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我的父亲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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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故事之二
蒙勇鹏
老早就有一个想法，要记述一下我的父亲母亲，总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拿起笔，这回在老家过了一个年，这种想法愈来愈迫切了。
还在年前，我们兄妹几个就商量好，要在年后给老父祝寿。父亲的生日实际是农历正月十八。在往年，因为我们兄妹四人中有三人在外地工作，一过完年，就各奔东西，从来没有聚在一起给老父过过生日。可今年的生日应该有所不同，今年是老父的八十大寿，说什么也要给老父祝一回寿，不然我们心里就会永久欠下老父一笔无法偿还的账。因为我们几个乃至孙子外孙过完旧年后仍然各有各的事，庆寿的日子就定在了农历正月初六。
祝寿那天，场面比较隆重，我们兄妹四人的大小人等及其亲属一共五十多人聚到了一起，七八个孙子辈围到老人一边，点着了生日蜡烛，齐唱《祝你生日快乐》，老父穿上了我买的印有“寿”字的唐装，喜滋滋地与一拨又一拨的人们碰杯，开心极了。
庆寿之后的这些天来，萦绕在我脑际的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出来——
一
听爷爷奶奶说，我们家过去很穷。没有多少好地，只好在黄河两岸种一些别人不种的沙梁地，一年到头，连嘴巴都糊不下来，经常吃糠咽菜。一种叫做“灯项子”的野生作物，长在沙梁上，有好多颗粒，每年秋天，家里要收集好多，磨碎了用来充饥。（1960年全国闹饥荒的时候，我还吃过这玩意儿，很不好吃，但总比饿着强。）我们和叔祖父没分家，由曾祖母当家。一家老少十几口，几十年串房沿，住人家不住的土窑洞。爷爷年年走西口，到内蒙给地主扛长工。年幼的父亲从五六岁就开始放羊了。那时候，山梁上的狼很多，小小年纪的他就曾带着牧羊犬与狼搏斗过好多次，你说险不险？没有衣服穿，父亲自小就常穿一件用小牛犊皮缝制的皮裤，硬梆梆的皮裤，磨得肉生疼，赶上下雨天，这衣服更是僵硬得没法穿。以后又赶上兵荒马乱，口里口外到处抓兵，作为独子的父亲只好跑来跑去。风里来雨里去的生活磨练了他，但他却因为染上了眼疾，没有及时找医生，致使一只眼睛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看不见了。土改之后，我们家分到了土地和房子，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父亲和母亲成了亲。
母亲也是本村人，也是穷苦人家出身。母亲的个子低，干起农活儿来却是一把好手。自从母亲过门之后，赶上了土改，家里有了地，祖父和父亲都很勤苦，四处开荒种地，几年之后，我们家就成了殷实户，建了三孔石窑洞，搬到了新居里。但是好景不长，以后的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几番折腾，我们又回到吃糠咽菜的时光。1958年，父亲就在一位很来曾任县长的下乡干部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又被选派到村里的供销社担任了售货员。1962年，在国家压缩编制的情况下，他又回村务农，担任了大队副主任兼林业队长。就在这个时候，刘少奇、邓小平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那一套东西出台了，脑筋开活的父亲率先提出要给生产队做买卖，去内蒙贩牲口，贩了几回赢了利，渐渐地自己也开始鼓捣。后来，国家下令禁止投机倒把，他仍然偷偷摸摸搞过一些。这就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挨整的由头。说实活，在担任林业队长的四五年时间里，他是一个很负重任的人，从外地引进了不少新品种，绿化了一座又一座山，被评为县里的劳动模范。
父亲很是疼爱自己的孩子们。记得大办食堂的时候，三岁的我伏在父亲的背上，父亲一路给我哼着小曲，讲故事，我放了一个不出声的小屁，父亲在手上感觉到了，亲呢地说：“好家伙，你还放了一个屁！”我在背上乐呵呵地笑了，父亲也发出快意的笑。在食物最匮乏的1960年，父亲、母亲和爷爷、奶奶总是把牙缝里省出的东西留给我和弟弟，每次到城里送公粮，总要给我们带点干粮回来。
我们家的灾难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冬天，我在城里上高小的时候，村里开始打倒走资派，作为大队的副主任，父亲首当其冲。父亲的文化水平仅限于上过冬学和扫盲，写不来检查，我就一遍一遍地写。好在我自小就特别爱看书，又注意关心国家大事，写起来不费劲。我那时就懂得上纲上线，深挖思想根源。检查很快就通过了，但父亲就此放了羊。
