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博古

博古，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博古，一个光明磊落的名字。

无锡，有着太多的秦家的传奇——康熙、乾隆下江南，为什么每次都要驻跸秦家？北宋词豪秦观是博古什么人？寄畅园和秦家什么关系？秦邦宪，除了他的“左倾错误”，我们还知道他多少？一个人，为什么犯了错误，人格还是伟大高尚而且受人敬仰？

“博古，钢铁一样的人，我在你面前就像白痴一样！”

六十一年前，郭沫若用这样的诗句悼念博古。

6月的无锡。香梅大酒店宴会厅。因为“百年博古”，因为博古家属的盛情答谢，因为来宾中近百名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人，大堂的气氛显得不同寻常。

秦邦宪的长子秦钢宣读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发来的慰问电：“秦邦宪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百年诞辰之际，谨表缅怀之情，请向其家属转达我诚挚的慰问！”

然后，秦邦宪的小儿子秦铁开始一一介绍来宾——

周秉均——周恩来侄子；刘爱琴——刘少奇之女；刘涛——刘少奇之女；陈伟力——陈云之女；董良羽——董必武之子；张洪生——张闻天之子；任远征——任弼时之女；刘太行——刘伯承之子；罗东进——罗荣桓之子；粟戎生——粟裕之子；罗剑——罗瑞卿之子；李和平——李德生之子；肖霜——肖华之女；陆德——陆定一之子；江小华——江华之子；叶小楠——叶飞之女；许延斌——许光达之子；伍一曼——伍修权之女；王兴——王若飞之子；邓北生——邓发之子；胡石英——胡乔木之子……

博古有三个女儿三个儿子，大多在北京101中学念过书。“101中学”的学生大多是干部子弟，适逢秦家姐弟的父亲百年诞辰，当年的同学便一齐参与缅怀，一大帮子看上去平平常常的老先生老大姐，一经介绍立刻让人眼睛一亮。

一个个看上去都“似曾相识”，一个个“似曾相识”都让人想起一个个开国元勋的背影，而秦家子女中，酷肖父亲的，其实就是博古的儿子秦铁了。

刘涛之于刘少奇；罗东进之于罗荣桓；粟戎生之于粟裕，人们都会说：“像极了！”唯独秦铁，人们一见之下，会脱口而出：那不就是博古嘛！

曾为邓小平同志塑像的中国著名雕塑家滕文金对我们说，毕竟没有见过秦邦宪本人，只见过照片，所以没有立体的印象，最初接到任务，要为秦邦宪塑全身像，心里没底，因为是“圆雕”，很多“向度”只能靠想象。

“然而一见到秦铁，我立刻脱口而出：嘿，那不就是活脱脱一个秦邦宪吗！”滕文金回忆着去年6月雕塑策划的情景，“也是在无锡，我一看到秦铁，就说，得、得，你就是了……”

拍照、丈量，放样。一年过去了，青铜铸造，全高3.4米的秦邦宪全身像已巍然挺立在杨尚昆题匾，薄一波题展的“秦邦宪故居”。

他敞着怀，任凭劲风入怀。他脸带微笑，右手持烟，左脚潇洒地搁在那只著名的铁皮箱上，年龄段大约在26-28岁之间，正值长征期间。

为了表现博古顾全大局、割舍小我的伟大形象，滕文金想到了长征中的两个箱子：“这两个箱子里面是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印章和共产党机关的绝密文件，一般人不能持有，它们代表着一种地位。”于是，他设计了博古坐在山石上，以两个大箱子做桌子起草文书，大衣随风高高飘起，目光向远处延伸的形象。可后来在研讨会上专家们认为坐姿难以体现革命者形象的坚定与刚毅，于是便有了第三个方案。

第三个方案，也就是最终方案，博古披着大衣，一脚踩在崎岖的山路上，另一只脚踩在箱子上，这个似乎不经意的休息姿势既暗示了他坎坷的一生，又寓意他对名利的淡然。他年轻的头颅微微仰起，若有所思地眺望远方，展示了他作为共产党先驱的殚精竭虑。而他左手拿着的报纸则象征着他为新闻事业所做的贡献。

滕文金认为人物雕塑是雕塑的最高境界：“雕塑人头，最难的在于捕捉人物的表情，因为人的喜怒哀乐不仅仅在眼睛和嘴角，而是每一块肌肉的牵动。博古的表情是沉思的，处理得不好就容易‘呆板’。当脸部处理好之后，躯干也要体现出‘四轴’的关系：眼轴、肩轴、胯轴和脚踝轴，而四轴平行就容易古板。博古雕像的四轴是有自然转折的，所以显得‘活’。做人物雕塑就像当导演，要统筹大局，任何一部分处理不好都是选角错误。”

这座雕塑落成后深受好评，当地人评价说，“这是无锡20多年来最成功的人物雕塑。”博古的后代看到雕塑后更是振奋不已，说“把我们的前辈雕活了”。

铜像剪彩那天，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铁映专程赶来，大家端详着博古塑像，与秦家子弟聊他们的父亲。

瘦高挑的秦铁今年也67岁了，他父亲只活了39岁。说起父亲，崇敬、自豪神情溢于言表：24岁，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这在我们现在真是难以想象。

