时，丁日昌便曾向曾国藩建议「海洋水师章程」，拟以台湾为南洋海防中心 ；日后主持台湾期间，更积极构思加强台湾防务。在福建巡抚任期中，丁日昌也亲自巡视台湾北路，由基隆至竹堑、彰化、嘉义以至台湾府城，从台湾南路一路南下到恒春；他还巡视澎湖，算是首开「台湾走透透」先例的巡抚。清朝对丁日昌经营台湾寄予厚望。
煤矿经营
丁日昌对于台湾煤矿经营的大原则是「需有人彻始彻终，认真经理，方能日起有功」，但是由于过度重视机器开采而忽略了经营管理的问题，营运效果并不理想。丁日昌在督办煤矿的过程中，还注意到台湾开采石油的可能。他曾经购买外国机器并雇用外国技师 ，在淡水地区及苗栗地区尝试钻探石油。这个计划后来因为外国技师离台无疾而终，但是开了中国洋务运动中开采石油的先河。当时协助台湾开采石油的外国技师离台以后，还在英国人于上海发行的「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ld）中专文介绍台湾油矿开采的情形 。丁日昌不断上奏建议开采石油，对其他矿业如硫磺及铁矿也很重视，除了计划将台湾硫磺销售到中国，还延请外国技师探勘铁矿，甚至计划将台湾铁矿送到英国由专家鉴定成色。
架设电线
因沈葆桢离任而未能完成的电线架设，到了丁日昌主事后才开始动工。1877年时已安装了台湾府城至旗后（打狗）以及府城至安平的电线，原本打算一路向北延伸至基隆，因为电线材料不足而搁置。在丁日昌因病返乡休养后，福建到台湾间的电线铺设计划才暂时中止。这不但是台湾最早的电线，也是中国最早的电线之一（中国本土另有福州马尾电线），全程由中国人完工，已达实用阶段，可对外开放营业，当地官员也藉此通讯，可说是洋务运动在台湾的重要成果。在台湾南路电线架设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在中国本土施工时常碰到的风水及祖坟的问题。这是台湾当时的文化特质之一，对于新式科技的接受度较高。丁日昌就台湾这种乐于接受现代化的特殊文化特质是有体认的，尝言：不知台湾系属海外，与内地情形迥然不同 。
纵贯铁路
1874年台湾事件之后，海防再度被重视。当时丁日昌于海防之议中便表示，铁路为将来之所不能不设 ；在出任福建巡抚巡视台湾以后，认为在台湾「设郡置县」等是无济于事的，开矿、建铁路才是真正补强海防的方法。当时中国守旧派都反对兴建铁路，认为当时的环境仍不适合；沈葆桢在经略台湾时虽然没有提议兴建铁路，但却以其过来人的经验成为丁日昌的少数支持者之一。丁日昌曾向清朝提出了兴建铁路的理由：防止外国侵略、防止「蕃民」蠢动、防止台湾本地叛乱等 。他将重点摆在国防上，强调台湾防务对于中国东南沿海十分重要。由此可见，因国防需求而进行洋务建设，是台湾前期洋务运动的特点。丁日昌当时设想的，只是藉由铁路对台湾进行全岛性的有效控制，没有意识到铁路兴建将对台湾社会及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其后日本人统治台湾，将铁路建设利用到极至，进行了全岛性的经济压榨。
纵贯铁路预计「从前山极北之鸡笼起，至极南之恒春止，计程约在千里」，估计经费至少二百万两，而经费正是最大的难题。丁日昌构想了四个财源：中央支持、福建省拨款、借洋债以及地方富绅捐输。
首先是中央支持方面，由指定的关口洋税中提拨四成中的四分之一，以及指定省分厘金的二分之一，交由丁日昌兑收。但事实上这些金额就算真的全部拨解，加起来也不过每年四十余万两 ；由于丁日昌在朝廷影响力不大，对此项不敢寄望太多。
其次，台湾当时虽为福建所属，但清朝财政困窘，陷于新疆战事的左宗堂也待援助，无法顾及台湾建设。
至于向外国借债，虽然并非没有先例，但是当时不易被接受。丁日昌也曾试图透过李鸿章向英商银行借款五、六十万两，最后仍因利息太高作罢 。
