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发展和工商业的繁荣（一）（144）

农业的发展和工商业的繁荣

九九七年，宋太宗病死。太子恒（真宗）即皇帝位。从这时到一○六八年神宗即位前，宋朝经历了真宗（九九七——一○二二年在位）、仁宗（真宗子赵祯。一○二三——一○六三年在位）、英宗（濮王允让子赵曙。一○六四——一○六七年在位）三个皇帝的统治。宋朝建国以来的这一百年间，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显著的发展。

唐代中期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时期。垄断着政治、经济权利的门阀士族制和农奴性质的部曲制，日益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中期以后，门阀士族制和贵族世袭占田的旧制逐步瓦解。拥兵割据的军阀分享了门阀士族的部分权利。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扫荡了门阀士族势力和部曲制的残余。宋朝统一了各个军阀割据国后，在经济领域中，地主购置田地剥削佃客的租佃制关系得到普遍的发展；在政治上军事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的统治。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上出现的这些新变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这一变动的完成，又不能不反转来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

宋朝建国以来的一百年间，广大农民群众开垦了大量的农田，农业生产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随着租佃制关系的确立和农业的发展，工商业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手工业者作出了许多新创造。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火药火器的应用等等，都出现在北宋。适应着商业发达的需要，这时还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工商业的繁荣，成为宋代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个明显的新特点。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地主、商人中逐渐出现一批大地主、大商人。他们日益扩大土地占有，垄断商业利益，成为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一）农业的发展

农民群众经过辛勤的劳动，开辟了大量的田地，在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农作物品种等方面也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北宋时，南方经济的发展继续超越北方，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仍在东南。

一、户口的增加和农田的开垦

宋太宗时，全国户口，据各道、州户籍的不完全统计，共六百八十六万多户，无人口数。真宗以后的七十年间，所谓“承平既久，户口岁增”，户口记录不断在增长。一○○六年（真宗景德三年），全国实管七百四十一万多户，一千六百二十八万多口。一○三四年（仁宗景祐元年），增加到一千零二十九万多户，二千六百二十万多口。一○六六年（英宗治平三年），增加为一千二百九十一万多户，二千九百九万多口（一作丁）。记录中户多人少，显然是由于人民逃避赋役，分户别居，并且隐瞒了人丁的缘故。这些记录都不可能符合户口的实际，但反映出户口增长的趋势，是可信的。

宋初田地荒芜的现象仍很严重，太宗时，边远地区不用说，就是京畿附近的二十三州，约数千里的地方，田地的开垦也不过是百分之二三十。宋朝一再命令地方官设法招诱流民归业。经过广大农民群众的辛勤开发，垦田数在不断增长。《文献通考》等书记有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垦田数字，九七六年（太祖开宝九年），垦田数量是二百九十五万三千三百多顷。九九六年（太宗至道二年）统一北汉后的数字，是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多顷。一○二一年（真宗天禧五年），增加到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多顷。英宗时，《会计录》编者以为，这些数字只是按租赋得出的田亩数，并不是垦田的实际状况。一○二一年是北宋垦田数的最高额，此后再也没有达到这个数字。一○四九年（仁宗皇祐元年），垦田统计数只有二百一十五万多顷，减少约十分之六。说明这时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土地被隐瞒。《会计录》编者说“不出租赋的田亩有十分之七”，可能即据此而来。此后，田亩统计数又在上升，或许是数字来源不同。

垦田的增加，是广大农民的劳动功绩，也是和地主兼并土地作斗争的产物。北宋农民克服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在山地、江畔、海边开垦农田，作出了许多新创造。

圩田（圩音围wéi）——又叫围田。在低洼田地周围筑围，围外蓄水。五代时，江南已有圩田，一个大圩，方数十里，如同大城，中有渠道，外有闸门。旱时开闸引江水灌田，涝时闭闸制水。北宋时，圩田在南方进一步发展。太平州芜湖县万春圩，有田十二万七千亩，圩中有大道长二十二里。圩田能防旱抗涝，可以常保丰收。这是劳动人民的一项创造。

山田——南方农民在山地和丘陵的不同坡度上，筑成阶梯形的农田，称为山田或梯田。福建一带，开拓山垄为田，种植水稻。王安石在江西抚州，见到农民“山耕而水莳（音是sh@）”。韩琦诗：“晓入吴儿谷，危途信不虚”，“山鸟过云语，田夫半岭锄”，描写出农民在山田耕作的景象。沈括曾记载官吏查核山田漏税，说明那时山田已有相当的数量。无地或少地的下户农民开拓山田，扩大了耕种面积。

淤田——河水冲刷的淤泥，用决水法引入田内，使土质肥沃，称淤田。仁宗嘉祐（一○五六——一○六三年）时，绛州正平县南董村农民，利用村旁马壁谷水，淤浚田五百余顷。原来亩收谷五、七斗，淤田后增收到两、三石。神宗时，此法推广，取得一定的成效。