到了1968年 “群众专政”的时候，父亲的灾难才真正降临。那时候，高小毕业的我，因为父亲的“投机倒把”问题在县里备了案，把我从升初中的名额中拉掉了，父亲不忍心让我务农，又让我回村里的学校补习。一个早上，只听见母亲起得很早，跑到院子里，爷爷向母亲说：“来厚子晚上没回来？”母亲愤愤地说：“一黑夜让人家捆了好几绳，把个人快要折腾死了。”我从奶奶的住处起来，跑去问妈妈，妈妈对我说，不为别的，人家说他贩牲口，还说贩洋钱，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些甚么事。中午放学回家，我和奶奶、叔奶奶去大队的一间空家看父亲，只见他手上带了一付铁铐子，坐在一铺火炕上，安慰我们说，没啥事，你们做你们的事去吧。到了第二天早上，听爷爷奶奶说，昨晚大队文革小组派人来，把爷爷家里的四十二个银元全部没收了。原来是父亲顶不住造反派的拷打，把爷爷背着他用积蓄的100多元按两块三角钱一个的价格悄悄向邻村兑换的四十二个银元给说了，由此惹出一系列的麻烦，驻大队的工作组追根溯源，顺藤摸瓜，将此人在村里兑换过的银元一古脑挖了出来，波及到我们的邻居和邻村那个人，那人后来在村里也挨了批斗。直到现在，一提起这事，母亲都骂父亲太没骨头，不是当男人的料，不是你办的事，你说那么多干什么？害人一大片。
父亲真得没骨头。在那段日子里，我就亲眼看见过父亲回家动手烧一本《三国演义》，这是父亲特别喜欢的一本书，以往闲暇时候，他总爱翻翻这本书，断不了给我们讲讲三国的事，什么张飞喝断当阳桥，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刘备哭荆州，周瑜打黄盖，火烧赤壁，诸葛亮唱了空城计，这些都是父亲讲给我们听的。我就是在那时候爱上古书的，小学四年级就看上了《三国演义》、《小八义》等。可到了这时候，爱三国的父亲竟连三国也要烧掉，可以想见他的心情是多么的悲观。后来，听妈妈说，为了逃避自己的罪责，父亲曾经向妈妈提出过要把自家积攒的存粮拿出来给村里最嫉恨我们家的人家，遭到母亲的一顿痛骂之后再也没有提。
父亲真得绝望了。后来，他才对我们说，有一天，他认定要自杀，已经选好了自杀的办法：跳旱井。他已在这眼旱井前脱掉了鞋，忽然看到对面山坡上我们兄妹几个正在拦羊，他想到，几天以后，我们兄妹几个都穿上了孝衣，白花花的一片哭爹叫娘，那是怎样一种惨不忍睹的场面，不能走这步路，说什么也要为了儿女挺下来，于是他才打消了寻死的念头。
就在那段日子里，我忘不了那顿油蛤蟆。油蛤蟆是用鸡蛋和白面和在一起，再用葫油炸熟的食物，在我们老家，一年才分二斤麦子，白面是轻易动不得的，只有过年和过七月十五的时候才能吃顿饺子、蒸几个敬神馍馍或者给孩子们捏点面人人，平时是根本没想望吃白面的。可是那天放学回家，一眼瞥见母亲正在炸油蛤蟆，可把我们兄妹几个高兴坏了。可是刚刚吃了几个，从门外进来村里很受人们敬重的高医生，进来祖父、祖母和父亲，看着他们一个个沉重的神色，我就猜测到大事不好了。吃饭中间，他们才说，大队的工作组已经定下来了，下午要送父亲到县里的监狱，原来这是给父亲送行的午餐。听到这里，我们兄妹几个再也难以下咽可口的油蛤蟆，噙着眼泪放下了手中的筷子，支起耳朵听大人说话，只听一脸慈祥的高医生平稳地给父亲解释说，也好，到了县里又不能把你怎样，县里的监狱更规矩一些，不像村里的人这样乱捆乱打，你也没有多少事，说清楚了不会把你怎么样，人就是这样，走到那里说那里吧，你可千万放宽心，咱得为这个家挺得住，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想明白。只听父亲点头说，是的，放心吧。说着说着，母亲从柜子里取出了一些整齐的衣服。话虽这么说，一家人的心越捏越紧。这在这会儿，担任大队文革主任的堂舅推门进了屋，对我爸我妈说：“不用打整了，刚刚接到县里的电话，县里面到处都抓人，班房里放不下那么多人，不接收，让村里就地批斗。”有了这句话，全家人才放下一道心。
二
此后，村里又陆续揪出了新的投机倒把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坏分子，连一个曾经当过日本警备队员的讨吃要饭的人也不放过，每天集中到一起接受劳动改造，下沟里背石头，还要在背完石头之后向毛主席老人家请罪，每个黑帮都要在背上贴一块写有自己身份的白布，家里放一顶做好的纸帽子，一到批斗会就自动带上。县里的一打三反办公室把父亲叫到城里，专门照了两回像，一张像手牵着一头骡子，一张像手里揣着一摞银元。我在后来上初中的时候，班里的一个同学突然向同学们宣布说，那小子的老子就是那个在大十字街头的橱窗里牵骡子的投机倒把分子，被誉为学习明星的我，一下子感到无地自容：我怎么摊上这么个老子？
就在那年冬天，我回家过星期天，妈妈说，你兄弟俩今天去外面拾点柴禾吧，家里烧得没柴了。到了一个山坡上，我和弟弟拾了半天干柠条枝，也没拾下多少，遇到同村的一个同伴，这小子开始折活柠条，已经折下一大堆，我俩看了这情形，我们也开始折。折到快要完工的时候，对面坡上下来村里的一个下乡干部，这人是县里有名的极左分子，一看这情形，就问我们，你们是谁家的孩子？我们几个如实禀报，这下子坏了事，那人恶狠狠地说：“贫下中农的孩子就不追究了，投机倒把分子还要派儿子还要破坏林业，今天晚上再开批斗会！”我和弟弟听了这活，立时泣不成声，这下子不好了，又给父亲添罪了。我们俩按照这位下乡干部的命令，把拾好的柴禾背到了大队，回来向妈妈哭诉上午的情形，妈妈安慰说，不用怕，你爸已经批斗过多少回了，就这么点事，他们还能怎么样？好在后来没有人再提这件事。
以后，我又从公社的初中返回村办七年制学校。此时，正赶上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县里的干部到农村办五七干校，一帮有点文化的人把村里的阶级斗争编成了一出戏，戏里就有我父亲，极尽污辱丑化之能事，弄得我们兄妹几个抬不起头来。每逢下雪，总要有对我们有意见的同学在前面的雪地上划上一行字：打倒投机倒把分子×××！面对这样的凌辱，我们兄妹几个只能忍气吞声。
父亲的事在1968年秋天县里就有了结论：开除党籍，处罚782元非法所得，戴一顶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接受改造。为了交上这782元，我们家变卖了房子，变卖了父亲的皮袄，出门要向村里的文革小组请假，家里来了人要先向文革小组汇报，连下乡干部吃派饭都不能到我家吃。
