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是怎样拉大“收入差距”的

李实 社会学家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1994年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主撰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获得联合国人类发展奖。

“差距”是这样慢慢放大的

新京报：您在5月2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观点，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是“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已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一个多月前，您曾撰文指出“缩小收入差距是当务之急”，时机成熟了吗？

李实：解决中国城乡高度分割和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已经刻不容缓。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表现出逐步上升的特征。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收入的定义，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从1997年的2.47上升到2003年的3.23。如一些研究者预计的那样，如果这一差距持续扩大，即使按照官方的收入定义，中国也可能成为世界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高的国家之一。

A、教育 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城乡教育补贴为2：1

新京报：如果从户籍角度分析收入差距的话，最开始的分歧点应该是教育了。

李实：是的，城乡户籍制度，就是一出生就确定了你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城乡差距不仅仅体现在收入差距上，还体现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在分配过程中，城市教育资源远远多于农村教育资源，而农村的学生能够获得的教育资源，包括师资力量、教学设备，及其他教育机会，都比城市里的孩子少得多。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他在农村获得的人力资本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比城市的孩子要差得多。

新京报：目前在教育补贴上的差距在哪儿？

李实：城镇居民所获得的教育补贴大大高于农村居民，这是由于城乡教育经费筹措渠道不同造成的。农村居民不仅要交纳学杂费，还要承担教育附加费，这也是一种非正规的税负。但城镇居民只需要交纳学杂费，相对于农村的教育质量来说，城镇居民所交纳的学杂费也是较低的。

并且，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要大大低于城镇学生，这也导致教育补贴分布的城乡差异。我们估计的2002年城乡居民所享有的教育补贴分别为499元与247元。显然，城镇居民所获得的教育补贴是农村居民的两倍。

B、就业 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城镇的隐性补贴远高于农村人均收入

新京报：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就业了吧？

李实：农村人在城市就业，有一系列的门槛。首先可能由于你是农村的，城市中很多职业和企业对你不开放，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的工作选择上，差距就拉开了，可能你找的工作都是脏乱差的，并且工资也比较低。

找到工作以后，因为你是农村人，工作可能不稳定，因为城市不会按照城市人的标准给你提供社会保障，比如根据调查现在80%以上的农民工都没有社会保障。还有住房问题，到现在为止，农民工即使在城市里有了工作，城市的政府也基本上把农民工排除在外面。

新京报：都有哪些社会保障是根据户籍而定，只有城市人才享有的？

首先是住房公积金。1995年出台实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原则上覆盖全部城镇职工，单位与个人的缴存比例相同，这就意味着城镇职工个人所享有的住房公积金数量为其实际支付数量的2倍。

其次是养老保险。根据行业统筹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标准，单位的费率为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费大约为工资总额的8%。因此，该项补贴的数量约为职工支付的2.5倍，而该项实际收入为职工支付的3.5倍。

再次是医疗保险。根据1998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有关规定，我们可以认为职工医疗保险中的补贴数量为职工支付的医疗保险费用的3倍左右，该项实际收入为职工支付的医疗保险的4倍。

还有失业保险。根据1998年的《失业保险条例》进行计算，失业保险中的补贴数额为职工支付的保险费用的2倍，该项实际收入为职工支付的失业保险的3倍。此外，还有实物收入等方面的差距。

新京报：最终研究的结果是什么？

李实：综合考虑到各类隐性补贴形式，城镇居民所获得的隐性补贴总量为4275元，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所获得的人均收入水平。

C、成立家庭之后 户籍让差距“代际转移”

新京报：这些“隐性补贴”决定了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而这些差距又影响了下一代的受教育，对吧？

李实：如果你在城市工作生活，孩子也在城市，你的户籍在农村，孩子的上学问题就非常关键。现在毕竟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女进城以后都在打工学校、民办学校。调查显示，不少民工学校可能还不如农村学校，如果你把孩子带到城市上学，与其上民工学校不如把孩子留在农村，因为它的教育质量确实不容乐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孩子受教育的机会又和城市的孩子存在一个巨大的差别。这使得整个外来人口进城以后处于二等公民，弱势人群，低收入群体，很可能通过孩子的教育把这种不公平转移到第二代身上。

新京报：就是您所说的，工薪阶层、农民家庭的优秀子弟通过自身努力“鲤鱼跃龙门”、入职高薪管理机构和行业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不仅削弱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人力资本的效率，也导致收入阶层的不断分化与强化。

李实：这种收入差距目前最大的隐患就是等级观念的形成和贫富阶层的分化。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尼系数在0.3左右，上世纪90年代中期达0.42，但到了2010年，已经达到0.48。如果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分配问题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更事关社会稳定。

