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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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早在80年代,邓小平先生就说过:“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在中国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共同致富真的成为中心课题了。改革开放22年来,中国由一个温饱还存在问题的国家进入一个小康社会,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后期世界上发生的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伴随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1978-1999年以来,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由0.160上升到0.354,增长了121.25%。那么,究竟是什么妨碍了中国人民的共同致富呢?下面,我们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几种趋势出发,对其中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

 

一.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客观现实与综合判断

 

1.城镇居民分组收入差距继续拉大

1999年三季度,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联合有关部门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样本涉及到全国15万户城镇居民。最新的数据分析表明,1999年8月户人均收入为442.64元,比1990年的108元增长4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1.9倍,用1999年8月份户人均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达到0.354。

五等份法是国际上进行收入差距比较的一种常用方法,即按收入水平的高低将人口分为五等份,然后计算各个1/5人口层的收入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这次调查结果显示,20%的高收入户占总收入的42.4%,户人均收入达992元;20%的低收入户仅占6.5%,户人均收入为124元,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户人均收入比为8:1,差距相当大。最贫穷的10%的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2.2%。较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和较高收入户家庭人均收入分别为250元、357元和490元,占总收入的比重依次为12.1%、16.8%和22.2%。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收入层和贫困层在中国城镇居民中逐渐分化。在此次调查中发现,城镇高收入阶层主要包括:

⑴.一部分高新技术企业的领导者。有的“中国首富”,个人财富直逼100亿元。

 

丁磊:中国网络首富

由于在上市公司中持股量惊人,网易创始人丁磊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网络首富,身家达2.2亿美元(约18亿元人民币)。2000年7月7日,网易在美国纽约自动报价股市上市。虽然开局不利,但对其创始人丁磊的身家并无太大影响。在这家上市公司中,丁磊持有58.5%的股份,是最大的股东。按照发行价计算,丁磊的身家一夜之间就达到了2.7亿美元。当然网易在首个交易日不尽如人意的表现,也使他在8小时内身家缩水5000万美元。

据悉,在纽约自动报价股市上市的代码为NTES的公司,只包括丁磊掌管的网易旗下经营ISP(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的5个网站,而不包括网易的ICP(互联网内容服务)。因此,丁磊拥有的资产远不止这些。除这次上市的网易外,他还占有广州网易电脑系统公司80%的股份,据说丁磊曾承诺,今后将等有关法规放宽时再将广州网易电脑系统公司并入上市公司。

这位有望跻身“财富10亿美元俱乐部”的网络新贵,出生于1971年,与留洋博士张朝阳(搜狐总裁)、北大高材生王志东(新浪网总裁)相比,资历背景似乎都略逊一筹。但常以网虫自称的他,却长期受到相当多网民的支持。据说这是由于丁磊在网络界一向以做事低调和注重技术著称,并深谙信息产业、电子通讯产业的运作,精通互联网系统集成技术。媒体称丁磊还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对CEO(总裁)的头衔并不感兴趣,并于今年4月1日正式卸任,做首席技术执行官,专门从事技术开发。以他为首开发的主要技术有中文全文搜索引擎、虚拟社区系统、大容量分布式电子邮件系统。

据悉,在中国网络三剑客中,新浪总裁王志东占有的股份为6.3%,张朝阳在搜狐持股33.6%,丁磊最年轻,在网易中持股量最高,身家也最高。他是中国最有可能成为Billionair(10亿美元巨富)的网络界人士,在全球华人中,拥有这个身家的人目前只有21位。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7月8日

 

⑵.外资企业和国际机构的中方高级雇员。月收入2000-6000美金不等。

 

白领调查

小姐25岁,计算机公司客户经理,目前年薪7.2万元。我对年薪的期望一直在变化。大学刚毕业时,没想过要赚多少年薪,只想学好本事。工作半年后,发现钱的重要性,开始考虑年薪问题。那时候觉得年薪有5—6万就很好了。达到目标后,又觉得年薪15万才能满足。现在更贪心,至少25万年薪才满足。如果真的能拿25万年薪,我的第一选择是出国读书,或是考虑投资房产、出国旅游。

——摘自“新浪网”

⑶.非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开发机构的项目经理。年收入20到300万元不等。

⑷.一部分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一些个体工商户年收入在10万元至50万元不等;一些私营企业主100-1000万元。

