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最后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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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有些沉重。对于己经六十二岁,赋闲在家的我来说,怀念父亲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父亲的最后时日我怎么忘却得了啊!他是国民党员,黑五类,却死在红色的海洋里。死得那么的离奇,那么的的悲壮!

文革后期,父亲被一个叫“洪家黑老”的同事陷害了一次。在一次城关供销社的全体职工学习会上,领导者要求同志们都要发言,谈“斗私批修”的体会。父亲发言说,我们要学习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我有很多缺点,我一定在学习中改掉自己的缺点,努力工作。……话又说回来,哪个人都有缺点,改了就好。……”话没落音,“洪家黑老”站了起来,“你说个个都有缺点,难道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有缺点不成?”“你是反党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国民党员!打倒帝修反,彻底闹革命!”众哗然。父亲哪里经历过这个场合,早就吓得魄不付体。从那以后精神恍忽,身体每况愈下。那年父亲己经六十多岁了,没有人通知他退休,他也不要求退休,因为他的老伴年岁也大,常年生病卧床,他的儿子还在读书。更何况他是国民党员,“人民公敌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头目。他只能如牛似马地工作,籍此洗清自己的罪恶,获取每个月二十几块钱来养家糊口。退了休钱就更少了。但是在门市部上班没有了往时的精明,时常常出错,毕竟六十多岁了。一次售六六六粉,因两手都有六六粉,让人把钱放在工作服的口袋里。因为忙其他人都没有看到,可是他神经质似的不安起来,感觉又犯下了滔天罪行似的----举起沾有六六粉的双手喊来他的同事娄伟奋,连声说“我不是固意的,我要斗私批修,我错了……”语无论次。娄伟奋见状知道他一定不是故意的,就安慰他,帮他取出口袋里的钱。

本来患了多年的高血压好了一些,连歪了的嘴、眼和鼻子都被县医院内科的一位叫叶美雯的上海女大夫治好了。只是不晓得这高血压病要坚持吃药,也没有条件让他终身吃药。他也不想多花公家一点钱。这一点又归结到父亲的老实憨厚上来。病成这样他还是小心翼翼的,怕这怕那,至使能治好的病都没有治好。他总认为自己说错了话,又是国民党员,“不值得治病,还是死了算了”所以情绪一直不好,影响了一些治疗。此间做工作服他都不想去做。

供销社其实很重视他的病情。因为脑溢血需要一种叫“甘露醇”的药每天静脉滴注。宿松没有,城关供销社领导通过邮购从湖南弄来给父亲用。有一次要用葡萄糖,一位叫张书田的副主任骑着自行车到五里医院买来,途中跌到了,放在上衣口袋里的葡萄糖一支没有摔碎。父亲重病时供销社请了一姓杨的男老头儿来护理他。同事娄伟奋、郑妙记、陈爱珍、齐重英、陈小平都经常去医院看望他。

一九七四年下半年父亲的高血压发作,在医院治了四十九天,到后来大小便失禁,不能语言,不能下床,背上生了溽疮。父亲虽然不能说话,但心里很清醒。他的儿女们都是日夜守护着父亲。已是严冬,夜晚儿子就一张竹床一床棉被和衣休息,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起来一两次。父亲第二次住院时,正逢儿子单位陈汉粮站柳坪分站做仑库,经常要儿子去黄梅县联系汽车来给粮站运砖运瓦。这天儿子安排好医院的事情,让姐姐们在那里看护着父亲,然后去了黄梅。回来时没有赶上晚班车,又必须赶回来晚上侍候父亲,儿子只好步行四十八里回到宿松,还挑着替护士买的粉条之类的东西。走到佛子岭时感到很累很饿。天也黑了,迎面碰到了来接我的大姐,“伯伯屙了一身的屎,杨老儿又不在,你快些去。”累是累,脚步还是加快了。来到医院,姐姐们托起父亲的双腿,我用纸为父亲轻轻地,轻轻地擦屎。看得出这一次比上次严重,又受到精神上的打击。医生说,老人年岁大了在医院也没有什么好药治了,还是抬回家去吧。也不禁嘴了,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于是,我和陈小平用一张竹床把父亲从医院抬回了家。