二、双管齐下破除“收入鸿沟”

新京报：如果想消除目前这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局面，还是从体制上下手？

李实：现在当然应该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做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同样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虽然收入不一样，但享受的公共服务应该是一样的。这个公共服务是收了政府的钱，政府对于你的公民来说不应该有这种差别性的待遇，不能因为出身农村给他的医疗保障或者水平低一些，城市居民就高一些。

同时，对于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和流动人口，应该逐步解决和改善他们的就业工作、公共服务等生存状况。当然，主要是通过从一些低水平层面提供公共服务，让他们获得社会保障，因为现在绝大部分农民工都没有社会保障。如果他们的生活出现了经济上的困难，能够得到城市对于低收入的社会救济。

高明勇记者手记：户籍制度忧思

“户籍出身等成为拉大收入差距推手”，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的研究发现。

5月24日他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将“收入差距”的问题再次推向前列，更把“户籍出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舆论认为，这一观点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共鸣。

户籍出身拉大“收入差距”，严格来说应该细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导致的收入差别，一种是本地城市户籍和外来城市户籍导致的收入差别。

在某种程度上说，后者是前者的转移、延伸和升级，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升级版”。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指出，“正是因为户籍没有放开，采取了转移人口临时居住证的制度，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无法正常享受到城市教育、卫生、社保、低保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而且在就业等方面，受到层层限制。”

周天勇把这界定为“中国走上了一条给未来积累巨大社会风险的城市化道路。”

1：教育 父母北京纳税，子女高考受罪

“户籍出身这些因素不仅拉大了收入差距，还有可能耽误几代人。”40岁的吴范（化名）愤愤不平地说。

吴范来自某中部省份，在北京担任某文化公司的高层，他和妻子每年的收入加起来将近二十万，在北京买了房，买了车，生活接近小康。

然而，最近孩子上学的问题困扰得他几乎难有言笑。

吴范的儿子今年15岁，马上就要升高中。“孩子成绩连续排第一，特长也很丰富，去某重点高中联系，负责招生的老师赞不绝口，然而就因为户口不是北京的，被拒之门外。儿子不理解，为什么一纸户口就这么大反差？”

问题在于，很多成绩和特长并不如他儿子的学生，却如愿被那些重点高中相中———差别就在于他们有北京户口。

“仅此一项，意味着我要至少付出20万。”吴范算了一笔账，现在孩子面临三个选择，一个是花钱到普通高中读书，但恐怕耽误孩子前程；一个是到某些国际高中读书，三年学费差不多要二三十万元；要么就是交钱去某些重点高中，但是托朋友一打听，没有几十万下不来。

“那样的话，我可能要考虑卖房了，肯定会从小康跌入贫穷。”吴范进退两难。

尤其是最近几天，马上全国高考了。这种“纠结”的心态，让吴范想到不久前《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那个《我在北京纳税 我儿高考遭罪》的标题更是让他深有体会，因为这也是他三年后必将面临的尴尬境地。

这种因“户籍出身”带来的收入落差，在《新京报》相关调查那里得到印证，26.7%的网友表示户籍出身拉大“收入差距”的体现之一，就是“子女上学困难”。

之前，有媒体报道，北京2009年年末的常住人口为1755万人，其中外来人口为509.2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9％。

这两个接近的比例，表明了饱受户籍之痛的外来流动人口群体之众。“我们能计算的是这几十万，无法计算的是孩子成长的机会成本，一纸户口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你说这值多少钱？能用钱来计算吗？”吴范的拷问或许是这一群体的心声。

周天勇说，让外来务工子女返回原籍高考，主要是目前高考制度设计的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把高考名额分到各个省份和地区”，这仍然是计划经济的做法。

有学者指出，这些现象表明户籍与出身这些与生俱来的东西，正在成为中国贫富差距和阶层差距的根本因素，“而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

2：住房 房子已成两极分化的分水岭

京城房贵，居之不易。

周天勇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阻碍农民向城市永久转移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人口固定迁入城市后居住成本的高低。

他指出，拆除城中村，限制城郊租房，不允许贫民窟存在，农村人口无法低成本迁入城市；城市的房价涨幅远远高于农民工工资，而目前的经适房和廉租房政策又无法惠及外来人口。

比如，《北京市城市廉租住房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城镇户籍，在本市生活”。《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明确规定，“申请人须取得本市城镇户籍时间满3年，且年满18周岁。”