⑸.部分企业承包者和技术入股者。年收入50万元至1300万元不等。

⑹.著名影星、歌星、时装模特、作家和运动员。1999年甲A有的球员年收入达到60万元。影星和歌星的收入更多一些。有的作家一部书稿卖到100万。

⑺.少数律师、经纪人、广告人和会计师。普通律师的年薪以10万元为起点,少数律师收入超过100万元。广告人和经纪人的收入也不菲。

⑻.一些经常讲课、评审、鉴定的经济学家和司局长。有的经济学家出场费(有商业背景的活动)为3万元,一般讲课费为三小时1000-5000元不等,个别著名经济学家做关于市场形势的分析报告,半天收入超过20万元。

⑼.少数违法经营者。“要想富,犯错误”已经成为这些得意者的至理名言。有的诈骗、走私者财富已经超过亿元,其中也包括也有不少从事卖淫、贩毒、贩卖人口、贩卖文物者。

 

诈骗案件越来越大

20世纪80年代诈骗案件的金额一般只有几千元、几万元,几十万元的案件极为罕见,但最近10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诈骗几十万的案件已经称不上什么大案要案了,诈骗几百万、几千万的案件屡见不鲜,诈骗上亿、数亿、甚至数十亿的案件也时有发生。其典型案例如下:

主犯

原单位及职务

诈骗类型

数额

吴国雄

上海雄恒贸易公司总经理

购销货款

4.86亿

任成建

河南郑州三仁集团总裁

假存单

5.1亿

许建洪

北京海淀区某总公司辞职会计

套汇

8000万美元

郑晨

临沂“中美国际贸易公司副董事长”

调汇

3.17亿

陈跃亮

海南三亚恒昌贸易公司总经理

骗汇

7.8亿美元

朱邦一

深圳宝安万延工业城公司董事长

贷款

6亿

牟其中

南德集团总裁

信用证

7500万美元

韩建中

南京金中富期货公司副总经理

期货

2.67亿

王一丁

珠海南亚工贸公司经理

证券交易

2.87亿

梅直方

"美国亚联集团总裁”(河北衡水)

信用

100亿美元

周明容

湖北荆州无业人员

高息揽储

2.8亿

邓斌

江苏无锡新兴实业公司总经理

集资

32

卢俊雄

广州华隆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房产租金及预售款

1.5亿

马玉和

海南民源股份公司董事长

骗股民

12.2亿

廖锋

香港世界商务中心集团总裁(广东茂名)

融资诈骗

15亿

 

——摘自“新浪网”

 

⑽.极少数腐败官员。目前揪出的最腐败官员已经拥有各种财产达数千万元。成克杰、王宝森、储时健的腐败让人瞠目结舌。“老来富”是对许多58、59岁现象的注解。

城镇贫困阶层主要包括:

⑴.长期失业者。失业津贴一般比下岗职工津贴要低一些。下岗无业人员。每人每月80-320元生活费不等。

 

下岗职工先生的家庭收入状况

为了找到先生我们采用了约定接头地点的方式然后由他带我们去他家里。在经过了一个菜市场拐了很多胡同弯道后到了一个头顶晒满衣服的小院子。唯一的一栋三层的筒子楼二层就是39岁的先生家。先生有姐弟4人只有姐姐没有结婚父母已经退休。住房是企业提供的。两间共24平方米的房子里与他同住的除了爱人、孩子外还有姐姐及二弟一家三口共7人。自己和爱人住在里屋孩子住在里屋的阳台上姐姐住在外屋。在外屋的屋顶搭了一半顶层二弟一家三口就住在上面。

先生下岗前系某纺织厂维修工初中文化身体健康。1980年参加工作1993年下岗。下岗前的收入为100多元单位没有参加失业保险。目前的基本生活费为110多元。

由于父母以及全家都在该厂工作因此全家集体下岗。二弟夫妇、三弟夫妇全部下岗只有大姐还在岗。爱人是工交公司售票员没有下岗但本月没有领到工资原因是没有完成定额。已经退休父母及三弟一家也住在这栋楼里全家同舟共济吃“大锅饭”老人的退休金(月共计700元)成了全家主要的收入来源。

 

——莫荣《武汉市下岗职工访谈录》

 

⑶.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每人每月60-230不等。

⑷.自然环境恶劣地区、落后地区的农民。落后地区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不足100元。

⑸.早年退休人员。有的退休人员每年只有300多元的退休金生活比较艰辛。

⑹.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黑龙江森林工人家庭每月每人的补助只有15元钱,其他只好靠自己在土里刨食。

另据调查虽然大多数地区都已制定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和最低工资标准,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得不到实施,调查发现1999年8月户人均收入和支出不到100元的城镇居民家庭仍超过6%,黑龙江、山西、内蒙、青海、新疆等地区甚至超过10%。