沙田——江淮间，江边海畔出没不常的沙淤地，农民利用来耕作，称沙田。江水激于东，沙田涨于西；江水激于西，沙田又涨于东。沙田涨出，及时耕种，地常润泽，可保丰熟。仁宗时，曾一度免除明、温、台三州沙田的民税。神宗时，温、台两州九县被查出的沙田就有一千一百余顷。

葑田（葑音封f5ng）——江南大湖中有茭、蒲等，年久，根从土中冲出，浮于水面，厚数尺，可延长几十丈。在上面施种，即可生长，称为“葑田”。后来，农民进一步作木排，在上面铺泥，种植庄稼，称为“架田”。

二、农作物的交流

北宋的建立，消除了南方和北方交通的障碍。各地农民群众得以彼此交流培育农作物的生产经验，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水稻——水稻是宋朝主要的粮食作物。宋太宗时，江北诸州学习南方，种植水稻。河北沿边屯田使何承矩调集各州军士一万八千多人，在雄、莫、霸等州兴筑水田，引种江东早稻，获得成功。此后，河北、河东、京西等路都逐步推广种稻。

越南劳动人民培育的占城稻，北宋时传入中国，先在福建一带种植。一○一一年，福建取占城稻种三万斛，分到江、淮、两浙路推广。占城稻成熟早、抗旱力强，并且“不择地而生”，适于普遍栽种。杨亿《谈苑》记载：汝州鲁山，也种植建安来的早稻种，说是“此稻耐旱，繁实，可久蓄，宜高原”，当地人多种此稻，年年有好收成。杨亿所说建安来的早稻种，可能也是占城稻。据此，占城稻不仅在长江流域推广，而且也传播到北方。中国农民从越南劳动人民学习种占城稻，又在南方和北方交流，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中越两国人民在历史上长期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凝结成深厚的友谊。占城稻的传播，是一个显著的事例。

南方农民多年来培育出很多优良的稻种。宋太宗时，福建南剑州水稻有金黍、赤鲜、白稌（音途t*）、先黄、金牛、青龙、虎皮、女儿等十一种。洛阳有和尚稻。苏州有师婆粳、箭子稻等。箭子稻品种最佳，每年运送到东京。

这些水稻优良品种的培育和交流，提高了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北宋时，两浙路产量最高。苏州一般年成，每亩产米二到三石。

麦——麦是北方人民的重要粮食作物。北宋时，逐渐在南方推广种植。宋太宗时，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种稻地区的农民，从淮北诸州得到麦种，推广种麦，并种植粟、黍、豆等作物。

茶——北宋建国后，南方茶叶大量运销北方。南方各地普遍种植茶树。淮南、江南、荆湖、福建和川蜀地区，种茶的农户（园户）极多。茶叶的制作，分为片茶、末茶两种。制作的技术，也更为提高。

甘蔗——福州、明州、广州、汉州和遂州都有许多“糖霜户”，种植甘蔗作糖霜。糖霜远销到海外。

三、农具的改进

千百年来，广大农民群众在生产劳动中，不断创造和改进着各种生产工具。北宋农民在继续改进各种农具的同时，还使用了一些新农具。

踏犁——九九四年，宋州、亳州（亳音博b#）等地耕牛疫病流行，半数以上不能耕作，有人献“踏犁”，以人力代牛耕。一○○五年，河北因辽朝侵扰，耕牛多死，耕具颇缺，取淮、楚民间踏犁式样仿造。据说踏犁用四、五人耕稼，相当牛耕的功效一半，但比用 （音决jué）耕，效率提高一倍。

秧马——苏轼在武昌看到农民种稻插秧用“秧马”，说是比弯着腰插秧，劳动强度大为减轻。秧马后来得到推广。

水车——最早大约出现于东汉时期，是一种用人力转动的翻车。宋朝推广种水稻，农民群众用多种水车引水灌溉。较为普遍使用的人力翻车，称龙骨车或踏车。据说是水具机械中比较“巧捷”的一种。江南、湖南路又有一种“筒车”（水轮），不用人力，借水力运转灌溉。梅尧臣有诗说：“既如车轮转，又若川虹饮，能移霖雨功，自致禾苗稔。”筒车要比两浙的踏车既省人力，功效又高，是当时最为先进的一种灌溉工具。由于水车的广泛使用，劳动农民部分地征服了干旱。王安石的好友王令作《答问诗》咏水车说：“旱则我为用，尔龙

尚何谓！”水车用于抗旱，胜于‘龙王’，意义是很大的。

四、水利的兴修

农民群众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是促成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北宋神宗以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水利兴修，但在局部地区，仍有一些水利工程，便利了农业生产。宋太祖时，琼州度灵塘开修渠堰（音燕y4n），灌溉田三百余顷。宋太宗时，戍兵一万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滹沱河水灌溉稻田。真宗时，开深州新河、霸州滹沱河、静戎军鲍河、镇州镇南河，又自嘉山东引唐河水至定州，引保州赵彬堰徐河水入鸡距泉，从此河北平原中部田地都得到灌溉之利。仁宗时，唐州修复陂渠，引水灌溉，据说数万顷薄地变为肥田。福州三县农民八万九千（人次），修通渠浦一百七十六条，共计长二万一千九百多丈，可溉田三千六百余顷。河东路九州二十六县农民，修浚水利田一万八千余顷。蜀江置堰溉田，兴元府褒斜谷有六堰浇灌民田，当地农民订立“堰法”，每年春天轮流修堰，保证了长年的灌溉。英宗时，泰州农民创筑涵管，引水灌田，克服了沿海缺少淡水的困难。