1970年冬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发出最新指示，要搞“一打三反”运动，这回又来了一位极左分子，在村上个别人的怂恿下，抓住了父亲的三条新罪状，一是下雨天早晨带领我们兄妹几个出去捡山药蛋，破坏村里的抓革命促生产秩序；二是在贫协主任的家门口埋了放羊准备烧的山药蛋，有意险害贫下中农；三是到县城卖了一点吃不了的白萝卜，换回一点泡菜用的盐，又是旧病复发，搞投机倒把。一时间，上纲上线，火药味很浓。此时正逢我要参加高中升学考试。在给父亲放羊的山坡上，我做了一个决定，写一篇批判稿，交给了我的去老师，老师正是村里文革的头目，十分欣赏我的才华，毅然支持我的决定，把稿子交给了村里的下乡干部。不几天，村里召开批判父亲和二舅的大会，十五岁的我泣不成声地上台批判了我的父亲。正因为我的这一举动，我由此博得了与投机倒把分子的父亲划清界限的名声，我才在当年冬天的中考中得以顺利通过政审的要命关口，进入了县立高中，继续了我的学业。而学习成绩同样优异的弟弟，则没有试图钻过这样一个狗洞，第二年中考被理所当然地刷了下去，不得不跟着姨夫学了木匠。那时的他，只有十五岁，个子低低的，走南闯北拉大锯，吃尽了苦头。至今，我们兄妹四人中，我后来上了中专、大学，早已抱上了国家的饭碗，大妹、二妹后来在恢复高考后陆续上了中专，参加了工作，唯有弟弟留在了农村，备尝人间辛酸。
三
那时的家底都不怎地，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下，能勉强糊口度日就不错了，谁家能有多少积蓄？尽管祖父、祖母、父亲、母亲都很勤劳，但是仅靠挣工分过日子，又因为父亲遭到百般打压，家里实在没有钱。我上高中，每月总得八九块，到那里找钱去？就在这时候，妈妈有主意了。
在我外祖父门上，妈妈是长女，从小就是里里外外一把手。母亲个子不高，脑子却特好使，手脚利索，家里活、地里活都能干，这和父亲的天生笨拙形成强烈的反差。外祖母早在40岁出头就因为生孩子一命归天，留下二舅、二姨、三姨一堆未成年的孩子，作为长女的母亲义不容辞地挑起了两头照料家务的重担。那时候，没有缝纫机，大大小小的针线活都得靠手工来做。偏偏奶奶是一个做不来针线活的笨人，两家人家十八双鞋全落在母亲头上。旧式的布鞋做起来特别费事，从糊布底、起鞋样、搓麻绳到拿大底，一针一线，要费多少功夫？每过一个年，事情就更多了，剪窗花，糊窗子，磨豆腐，压粉条，粉刷屋子，哪样活能不做？干地里的活儿，锄地、收割，她总是走在男人们的前头。母亲是个很要强的人，只要有理，她一定要坚持到底，天生心直口快，免不了得罪人。
在我们家紧要钱的关头，母亲有了一个主意，也没和人商量，就独自上路了。她翻过好几座山，找到黄河畔上的一个村，要买一头小母猪，到天黑，猪就赶回来了。就此之后，母亲每天半夜就起来磨豆腐，用豆渣喂母猪，换豆腐、卖猪娃，我们家才渐渐有了零用钱。就靠这，母亲供养我们兄妹几个完成了学业。现在提起来，父亲说，那些年，光磨棍他就给母亲换过十几根。到现在，母亲才七十三岁，已经成了一个驼背老人。
母亲还会裁缝。大集体的时候，全村几百口人上讲究的衣服都找母亲做，最后不给现钱，都记工分，每件衣服少得二三分工，多则不过十分工，一年到头，光做衣服挣的工分就有七八十个。
四
我在县城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回，父亲来学校看我，告我说，前两天村上开了会，讨论给父亲摘帽子，这当然是个好消息，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可以取得一个做正常人的资格了，我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记得在学校里入团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那么好，又一贯表现积极，但就因为父亲戴了顶黑帽子，一直等到快要毕业的时候才批准加入，当有人把批准的消息告诉我时，我曾一宵激动地没合眼。
好在老天爷毕竟有睁眼的那一天。在我毕业回村务农之后，当时的县委书记开始追问六十年代那一批老典型到底是怎么滑下去的，其中首先问到了我们村。我们村曾是五六十年代晋西北水土保持的一杆旗帜，1958年曾荣获国务院周总理亲自授予的奖状，而现在呢，一帮当年举红旗的人统统打成了黑帮。县委书记责成当时的一位干部从另一个公社调到我们公社任了副书记，专包我们村，任务就是恢复当年的老先进。这下子，顺理成章，给父亲平反的事宜提到了议事日程，没多久，父亲终于平反，重新恢复了党籍。
好斗的毛主席总喜欢出点整人的新套套，1975年，在我担任村里的民办教师的时候，又来了一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小生产的新运动，我们家又成为资本主义的新典型，大队的发言稿中说，我们家我爷爷会编红柳筐，我弟弟会木匠，我妈会裁缝，还会养母猪做豆腐，这是一块典型的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要是不赶上我要接受推荐上学，不理会这些鼓噪也没什么大事，可是当把我的推荐拿到贫下中农会上通过的时候，有人就提出了这问题。大队干部给我父母掏耳朵说，削一削你家的资本主义尾巴吧，把你家的母猪卖给农业社就没说法了。母亲踌躇了再三，终于下了狠心，为了儿子的前途，砸锅卖铁也得干。这一头母猪，在母亲的精心养育下，为培养我们兄妹做了大贡献，如今，又是为了儿子，不得不离开呵护了它几年的主人。母猪不肯离开它住惯了的猪舍，怎么也不走，大舅在后面赶，妹妹用了一个洒了玉米粒的料笸箩在前面领，终于才把那头猪赶到了农业社人猪圈里。自此之后，母亲就承担了给集体办猪场做豆腐的任务。