 

按户人均收入由低到高分组情况

 

低收入户

较低收入户

中等收入户

较高收入户

高收入户

户比重

 

20%

20%

20%

20%

20%

占全部收入比重(%)

6.5

12.1

16.8

22.2

42.4

户人均收入(元/月)

124

250

357

490

992

 

——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资料(1999年)

 

2.基尼系数不断攀升

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的大小。基尼系数的最低值为0表示绝对平等;其最高值为1表示绝对不平等。经济学家们一般认为当基尼系数为0.3—0.4时收入差距是合理的。若小于0.3时收入差距太小有损于效率;若大于0.4则收入差距过大会引起诸多社会问题并最终损害效率。

据世界银行专家分析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160但是在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这表明我国实行的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54。以上数据表明在改革开放短短的20年间我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一个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

 

3.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超过了农村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人伟研究员主持的课题组进行的两次大规模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城镇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大大超过了农村。1995年城镇居民内部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比1988年提高了43.5%;十等分组中最高收组与最低收入组之间的收入比例也由1988年的4倍左右提高到1995年的7-8倍。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在全国收入差距中的相对重要性也随之提高一方面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超过了农村另一方面城镇人口的比重又是上升的。由于城镇居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其工资职工工资分配的不均等程度也就成为他们考察的重点。在1988年—1995年期间城镇职工的实际平均工资增加了18%,职工之间工资的变异系数也同时提高18%基尼系数提高了30%。在十等分组分析中最高工资组与最低工资组之间的工资比例由1988年的3.09倍上升到1995年的5.2倍;最高工资组与中位数的工资比例也由1988年的1.78上升到1995年的2.09。

 

4.地区差距不断拉大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在生产要素缺乏流动的状况下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就不可避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人伟研究员主持的课题组认为如果农村居民内部的地区差异是由来已久的问题那么城镇居民内部的地区差异则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按不变价格计算在1988年—1995年期间他们所调查的10个城镇样本省份之间的人均收入和人均工资的增长率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北京、广东和江苏的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率分别是81.9%、78.9%和64.7%而甘肃仅为10.6%;前三个省、直辖市的人均工资的增长率分别是84.1%、79.1%和55.7%而甘肃仅为3.9%。一种国际上常用分析地区间收入差距是否扩大的方法是验证其收入的趋同性(Convergency)和趋散性(Divergency)。地区之间收入的趋同性意味着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是在缩小而其趋势散性则意味着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在扩大。在他们的分析中城镇内部地区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工资的趋散性都得到了统计上的验证。

 

5.垄断性行业与非垄断性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1998年航空运输业、邮电通讯业与制造业职工工资之比为2.46∶1.84∶1大大高于制造业的平均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人伟研究员主持的课题组还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城镇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持续扩大。他们调查的1995年数据表明高收入群体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分布是很不均等的如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交通运输业的高收入职工的比例大大高于其它行业。不同行业之间和不同所有制之间工资差距的扩大反映了城镇内部劳动力市场仍处在相互侵害的状态。

 

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负面影响

 

公平和效率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当平均主义盛行时经济效率受到严重的影响;但是物极必反当城镇居民间收入差距超过某个合理的界限时这种新的社会分配不公同样会影响到市场机制效率的发挥。

 

1.老百姓对收入差距拉大的由高声抱怨转为无奈的默认

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收入的外部效应”就是指一个人对收入的满足感并不仅仅取决于绝对收入同时也取决于他的相对收入即他与其他人收入的相对水平。大多数人具有嫉妒型的偏好函数别人的收入与他的幸福感“负相关”别人的收入越高特别是相对于他自己而言的收入越多他就越不幸福越感到痛苦和不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绝对收入都增加了同时人们的收入差距也拉开了。差距的拉大意味着一部分人绝对收入可能并没有下降但相对收入下降了由此引起了部分社会成员的不满。由于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合理、不合法因素造成的这更加剧了人们的愤恨与不满这就是人们为什么会“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重要原因。美国史学泰斗汤因比曾经指出:人不仅仅是靠面包过活的。无论人的物质生活可能被提得多高也无法治愈他精神上对社会公平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人们对收入分配不公的不满情绪却有所增加。