在家的时候,有一次,大姐炸圆子,变着花样想父亲能吃一点,大姐一口一口地喂他吃,他也吃,就是不咽下去,待大姐一走,父亲把含在嘴里的食物全吐了出来。做子女的心里最清楚,父亲是怕吃下去,大小便失禁,增加儿女们的麻烦,当着儿女们的面不吃又怕他们难过,所以吃了又吐。儿女们看在眼里,心啊如油煎一般的生痛。父亲在如此重病时,仍然还是想着别人,能吃下去的东西他不吃,深怕吃下去要大便增加儿女们的麻烦。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早上,父亲走完了他的七十岁的人生路,乘着白鹤升天了。他虽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是绝对没有给后人丢脸。穷困一生,胆小一生,为别人着想一生,从来没有真正地替自己想过一次。这种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美德儿孙们不会忘记的!有这样的父亲我理所当然地会感到自豪和骄傲!

一九七一年三月我从广阔天地招工到陈汉粮站工作。九一三事件后到陈汉区朱湾公社藕池大队搞工作队,蹲点宣传头等大事。住在大队干部余全东家里。由于他儿子小,我常常帮他们家挑稻谷去大队部轧,然后又挑回来。山区的一上一下的山路实在难走,一步一顿,十分的累。可是我是来搞工作队的国家干部,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再说这个余全东对我特好,要我教他儿子写毛笔字。就是在这个时候,家父患高血压多年,余全东也建议我在藕池搞工作队的机会给父亲做一口棺材。“这里做的棺材比别的地方好,比别的地方便宜。别人都做了,你也给你父亲做一口吧。你自己看着,让木匠做好一些。”好是好呀,可是我没有钱,月薪只有二十四块钱,哪来的钱去买棺材呀。但是我知道,供销社恐怕是不会给父亲买棺材的,一方面供销社不是国营单位,不会有这个开支的。另一方面父亲是国民党员,是十恶不赦的人,再说了那个时候己经提倡火化了,想公家花钱给父亲购置棺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全东对我说,小梅你要给你父亲购置一个,俗话说,办到棺材不老人呀,没有钱我去对大队书记讲一声,你打借条,我担保。于是我打了一张一百二十八元的借条在这个大队给父亲购置了一口二尺八寸高的三墙的棺材。到三年后才还清这个一百多块钱。我想,我借钱葬父,比起卖身葬父的董永要幸运得多。

父亲的葬礼十分庄严隆重。一九七四年,中国大地还处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大江南北一片红色,一切所谓迷信的东西都属于斗批改之列。父亲是国民党党员,城关供销社的领导者们小心翼翼地对待、处理他的后事。起先,在父亲的灵枢前不准摆遗像,不准供香,连一双原来穿的鞋子都不准放。不开支土葬的安葬费,不开追悼会。父亲的两个女婿都是我党的优秀干部,遇到这些事是不好出面说什么的。大姐夫从家里拉来一车柴火和一些谷物,二姐夫凑了二十斤粮票,协助我一起办理父亲的后事。我和两个姐姐找到城关供销社主任,把我们家里要如何办,己经作了些什么准备向组织上说明,然后要求在政策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按地方上的老规矩办,例如香还是要烧一点,炮还是要放一点,公家能给多少就是多少,最好多给一点,人都死了.政策规定六十岁退休,他干到七十岁死,算是奋斗终身吧,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劳累了一辈子。现在人死了,这些不算得苛刻的要求吧。可是主任不答应,理由是你们的父亲是国民党党员。儿女们据理力争,与主任吵了起来,他还是没有答应。大姐又带着弟妹去找县商业局的马淮,他的夫人顾某是城关供销社副主任。最后是马局长出面向城关供销社领导交待,梅老儿的追悼会还是要开的,他集体加入国民党属于一般历史问题,说清楚就行了。再说他解放前就和霍育贤同志一起参加了革命工作。按理说他是共产党的干部,应当按离休处理。到七十岁了你们还要他上班。现在人都死了,开一个追悼会对死人是一种哀悼,对家属是一个安慰,更重要的是对待其他职工是一种鼓励。为什么不可以开个追悼会呢?于是“梅永辉的追悼会”在梅家屋的上堂厅和中堂厅如期举行。按照家属的要求,供销社的主任至悼词,给梅永辉予以很客观的评价。除了梅家亲友外,城关供销社在城的各门市部提前关门,全体职工参加“梅永辉的追悼会”。答谢宴会也是设在梅家两个大堂厅里办的。参加追悼会的亲朋好友都以老仪式在灵柩前行跪拜礼。自始至终一片哭泣声。特别是娄伟奋、陈爱珍和徐重英哭得像泪人儿一般。同时值得一提的是,父亲曾经工作过的马畈也来了不少的人,在家住不下,是父亲的侄女,在五一旅社工作的梅瑞珊,打开旅社几个房间才得以解决住宿的问题。一向不参加这些活动,十分善于保护自己,时年在许岭税务所当所长的梅国仪,居然也写了一副挽联来悼念这位远房的堂祖父,并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这是十分难得的。