所谓醴泉有源，芝兰有根。物华天宝，人们从不怀疑无锡这样的文化名城千百年来何以名人辈出，群彦毕集——顾恺之、倪瓒、荣毅仁、钱伟长、钱穆、徐悲鸿、钱钟书……但是，尽管如此，秦铁最新披露的家世仍让我们吃惊：早年丧父的秦邦宪正是北宋著名词宗秦观的第32代孙。

秦观，字少游，高邮人，曾任国史院编修，文名驰誉海内，后遭贬谪，病死广西藤州，追赠“龙图阁直学士”，秦观长子秦湛任常州通判时，将父母合葬无锡惠山。南宋时，秦观后人迁居无锡，历代科举联翩，簪缨不绝，仅明清两代，无锡秦氏就出了进士32人，而康熙帝、乾隆帝祖孙两代分别六次下江南，每次到无锡均由秦家接驾，秦氏祖上当年之富贵荣华、诗酒风流可以想见。

秦邦宪的父亲秦肇煌乃清末举人，江南四大名园之一的“无锡寄畅园”，400多年来一直是秦家祖业，直到1952年秦氏后裔才将它献给国家。

临近太湖的一个雅舍里，我和秦铁聊起了秦家鲜为人知的传奇。

博古，1907年6月24日出生于杭州市，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同时又是中共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典型代表之一。他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的失败，但最终又以克服教条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而终其一生。他的思想发展道路是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一段历史的缩影。

博古留学苏联，成为反对托派的马前卒；追随王明，为他后来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奠定了基础

1926年11月，博古离开上海，经过几个月的旅行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所专门帮助中国训练革命干部的学校。学校开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军事学、俄国革命和东西方革命运动史等课程，对于只知少量传统的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知之甚少的中国留学生来说，犹如进了知识的王国。博古曾感慨不已：“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这么多马列主义书还不能治中国？”他踌躇满志，决心努力学习精通马列主义，以挽救中华民族于倒悬。

然而，这所表面平静的学府，也卷进了当时联共（布）中央的阶级斗争以及派别斗争的政治旋涡。1927年中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围绕着中国大革命挫败的原因等问题，这种分歧和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11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游行活动中，一些中山大学学生高呼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使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极为震惊。这一事件加剧了联共（布）党内反对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斗争。同时，也引发了中山大学学生之间的派别之争。

这场派系斗争刚告平息，反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又随之而起。王明、博古都集合在学校的党组织——支部局的周围，并作为校支部局的委员，一起领导了这场斗争。随着反托派斗争的不断深入，校支部局发现，托派反对派并不是学校里惟一的反对派，中国革命的挫败在学生当中引出了各种各样的复杂认识。例如，究竟谁应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许多学生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发生怀疑，而这些学生并不是托派分子。他们对中山大学反对托派反对派斗争的反应是，利用这一机会形成自己的独立力量，来反对校支部局成员和米夫。他们所奉行的这一条路线后来被称为“第二条路线”。这些奉行“第二条路线”的学生，同校支部局委员王明、博古等人围绕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这场持续较长时间的激烈辩论中，博古不仅始终同王明站在一起，机械地以斯大林的论据来作答，不自觉地滑向了教条主义的泥潭，而且还进行了宗派主义的活动。王明一伙的这种做法，使中山大学内部四分五裂，支部局已无法控制局面，联共（布）中央不得不出来加以干预。根据校支部局建议，第二条路线联盟的一些主要成员，有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做苦工，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送回中国。

1930年1月，联共（布）中央做出决定，肯定了支部局的政治路线。不久，中共中央改组了中共代表团。至此，王明及其追随者，便成为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某些领导人支持的，具有强烈的觊觎中共最高领导权野心的一个宗派小集团。博古在这次反对第二条路线联盟的斗争中，追随王明，为他后来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奠定了基础。

博古在共产国际的扶植下，一步步走上了中共最高领导岗位；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博古的认识开始变化，提出了不同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新政策

1930年5月，博古结束了留苏生活，回到国内，被分配在总工会宣传部，负责编辑工人内部刊物《劳动报》和《工人小报》。这时，由李立三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6月11日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7月9日，中共中央为了贯彻6月11日决议案，召开了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会上，王明、博古等人纷纷提出反对意见。但他们不是批评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是把“本本”摊在桌子上，引经据典，咬文嚼字，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是什么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结果，博古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8月1日和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立即组织发动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和武汉、南京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同时，集中全国红军进攻大城市。这个冒险计划受到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反对，共产国际也来电加以制止。然而，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然拒绝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指责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坚持己见。这就使共产国际大为恼火，从而为它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扶植王明等人上台，找到了理由。

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华，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准备扶植王明上台。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宣布撤销对博古的处分。接着，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出席会议，并作了总结发言。米夫推荐王明担任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博古负责主持团中央宣传部工作。4月，在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博古被选为中央书记。9月，王明去莫斯科，指定博古担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并经共产国际批准，补选为中央委员。这样，博古在共产国际的一手扶植下，一步步走上了中共最高领导岗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未能迅速辨明方向，仍然以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为指导，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斯大林的指示教条化、神圣化，从而把“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推向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