90年代初期城镇居民对收入差距过大曾经产生过强烈的不满。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在1994年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贫富差距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占被调查者的72.8%认为一般的占12.6%认为不严重或不太严重的仅占7%而且这一看法在社会各阶层中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认为贫富差距问题严重的各阶层的比例工人为75.3%干部为80.3%科技人员为71.4%私营企业主占75%。各阶层对贫富差距的不满程度如此之高当时曾经引起过社会舆论的高度重视。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不断深入城镇居民一方面人们开始普遍接受市场的理念和运行规则对收入差距拉大的必然性有所认识;另一方面由于长时间的消磨初期的强烈抱怨情绪现在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了无奈的沉默。2000年7月根据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城调队联合对6个城市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对当前收入差距拉大不太能接受和完全不能接受的占被调查者的36.5%认为一般的占40.8%认为勉强可以接受和完全可以接受的占19.7%。为什么这样讲?一般说来如果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城镇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有所增长这种反映是正常的;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部分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有所降低出现这种反映自然是不太正常的。

 

2.城市贫困人数大幅度增加

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会引起城市贫困问题的加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人伟研究员主持的课题组按照国际规范的估计方法获得的结果表明1995年中国的贫困状况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城镇的贫困发生率达到8%城镇贫困人口有2800万人。更为重要的是九十年代以来贫困的缓解程度并非令人满意。按照相同方法估计的贫困线虽然1995年的城镇贫困发生率比1988年下降了0.2个百分点但是贫困人口的绝对规模却增加了近20%而这一时期城镇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36%。从成比例贫困距和加权贫困距的估计结果来看城镇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有所上升;同时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有所扩大。贫困发生率的变动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直接影响:一个因素是收入增长的快慢一个因素是收入差距的变动。其中:收入增长有助于消除贫困而收入差距扩大则会加剧贫困。

据部分大中城市的调查资料表明近两年由于职工所在企业效益差、拖欠职工工资、通货膨胀等原因1995年1-9月份36%的居民家庭人均实际收入下降该年度城镇贫困居民约为2428万人其中绝对贫困人口为1242万人。1996年1-9月份40%的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实际收入下降其中占调查户20%的低收入家庭中减收户占53.7%。这就是说半数以上的城镇低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部分贫困居民的贫困程度加重贫困居民的人数继续增加在个人收入总体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相当部分城镇居民实际收入连年下降这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正在急剧扩大对此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企业尤其是公有制企业效益普遍下降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加大批职工下岗和失业城镇贫困人口增加部分社会成员绝对收入下降有的连生计都成为问题。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少数人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迅速膨胀把收入差距急剧拉大。这些人的超前消费与我国低收入群众的贫困生活形成强烈反差致使不满情绪蔓延社会的心态严重失衡越轨行为大量出现严重威胁着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对于低收入者来说收入差距过大有两种明显的害处:一是微薄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不能为低收入者及其家庭成员提供如教育、培训等再发展的条件陷入低收入泥潭很难自拔;二是一旦低收入群体固定化、长期化会加深低收入群体对社会不满进而诱发越轨行为这会造成宏观意义的效率损失。近年来下岗职工进行偷盗和抢劫的案件数明显上升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3.腐败愈演愈烈

不合法的高收入会带来反面的示范作用。非法经营、寻租活动带来的高收入会严重挫伤合法权营者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人们守法经营的意愿诱使更多的人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或通过拉关系、走后门、疏通、行贿等寻租活动来增加个人利益阻碍了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使经济运行长期处于紊乱低效的状态。体制转轨时期旧体制被打破而新体制还未建立这时制度不健全法制不完善由此产生的混乱使违规者有大量空子可钻。他们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非法经营利用政策空子谋私利获得了大量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形成了一个利用制度不健全而致富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中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员有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有私营、“三资”企业的经营者有社会上的各类不法分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相互勾结权钱联姻彼此利益紧密相连。这个利益集团人数不多但对各级决策层影响很大其能量不可小视。为了维护既得的巨大利益他们会极力阻挠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和完善以便混水摸鱼。

 

4.垄断行业成为收入分配市场化的主力

不合理的行业差距不仅不会调动积极性反而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攀比加大各行业单位增加个人收入的压力导致个人收入份额扩大以及“吃利润”、“吃资本”等结果造成用于积累的公共收入下降使有利于国家长期发展的资本和公共物品减少阻碍了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地发展。

综上所述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拖了共同致富的后腿而且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两头大中间小”是收入差距拉大的必然结果我们必须敬而远之;“两头小中间大”是收入差距缩小的目标模式我们必须为此奋斗。

 

三.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有些原因的中性的有些原因的积极的也有不少原因是消极的。经过认真的研究我们认为可以届时当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机制方面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认为人的能力的差异是导致不公平的天赋因素因此在强调机会均等的同时更看重结果的公平因此往往采取事先调节的办法所以那时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较小。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了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各种制度往往更加强调机会的均等对收入差距不采取也不可能进行事先调节而是进行事后调节。

