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格罗斯曼：我决定回应罪恶的待人之道

　　寻找真爱是庞大复杂的工程

　　人物周刊：马尔克斯说，妇女以铁的手腕维持着世界的秩序，男人以狂热鲁莽的行动闯荡世界、推动历史。在《直到大地尽头》里您写了一位坚韧的母亲，另外，您还写过一本《她的身体知道》。您怎么看两性的历史作用？

　　格罗斯曼：博尔赫斯曾引用北欧神话评述道，争战的企图形成了男人--在许多国家都有表现男人捣毁兽穴的图片。我在《直到大地尽头》里写了个女人，她的举动不同寻常，不等军队的人告诉她儿子死在战场的噩耗，她就走了。她不是像其他女人那样等着男人从战场上带来坏消息。我想，和男人相比，也许女人更具颠覆性，更怀疑国家机器。军队、政府这些庞大的系统都是男人造出来的。

　　人物周刊：您写过一本《做我的刀》，昨天演讲时，您还引用了卡夫卡的话，在您的阐释中，爱与刀确乎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

　　格罗斯曼：是的。卡夫卡说，爱是将你这把刀扎入我的灵魂中。这很疯狂，不只疯狂，而且残酷，非常卡夫卡的说法。《做我的刀》的男主人公在校友会上见到一个女人，完全不知道她是谁，却陷入了爱河。他开始给她写信，字里行间充满激情。而这个女人呢？她非常克制，很理解他的情感，既不拒绝又保持距离，让他难以自拔。就像卡夫卡所说，这是一把致命的刀。

　　但在真爱中我们获得另一人的帮助，被其完全接纳，有时甚至提升至超我境界，而不只是我们原本的样子。如果我们够幸运，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就能成为真正的自己。但这很罕见，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所以寻找真爱是个庞大复杂的工程。

　　人物周刊：这和犹太人对神性之爱的长年探索有关吗？

　　格罗斯曼：我是传统的犹太人，但我不相信上帝，我相信更贴近人类内心的东西，我相信生命的价值。那么多残暴行径都是宗教纷争导致的，不只发生在我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整个世界都被卷入其中。我并不反对宗教，一些年长的犹太教信徒令我欣赏，但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人。诚如加缪所言，人比人的典范更伟大，最典范的人是神。

　　阿摩司说，“这部小说会挽救你！”

　　人物周刊：《证之于：爱》第二部分写到波兰作家布鲁诺·舒尔茨（BrunoSchulz，1892-1942，其作品《鳄鱼街》中译本已出版），为何选择一个作家为小说人物，您深受他的影响？

　　格罗斯曼：舒尔茨是位犹太裔作家，我头回听说他是在自己第一部小说《羔羊的微笑》完成时。你知道，一个新作家很乐意听到读者反馈。一个陌生人读完小说后给我电话说，你的书写得真好，但你一定深受布鲁诺·舒尔茨的影响、窃取了他不少创作手法……好吧，但事实上，我当时并没读过他的作品。

　　后来我读到舒尔茨一则短篇，不得不赞叹他是一位天才！渐渐地，我读了他所有作品。他的每一页、每一个句子，都是层次丰富的语词宝库，多彩而充满想象力，就像一座座瞬间爆发的火山。

　　那本书的后记里，译者讲述了一则有关舒尔茨的故事。他住在波兰的Drohobycz，纳粹占领这个城镇时，舒尔茨成了隔都（犹太人居住区）一个纳粹军官（兰道）的奴隶。一天，这个军官和另一个军官（君特）因为赌博争执起来。君特在街角看到舒尔茨，掏出枪就把他打死了，对兰道说，“我杀了你的犹太人。”“很好。”兰道回应道，“现在我要杀你的犹太人。”

　　人被当作物品般随便处理、杀害，就像“我杀了你的犹太人，我杀了你的犹太人”，读到这些时，我直冒冷汗，简直不想再活下去了。于是，我决定写一本书，回应这些罪恶的待人之道。这就是《证之于：爱》，舒尔茨成了书中的重要角色。