其实，几乎在所有城市，有当地户籍就有条件购买经适房，而没有，对不起，只能选择商品房了。

而在北京，同样的地理位置，如果是经适房，每平方米只要几千元，而商品房则要数万元。一套房，两者相差以百万元计。

“仅这一项，足以形成两个阶层。”他对本报记者进一步解释，“可以说，房子已经成为两极分化的分水岭。并且，这一因素会产生‘马太效应’，以后的各大中小城市会出现两个阶级，一个是实力阶层，一个是交租阶层”。

根据周天勇的研究，一个社会，人口大部分如果不是由于休闲、旅游和商务而流动，而是因住宅和工作地分离、夫妻分离、代际分离、频繁寻找工作等原因剧烈并大规模流动，加上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不均，这个社会发生动荡的危险程度会极高。“实际证明，许多动荡发生于人口的这种非和谐和大规模的流动之中。”

3：就业 外地户籍工作机会上受到歧视

户籍出身拉大了“收入差距”吗？在新京报的调查中，高达63.5%的网友选择了肯定的答案，并认为“影响越来越大”。这一压倒优势的答案，并不让人感到多少意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李实那个“户籍出身等成为拉大收入差距推手”观点的呼应。

而在这种差距的体现上，也出现了趋同的一幕，参与投票的网友中，26.7%认为子女上学困难，25.5%认为社会保障一般，21.9% 认为收入福利不高，21.7%认为发展机会受限。

近乎均等的投票数，说明了户籍出身拉大了“收入差距”，已经严重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也让户籍“含金量”在日益增加。

北京律协不久前就出台了一个规定，要求只有档案在北京的才能在北京的律所实习，这意味着那些辛苦通过司法考试但没有北京户口的人，被挡在了首都的大门之外。在最应该讲法治和公平的行业，却公然发生着户籍和出身歧视，令人匪夷所思。

一年前，为取得北京户口，20多岁的央视女记者张某被假冒“国情局局长”骗财、骗色，而北京户口迟迟未办成，当时曾震惊舆论，而背景就是北京户口在“黑市”一度被炒至数十万。

有专家指出，之所以有人愿意花几十万去买一个北京户口，说明了北京户口带来的“利益”是要超过这个成本的，有需求才会有价格，“这也是从方面说明了户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研究员指出，在导致收入差距的因素中，城乡二元制的“贡献”占到60%左右。

周天勇表示，首先要做到“在城市中工作和居住达到法定时间的所有人口，都享受同一城市均等的公共服务，不得有身份的制度性歧视。”

尤其是在就业和工作机会上要完全平等。比如，公务员的考试和录取，不能以毕业学校的本地生源和外地生源，或者本地大学毕业和外地大学毕业为由，对学生报名、考试和录取设置障碍。

4：保障 被遗忘的群体，被遗忘的权利

外来流动人口的生活缺乏保障。这种保障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有些实实在在的补贴根据户籍发放，与流动人员无缘，其二是流动人员生存状态尚缺乏制度层面的关怀，和研究层面的关注。

不少专家学者也担忧：“一旦放开户籍限制，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城市，该怎么办？”

一方面，他们坦言即使不取消户籍限制，仍然会有大量的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这是趋势，无法阻挡。”

另一方面，对于“户籍出身拉大收入差距”，到底多大程度上拉大了这种差距，这种差距究竟体现在哪些环节，并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的数字。

一位学者透露说，研究“本地城市户籍和外地城市户籍导致的收入差别”的专家几乎没有。“没有专门的课题经费，就没人会去做专门的调查研究。对于有些专家来说，研究这种话题，还不如去做几场报告来得更实际一些。”

杨宜勇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不少人都在关注外来流动人口的实实在在的权利，却忽视了那些隐性的权利，比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后者是前者的来源。每年北京市的两会上，有多少人大代表是这些流动人口的代表？没有自己的代言人，一些权利就很难得到保障。”

因此，每年北京两会期间，鲜有人大代表站出来为外来流动人口的公平问题呼吁，倒是有某些人大代表走向另一个极端。比如，曾有人大代表建议“外地人员在北京购买商品房应该缴纳北京地方税”，并呼吁“北京本来就不是谁想来就来的”。

从启动至今长达6年时间、已经6次易稿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有望今年出台，杨宜勇作为咨询专家曾多次参与讨论该文件的起草工作，他告诉记者其核心就是缩小收入差距，理顺分配关系。

“同城同权”和“同工同酬”，是杨宜勇破解这种收入差距的“药方”。

同时，他也表示：“不是一个文件就能够解决好所有的问题，现在很多人都等改革，等文件，光等是没有用的。各种社会主体都要全方位参与互动，应该有一种更加强烈的参与感。”

农村孩子受教育的机会和城市的孩子存在一个巨大的差别，使得整个外来人口进城以后处于弱势人群，低收入群体，很可能通过孩子的教育把这种不公平转移到第二代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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