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灵活的市场机制取代了过去僵化的计划机制一方面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客观上会起到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在强调效率的同时往往忽视公平由于个人财富不均衡的积累会加大收入差距扩展的速度。

⑴.积极的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

——非国有部门的发展。

非国有部门的快速发展既是一个发展的因素也是一个体制改革的因素。无论如何它对收入分配产生的效应是不可低估的。首先非国有部门内部分配机制是以效率为主而且有很大的灵活性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会高于国有部门。根据赵人伟等人计算1988年非国有部门职工收入的基尼系数比国有部门高出6.4个百分点1995年前者仍比后者高出6.4个百分点。其次即使非国有部门内部的收入差距不变由于其就业人员比例的增加也会带动城镇内部总体收入差距扩大。然而非国有部门中的私有、个体企业、外资企业职工在不同收入组中的分布发生了变化。在1988年私营个体企业主主要集中在高收入组中在1995年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移位到低收入组中。

——国有企业的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至少从两个方面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一方面国有企业内部分配体制的改变引起职工之间收入差距的上升。在80年代国有企业引入以奖金为主的激励机制资金的分配越来越不均等。它对职工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了举足轻重的示范作用。1988年职工从工作单位获得的工资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1/4由于其具有较高的集中率它对城镇收入差距的贡献率高达28%左右。到了1995年职工工资外收入的比重虽然略微下降但是其分配不均等程度却有所上升从而使得其贡献率上升到29%。另一方面企业劳动制度的改革加速了职工下岗分流的过程从而导致部分职工的收入下降。其结果自然引起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1995年年内有过下岗、失业经历的人员的平均收入比其他城镇职工低37.9%亏损企业职工的收入比盈利企业职工低21.3%。由此可以算出一个在亏损企业的下岗职工要比一个在盈利企业的上岗职工的收入要低60%左右。

——灵活的工资体制与教育收益率。

由计划体制统一制定工资的统一局面被打破以后企业自行决定工资和奖金的机制将会偏向于“效率优先”的考虑。这也就意味着工资和资金的分配更多地与职工的实际工作贡献联系起来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个人的工作贡献除了其劳动时间的长短之外还有人力资本的作用。在经验分析中人力资本在职工收入决定中的作用是通过估计教育收益率和“工作经验”收益率来鉴别的。1988年由不同计量经济模型估计出的结果都表明中国的教育收益率是明显偏低的(李实、李文彬1994)。而“工作经验”收益率的变动也没有出现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常见形式。按照大致相同的思路赖德胜对1995年的数据也进行了估计。首先他使用明瑟(J.Mincer)的估计公式得出1995年城镇职工的教育平均收益达到5.9%比1988年平均上升了2个百分点。与平均水平相比外资企业职工的教育收益率更高达到7.1%;而国有企业要低于平均水平为5.2%。教育收益率的上升应该说是与企业的灵活分配机制分不开的也是与外部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分不开的。对各个省份的教育收益率分别进行估计后的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广东省的教育收益率比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云南省高出1.2个百分点。灵活的工资体制与教育收益率客观上起到了拉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

⑵.消极的市场效应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

——行业垄断。

行业垄断的结果是导致超额利润许多部门由于垄断收益的趋势往往屁股指挥脑袋以致成为市场化改革的阻力。一些行业利用其垄断地位、国家价格政策和对国有资产的大量占有等有利条件获得超额利润。这些利润本应缴还给资产的所有者或其代表(如政府)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留在了行业内部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职工的高收入、高福利有的单位职工的实际收入是工资收入的几倍实物发放到了“除了保姆不发什么都发”的程度。因此这种垄断必须彻底打破。事实上电信市场引入竞争后我们作为消费者尝到的好处才开头。我们要进一步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按国际惯例提高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鼓励公平竞争形成平均利润和平均收入。对少数特殊的垄断性行业要加强收入分配的控制防止分配差距过大。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逐步规范市场行为完善竞争法规创造平等的市场环境。当前尤其要破除不合理的垄断创造条件促进劳动力流动做好《反不正当竞争法》、《企业最低工资规定》等有关法规的贯彻落实工作。

 

