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收入差距是如何拉大的？

《新民周刊》第31期封面：富人穷人距离多远

富人穷人距离多远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财产集中在国家手里，人民普遍贫穷，城市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很小，农村的情况也差不多。1978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因为农村的经济改革而持续缩小；1985年是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一个年份，此后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持续拉大，到2009年达到最高值。

收入分化的现象不仅发生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也发生在行业之间。与此同时，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的差距在拉大。从2000年开始，中国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上升。贫富分化越发明显，各地频频发生工潮，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富人穷人究竟距离多远？执政党和中央政府一直努力阻止这个危险距离扩大的趋势，但怎样才能真正实现良好意愿？

今年以来一些地方都出现了工人罢工，不少企业承诺加薪，并改善工作环境。但矛盾和压力不都是企业的。阻止进一步贫富分化，政府有无法回避的责任：在民生上投入更多财政资金；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限制行政垄断，让资金和人员在各行业之间自由流动；以及压缩政府自身开支。这一切有赖于约束权力，对政府施加有效的监督。(汪 伟)

收入差距是如何拉大的？

改变分配状况需要很长时间，但这些政府部门的表态、规划和政策证明，改变分配不公的现状已经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题。

记者/汪 伟

政府准备提升国民的收入

人们还记得总理温家宝年初的承诺：在他接下来3年的任期里，将把主要精力放在促进公平分配上。

在过去的60年里，增长是执政党谋划的主要目标。但在中共中央正加紧制定的“十二五规划”里，分配将占据醒目的位置。将于10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将审议规划内容：分配很可能被看成是和增长同等重要的事情。

国务院同时将公布经过多次修订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准备牵头制定《工资条例》。

改变分配状况需要很长时间，但这些政府部门的表态、规划和政策证明，改变分配不公的现状已经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题——另一个方面则证明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

经济学家主要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和其他来自中国的数字一样，中国的基尼系数有多个版本。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的报告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一篇文章中说，这个数字是0.47。不管哪个数字，都显示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

是什么驱使着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断上升？

经济总量的急剧膨胀往往带来收入差距拉大和贫富分化，类似的情景在几乎所有经历过快速增长的国家的历史上都发生过，人们处置的方法不同，结果也不同。有一些国家成了当今世界上的“成功国家”，另一些要么坠入了动荡不宁的泥淖，要么重新回到了贫困的深渊。

导致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都关系到中国最深层次的问题，改革将考验政府的意愿、勇气和能力。

财政支出失衡

要缩小收入差距，有些人认为，关键是提高中国工人——尤其是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也有人认为，政府掌握了过多的财富，是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关键。

第一次分配，也就是工资收入，在过去的10年里，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通常认为这和中国劳动力供应的形势有关：需要就业的人太多了，工资就难以上涨。但最近，经济学界开始有人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这个问题：政府过于倾向于资方，工会没有为工人争取应有的权利，人为地压制了工人的有组织抗争的后果是压制了工资上涨的可能。这种情形正在逐渐被工潮所改变。

第二次分配指的是政府在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和中国急剧增加的财政收入相比(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之后，财政收入今年将达到8万亿，仅次于美国政府的收入)，民生方面的开支上升得很慢。

财政收支既关系到第一次分配，也关系到第二次分配。因为政府的所有收入都来自社会，财政收入一元钱，企业和个人就要失去一元钱。

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将达到8万亿元，如果计入政府基金收入和其他经营性收入，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可能与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美国持平。但中国的人均GDP(3800美元)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一般来说，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水平，财政收入不应该超过GDP总量的20%。

政府收入多了，个人和企业收入就少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在多数国家，劳动收入占GDP60%左右，而中国只占到42%多一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国家用于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就业服务的开支要占财政支出一半以上，但中国这方面的开支仅占财政开支的28.8%。中国政府的钱主要花在固定资产投资和自身消耗上了。

在讨论导致收入差距的原因，人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财富的分配上——不管是企业层面的分配，还是政府层面的分配。但我们同样不应该忽视财富的生产对贫富分化的影响。

那些体制性的障碍——户籍制度、行政垄断和审批，限制了中国人迁徙和创造财富的自由，让官员变得腐败，造成了一批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使得法律、行政命令甚至司法判决都开始向少数人倾斜，大多数人就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中国财政资金大量投入基础设施和其他领域的投资，这些资金使用效率如何，缺乏有效的评估。普遍认为用于经济刺激计划的4万亿投资——配套投资还远不止这个数字，绝大多数都是政府资金——对中国GDP“保八”起了决定性作用。今年，美国和欧洲准备退出刺激计划，但中国政府仍然表示，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继续刺激经济的另一个说法。但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黄亚生认为，这样做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