第二天出殡,儿子披麻带孝扶棺前行,两个女儿、两个女婿紧随其后。大外孙镜明己经十四岁,是父亲见到的第一个孙辈。他双手捧着外祖父的遗像,走在送葬的队伍前面。城关供销社各门市部安排一人在各自的门市部门前放炮送梅老的灵柩,其他的人全部到梅家屋送梅老。供销社负责一副锣鼓和一个军乐队,马畈的人两副锣鼓,亲戚一副锣鼓。还有两支唢呐,上路送葬的不下三百人。各个门市部门前都摆了香案,加上亲友摆的很是不少。孝子只感觉刚刚跪下,起来,没走几步就又要跪着还礼了。那燃炮的烟雾恐怕把整个街道都淹没了。

来到父亲生前工作过的生资门市部时,灵柩停了不短的时间。送葬的人齐齐地都跪在了泥淋淋的路面上,行人躅足,车辆让路。店门前香案上点有两支腊烛,放了三样供品,还特意摆放了父亲生前喜欢的酒。他的同事们都希望他喝一杯同事们为他准备的酒,西行的路上一路走好。在生资门市部门口举行的这个仪式特别庄重,停的时间也特别长。

人哟,也特别的悲伤。望一眼几天前父亲还在那里忙活的柜台、毛伯元老人晓得他怕热而专门为他做的竹椅子,那心啊,不由人地要跳出来,那肺啊,早就碎了裂了!那眼泪啊不知不觉地留淌在了生资门市部门前的地面上,与泥土和雨水溶在一起。带着同事们的深情厚义,父亲永远地离开了他爱着的生资门市部。日后的很长时间,同事们都感觉到,在生资门市部宿舍,在厕所里,父亲都现过灵。是啊,他还没有住够,还没有干完他要干的事。他去得太早了些。

送葬的队伍沿着街道经文化馆、剧团、电影院和县委会,从小东门出城再向西。来到郑家园坝时,郑妙记摆的香案早早地燃起了三支香,一挂特别长的炮己经拆开,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守在路旁。八大神仙见状,连忙把灵柩停好。妙记一家全都跪下,妻子怀里抱着一个更小的孩子,大声地哭着“梅伯伯,……和自己的老人一样,……为我们操了不少的劳,……我们不忘记你,……我们世世代代都记着你……”看得出郑妙记对待父亲是由衷的尊重。没有一点假意可言,就像父亲对待他一样的真切。怎么忘得了,郑妙记结婚多年没有生孩子,急坏了父亲,父亲为他求神问医,想方设法,直到妙记的妻子生了才安心。

父亲的墓地是自己家里人勘测的,没有办法请地仙。因为是林场八里凉亭作业队的山,我买了一些烟酒之类的东西送到了方国维队长那里,算是给他们一个知道。墓穴是头一天八大神仙挖好的,石灰也是前几天就运到墓地的。等到灵柩迎到墓地时,家婆家的老表高宇一和在生资门市部与父亲一道工作的毛伯元——与父亲年龄相当的老相与——发现墓地的方向有些问题,他们跳下井去指挥神仙们从新修正了一下方位,没有罗盘就用眼睛校正。这一无意间的改动,父亲居然葬到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仙鹤展翅”。那是父亲去世的第二年作清明时,八里凉亭作业队的方国维队长告诉我的,“梅老儿的坟葬了一快好地脉,”在山上做柴的一位地仙说,这丈余见方的“仙鹤展翅”谁家葬了谁家发达。母亲一九八九年去世后与父亲合葬在此。三十年后的二00四年清明节再次修扫时,工人们发现这个墓地上有长出花纹的石头,据讲也是后人发旺的预兆。我不信这些,如果是父亲在天之灵起的作用,我倒乐意接受。

三十多年过去了,儿孙们对您的怀念是永恒的,久远的。

 

                                                2010年6月7日星期一   2010928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