重庆大力破除行政性垄断和行业垄断

重庆市正在采取革除陈规陋习、政府放权等整治发展环境的行动。破除一批行政性垄断和行业性垄断是这个行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重庆市市长包叙定今天在全市动员大会上要求:坚决禁止政府及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利;禁止任何公用企业和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企业以任何理由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禁止任何形式的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本地商品进入外地市场的行为;凡具有行政性、行业性垄断性质内容而又无法律、法规、规章作依据的各类规范性文件、决定、命令一律废止;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加强监督检查凡发现具有该类行政性、行业性垄断内容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应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提请市人大、市政府予以修改或废止。

包叙定还指出重庆要允许和鼓励外国投资者、港澳台侨投资者和私人投资者在符合法律规定和国家政策的前提下以合资、独资、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参与城市供水、电力、燃气、邮政、电信、工交、保险等行业或其他相关行业的经营并逐步有序地实施部分企业的改制、改革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对有条件的行业要实行业务分拆建立竞争机制。

 

——中新社2000年6月4日

 

——财产积累的效应。

经济增长带动居民收入增长长期下来居民财产会随之而增加。那么财产的积累过程会对收入分配产生什么影响呢?从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来看城镇居民的平均财产规模已相当可观1996年的城镇居民户均金融资产达到3万元左右。更令人吃惊的是金融资产在不同居民户之间的分布的不均等程度大大高于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金融资产额最高的20%居民户拥有的资产量所占的比例高达48%而最低的20%居民户的这一比例只是4%。另外从赵人伟研究员主持的两次调查数据来看城镇居民的人均金融资产收入在其总收入中的比重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了165%。由于金融资产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较高如1995年城镇财产收入的集中率高达0.49它对总收入不均等程度的贡献率大大高于其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除了金融资产之外中国居民的另一项财产是自有房产。其财产收入也就是自有房产的折算租金(Imputedrent)。城镇居民自有折算租金的集中率明显高于总收入的基尼系数所以它具有扩大城镇收入差距的效应。

 

2.宏观调控方面

⑴.个体间的差距:个人所得税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个人所得税征收效果不理想。高收入者偷漏个人所得税的比例最大。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个人税收的再分配功能不仅是很弱的而且有强化收入不均等的趋势。一般说来工薪阶层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情况最好而一些富人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情况最差私营企业家自不必说就是一些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现在也尝到了偷税、漏税的甜头。因此要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系统和普及“三条线”来缩小高低收入群体的差距。在个人税收方面,要加强现有所得税项目的征管,1999年个人所得税征收300亿元左右,据有关专家估计漏收600亿元。另外结合实行金融实名制开征遗产税、赠予税和利息税开征新的个人税项目以降低高收入。加强税收征管工作、加快税制改革的步伐。严肃税收法制增大对偷税漏税者的惩罚力度。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⑵.企业间的差距:对保险福利的漠视。

许多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由于没有参加社会保险也不给职工提供相应的福利用劳动的低成本与其他企业竞争一方面获得非垄断的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侵犯了劳动者的部分权益和收益。我们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企业但是要公平地发展。非公有制从业人员收入高但是一般没有什么社会保险。要普遍推行社会保障制度改变非公有制单位拿现钱过多的状况削减的一部分收入可以注入社会保险基金共同承担社会风险。因此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建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用各种方式加强对贫困人群的扶持绝不能忽视对低收入群众的关注和保护。

 

加强社会保险费征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1999年1月22日针对某些单位拒缴、漏缴社会保险费征缴难问题国务院以259号令颁布施行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为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为开拓社会保险费征缴的新局面提供了契机。一年来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贯彻《条例》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强化社会保险费征缴提高社会保险费征缴率对“两个确保”任务的完成对建立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也应该看到在贯彻《条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一些地方还没有实行统一征缴相当一些地方社会保险费还实行差额缴拨仍有一部分单位和职工没有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基金征缴并不完全到位欠费问题比较突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尚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经办机构建设相对滞后。

今后贯彻《条例》还有大量工作要做。首先要继续依法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重点是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事业单位以及城镇个体工商户争取在2000年底基本实现养老、失业保险的全覆盖;其次是实行社会保险费统一征缴取消差额缴拨方式为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和退休人员实行社区管理提供前提。另外还要努力提高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管理水平为参保单位和个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简报》2000年1月21日

 

同时应该看到目前中国调节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能力太弱无力妥善解决初次分配中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矛盾。社会保障是最具分配性质的一项政府支出1999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仅5000亿元占GDP比重的7.4%。1990年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社会保障开支占GDP的平均比重为15.4%发达国家一般为20—30%甚至更高。由于政府财力不济使得我国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改革难以顺利进行许多地区尚未实施最低生活费标准一些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居民无法及时得到社会救济。