五
改革开放之后，我成了家。此后不久，父亲又被选为生产队长。他可真是个好人，但没有威严，不善于管人。没人愿意干的活儿，他不好硬性命令，就自己去干。有家婆媳不和，因为争分老太太的几斤绿豆，在打谷场上吵得翻天覆地，作为生产队长的父亲，却让保管员称好了，自己悄悄给老太太送了去。只干了一年，就说死说活不干了。别人看他是个公道人，又推选他当了大队支部书记。后来，我的堂舅在公社的企业中干不下去了，提出要让父亲把支部书记的位子让给他，父亲痛快地答应了。然而，正是这一步，结成了他与堂舅不可调和的死结。
我的堂舅可是个天生搞政治的料。他自小死了父亲，随母亲走到另一家人家。二十多岁成家后，返回我们村，起先很穷，靠我们一家的帮扶，渐渐站稳了脚跟。文化大革命给了他出风头的机会，他一跃成为村里的文革主任，后来又成为县里的贫代会副主任，赫赫有名，1967年春天参加省里大夺权后的第一次会师大会，归来的那一天，当时作为小学生的我和县里的数万人到广场欢迎他，荣光得很。正是他，和其他人一道，为我们村树立了十几个走资派、贪污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此时他回来，村里的一些挨过整的人很有抵触情绪，但是在公社领导和父亲的撮合下，这事儿成了。起先还能和谐共处，有了大事找父亲商量，有了困难互相帮忙。后来羽翼渐丰了，正赶上分田到户大包干，村里的大事小事都由他一人说了算，集体家产变卖得光光的，连小学校也不放过。又恰逢引黄公路从我们村经过，给了他发财的机会，他一下子成为远近闻名的富户，这就根本不把老实忠厚的父亲放在眼里。最初是因为村里招待欠我妈代销店的三百多元钱，堂舅说已经给过了，父亲和母亲却坚持说没给。后来要摊派的时候，父亲要用村里欠他的钱顶账，堂舅却叫来镇里的公安干警，要给父亲戴手铐，这下子，可把父亲给气坏了。真是村汉恼了，沙锅子滚了，拦是拦不住的。后来，堂舅把权力移交给了他信任的几个为人很不怎地的小伙子，搞得村里乌烟瘴气。父亲再也看不下去了，他就联合了村里的老党员集体去镇政府、县政府去反映，终于把镇政府领导给叫来，公选村委会主任，竟把在外经商的弟弟给选了上去。弟弟当选那天，老父亲高兴得喝了好几壶酒，他说他有一种重新获得解放的感觉。
这几年，弟弟回村之后，用自己的钱推平一个圪峁，建起了新的开发区，建起了自己的加油站，给人们调换了山药蛋新品种、谷子新品种，修盖了塑料大棚，去年又新修了通村的砂石路，村子又有了新气象，得到县领导的重视，去年被列为县里的新农村建设试点。而这些，偏偏是堂舅看不过去的。堂舅处处给弟弟使绊子，发动人跟弟弟闹。大前年，又因为一块地的纠纷跑到弟弟的加油站，躺在加油站前不让外来车辆加油，这下子，惹恼老汉了，老汉走上前，列数堂舅的不义之举，又把堂舅从地上拖了几十米，弄得一向威风八面的堂舅很没有面子，堂舅哭天嚎地，说父亲不是人，可父亲却说他是为了保护堂舅的安全，免遭车祸。经过一次次的纷争，现在风波终于平息了，可父亲却与堂舅结成了死对头。
父亲一生与人为善，他说他有一年遇到一个讨吃的人，活都不不会说，手也不能抓筷子，只指着嘴要吃，父亲就从屋里找了饭，一口一口地喂，直到喂饱了，这人给父亲伸了一个大拇指，又写了一行字，说他是保德人，是曾当过公社党委书记的本家兄弟。父亲还说，几年前，他从牲畜市场上买过一头驴，这头驴是我们村到县城路边一家人养过的，刚买回来不久，他赶着毛驴到城里，在回来的路上，这头驴径直往原来的人家走，父亲就顺着毛驴跟在后面，一直走到那家人家的驴圈里，毛驴一看里面拴着一头骡子，终于死心塌地，跟着父亲返回家，以后再没有出现这样的举动。父亲感慨地说，我连不通人性的驴都能给它应有的关爱，更甭说人了，这世道，总有一些连牲畜都不如的人。
父亲是一个很信鬼神的人，打我记事起，父亲就每年过年务必要敬神，不论文革时破四旧的呼声多么响，从来就没间断过。到现在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可过年叩头的事还得由他来做，许多年前，不信迷信的我看着他虔诚的样子就感到好笑，现在理解了，人活一辈子，总得有点信仰才合适，有点敬畏，做事儿才有底线。那天在城里，找了一个会算命的，推了父亲的八字，说他一生积德行善，年轻时吃尽苦头，都给儿女们修下福气了，老来才要享受，老汉听了这话，喜不自禁。
父亲和母亲，真是古话说的：“王宝钏、薛平贵，走得坐得穷咯对。”母亲是个急性子，父亲却是个慢性人，但是还有一些幽默感，时不时抖出两句趣话来，能逗你笑半天。那一年，母亲要父亲捣一个锄地用的小锄头，父亲鼓捣了一个中午，最后还是干不了，母亲问他捣的锄头哪去啦，父亲笑嘻嘻地说，放到一边捂红眼去了。引得母亲几乎笑岔气。有一回，奶奶让父亲去城里捉一头猪娃，在十字街头上，有人买猪娃，可最好的一头已经被一个城里人抱在怀中，父亲说，我看看。那人说，这是我挑好的，要看就看筐里的好了。父亲说，你买我也抢不走，我给你看看总行吧。那人就把小猪递给父亲。父亲提起小猪娃，上上下下端详了半天，最后不紧不慢地说，猪娃倒是个好猪娃，就是一个连肠猪。那人问：啥叫连肠猪？父亲说，连肠猪你不知道？就是不好骟，骟猪的时候连肠子都要拉出来，弄不好就死掉了。那人听了这话，连忙说，那我不要了，闪身就走。等到那人走远了之后，父亲就三下五除二掏了钱，把那头小猪给奶奶买了回来，长了一头好肥猪。父亲还喜欢编点小段子，讽谕现实。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叔奶奶成了养猪模范，他就编了一句“养猪模范樊改兰，四十头猪子没死完”，闹得大队干部和叔奶奶听了很不是滋味。
父亲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依然成天闲不住，养了几十只羊，还种着十几亩地，前几年还养了八九条牛，可一夜之间就被人从牛圈里拉得一干二净，父亲找了半天，连根牛毛也找不到，老汉终于服了。去年夏天，妹妹领他逛了一趟北京城，大开了眼界。他不抽烟，却喜欢每天抿两盅，但愿老人能健康长寿！
