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8:富裕的质疑 -吴扬文 -搜房博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23: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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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中,中国日渐表现过一种罕有的自信和豪情,而且越来越强烈。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这种情绪并非来自民间,而更多是政府率先,之后也将一部分民众带动起来。分析这一情绪获得快速滋长的原因,表面上看,是经济社会发展和超日赶美的GDP数字好看,这一豪情在去年年底至今年上半年达到高潮,以至于让许多兴奋的国人,都以为自己真的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主导者和富裕国家。


    稍懂历史的都会知道,在这个古老国家,素有“举一国之力办好一件事”的传统,过去是帝王,今天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因此,举一地方之力或者宣一时之传来推助强盛与崛起,在概念上是很好演绎的。这一点上,但凡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几乎都有惊人的相似。而不久前,有报道称加勒比海上的岛国古国终于开始改革铁饭碗,发展市场经济而不论姓资姓社,庶几可以折射一些中国式的“富裕”。


    有着长久贫困历史的中国社会,对于“富裕”的实质认知一直是个困惑和问题。“富裕”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我看,除了金钱数量上的比对,不会有太多人回答得上来。而今天的实际情况,则无论身份和地位,每个人都有着类似于火山口般的焦虑与不安,这样的心态,正好与甚嚣尘上的“富裕”相反,也恰是中国最普遍也最真切的实际。所以,真正的富裕,以及由此而生的从容,优雅,以及内心的平静,距今天中国的现实其实很遥远。看到根底,才会发现,中国远非“富裕”,而是很“穷”。因此,“富裕”和“强盛”这个词语在中国的流行,实则类似于25年前的“万元户”,更多是一个中国留给自己也显示给别人的自慰,以及中国性中特有的自我吹嘘与虚荣。有一篇博文写出了中国所谓富裕和成功者们的真实境况:外表光鲜,内心苦楚,企业越大,越是欠一屁股还不清的债务,处在无穷无尽的忧烦与挣扎之中。这样的“富裕”,实在是挨罪。


    然而,这些尚且都还没有论到中国“富裕”的本质。富为财物多,裕指丰饶,也有宽大容物的修养之意。所以,富裕一词,当作财富丰实而包众宽容之解,也寓示富而施仁安邦兴业。对于这个“富”与“裕”,在中国性中却似乎十分走样,且从来都只与“权”与“贵”相应,除此而外,“富裕”不再有更多的意涵。


    所以,中国的“富裕”从一开始便有着历史的纠结。一方面是出生便与“权贵”有着天然的姻缘,另一方面中国世俗价值观对“富裕”则存有一种天然的恶感。“为富不仁”,“富贵淫逸”这类陈词,直接显现出中国性“富裕”的价值评判,这一评判标准背后,是中国历史以来由集权与庶民所构阶级矛盾的深刻烙印,直到今天,这一烙印并未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而得以去除。基于这一烙印,推及至中国性的社会逻辑中,若要“富裕”,便必行“不仁”,若要“富贵”,便可以不择手段,而不仁与不择手段的最高境界,便是攀附权贵或自成权贵。所以,当一部分中国人先“富裕”起来之际,也就意味着准允这一部分人可以不择手段巧取豪夺了。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中国富人们至今无胆量参加巴比邀请的慈善晚宴,不能以正面示于公共社会,究其根源,便是中国性中“不仁”的价值推定。


    倘若仅只是价值推定,便等于法律上的“有罪推断”一样,将因违反人性和粗暴武断而被抛弃和否决。而中国的“富裕”,恰恰不在推定,而在其强大的现实真实性。所以,中国的富裕并非是虚假,而只是将“富裕”与“权贵”紧紧捆绑在了一起,于是身份便值得质疑。这样的捆绑和复合,也很让世界们感到困惑,并在中国的官场与商场上常常迷失方向。比如比尔.盖茨与巴菲特来到中国,要与中国的富豪们谈谈话,讨论一下慈善募捐,便发现,中国的富豪们,在一夜之间蒸发了。


    不过,对于中国性的“富裕”特色,至今尚无任何经济学家提出质疑。这种原因,无非是经济界的专家和学者们,都被“富裕”与“权贵”所抛出的绳索套牢,专家学者们的眼睛,也变得只以看懂“富裕”与“权贵”们的脸色为要,所以,凡是中国的经济评论和文章,都可以分为“富”与“权”两派,它们有时也会阵垒分明,相互论战,为的是各护其主,而更多时候,二者则都是相互致意和谄媚,因为它们的根本,都在一条因果链上,彼此谁也离不开谁。有时偶有几个在野者,还会被他们所招安,于是如此一来,世界也就平平安安了,所有的统计数据,都是十分的妥贴好看。而实际上,这个国家的富裕,早已被掏空,剩下的只是一架好象的纸糊的红灯笼。


    尽管如此,幸亏这个世界并非仅仅只有一个中国,而世界性也并不只是一个中国性。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著写《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及成因》时,就提出了作为一个公民可自由取得财富的种种正当途径。他认为,社会财富来自劳动,而人类若要进入更伟大的境界,最有效的办法是保持自然所规的正常秩序。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只要遵守正义之则,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追逐自己的利益,并允许他把自己的勤劳和资本投入到与同伴们的自由竞争中去。而与此同时,亚当.斯密也指出了国家机器在这一国民财富形成过程中应起到的立法与自律的尺度,也正是这种尺度,框定了“权”与“贵”不得任意而行,国家权力的职能并非可以无限扩张。而在这一双重前提下,国民财富的积累,以及其增长方式,便可以全然交由自由经济市场的“第三只手”来完成。至于这一“第三只手”究竟是什么?生长在哪儿?意欲何为?亚当.斯密没有说明,他只告诉我们,这只手我们都看不见,但存在。我想,亚当.斯密所言,就是在说天道的公平和正义吧。而一切失去公平正义的富裕或者权力,其所谓的存在,则必然虚无,它们所有的命运,其最后的证明都仅仅只是时间的问题。