1999年全国只有282万人次享受了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提供的救助他们仅占城镇总人口的0.8%这个救助面仍然太窄我们要把这项工作做得再细一些不搞虚拟收入、视同收入使应该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人能够全部真正享受到这项制度的温暖。美国近10年来享受贫困线救助的人大约相当于总人口的15%根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享受城镇最低生活线资助的城镇人口比例不应低于6%。尽管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必须为此努力工作。

⑶.区域间的差距:财政转移支付不力

改革开放的推进序列和东部沿海的各种特殊政策客观上起到了拉大东部和中西部差距的作用。中西部的发展不能加快缩小东中西部差距就是一句空话。要强化对中西的政策支持力度没有政策支持中西部的发展难以加快。当初沿海放城市吃了不少政策优惠的好处现在中西部由于地缘因素制约站在一条起跑线上没有政策倾斜这个差距靠自然发展根本不可能缩小。因此中西部必须依靠外力的推动。国家财政税收应该建立东部反馈中西部的机制这样东与中西部的差距才能有可能缩小。

在我国西部大开发初期由于西部各省区基本上都是吃饭财政财力薄弱财政支出结构中建设性支出所占比重很小因而必须进一步加大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我们应努力做好以下工作:一是通过制定有关法规确定转移支付的基数并随着中央财力的增长而相应增加出台配套政策与操作措施;二是通过国家预算加大对西部地区的专项补助范围和数额包括对老、少、边、穷地区的补贴对西部公益性项目的配套补助、对治理和改善西部生态环境的专项补助以及扶持西部高新技术企业、军工企业、落后地区的非公有制企业以及少数民族的贷款贴息等;三是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动用一部分财政资金对外地投资者到西部办企业给予投资补贴;四是通过政府担保、财政贴息的办法发行"西部重点企业债券"。筹集资金用于西部能源、原材料等大型骨干企业的发展;五是将更多的外国政府贷款项目、世行贷款项目和双边、多边援助项目安排在西部。

⑷.能力上的差距:政府要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投入

失业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失业率越高社会上丧失收入来源的人越多。失业时间越长因失业所导致的收入分配问题会越严重。因此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都把解决失业问题当作缓解收入分配矛盾的一种重要手段。在解决失业问题上除了针对周期性失业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救济失业者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政策以外西方从70年代开始普遍采用针对结构性失业和体制性失业的“人力政策”(Mnn-powerPolicy)。中国政府面对日益严重的失业形势从1995年开始在全国实施“再就业工程”。几年来中国政府推行的人力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得最近两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率也在近几年达到40-50%。但是,从市场调控的角度来看,还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就业信息尚未实行一体化。目前从事就业信息服务的机构由于主管部门不同,各自为阵互不交流。这种情况除了容易导致就业信息市场混乱和虚假伪造信息泛滥之外更严重的后果是就业信息市场的效率极为低下。寻找工作的劳动力和寻找职工的企业往往需要花费高额的成本才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以致于大多数劳动力和企业支付不起如此高额的成本而导致资源的低效和无效配置。所以中央政府需要出面建立起统一的劳动力供需网络系统按照劳动力的技术层次设立从区县、地市、省、区域一直到全国的就业信息网。

二是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尚未实行一体化。从总体上看劳动力的培训必须是从基础教育到职业教育再到高等教育最后到继续教育。而不能仅仅注意职业教育这一个环节。如果说目前失业下岗人员的知识结构不合理是因为他们当年在计划体制下所受的基础教育太不合理的话现在的教育培训政策首先就要纠正基础教育的内容与现代社会就业所需知识相脱节的情况。当前失业下岗人员中大部分存在知识结构不合理和技能落后的缺陷劳动力培训就需要从新的基础知识和新的基本技能开始进行。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增多劳动力培训就需要增加高等教育和最新科技进展的内容

三是再就业工作尚未实行一体化。目前由各家拥有下岗职工的企业自行设立“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做法尽管可以减轻本届政府在失业问题上的负担短期内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这种做法也必须尽快改变和完善。否则会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微观主体的自由选择和自主决策即企业和工作者依据市场信号进行资源的配置。这样经济才会顺利增长。就业问题也只有在经济增长和繁荣中得到较好解决。国有企业的就业问题严重就是因为其长期不能依据市场信号配置资源使冗员积累过多和经营难以为继。企业承担再就业服务工作相当于企业必须兼顾非生产经营性目标这样势必影响企业注意市场信号和作出及时的反应。这就造成国有企业竞争力的进一步下降因而国企困难加大和亏损破产增多。其结果是失业下岗人员的进一步增长和企业内部安置的余地的缩小。