蒙勇鹏
老早就有一个想法，要记述一下我的父亲母亲，总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拿起笔，这回在老家过了一个年，这种想法愈来愈迫切了。
还在年前，我们兄妹几个就商量好，要在年后给老父祝寿。父亲的生日实际是农历正月十八。在往年，因为我们兄妹四人中有三人在外地工作，一过完年，就各奔东西，从来没有聚在一起给老父过过生日。可今年的生日应该有所不同，今年是老父的八十大寿，说什么也要给老父祝一回寿，不然我们心里就会永久欠下老父一笔无法偿还的账。因为我们几个乃至孙子外孙过完旧年后仍然各有各的事，庆寿的日子就定在了农历正月初六。
祝寿那天，场面比较隆重，我们兄妹四人的大小人等及其亲属一共五十多人聚到了一起，七八个孙子辈围到老人一边，点着了生日蜡烛，齐唱《祝你生日快乐》，老父穿上了我买的印有“寿”字的唐装，喜滋滋地与一拨又一拨的人们碰杯，开心极了。
庆寿之后的这些天来，萦绕在我脑际的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出来——
一
听爷爷奶奶说，我们家过去很穷。没有多少好地，只好在黄河两岸种一些别人不种的沙梁地，一年到头，连嘴巴都糊不下来，经常吃糠咽菜。一种叫做“灯项子”的野生作物，长在沙梁上，有好多颗粒，每年秋天，家里要收集好多，磨碎了用来充饥。（1960年全国闹饥荒的时候，我还吃过这玩意儿，很不好吃，但总比饿着强。）我们和叔祖父没分家，由曾祖母当家。一家老少十几口，几十年串房沿，住人家不住的土窑洞。爷爷年年走西口，到内蒙给地主扛长工。年幼的父亲从五六岁就开始放羊了。那时候，山梁上的狼很多，小小年纪的他就曾带着牧羊犬与狼搏斗过好多次，你说险不险？没有衣服穿，父亲自小就常穿一件用小牛犊皮缝制的皮裤，硬梆梆的皮裤，磨得肉生疼，赶上下雨天，这衣服更是僵硬得没法穿。以后又赶上兵荒马乱，口里口外到处抓兵，作为独子的父亲只好跑来跑去。风里来雨里去的生活磨练了他，但他却因为染上了眼疾，没有及时找医生，致使一只眼睛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看不见了。土改之后，我们家分到了土地和房子，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父亲和母亲成了亲。
母亲也是本村人，也是穷苦人家出身。母亲的个子低，干起农活儿来却是一把好手。自从母亲过门之后，赶上了土改，家里有了地，祖父和父亲都很勤苦，四处开荒种地，几年之后，我们家就成了殷实户，建了三孔石窑洞，搬到了新居里。但是好景不长，以后的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几番折腾，我们又回到吃糠咽菜的时光。1958年，父亲就在一位很来曾任县长的下乡干部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又被选派到村里的供销社担任了售货员。1962年，在国家压缩编制的情况下，他又回村务农，担任了大队副主任兼林业队长。就在这个时候，刘少奇、邓小平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那一套东西出台了，脑筋开活的父亲率先提出要给生产队做买卖，去内蒙贩牲口，贩了几回赢了利，渐渐地自己也开始鼓捣。后来，国家下令禁止投机倒把，他仍然偷偷摸摸搞过一些。这就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挨整的由头。说实活，在担任林业队长的四五年时间里，他是一个很负重任的人，从外地引进了不少新品种，绿化了一座又一座山，被评为县里的劳动模范。
父亲很是疼爱自己的孩子们。记得大办食堂的时候，三岁的我伏在父亲的背上，父亲一路给我哼着小曲，讲故事，我放了一个不出声的小屁，父亲在手上感觉到了，亲呢地说：“好家伙，你还放了一个屁！”我在背上乐呵呵地笑了，父亲也发出快意的笑。在食物最匮乏的1960年，父亲、母亲和爷爷、奶奶总是把牙缝里省出的东西留给我和弟弟，每次到城里送公粮，总要给我们带点干粮回来。
我们家的灾难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冬天，我在城里上高小的时候，村里开始打倒走资派，作为大队的副主任，父亲首当其冲。父亲的文化水平仅限于上过冬学和扫盲，写不来检查，我就一遍一遍地写。好在我自小就特别爱看书，又注意关心国家大事，写起来不费劲。我那时就懂得上纲上线，深挖思想根源。检查很快就通过了，但父亲就此放了羊。
到了1968年 “群众专政”的时候，父亲的灾难才真正降临。那时候，高小毕业的我，因为父亲的“投机倒把”问题在县里备了案，把我从升初中的名额中拉掉了，父亲不忍心让我务农，又让我回村里的学校补习。一个早上，只听见母亲起得很早，跑到院子里，爷爷向母亲说：“来厚子晚上没回来？”母亲愤愤地说：“一黑夜让人家捆了好几绳，把个人快要折腾死了。”我从奶奶的住处起来，跑去问妈妈，妈妈对我说，不为别的，人家说他贩牲口，还说贩洋钱，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些甚么事。中午放学回家，我和奶奶、叔奶奶去大队的一间空家看父亲，只见他手上带了一付铁铐子，坐在一铺火炕上，安慰我们说，没啥事，你们做你们的事去吧。到了第二天早上，听爷爷奶奶说，昨晚大队文革小组派人来，把爷爷家里的四十二个银元全部没收了。原来是父亲顶不住造反派的拷打，把爷爷背着他用积蓄的100多元按两块三角钱一个的价格悄悄向邻村兑换的四十二个银元给说了，由此惹出一系列的麻烦，驻大队的工作组追根溯源，顺藤摸瓜，将此人在村里兑换过的银元一古脑挖了出来，波及到我们的邻居和邻村那个人，那人后来在村里也挨了批斗。直到现在，一提起这事，母亲都骂父亲太没骨头，不是当男人的料，不是你办的事，你说那么多干什么？害人一大片。
