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陈晓农：我父亲陈伯达的最后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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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农：我父亲陈伯达的最后八年
核心提示：陈伯达在保外就医的初期，有一条与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联系的渠道。他写作的文稿被直接送交胡耀邦、胡乔木和书记处政治研究室。胡耀邦并多次对他的写作有过具体的指示，例如胡耀邦曾提出：“陈伯达不要老写读书笔记了，可以就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写些可以对后代起教育作用的东西。”但陈伯达认为当时研究经济问题更迫切，就没有及时采纳这一建议。陈伯达还对一些朋友提出希望他“写点回忆录，以澄清一些是非”的建议表示不以为然。他说：“有比写回忆录更重要的事。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我不想浪费时间，也不能不顾大局。有许多事，我自己一人吞下了就是了，应当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名誉，而是国家今后的发展。”
历史决议把他和四人帮加以区别
事情先要追溯到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这篇决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在提到“中央文革小组”时，点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的名字，却没有点陈伯达的名字。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在清理了大量文革时的档案并进行了许多调查后，鉴于了解到的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情况，所做的一个决定，即不在这份正式的历史性文件中对陈伯达进行评价。
历史问题决议通过后不久，7月15日上午，中央委派两位工作人员到公安部管辖的复兴医院犯人病房探视了陈伯达，向他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其大意是：“这几年陈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半个月后的一天，笔者正在石家庄制药厂针剂车间挥汗做工，厂传达室转来一封北京来信。信中转述了中央的精神和我父亲的近况，希望我尽早到京商量父亲的治疗问题。读罢信，我对家事稍作安排，向工厂请好假，并开具了探监的介绍信，随即搭车北上。
探监在当时实非一件易事。我第一次探监是在1979年12月，在此之前，有9年多的时间我对父亲的下落一无所知，用工厂同事的话说：是“生死不明”。第二次探监是1980年5月初，第三次是父亲判刑之后不久，即1981年3月。几次探监，其间种种详情，在此不能备述。这一次该是第四次探监了。
我于8月5日到达北京，8月6日一早就赶到了复兴医院，监管干部却告诉我，陈伯达已于昨日出去了，现在住进一家大医院，已不归他们管了，归北京市公安局管。我当即按照他们给的电话号码与北京市公安局王申科长取得了联系，随后按他的指点到北京友谊医院做了探视。
父亲住在友谊医院干部病房二楼顶西头一间，房子不大但很洁净凉爽，通走廊处有带浴盆的卫生间，下午定时供应热水。父亲自病后已几年没洗过澡，现在有了条件，就痛快地洗了个澡。总之，无论是居住条件，还是伙食，与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比起来，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当时公安局安排科员萧清河和一位姓赵的同志轮流照顾他。
八一年底开始照料父亲
在我探视陈伯达期间，公安局王申科长与我商议了治疗、护理等事项，至于以后怎样安排，一时还定不下来。几天后，我又回到石家庄上班。医院本非久住之地。两个月后，友谊医院就催陈伯达出院。陈家早已没有了住处，家庭成员都四散各地，公安局只得寻找一新的安家处所，考虑到陈伯达腰腿有病，开始还想找平房，但平房实不易找，当时已经天寒，而有暖气的平房更不易找，几经周折，最后还是把家安在东郊新居民区一幢六层楼的顶层。