 

3.管理失严方面

⑴.加强市场管理严厉打击违规、违法经营。

有人为了获得300%的利润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一些人不顾法纪不择手段生产出售假冒伪劣商品制黄贩黄欺行霸市坑蒙拐骗偷税漏税走私贩私牟取暴利大发不义之财。据海关总署估计目前全国每年因走私贩私而损失的国家关税约15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200多亿元由此可见非法经营收入之大。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要加强市场管理严格执法加大打击力度清除市场障碍在整治假冒伪劣、打击走私贩私、查处欺诈行为和扫黄、打非、禁毒等四大社会公害以及反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经营者合法权益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整治假冒伪劣的重点是各种假农资;家用电器、饮品、仪器等消费品;伪冒知名企业、知名品牌的商品;严惩影响我国形象和我国商业信誉的出口产品和边贸产品。打击走私贩私的重点是逐步推行重点进口商品备案管理制度;取缔私货交易市场重点地区是沿海城市及其他开发区、保税区重点商品是汽车、摩托车、通讯器材、成品油、生产性原材料、感光材料、家用电器及进口旧家电等。扫黄、打非、禁毒的重点是深挖地下光盘生产线;加强书刊批发市场和摊点的管理;在黄、非、毒突出的地区开展集中清扫。重点是黄色录音带、光盘、书刊封建迷信制品等;盗版等非法出版行为;各种毒品及贩毒行为。查处欺诈行为的重点是利用非法传销及其他虚假表示对广大消费者进行的欺诈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对传销欺诈行为的专项整治;利用虚假合同进行的欺诈强化抵押登记减少信贷风险;参与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和棉花交易市场的监管;加强合同鉴证为企业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合同等提供鉴证服务;积极调解合同争议养活拖欠;查处拍卖中的违法行为;监督企业在合同中明确产权关系养活国有资产流失;监督企业履行合同。;非金融机构办理金融业务以及金融机构从事非法金融业务而进行的欺诈等行为。

⑵.加强干部管理严惩腐败分子。

权力的市场化直接导致腐败。政府要调控市场但是政府的工作人员不能参与市场竞争活动。少数腐败分子的非法所得动辄到达上千万元印象极其恶劣。缺乏监督的权力势必造成腐败。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增加执行公务的透明度相当重要。要加强政府官员特别是经济执法人员廉洁奉公、克尽职守的约束。对大搞权钱交易、严重行贿受贿行为予以严惩以平民心。

 

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

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前无古人又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充满挑战和风险。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日趋多样化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带来这样那样的影响包括一些消极的影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腐朽落后的东西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依然有某些存在的条件;改革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日益显露有的一时还难以解决;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西方敌对势力乘机加紧实施“西化”、“分化”我国的战略图谋千方百计地推销他们那一套政治观点、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我们的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保持了共产党人和人民公仆的本色。但也有极少数意志不坚定的分子经不住考验走上邪路走向毁灭。

有的人盲目推崇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沉湎于灯红酒绿声色犬马;有的人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思想迷茫精神空虚竟然到封建糟粕中寻找慰藉;有的人面对改革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不是挺膺负责而是消极对待甚至为自己另谋退路;有的人看到别人先富起来心理不平衡不再安心于公职人员的工资生活远工农、傍“大款”逐渐由小捞变成大贪。为了逃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他们精心编织各种关系网营造极具隐秘性的个人“社交圈”、“生活圈”两副面孔、双重人格自以为天衣无缝。这些年揭露出来的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就是这样由思想蜕变、道德堕落而滑向犯罪的深渊。

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腐败现象虽然发生在极少数人中间但它是党和国家肌体上的一颗毒瘤是危及党的事业的一大隐患。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摘自《人民日报》2000年9月14日

 

四.结论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和低收入面扩大不仅会导致消费疲软、投资不足等经济问题而且会导致群体上访、治安恶化等社会问题。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当前一些专家建议用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的办法启动居民消费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认为在经济疲软的时候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的主要办法不能是简单地提高工资这里有一个市场约束问题只有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社会政策帮助城镇登记失业者和下岗分流人员尽快实现再就业提高就业率是提升中低收入家庭收入的有效办法;另外还要进一步完善关于个人的税收征管工作通过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一部分高收入者的收入向低收入家庭转移。规范市场行为打击违规、违法经营严惩腐败分子有利于弘扬社会正气使市场经济的运行逐步纳入正常轨道。加大区域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一方面弥补自然和历史原因造成的差距另一方面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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