父亲真得没骨头。在那段日子里，我就亲眼看见过父亲回家动手烧一本《三国演义》，这是父亲特别喜欢的一本书，以往闲暇时候，他总爱翻翻这本书，断不了给我们讲讲三国的事，什么张飞喝断当阳桥，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刘备哭荆州，周瑜打黄盖，火烧赤壁，诸葛亮唱了空城计，这些都是父亲讲给我们听的。我就是在那时候爱上古书的，小学四年级就看上了《三国演义》、《小八义》等。可到了这时候，爱三国的父亲竟连三国也要烧掉，可以想见他的心情是多么的悲观。后来，听妈妈说，为了逃避自己的罪责，父亲曾经向妈妈提出过要把自家积攒的存粮拿出来给村里最嫉恨我们家的人家，遭到母亲的一顿痛骂之后再也没有提。
父亲真得绝望了。后来，他才对我们说，有一天，他认定要自杀，已经选好了自杀的办法：跳旱井。他已在这眼旱井前脱掉了鞋，忽然看到对面山坡上我们兄妹几个正在拦羊，他想到，几天以后，我们兄妹几个都穿上了孝衣，白花花的一片哭爹叫娘，那是怎样一种惨不忍睹的场面，不能走这步路，说什么也要为了儿女挺下来，于是他才打消了寻死的念头。
就在那段日子里，我忘不了那顿油蛤蟆。油蛤蟆是用鸡蛋和白面和在一起，再用葫油炸熟的食物，在我们老家，一年才分二斤麦子，白面是轻易动不得的，只有过年和过七月十五的时候才能吃顿饺子、蒸几个敬神馍馍或者给孩子们捏点面人人，平时是根本没想望吃白面的。可是那天放学回家，一眼瞥见母亲正在炸油蛤蟆，可把我们兄妹几个高兴坏了。可是刚刚吃了几个，从门外进来村里很受人们敬重的高医生，进来祖父、祖母和父亲，看着他们一个个沉重的神色，我就猜测到大事不好了。吃饭中间，他们才说，大队的工作组已经定下来了，下午要送父亲到县里的监狱，原来这是给父亲送行的午餐。听到这里，我们兄妹几个再也难以下咽可口的油蛤蟆，噙着眼泪放下了手中的筷子，支起耳朵听大人说话，只听一脸慈祥的高医生平稳地给父亲解释说，也好，到了县里又不能把你怎样，县里的监狱更规矩一些，不像村里的人这样乱捆乱打，你也没有多少事，说清楚了不会把你怎么样，人就是这样，走到那里说那里吧，你可千万放宽心，咱得为这个家挺得住，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想明白。只听父亲点头说，是的，放心吧。说着说着，母亲从柜子里取出了一些整齐的衣服。话虽这么说，一家人的心越捏越紧。这在这会儿，担任大队文革主任的堂舅推门进了屋，对我爸我妈说：“不用打整了，刚刚接到县里的电话，县里面到处都抓人，班房里放不下那么多人，不接收，让村里就地批斗。”有了这句话，全家人才放下一道心。
二
此后，村里又陆续揪出了新的投机倒把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坏分子，连一个曾经当过日本警备队员的讨吃要饭的人也不放过，每天集中到一起接受劳动改造，下沟里背石头，还要在背完石头之后向毛主席老人家请罪，每个黑帮都要在背上贴一块写有自己身份的白布，家里放一顶做好的纸帽子，一到批斗会就自动带上。县里的一打三反办公室把父亲叫到城里，专门照了两回像，一张像手牵着一头骡子，一张像手里揣着一摞银元。我在后来上初中的时候，班里的一个同学突然向同学们宣布说，那小子的老子就是那个在大十字街头的橱窗里牵骡子的投机倒把分子，被誉为学习明星的我，一下子感到无地自容：我怎么摊上这么个老子？
就在那年冬天，我回家过星期天，妈妈说，你兄弟俩今天去外面拾点柴禾吧，家里烧得没柴了。到了一个山坡上，我和弟弟拾了半天干柠条枝，也没拾下多少，遇到同村的一个同伴，这小子开始折活柠条，已经折下一大堆，我俩看了这情形，我们也开始折。折到快要完工的时候，对面坡上下来村里的一个下乡干部，这人是县里有名的极左分子，一看这情形，就问我们，你们是谁家的孩子？我们几个如实禀报，这下子坏了事，那人恶狠狠地说：“贫下中农的孩子就不追究了，投机倒把分子还要派儿子还要破坏林业，今天晚上再开批斗会！”我和弟弟听了这活，立时泣不成声，这下子不好了，又给父亲添罪了。我们俩按照这位下乡干部的命令，把拾好的柴禾背到了大队，回来向妈妈哭诉上午的情形，妈妈安慰说，不用怕，你爸已经批斗过多少回了，就这么点事，他们还能怎么样？好在后来没有人再提这件事。
以后，我又从公社的初中返回村办七年制学校。此时，正赶上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县里的干部到农村办五七干校，一帮有点文化的人把村里的阶级斗争编成了一出戏，戏里就有我父亲，极尽污辱丑化之能事，弄得我们兄妹几个抬不起头来。每逢下雪，总要有对我们有意见的同学在前面的雪地上划上一行字：打倒投机倒把分子×××！面对这样的凌辱，我们兄妹几个只能忍气吞声。
父亲的事在1968年秋天县里就有了结论：开除党籍，处罚782元非法所得，戴一顶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接受改造。为了交上这782元，我们家变卖了房子，变卖了父亲的皮袄，出门要向村里的文革小组请假，家里来了人要先向文革小组汇报，连下乡干部吃派饭都不能到我家吃。