根椐中央的有关条文，在征得我母亲余文菲（已于1948年与父亲离婚）的赞同并对她的生活作了安排之后，1981年底我离开了已做工14年的工厂，告别了在我极端困难时曾给予我生活勇气和诸多帮助的同车间工友，携妻带子，迁来北京，照料已是风烛残年的父亲。1981年11月16日，我同陈伯达以前的秘书王保春、王文耀一起，由公安局王申、萧清河等人陪同，乘一辆面包车，到中南海西苑门内中央警卫局一库房领取了上面发还的陈伯达的衣服被褥等生活用品。这些东西有些还能凑合着用，有些则已破损不堪，只能当废品卖掉。
衣物中除了夹有两本袖珍本《毛泽东选集》和几册《毛主席语录》外，陈伯达过去花费大部分工资和稿费（陈只使用建国初期的稿费，1958年以后的稿费都已捐给科学院图书馆）购买的书籍却一本也没有。陈平生购买的书籍，以学术书为主，古籍碑帖也较多。碑帖为当世所轻，虽称文物，却少有问津者，陈惧碑学衰亡，故留心搜集。字画等物陈也少量买过一些。统共算来，陈的文物与他昔日学生田家英的一千五百多件真伪藏品相比，无论数量或价值，都只是田的零头。陈伯达保外就医后，每天都要读书写作，由于过去的书籍去向不明，书的来源就成了一个问题。他先托熟悉的同志从有关部门借了一部分书，又从当时每月100元的生活费中节省近三分之一出来，用于重新购书并订阅一些报刊。直到1983年2月，他的生活费增加为每月200元，购书用钱始觉稍宽松一些。
出狱后的写作情况
陈伯达保外以后写作的文稿，研究经济问题的部分占有较大的比例。他最初写的供有关部门研究的建议，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引用大量材料论证在迅速发展的世界新技术潮流中，电子技术起着举足轻重的主导性的作用，其发展水平的高低不仅对各个工业领域的技术水平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水平都具有全局性影响，建议国家对此予以充分重视，加速发展和普及电子技术，改造原有企业的陈旧技术；二是建议缩短工时，将八小时工作制改为六小时，或每周工作六天改为工作五天，这样做的好处不仅是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工人休息时间、扩大社会就业面，而且主要是可为提高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提供必要的学习时间，以适应工业新技术的发展；三是建议发展中小城市和乡镇企业（当时是叫社队企业），限制大城市的过度膨胀，缩小工农差别，减少工业污染。
在哲学方面，陈伯达1982年写了《黑格尔反对绝对化》、《科学·假设·实践》、《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上的顿渐两派》。另外，他还写了些文学评论文章，最初的几篇是《〈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读〈儒林外史〉杂记》、《求知难——记读〈西游记〉》等。
陈伯达在保外就医的初期，有一条与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联系的渠道。他写作的文稿被直接送交胡耀邦、胡乔木和书记处政治研究室。胡耀邦并多次对他的写作有过具体的指示，例如胡耀邦曾提出：“陈伯达不要老写读书笔记了，可以就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写些可以对后代起教育作用的东西。”但陈伯达认为当时研究经济问题更迫切，就没有及时采纳这一建议。陈伯达还对一些朋友提出希望他“写点回忆录，以澄清一些是非”的建议表示不以为然。他说：“有比写回忆录更重要的事。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我不想浪费时间，也不能不顾大局。有许多事，我自己一人吞下了就是了，应当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名誉，而是国家今后的发展。”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陈伯达与中央联系的渠道在1984年夏季以后不复存在。
和周扬长谈四小时
1981年下半年，中央对陈伯达实行与四人帮有区别的政策的落实情况曾在高层领导的内部简报上通报过。作为实行这一政策的推动者之一的周扬，对陈的情况十分关注。众所周知，周扬是文革时最早被打倒、受冲击最大的人，而陈也曾在公众场合讲过批判周扬的话。为什么周扬会力主对陈实行有区别的政策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历史档案可能不再封存，许多被一时的表面现象所遮蔽的真相有可能昭示于世，到时人们将是会理解的。在此，笔者只谈史实，而不加以解释。
尽管实行了有区别的政策，陈伯达晚年仍基本处于与外界隔绝或半隔绝的状况。凡要求与他相见的人都要经过公安部门的批准。只有两位他过去的秘书——王保春和王文耀获准可以经常探望，而王文耀在五十年代曾在周扬处工作过，与周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