　　人物周刊：说说作家阿摩司·奥兹，听说他是您的挚友。

　　格罗斯曼：啊，我很爱他，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作品出版前，我们经常交换手稿，这种关系很特别。当我还在写作《直到大地尽头》时，乌利去世了，他和约书亚来到我这里。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挽救这本小说。”阿摩司的表述很精辟，他说，“这部小说会挽救你！”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被救活了，但我想，他这句鼓励对我非常重要。

　　犹太人应该摆脱被放逐之感

　　人物周刊：您曾提到，还是个孩子时，意第绪语传统文学对您有很大影响。

　　格罗斯曼：瞧！世界并不总是坏的，这是件多么美妙的事。我在异国他乡，还有人和我讨论我的父辈童年时使用的古老语言。事实上，我不会讲意第绪语，但我父母、祖父母都讲。它是一种含义丰富的语言，有许多谚语和箴言，蕴含着代代相传的智慧。同时，你可以感觉到，它很有幽默感，叙述中常常埋着自我调侃。这门语言有顽强的生命力，就像艾萨克·辛格（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惟一以意第绪语作品获奖的作家）曾经说的，意地绪语是现今世上历史最长、却即将消亡的古老语言。

　　人物周刊：您也为孩子们写了很多作品，这对您意味着什么？

　　格罗斯曼：我热衷于为孩子们写作，我相信童年的能量，这个阶段我们开始探索和发现世界。但我同样记得，还是个孩子时我非常孤独。对一个孩子来说，了解和掌握家庭关系、社会和这个世界的普遍价值，是一辈子的事。谁是好人？什么可以做、什么又不可以做？死亡是什么？儿时我就疑惑，祖父为什么会突然死去，留下祖母一人伤心地哭泣，到底发生了什么？没人能告诉你。面对所有这些重大问题，孩子们都像局外人。我们应该理解，但实际上我们并不理解孩子的难处。我想从孩子的视角把这些写出来。

　　我女儿现在17岁，你知道，孩子处于青春期，父亲不好当。青春期的孩子充满了困惑，有时惊讶于身体的变化，有时被同伴误解和背叛。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保持年轻，但没人希望永远处于青春期。我对这个年龄段非常着迷。就像12岁左右，你进入一个隧道，20多岁时，你走出这个隧道，变成完全不同的人。我试图记录，在这个青春期隧道中，人对父母、朋友们看法的改变，这是件令人兴奋的事！

　　人物周刊：提及局外人，您昨天曾说，犹太人一直觉得自己是局外人？

　　格罗斯曼：我个人觉得，犹太人在历史上总是有种被放逐的感觉，觉得不被接受。即使他们已被周围人接受，也常常被昔日的神秘事物所牵引。我认为，我们犹太人应该摆脱这种不正常的状态，抛开历史的梦魇，植根于现实的存在，像一般人一样，结束与邻居的冲突，找到和平，享受生活实在的快乐。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生活得很有安全感，但以色列人感到非常脆弱、易受影响，总有生存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感是中国人无法感觉甚至无法理解的。

　　人物周刊：说说您对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的看法？

　　格罗斯曼：佩雷斯总统是很有象征性的角色。他很聪明，深受以色列和整个世界的爱戴。我希望他对和平更加积极，多年前，他曾是非常积极的和平主义者之一。但我想说，成为总统后他太忙碌了，以至于总是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内塔尼亚胡总理则是另一种情况。骨子里他并不相信巴勒斯坦与我们签订的和平协议。我见过他，他绝顶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我认为，他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内心充满忧惧。到目前为止他都不是以色列人民需要的领导人。他一直煽动和操纵人们的忧惧，而不是引导以色列人向正确的愿景前进。当人们充满怀疑和恐惧，就很难对现状做出改变。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