1970年冬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发出最新指示，要搞“一打三反”运动，这回又来了一位极左分子，在村上个别人的怂恿下，抓住了父亲的三条新罪状，一是下雨天早晨带领我们兄妹几个出去捡山药蛋，破坏村里的抓革命促生产秩序；二是在贫协主任的家门口埋了放羊准备烧的山药蛋，有意险害贫下中农；三是到县城卖了一点吃不了的白萝卜，换回一点泡菜用的盐，又是旧病复发，搞投机倒把。一时间，上纲上线，火药味很浓。此时正逢我要参加高中升学考试。在给父亲放羊的山坡上，我做了一个决定，写一篇批判稿，交给了我的去老师，老师正是村里文革的头目，十分欣赏我的才华，毅然支持我的决定，把稿子交给了村里的下乡干部。不几天，村里召开批判父亲和二舅的大会，十五岁的我泣不成声地上台批判了我的父亲。正因为我的这一举动，我由此博得了与投机倒把分子的父亲划清界限的名声，我才在当年冬天的中考中得以顺利通过政审的要命关口，进入了县立高中，继续了我的学业。而学习成绩同样优异的弟弟，则没有试图钻过这样一个狗洞，第二年中考被理所当然地刷了下去，不得不跟着姨夫学了木匠。那时的他，只有十五岁，个子低低的，走南闯北拉大锯，吃尽了苦头。至今，我们兄妹四人中，我后来上了中专、大学，早已抱上了国家的饭碗，大妹、二妹后来在恢复高考后陆续上了中专，参加了工作，唯有弟弟留在了农村，备尝人间辛酸。
三
那时的家底都不怎地，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下，能勉强糊口度日就不错了，谁家能有多少积蓄？尽管祖父、祖母、父亲、母亲都很勤劳，但是仅靠挣工分过日子，又因为父亲遭到百般打压，家里实在没有钱。我上高中，每月总得八九块，到那里找钱去？就在这时候，妈妈有主意了。
在我外祖父门上，妈妈是长女，从小就是里里外外一把手。母亲个子不高，脑子却特好使，手脚利索，家里活、地里活都能干，这和父亲的天生笨拙形成强烈的反差。外祖母早在40岁出头就因为生孩子一命归天，留下二舅、二姨、三姨一堆未成年的孩子，作为长女的母亲义不容辞地挑起了两头照料家务的重担。那时候，没有缝纫机，大大小小的针线活都得靠手工来做。偏偏奶奶是一个做不来针线活的笨人，两家人家十八双鞋全落在母亲头上。旧式的布鞋做起来特别费事，从糊布底、起鞋样、搓麻绳到拿大底，一针一线，要费多少功夫？每过一个年，事情就更多了，剪窗花，糊窗子，磨豆腐，压粉条，粉刷屋子，哪样活能不做？干地里的活儿，锄地、收割，她总是走在男人们的前头。母亲是个很要强的人，只要有理，她一定要坚持到底，天生心直口快，免不了得罪人。
在我们家紧要钱的关头，母亲有了一个主意，也没和人商量，就独自上路了。她翻过好几座山，找到黄河畔上的一个村，要买一头小母猪，到天黑，猪就赶回来了。就此之后，母亲每天半夜就起来磨豆腐，用豆渣喂母猪，换豆腐、卖猪娃，我们家才渐渐有了零用钱。就靠这，母亲供养我们兄妹几个完成了学业。现在提起来，父亲说，那些年，光磨棍他就给母亲换过十几根。到现在，母亲才七十三岁，已经成了一个驼背老人。
母亲还会裁缝。大集体的时候，全村几百口人上讲究的衣服都找母亲做，最后不给现钱，都记工分，每件衣服少得二三分工，多则不过十分工，一年到头，光做衣服挣的工分就有七八十个。
四
我在县城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回，父亲来学校看我，告我说，前两天村上开了会，讨论给父亲摘帽子，这当然是个好消息，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可以取得一个做正常人的资格了，我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记得在学校里入团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那么好，又一贯表现积极，但就因为父亲戴了顶黑帽子，一直等到快要毕业的时候才批准加入，当有人把批准的消息告诉我时，我曾一宵激动地没合眼。
好在老天爷毕竟有睁眼的那一天。在我毕业回村务农之后，当时的县委书记开始追问六十年代那一批老典型到底是怎么滑下去的，其中首先问到了我们村。我们村曾是五六十年代晋西北水土保持的一杆旗帜，1958年曾荣获国务院周总理亲自授予的奖状，而现在呢，一帮当年举红旗的人统统打成了黑帮。县委书记责成当时的一位干部从另一个公社调到我们公社任了副书记，专包我们村，任务就是恢复当年的老先进。这下子，顺理成章，给父亲平反的事宜提到了议事日程，没多久，父亲终于平反，重新恢复了党籍。
好斗的毛主席总喜欢出点整人的新套套，1975年，在我担任村里的民办教师的时候，又来了一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小生产的新运动，我们家又成为资本主义的新典型，大队的发言稿中说，我们家我爷爷会编红柳筐，我弟弟会木匠，我妈会裁缝，还会养母猪做豆腐，这是一块典型的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要是不赶上我要接受推荐上学，不理会这些鼓噪也没什么大事，可是当把我的推荐拿到贫下中农会上通过的时候，有人就提出了这问题。大队干部给我父母掏耳朵说，削一削你家的资本主义尾巴吧，把你家的母猪卖给农业社就没说法了。母亲踌躇了再三，终于下了狠心，为了儿子的前途，砸锅卖铁也得干。这一头母猪，在母亲的精心养育下，为培养我们兄妹做了大贡献，如今，又是为了儿子，不得不离开呵护了它几年的主人。母猪不肯离开它住惯了的猪舍，怎么也不走，大舅在后面赶，妹妹用了一个洒了玉米粒的料笸箩在前面领，终于才把那头猪赶到了农业社人猪圈里。自此之后，母亲就承担了给集体办猪场做豆腐的任务。
五