沿海劳动人民修塘捍海，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真宗时，民工数百万，修固浙江捍海塘，一年多修成，控御了海水。仁宗时，民夫四万多人修建通州楚州捍海堰，修成后使海水泻卤之地，化为良田，并阻挡住风潮的袭击，保障了农业生产。

（二）手工业的兴盛

随着造船业的发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北宋时指南针已经普遍地使用于航海。造纸业和刻版印刷业也迅速发展，仁宗时工匠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也被大量用于制造武器，火器的制造取得了成就。此外，诸如纺织、染色、制瓷、矿冶等各部门无论从原料的采集、生产过程和产品种类、数量方面，都有显著的进展。各业的作坊，规模之大，也超越了前代。

一、造船业的发达和指南针的普遍使用

北宋建都东京，依靠东南漕运，漕船是必不可缺的运输工具。宋太宗时，各州岁造运船三千多艘。官营作坊制造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战船、漕船、使船、龙船，民营作坊制造民用的商船、游船。

北宋在东京设造船务，各地重要州军设官营造船作坊。长江两岸交通要冲还设有专门修船的场所。

内河航行的船舶，最大的叫做“万石船”。远涉重洋的民用海船，称为“客舟”，可载二千斛粟。据说“上平如衡，下侧如刃”，“又于舟腹两旁，缚大竹为橐（音驼tu$）以拒浪”。船上的设备包括抛泊、驾驶、起碇、转帆和测深等方面，比较齐全。这样的海船，在当时世界上是较先进的。朝廷用的海船，称为“神舟”，其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都相当“客舟”的三倍。

造船业的发达，促使远洋航行技术不断进步。北宋海船已使用指南针测定航行方向。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了罗盘仪构造的基本原理。朱彧（音玉y)）《萍洲可谈》和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舟师在航行中，夜观星，昼观日；遇阴晦天，白天黑夜都看指南针。当时用的是指南浮针（即水罗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对发展海上交通，推动世界各国人民的往来，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印刷业的发展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唐、五代开始应用的印刷术，到北宋时才有了普遍的发展，广泛用来刻印书籍。国子监刻印的书，后世称为监本。各地官府也刻印书籍。书院、家塾也印书。民营的书坊、书肆、书籍铺，分布更广，刻书、卖书，成为世业。民营书坊刻印的书，后世称为坊本。北宋初，成都刻《大藏经》十三万板，国子监刻经史十多万板，从这两个数字，可以看出当时印刷业规模之大。

东京、杭州、蜀中、福建是北宋印刷业的几个中心。北宋“监本”书大半在杭州刻印。当时人评价：木板书以杭州为第一，蜀本次之，福建最下。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版，取其易成而速售，但不能持久。东京印板，不比杭州差，但纸不佳。上海博物馆藏有北宋“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刷广告所用的铜板，证明当时民间也已掌握了雕制铜板的技术。

沈括《梦溪笔谈》记有仁宗庆历中，布衣（平民）毕昇发明活字板的事迹。办法是：用胶泥刻字，每字一印，用火烧硬。先设一块铁板，板上敷匀药品（松脂、蜡、纸灰等合制而成）。印刷时，把铁制的框子放在铁板上，在框子中排列胶泥活字，制成一板。再用火烤板，使药品熔化，用另一平板从上面压平，使板上的字面平整。冷却后，就可用墨印书。毕昇也用木头刻过字，但木材纤维有伸缩性，沾上水后会膨胀起来，排板时就高低不平，而且和药粘连一起，不容易弄掉，不如泥字方便。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三、兵器制造业的进步和火药的应用

北宋初年，由于作战的需要，对兵器制造极为重视。东京南、北作坊每年制造涂金脊铁甲等三万二千副，弓弩院每年制造角弝弓（弝音霸b4 ）等一千六百五十多万张，各州作坊制造黄桦黑漆弓弩等六百二十多万张，数量极大。又设广备攻城作，领有火药、猛火油等十一个作坊，制作之法，严禁外传。

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北宋发展到新的阶段。恩格斯说：“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①北宋已经利用火药制造燃烧性的火器，随后逐步制造爆炸性的火器。曾公亮《武经总要》还记载了制造火药的三个详细配方。宋初，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灭南唐时，用过火炮、火箭。一○○○年，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火箭、火球、火蒺藜。一○○二年，冀州团练使石普说能制火球、火箭，曾由真宗面试。据《武经总要》记载，火箭是“施火药于箭首”。火球（引火球、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火鹞（铁嘴火鹞、竹火鹞）、烟球（烟球、毒药烟球）是点燃后用炮放。火炮用于攻城，蒺藜火球使敌骑受伤，毒药烟球使敌人中毒，口鼻出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