最后是寻求台湾地方富绅支持。这是最重要的一项，光是板桥林家就捐了五十万元协助建设铁路 。这些地方富绅与清朝官方着眼点不同；后者意在国防，而前者意在投资。这种企图藉由铁路促进货物流通与贸易繁盛而使整个投资环境改善的投资意识，到了后期的洋务运动会更加明显。
如上所述，由于经费筹措困难，加上丁日昌其实也对铁路防务功能信心不足，铁路建设一直要到刘铭传时期才能实现。
二、后期的洋务运动
刘铭传
刘铭传在清朝官吏中，算是少数具有国际视野而为外国人所称许者 ；作为台湾首任巡抚并主导台湾洋务运动，他扮演最为关键的角色。
铁路建设
刘铭传是第一个建议在中国大陆兴建铁路的洋务官员，对于铁路有极深刻的认识，并因此遭到守旧派反对。1887年刘铭传正式奏请在台湾修建铁路，理由与丁日昌不同：丁日昌偏重台湾洋务运动中较不受阻碍的消极性因素，刘铭传则掌握了当时台湾社会与经济的积极性因素。
台湾铁路最初采取官督商办。由于民办就是商办，所以资本完全是商股；资金是由集资而来，待铁路完工后由铁路营收分年提拨偿还商股，等商股还清后，铁路就成国有。但是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顺利。因「商股观望不前」，铁路资金筹措困难，只好收回官办；当时福建省每年仍支持台湾四十四万两 ，已有一百零四万两的存额，这笔钱原本是要用来建设台湾府城（当时台湾省会为台中），为了建设铁路只好先挪用。
在铁路建设相关器材的采购，甚至外国工程师的雇用上，已经可以看到外国商人介入关说的身影：德商泰来洋行（Telge&Co.）及台湾机器厂的德国籍工程师怂恿刘铭传采购德国货；刘铭传也另外向英商怡和洋行购买英国货。铁路监造全部聘用外国工程师，由于与本国的军功配合不佳，进度缓慢，光绪十七年（1891）才完成第一段台北到基隆的工程，两年后才往南到新竹。继任巡抚邵友濂奏请停工，殊为可惜。
台湾铁路建设在刘铭传大力推动下，1893年时全长已达100公里左右，为中国第一条官办铁路。纵贯铁路当时作用不大，但是对台湾整体经济型态确实产生重大的影响。到了日本统治期间，纵贯铁路被日本反过来利用，成为整编殖民地支配经济结构的重大因素。
铺设电线
电线架设方面，刘铭传承袭前期洋务运动经验，由国人自行架设陆上电线，水线则因技术问题交由洋商承办。虽然经费依然困难，刘铭传并未依赖外债，而是别出心裁地向洋商分期付款，两年归还且不付利息 ，可以说是假外国人之手投资台湾基础建设，用心良苦。
1888年时全台湾电线铺设完工，北从基隆南至打狗（高雄），台北有水线连至大陆福州，台南有水线连至澎湖。整个庞大工程经费由厘金拨支，不足部分由茶商赞助，因为台地安设电线，于茶商最为得益。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台湾的经济型态确实开始转变，原本为国防需要的洋务建设，却转变为民间投资的社会基础建设，民间资本此时已开始活跃，这也是洋务运动后期的社会特征。
如同之前的铁路，这些原本为了台湾防务所做的建设与投资，不久后却反而被日本人接收。日本人充分利用台湾洋务运动的成果，还说：台湾电线，给予我征台军非常的便利。刘铭传苦心经营，却大大帮助了日本人的征服台湾，连日本侵略者都忍不住要赞美一下，现在人们回顾刘铭传的治绩时，能够否定吗？
行政区划
清末，由于台湾人口快速增加及经济快速扩张，旧有行政区划已不符施政需要。1874年台湾事件后沈葆桢曾做过一次调整，但仍然无法配合当时社会及经济变动。
台湾建省后的行政区域，在刘铭传实地勘查后又一次大幅变革，将台湾划分为三府、一直隶州、十一县、三厅，可以说是未来百年台湾行政区域的蓝图。日本统治台湾后虽也有变动，但大体上都依此行政区划施政；甚至今日台湾的行政区划也大致符合刘铭传时代的规划。由此可见，刘铭传当时确实依台湾社会发展的情形作了奠基性的行政区域调整。
该次行政区划调整重点在于更深入过去无法有效控制的区域，将各县管辖缩小，有利政令切实监督推行，为后来土地清赋事业作准备。