改革开放之后，我成了家。此后不久，父亲又被选为生产队长。他可真是个好人，但没有威严，不善于管人。没人愿意干的活儿，他不好硬性命令，就自己去干。有家婆媳不和，因为争分老太太的几斤绿豆，在打谷场上吵得翻天覆地，作为生产队长的父亲，却让保管员称好了，自己悄悄给老太太送了去。只干了一年，就说死说活不干了。别人看他是个公道人，又推选他当了大队支部书记。后来，我的堂舅在公社的企业中干不下去了，提出要让父亲把支部书记的位子让给他，父亲痛快地答应了。然而，正是这一步，结成了他与堂舅不可调和的死结。
我的堂舅可是个天生搞政治的料。他自小死了父亲，随母亲走到另一家人家。二十多岁成家后，返回我们村，起先很穷，靠我们一家的帮扶，渐渐站稳了脚跟。文化大革命给了他出风头的机会，他一跃成为村里的文革主任，后来又成为县里的贫代会副主任，赫赫有名，1967年春天参加省里大夺权后的第一次会师大会，归来的那一天，当时作为小学生的我和县里的数万人到广场欢迎他，荣光得很。正是他，和其他人一道，为我们村树立了十几个走资派、贪污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此时他回来，村里的一些挨过整的人很有抵触情绪，但是在公社领导和父亲的撮合下，这事儿成了。起先还能和谐共处，有了大事找父亲商量，有了困难互相帮忙。后来羽翼渐丰了，正赶上分田到户大包干，村里的大事小事都由他一人说了算，集体家产变卖得光光的，连小学校也不放过。又恰逢引黄公路从我们村经过，给了他发财的机会，他一下子成为远近闻名的富户，这就根本不把老实忠厚的父亲放在眼里。最初是因为村里招待欠我妈代销店的三百多元钱，堂舅说已经给过了，父亲和母亲却坚持说没给。后来要摊派的时候，父亲要用村里欠他的钱顶账，堂舅却叫来镇里的公安干警，要给父亲戴手铐，这下子，可把父亲给气坏了。真是村汉恼了，沙锅子滚了，拦是拦不住的。后来，堂舅把权力移交给了他信任的几个为人很不怎地的小伙子，搞得村里乌烟瘴气。父亲再也看不下去了，他就联合了村里的老党员集体去镇政府、县政府去反映，终于把镇政府领导给叫来，公选村委会主任，竟把在外经商的弟弟给选了上去。弟弟当选那天，老父亲高兴得喝了好几壶酒，他说他有一种重新获得解放的感觉。
这几年，弟弟回村之后，用自己的钱推平一个圪峁，建起了新的开发区，建起了自己的加油站，给人们调换了山药蛋新品种、谷子新品种，修盖了塑料大棚，去年又新修了通村的砂石路，村子又有了新气象，得到县领导的重视，去年被列为县里的新农村建设试点。而这些，偏偏是堂舅看不过去的。堂舅处处给弟弟使绊子，发动人跟弟弟闹。大前年，又因为一块地的纠纷跑到弟弟的加油站，躺在加油站前不让外来车辆加油，这下子，惹恼老汉了，老汉走上前，列数堂舅的不义之举，又把堂舅从地上拖了几十米，弄得一向威风八面的堂舅很没有面子，堂舅哭天嚎地，说父亲不是人，可父亲却说他是为了保护堂舅的安全，免遭车祸。经过一次次的纷争，现在风波终于平息了，可父亲却与堂舅结成了死对头。
父亲一生与人为善，他说他有一年遇到一个讨吃的人，活都不不会说，手也不能抓筷子，只指着嘴要吃，父亲就从屋里找了饭，一口一口地喂，直到喂饱了，这人给父亲伸了一个大拇指，又写了一行字，说他是保德人，是曾当过公社党委书记的本家兄弟。父亲还说，几年前，他从牲畜市场上买过一头驴，这头驴是我们村到县城路边一家人养过的，刚买回来不久，他赶着毛驴到城里，在回来的路上，这头驴径直往原来的人家走，父亲就顺着毛驴跟在后面，一直走到那家人家的驴圈里，毛驴一看里面拴着一头骡子，终于死心塌地，跟着父亲返回家，以后再没有出现这样的举动。父亲感慨地说，我连不通人性的驴都能给它应有的关爱，更甭说人了，这世道，总有一些连牲畜都不如的人。
父亲是一个很信鬼神的人，打我记事起，父亲就每年过年务必要敬神，不论文革时破四旧的呼声多么响，从来就没间断过。到现在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可过年叩头的事还得由他来做，许多年前，不信迷信的我看着他虔诚的样子就感到好笑，现在理解了，人活一辈子，总得有点信仰才合适，有点敬畏，做事儿才有底线。那天在城里，找了一个会算命的，推了父亲的八字，说他一生积德行善，年轻时吃尽苦头，都给儿女们修下福气了，老来才要享受，老汉听了这话，喜不自禁。
父亲和母亲，真是古话说的：“王宝钏、薛平贵，走得坐得穷咯对。”母亲是个急性子，父亲却是个慢性人，但是还有一些幽默感，时不时抖出两句趣话来，能逗你笑半天。那一年，母亲要父亲捣一个锄地用的小锄头，父亲鼓捣了一个中午，最后还是干不了，母亲问他捣的锄头哪去啦，父亲笑嘻嘻地说，放到一边捂红眼去了。引得母亲几乎笑岔气。有一回，奶奶让父亲去城里捉一头猪娃，在十字街头上，有人买猪娃，可最好的一头已经被一个城里人抱在怀中，父亲说，我看看。那人说，这是我挑好的，要看就看筐里的好了。父亲说，你买我也抢不走，我给你看看总行吧。那人就把小猪递给父亲。父亲提起小猪娃，上上下下端详了半天，最后不紧不慢地说，猪娃倒是个好猪娃，就是一个连肠猪。那人问：啥叫连肠猪？父亲说，连肠猪你不知道？就是不好骟，骟猪的时候连肠子都要拉出来，弄不好就死掉了。那人听了这话，连忙说，那我不要了，闪身就走。等到那人走远了之后，父亲就三下五除二掏了钱，把那头小猪给奶奶买了回来，长了一头好肥猪。父亲还喜欢编点小段子，讽谕现实。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叔奶奶成了养猪模范，他就编了一句“养猪模范樊改兰，四十头猪子没死完”，闹得大队干部和叔奶奶听了很不是滋味。
父亲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依然成天闲不住，养了几十只羊，还种着十几亩地，前几年还养了八九条牛，可一夜之间就被人从牛圈里拉得一干二净，父亲找了半天，连根牛毛也找不到，老汉终于服了。去年夏天，妹妹领他逛了一趟北京城，大开了眼界。他不抽烟，却喜欢每天抿两盅，但愿老人能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