清赋事业
台湾洋务运动推行的各种现代化产业，是一种对社会基础的投资。在这些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后期洋务运动由刘铭传主事时，不断鼓励各种民间企业加入，刺激民间资本，因此台湾洋务运动本身最大的贡献就是加速民间资本成长，推动台湾社会经济迈进资本主义经济型态；「清赋」事业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手段，对以后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清赋事业的目的虽是增加田赋收入，以台湾本地之财，供本地之用，但还具有改变土地制度，加速土地所有权近代化的功能 ，连带改变台湾社会经济结构，让民间资本不再一直流向少数大地主，促进了介于大地主阶层与下层耕佃户的小地主，也就是中间阶层新经济势力的崛起。
清赋过程亦曾引起农民武力抵抗，例如：1888年时彰化地主施九缎率领号称五千人以上围攻彰化县城。刘铭传料到可能会有反抗事件，先令各县府完成户口整编以办理保甲事务，但没有起太大作用，仍发生上述施九缎事件。讽刺的是，刘铭传重编的保甲资料却在日后日本人统治台湾期间作了最大的利用 。
小地主势力在清赋运动后崛起。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以「东洋拓殖株式会社」、「三菱株式会社」等财阀为帮凶，以武力为后盾，强硬掠夺台人土地以扶植日本资本；继续以游击战抵抗日本人的，正是以小地主与农民为主的势力 ，包括武装抵抗酿成悲剧的林圮埔事件 。这都是清赋事业重新确定土地所有权所造成的影响。
清赋事业确实是让台湾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转折点，使台湾的土地所有权迈向近代化，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
诸如清赋事业等台湾洋务运动的成果，在1895年以后由日本全盘接收。 1898年起日本逐步推行殖民地经济体制 ，台湾经济快速成长，但却是建立在清朝努力及台湾先民的血汗上。
三、结论：谁才是台湾资本主义化的奠基者？
以整体经济发展而言，清朝时的台湾是最适合推行洋务运动的地区。台湾人民尚未彻底内地化，具有特殊文化特质及岛民开拓性格，虽然最终无法完全近代化，但台湾洋务运动的成果在中国大陆上也只有李鸿章全力经营的直隶一省可以相比 [29] 。台湾之所以在短时间之内成为中国最进步的行省，必须归功于洋务运动与本身的特殊条件；日本人当初所接收的，绝对不是什么「化外之地」，而是当时中国最进步的一省.
一个目前的错误说法是：「台湾的现代化是奠基于日本人」，清朝洋务运动并未促成台湾现代化，而是日据时期由日本人「改良」才使台湾在20世纪初期逐渐由「化外之地」迈入近代化。
这种说法可以说犯了两个重大历史错误：
首先，有意忽略清朝在台湾的洋务运动对于日本殖民地现代化的影响，切断了从清朝时期到日本统治五十年间台湾经济发展的「连续性过程」。台湾的洋务运动当然不算完全成功，但绝对不能因此忽略前人的努力；他们为台湾社会及经济底层奠基，对于后来的日本殖民统治是大有助益。
其次，将整个洋务运动打下的基础全盘转嫁给日本殖民者，否定清朝的努力，就是成就了「日本人是台湾近代化的恩人」的论调。这是变相的殖民地鼓吹者。
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所谓的日本式改良，是建立在对台湾人的压榨与武力镇压之下达成的，那些对殖民地统治的歌颂，代表的是对自我尊严的轻蔑，对先人骨气的践踏，对历史的遗忘，与对真相的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